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工作对象。它自己给自己提供营养物质，自己是自己的工作对象。它自己是自己生存的唯一基础和最终目标，又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有力推动力。它将这个目标展开在“自然宇宙”现象的和“精神宇宙”的世界历史现象中。
如果我们没有“理性”观念，没有“理性”认识，那么现在开始研究世界历史，至少应该确信有“理性”存在。我们还应确信，智力和自觉意志的世界必须在“自知的观念”下表现自己。我现在和将要说的，是对这门科学的概观，是我们的考察将要得出的结果。从世界历史角度看，世界历史是种合理的发展过程。这是“世界精神”合理而必然的路线。“世界精神”的本性永远是同一的，并体现在世界各种现象中。这种本性是历史的最终结果，但我们又必须接受实在的历史。我们要从经验上研究历史，但不要被职业史学家所左右。我们应遵守的第一个条件是，忠实采用所有历史的东西。在具有科学名称的所有领域，“理性”特别应该清醒，反省必须活跃。谁用合理的眼光看世界，世界就向谁呈现合理的样子。二者的关系是相互的。
关于理性向来且一直统治着世界，统治着世界历史的流传很广的信念，我只举出两个形态和观点。因为这使我们能详细考察那个难题，又可表明进一步讨论的主题。
（甲）——希腊人阿那克萨哥拉提出，“奴斯”统治着世界，而“奴斯”就是“理智”或“理性”。太阳系运转所依赖的法则，就是“理性”。但太阳与依照这些法则绕太阳旋转的行星，并没意识到这些法则。
这种思想是说，自然遵循着普遍的法则。我们要提到的这种思想在历史中的运用，标志着人类精神历史上的新时代。苏格拉底采用了阿那克萨哥拉的这种理论。苏格拉底的不满之处在于，阿那克萨哥拉将这种理论运用于自然时的缺陷。从这个原理中，并没有演绎出“自然”。这个原理始终只是一种抽象观念，因为“自然”没有被表明为“理性”所创造和从“理性”产生。我要提醒各位注意的区别是：一个概念、原则与那仅仅被抽象掌握、需要进一步被确定的真理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影响哲学的所有结构，后面还要谈到。
我们其次要注意的，是“理性”统治“世界”思想与应用的宗教真理形式间的关系。这种宗教形式是，世界由神意统治，并不听凭偶然原因和表面变故。神意是支配人间事变的原理，是符合上述理论的。因为神意赋有一种无限的权力，来实现其世界绝对合理的最终目的。“理性”是完全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思想”。这种信念与我们理论间的差别，正如阿那克萨哥拉理论与苏格拉底对其要求间的差别，因为那个信仰本身就是不确定的。这只是信仰普通的“神意”，并不进一步应用它或展现它与全部人类历史的关系。阿那克萨哥拉及其所代表的希腊意识，还不能将普遍原理应用到具体事物上，也不能从前者中演绎出后者。首先试图阐明“具体”和“普遍”相结合的人是苏格拉底，而我们不能满意于普通的神意信誉和那抽象的、未经详细界说的“神意”信仰。与此相反的是，我们必须热衷于认识“神意”的各种途径、手段和表明，体现神意的历史现象与普通原理间的关系。我现在间接提醒的重大问题是，关于认识上帝的可能性问题或认识上帝的不可能主义，这违反了《圣经》为信徒所规定的认识上帝的最高义务。现在上帝超出了我们的范围，被置于我们的知识之外，我就可任意幻想，不需要将“神圣”看做知识的来源了。我始终不愿放弃讨论的是，“理性”过去甚至一直支配世界的命题与认识上帝可能性问题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启示使人们认识到上帝是什么，这给了我们认识上帝的可能性和义务。尽管上帝喜欢那些不具有丰富精神素养的人，但它仍将那些对它有深入了解的人看做自己的子女。人们终究会理解活跃“理性”的丰富产物，就是世界历史。曾经有过热衷在禽兽、植物和孤立事变中，显露上帝智慧的风气而神意既然体现在这些事物中，为何不会体现在世界历史中呢？我们不能想象上帝如此软弱，以致不能大规模地运用它的智慧。“理性”就是“神圣的智慧”，永属同一，没有大小之分。我们的认识目的，就是它在现实的、活动的“精神”领域中确实地完成。我们处理这个主题的方式，是明了世界的罪恶，以及思维精神和邪恶存在的调和。一方面需要觉察世界的最终设计；另一方面就是这种设计体现于现实之中，罪恶不能长久保存。如果那些使用“理性”名词并认定其对世界统治权力的人，还不明了其特点和构成，那么我们首先需要适当界定“理性”。
（乙）——考察“理性”本身的使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就等于询问世界最终的计划是什么？需要考虑的是：一、计划的抽象内涵；二、计划的实现。
我们要注意的是，世界历史属于“精神”领域。但“精神”及其发展过程是实体的，“世界”包含物理和心理自然两方面。我们要考察“自然”与“精神”的关系。“精神”在世界历史舞台中展现自身。我们需要首先确定“精神”的本性：（1）“精神”的抽象性；（2）“精神”实现其“观念”的手段与方法；（3）作为“精神”在有限存在中全部展开的形态——“国家”。
