我把这些弓箭手安排在战斗机周围（战斗机的起落架会给他们一些保护，防止来自背后的导弹）。每两个弓箭手之间部署四个人：两个掷矛手，另外两个，一个用铁头木棍，一个用战斧和飞刀。这种部署从理论上讲应该能对付任何距离上的敌人，从静态平衡场的边缘到短兵相接的搏斗。
实际上，如果敌人知道现在的兵力对比几乎是六百比四十二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每人拿一块石头闯进来，用不着什么特殊武器就能把我们打个屁滚尿流。
假设他们知道静态平衡场是怎么回事的话，那他们的技术在其他方面还是很先进的。
几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四处走动，烦躁透顶，等待死亡的到来。
没人可以交谈，所能看见的只有那颜色一成不变的灰色圆顶、灰色的雪、灰色的飞船和几个作战服变成灰色的士兵，再也看不到别的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可听、可尝、可感觉，只有你自己。
我们当中那些仍对这场战斗抱有兴趣和信心的人，一直在圆顶的底部观察，等待着第一批托伦星人冲进来，当进攻真正开始时，我们过了片刻才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
托伦星人从空中发起了进攻，而不是从地面上。密密麻麻发射而至的箭，穿过圆顶，从离地面约30米高的地方，射到圆顶的中心。
我们的盾很大，稍稍蜷曲身体就可以保护全身。那些看到发射而至的箭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保护自己，而那些背对着箭射来方向的人或正在睡梦中的人，就只有靠上天保佑了。没办法发出警告，因为箭从圆顶边缘射到中心只需三秒钟。
我们很幸运，只损失了五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弓箭手舒比克。我拿过她的弓，大家在默默地等待着，期待着一场地面搏斗立刻到来。
什么也没有发生。
半小时后，我沿着防御阵地走了一圈，用手势向大家说明如果发生情况应该首先做什么，我让他们首先触一触自己右侧的人，依次类推，把信息传递下去。
可能正是这种做法才使我大难不死。几小时后，第二批箭从我背后射来时，我觉出我右边的人用肘推了我一下，我一转身，看到托伦星人的箭铺天盖地直飞过来，我刚用盾牌护住头，盾牌就被击中了。
我调好了弓，从盾牌上拔下三根箭，这时，地面进攻开始了。
那情景非常奇特，令人难忘。大约三百个托伦星人同时冲进了圆顶，他们肩并肩，从四面八方向前挺进。他们每人手中都拿着个盾牌，盾牌很小，几乎遮不住他们宽大的胸膛。他们不断地向我们发射和我们使用的极为相似的箭。
我把盾牌挡在胸前，盾牌的底部有一个装置，可以使它立在地上。我刚射出一箭，就发觉机会来了。我的箭穿过一个托伦星人盾牌的中央，射进了他的作战服。
这简直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对方那些箭除了奇袭没有多大效果——但当一支从背后射来的箭从头顶上掠过时，也会令人不寒而栗，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的二十支箭箭无虚发，消灭了二十个托伦星人。每当一个托伦星人倒下时，他们马上缩紧阵形。你甚至不用瞄准。在我的箭用完之后，我试着把他们的箭投回去，但他们的盾牌防御这种小箭是绰绰有余的。
托伦星人还没有冲到可以和我们进行肉搏战的距离就已经损失过半，大部分都是被我们的箭和梭镖消灭的。我拔出剑，等待着。他们的人数仍远远超过我们，可以以三对一。
当他们离我们有1O米远时，使用环形刀的人们有了用武之地。尽管那旋转的环形刀很容易被发现，而且需要半秒钟才能射中目标，但大多数托伦星人的反应也是同样的迟钝。他们只会举起盾牌，挡开飞来的利刃。这时，锋利的刀刃就会轻而易举地劈开他们的盾牌，就像嗡嗡响着的锯子切开纸板一样。
和托伦星人开始进行肉搏战的时候，我们首先使用的是铁棒，这是些长约两米的金属棒，上端逐渐变细，两边开刃，成锯齿状。托伦星人简直就是些冷血动物，他们毫不畏惧，视死如归，直接用手抓住铁棒前端锋利的刀刃。在你想把铁棒从已经死去的托伦星人的手中拔出时，另外的托伦星剑手就会挥舞着1米多长的弯刀把你劈死。
除了长剑外，托伦星人还使用了一种类似砍刀的武器，但它可以伸缩自如，前端是约l0厘米长的挂满了倒钩细线。这种武器十分危险，即便是它第一次没能击中目标，那些带着倒钩的细线还可以弹回来，令人防不胜防。实际上，这种武器的命中率极高，它可以绕过盾牌，缠住我们的踝关节。
我与列兵艾里克森背靠背站着。靠我们的剑，我们还可以坚持一些时间。
当托伦星人减少到不足三十人时，他们转身开始撤退。我们跟在他们的身后向他们投梭镖，又消灭了三个。但我们并不想恋战去追赶他们，以免他们被逼急了又返回来和我们拼命。
我们只剩下二十八个人站在那里。差不多十倍于这个数字的托伦星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但这还是不能让人满意。