《历史哲学》第一部分 绪论（3）
（1）要明了“精神”的本性，就需考察其对立面“物质”。“物质”的“实体”是重力或地心引力；“精神”的实体或“本质”是“自由”。“精神”的所有属性都源于“自由”，也是获得“自由”的手段。“物质”趋向中心的趋势产生重力。“物质”是由互相排斥的各部分组成的，在追求“统一”的过程中，要毁灭自己以趋向对立面。“精神”与此相反，具有内在中心点，已经找到统一性。它存在于自身中，依靠自身存在，这就是“自由”。“精神”意识到自己存在，就是自我意识。“精神”是自己本性的判断，又是自己回到自己、实现自己、创造自己，是自身内潜在东西的活动。“世界历史”可以据此说成是，“精神”继续体现潜藏在自身中的“精神”的表现。这就像萌芽中已经包含树木的所有性质和果实的味道色相。
东方人不知“精神”是自由的，所以他们不自由，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一个人只是个专制君主，不是自由的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只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而非人人自由，因为他们维持奴隶制。日耳曼民族在基督教影响下，知道所有人是自由的。但要将这个原则应用到现实世界的各种关系上，是个更庞大的问题。无论在文化上还是政治上，都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世界历史是自由意识的进展。我们必须将自由意识的这种发展看做是必然的。以上是对自由意识各种不同发展程度的概述。还有几个需要说明的观念。
我们将精神的世界使命和世界的最终目的，看做“精神”对自己自由的意识，是那种自由的实现。我们要注意到抽象的原则与它的具体实现间的区别。自由本身就是它追求的目的和“精神”的唯一目的。世界历史就是这个最终目的，是上帝对世界的目的。上帝是最完善的存在，只有上帝能够支配自己“本性”自身。如果我们把宗教概念放在思想中来理解，就是“自由”的“概念”。接下来的问题是：用什么手段来实现“自由”的原则呢？
（2）“自由”虽是个内在的概念，但它的手段是外在和现实的。人类的需要、热情、兴趣、个性和才能是他们行动的唯一源泉。在人类中，可以找到仁慈、爱国心等这些道德和普遍的东西。在怀有这种目的的个人中，我们在他们能力范围内可看到“理性使命”的现实化。但他们的影响有限。满足个人私利和欲望反而是所有行动最有力的源泉。它们不顾法律和道德的限制，对人有更直接的影响。人类热情的这种表演和各种暴行的后果，使我们不禁产生悲愤之情。这种腐败的常例是“人类意志”的结果。很多高贵的民族和国家，君子与贤人的不幸遭遇，构成了恐怖的图景。这使我们内心承受无法逃避的煎熬。如果我们将历史看做对民族幸福、国家智慧和个人品德的剥夺，那么产生的问题是，这样的牺牲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这使我们的探讨回到起点上。现在我们回答历史显示的罪恶与悲惨景象所引起的问题。
第一点要说明的是，所谓的原则，最终目的、使命，或“精神”的本性，都只是普遍、抽象的东西。它们只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不存在于现实中，只是一种可能性。为了获得确实性，必须加上第二个因素，即实行，其原则是最广义的人类活动——“意志”。借助这种活动，上述原则及抽象属性才能实现。人类的需要、本能、兴趣与热情，是行动的原动力。我们必须避免的一个错误是，指责一个人不合时宜，说他只顾个人利益，不顾普遍的目的。因为这些人都是社会的特殊单位，有自己特有的需要、本能和利益。他们要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从自己的理解、信念和主张出发。
如果没有利害关系，个人不能做成任何事情。如果把这种对利害关系的关切称为热情，我们可以说，没有热情世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我们因此要考察的两个因素是“观念”和人类热情。这两者构成世界历史的经纬线，两者中和就是国家的“道德自由”。我所用的热情，是指由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而产生的人类活动。正是因为意志，个人是特殊的存在，而非一般的人类。“性格”一词也表示出“意志”和“智力”的特性。我用“热情”这个词表示性格的特殊倾向。意志的特性并不限于追求私利，也是完成公众事业的推动力。
我们可以推断，如果人民的私利与国家的公益一致，那么这个国家就组织适当，机构健全。人民的私利和国家的公益彼此都能够得到满足和实现，国家达到和谐状态，这就成为它繁荣、强盛的时期。世界历史开始时，并不抱有任何一种自觉的目的。世界历史开始于其普遍的目的，“精神”观念获得满足。“世界精神”完成其目的所用的工具和手段是需要、本能、热情、私利。各民族生活力的表现，一方面是它们追求和满足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又是更崇高目的的工具与手段。这种说法被人们以各种方式否定和驳斥。对此，我开始时就宣布了我们的假定，“理性”统治世界，同样也统治世界历史。需要与兴趣并不知晓自己正在实现的目的，普遍原则仍孕育在个别目的中，并且由它们来体现自己。这里涉及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不必分析了。在此只举几个要点。