他们前来增援的三百人很快卷土重来。要是这样，我们就撑不住了。
我们从一具具尸体上把箭和矛拔出，没人去收回那些尖头铁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查利和黛安娜仍然活着。希利波尔成了尖头铁棍的牺牲品之一。其余还有两位军官，威尔勃和斯德罗夫斯基。鲁德科斯基还活着，但奥尔班中了一箭。
经过一天的等待后，我们发现，敌人可能决定展开消耗战，而不是重复地面战。箭持续不断地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射进来，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密集，而是零零星星、三三两两的。谁也不可能永远保持警觉，每三四个小时我们中就会有一个被击中。
我们轮流休息，每次两个，到静态平衡场发电机的上部睡觉。其他人则坐在战斗机的正下方，那儿最安全。
时不时地，一个托伦星人会在静态平衡场的边上露出头来，显然是想看看我们还剩下多少人。有时候，我们会向他射一箭，只为了练习一下箭法。
几天后他们不再向我们放箭，我想他们的箭可能已经耗尽了，也可能是因为发现我们仅剩下二十几个人的缘故吧。
还有另一种可能。我取来一个尖头铁棒，走到静态平衡场的边缘，把铁棒伸到外边约1厘米处。当我把铁棒抽回来时，我发现铁棒的顶尖部分已经熔化。我给查利看了看，他前后摇了摇身体（穿着作战服点头时就是这副模样）。这种事以前发生过，是在有一次静态平衡场工作失常时发生的。他们想用激光对静态平衡场进行饱和攻击，等我们惊慌失措关闭发动机时，趁机动手。他们此时可能正在自己的飞船上玩着托伦星版的皮纳克尔纸牌游戏。
我极力地理清自己的思路。在这种充满敌意的恶劣环境下，人们很难使你的思想长时间地集中在一件事上，感觉似乎都不存在了。每隔几秒钟你就得抬头观察是否有敌人的箭袭来。查利说过什么，就在昨天，我极力地想回忆起来。当时他的主意不可能有用，可他究竟是怎么说的呢？终于，我记起来了。
我把大家集合起来，在雪地上写道：把新星炸弹从飞船中卸下。运到静态平衡场边。转移静态平衡场。
司德鲁科知道飞船上存放工具的地方。幸运的是，在启动静态平衡场的时候，所有的通道都是开着的。通道都是电子控制的，要是当时关闭了的话，就会被冻住。
我们在发动机舱找到了一套扳手，然后来到驾驶舱。司德鲁科打开了一条通向弹药舱的通道，我跟着他沿着一条仅有1米粗细的通道爬了进去。
我原本以为那儿一定是漆黑一片，可进去后发现，静态平衡场发出的微光能够穿透机身，照亮通道。弹药舱太小，只能容下一个人，所以我就在通道尽头等候司德鲁科。
弹药舱的门并不难开，司德鲁科转动门上的把手开开了门，我们立即开始工作。可是，把新星炸弹从固定支架上取下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司德鲁科返回发动机舱取来一根撬棒，很快卸下了一颗炸弹，我卸下了另一颗，随后，我们把炸弹滚出了弹药舱。
我们刚把炸弹运出来，安吉列夫就开始干了起来。使炸弹进入战斗状态非常简单，只需打开弹头上的引信，然后开启爆炸延时装置，解除保险就行了。
我们立即行动，很快把炸弹搬到了静态平衡场的边缘，六个人抬一颗，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向站在静态平衡场发动机控制杆边上的四个人挥手发出了信号，他们提起控制杆，向相反的方向走了十步。炸弹消失在静态平衡场的边缘。
无疑，炸弹爆炸了，爆炸瞬间产生的热量不亚于太空中一颗恒星内部的热量，甚至在静态平衡场里，我们也感到了它们的威力。静态平衡场圆顶的约三分之一部分一时间发出粉红色的光，但随即又恢复了原来的灰色。这时我们觉得有一点加速，就像你在一个慢速电梯里感觉到的那样。这就是说我们正慢慢滑向弹坑底部。这弹坑底部是坚硬的吗？还是我们会陷入熔岩，就像一只沾在琥珀上的苍蝇？——想这些已经没用。要是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战斗机上的十亿瓦激光发射器杀开一条廊路冲出去。
无论怎样，我们还有十九个人。
有多长时间了？查利在我脚边的雪里画出这几个字。
这真他妈是个绝妙的问题，我所知道的就是两枚新星炸弹所释放出的能量，我不知道它们能产生多大的火球，而这能决定爆炸时温度的高低和弹坑的大小。我不知道周围岩石的耐热力，或它们的熔点。我写道：一个星期？不知道，只有自己去琢磨了。
飞船上的计算机本该在千分之一秒内将有关信息传递给我，但却没有。我开始在雪上写方程式，试着算出外面温度降到500度时所需要时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安吉列夫的物理知识是更现代的，他也在飞船的另一端进行运算。
我的答案是在六小时和六天之间（要是六个小时的话，周围的岩石必须具有铜的导热性能），而安吉列夫的答案是五小时至四天半。六个人同意我的结论，其他人不置可否。
我们睡了很长时间，睡醒后，查利和黛安娜在雪上画出各种符号来下棋，我又开始考虑冷却时间的问题。我把运算的数据又反复验算了几遍，得到的结论都是六天。我还按安吉列夫的方法算了几遍，发现他的计算结果也有根据，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结论。
把炸弹投到外面去的那天，我们还剩下十九个人，六天以后，当我把手放在发动机的停止开关时，我们还是十九个人。可一旦我关闭静态平衡场，外面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呢？可以肯定的是，爆炸把周围所有的托伦星人都消灭了，但很可能在较远的地方，他们的预备队正耐心地等在弹坑的边缘呢！至少我们知道，外面的温度已经不能使伸出去的铁棒熔化了。
我把剩下的人均匀地分散开，以免被托伦星人一举全歼，然后做好准备，万一有什么不测时，立即重新开启静态平衡场。
一切就绪后，按下了停止开关。
我的无线电对讲机仍调在通用频率上。在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寂静之后，耳机里突然传来了各种响亮而又兴奋的嘈杂声。
我们处在一个宽度和深度均为约1公里的弹坑的中央。弹坑四壁是闪闪发光的黑色岩石，上面遍布着红色的裂缝，坑壁依然很热，但已不再有危险。我们停留的半球已经塌落到弹坑底部的40米之下，岩浆滚滚，热浪翻腾，所以我们就好像呆在一个孤零零的基座上。
托伦星人已经无影无踪。我们冲向飞船，给飞船加满了冷却空气密封好后，解开了作战服。我并没有以长官自居，第一个使用那个唯一的淋浴器，而是坐在一个加速使用的坐椅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尽情地享受着摆脱了作战服里那令人难忍的循环气体后的欢娱。
这艘飞船设计的最大载客量是十二人，所以我们不得不轮流在船上休息，始终有七个人需呆在外面，以免过分损耗飞船上的生命保持系统。
我不断重复地呼叫着另一架战斗机，它还在六个光速星期之外的地方，告诉他们我们目前情况很好，正等待他们前来营救。我确信他们还有七个空铺位，因为通常执行战斗任务的机组只有三人。
能够四处走动并相互交谈真是好极了。我正式宣布暂停等候救援期间的所有的军事活动。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布瑞尔手下反叛团伙的幸存者，但他们并未对我表现出敌意。
我们玩了一种思乡怀旧的游戏，把我们在地球上所经历过的不同的时代进行比较，憧憬着七百年后我们返回那儿将是何等景象。但没人提起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下次回去，至多能休几个月的假，然后，又会被派去参加另一支特遣部队，投入新一个轮回的战斗。
一天，查利问我的名字出自哪一个国家，对他来说，这名字听起来有点怪。
我告诉他这名字来源于未设有字典的地方，如果我把它正确拼出的话，那看起来会更怪的。
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用了足有半小时的时间向他解释我名字的出处。
从根本上说，我的父母是嬉皮士（20世纪末期一种副文化，摈弃物质享乐，推崇所有的奇思异想），他们和其他嬉皮士们一起住在一个小的农耕社团里。当我妈妈怀孕时，父母并没有按传统结婚：如果结婚的话，女方就要用男方的名字，这就意味着她是他的财产。他们感情丰富，爱恋至深，于是，他们决定都改掉自己的名字而用同一个名字。他们骑车去了最近的城镇，一路上不断争论着什么名字才能体现他们圣洁的爱情纽带。我差一点儿就能拥有一个更短的名字一但他们最终定名为曼德拉。
曼德拉是一个车轮状的、嬉皮士们从别的宗教里借来的一个图腾，它代表宇宙、宇宙的思想、上帝以及一切需要象征性图腾的东西。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怎么拼这个词，当地的地方法官根据那词的读音确定了现在的拼写。
他们叫我威廉姆，以纪念我的一个曾经家财万贯的叔叔。这位叔叔后来很不幸，死的时候一文不名。
《千年战争》作者：＇美＇ 乔·霍尔德曼
第十章
这六个星期过得相当愉快，谈天，读书，休息。
另一艘飞船在我们旁边着陆并且真的有七个空铺位，我们重新编配了机组成员，以便每艘飞船上都有人能在飞船上预先设定的控制塌缩星跳跃程序出现故障时使它脱离危险。我决定随前来救援的飞船一同行动，希望在那里能有一些新书，但事与愿违。
我们进入加速舱后，立即起飞了。
我们长时间地呆在舱里，就是为了避免整天在拥挤的飞船里看相同的脸孔，依现在的加速率，我们将在十个月内回到镇关星，这当然是按飞船上的时间计算的，假定从一个客体的观察者的角度说，我们得用三百四十年（减去七个月）才能到达。
在镇关星周围的轨道上有成百上千艘飞船。这真是太糟糕了，有这么多敌人飞船的存在，回地球休假只能是痴心妄想、一厢情愿了。
就我而言，我更有可能被送上军事法庭而不是休假。全连损失超过百分之八十八，其中许多人的死是因为他们对我没有足够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