《历史哲学》第一部分 绪论（4）
“观念”进展到无限的“对立”，一方面是自由、普遍形式中的观念；另一方面是抽象的，为自己而存在的“观念”。普遍“观念”的存在方式是，一方面是普遍存在的具体事物；另一方面是自由、抽象的东西。自我意识就是在自身中反省。还有一种反对普遍“观念”的意识存在于“绝对的有限性”中。它的“有限存在”就是以有限性、特殊性代替“普遍、绝对的东西”。对立的这一方是为自身而存在，仅认识特殊性，也只能支配特殊性，并只在现象界活动。现象界是特殊目的的领域，个人在其中的活动体现其个性，以求实现特殊目的。如果个人发现环境适合他的性格、意志，他就能自得其乐。“世界历史”中没有快乐和幸福，因为它是和谐时期，“对立”在其中静止。“自由”对本身反省，抽象地界定为“观念”的活动因素。这像个三段论式：活动是中介，它的一端是栖息在“精神”内部的、普遍的“观念”，另一端是“外在”的客观物质。普遍、内在的东西，经由活动过渡到“客观”领域。
我举一些使我所讲的明白易懂的例子。
为了建造我们在内心设计好的房屋，我们需要铁、木材和石头等原料，需要水、火、空气等来加工这些原料。房屋建好后，可以防风、避雨、耐火；石头和木材按照重力原理，被建成了高墙。各种元素按照其本性被利用来制造产物，反过来又被产物限制。同样，人类热情按照其倾向来发展自身和实现目的，这创造了人类社会，反过来却赋予了“公理”和“秩序”力量来对付人类热情。
这表明，历史上的人类行动除了产生其自身向往的结果外，也产生了人类计划之外的结果。例如，一个人出于报复的心理，烧了另外一个人的房屋。这个行为本身，联系着不直接相关的情形。他在梁柱上放的小火不仅烧毁了他要报复的那家的房屋，也毁灭了其他人的房屋，甚至夺取了他人的生命，而这种结果却是他预料之外的。这表明那个放火者犯了罪，必须受到惩罚。这个行为产生了他意料之外的结果，同时又以负面效果作用于他。
纯粹粗暴和野蛮的欲望，是不属于“世界历史”范围内的。“为善良而善良”的抽象观念，在生动的现实中，也是没有立足之处的。如果我们要行动，不但要心存善念，而且要辨明善与非善。至于个人生活行为，要由一国的风俗和法律来判定善或不善。至于个人间的关系上，要判断善或不善就困难了。
历史所要处理的综合关系是不同的。历史上所发生的剧烈冲突，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它们或者为维持现行的、被承认的法律和权利，或者为反对现行的、可能仍是善良和有益的制度的基础与存在。它们包含一个普遍原则，这个普遍原则就包含在“世界历史人物”的目的中。
面临丧失自己优越地位或特权的恺撒，属于“世界历史人物”。恺撒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安全，和那些追求私利的对手们抗争。他胜利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成为“国家的独裁者”。使恺撒实现目的的事物，性质是消极的，同时也担当罗马历史及世界历史中的必然使命。所有伟大历史任务的个人目的，都联系着体现世界精神的“重大事件”。他们可以称为英雄，他们的目的及事业源于内在的、潜藏的“精神”。他们好像只是在从事自己的事业，但其行为又产生了和世界的关系。
这类人物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展开的普遍“观念”。他们知道什么是他们时代所需要的和正合时宜的东西。“世界历史人物”的行动和言词，都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这些伟人以确立志向来满足自己。历史上向前进展的“精神”，是所有个人内在的灵魂。这种不自觉的“内在性”由那些伟大人物带到自觉。他们周围的大众追随着这些灵魂领导者。这些世界历史个人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他们的人生是辛苦劳碌的，并没有得到安逸和享受，如亚历山大遇刺，拿破仑被流放。因此现代人说，在位的帝王一般都是不快乐的。
这些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主导并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而非纯粹的幻想。这种观点排除了将所有行动归之于心，使所有行动都具有主观形态的“心理学”看法。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了半个希腊，后又东征亚细亚。因此就有人说他有不健全的征服欲，其行动源于这种征服欲，他的功名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