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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篇“破裂性”一节中，张先生说：“中国文明当是由中国所代表的政治程序而自古代亚美基层发展出来的许多古代文明中的一个”。在接下来的篇章里，张先生似乎继承了李约瑟的理论，提到了欧洲的文明是以城市为文明标志的，城市代表了艺术和优雅，但是中国的文明更替却是以政治中心为文明发展标志的。所谓“破裂”，张先生显然是指西方理论适应性上的“破裂”。
让我们回到书的正文。一开始张先生就提出了史前史“重建”的问题，并且说这个“重建”可根据两重资料，一是“神话传说”，二是“考古资料”。我都同意，但是我觉得这不够，主要是需要睁开眼睛向全世界索取中国史前史需要的东西，明确打破“中华文明独立说”的民族主义情结。
“文明以及与其形影不离的政治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这一重要问题，张先生的结论是：“中国文明演进之所以同王朝相伴随，是因为这里也同其他任何地区一样，文明不过是社会少数人，即王朝积累财富的体现……财富积累需首先凭借政治权力的行使来实现；而政治权力在中国的成长，又为几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因素所促动，它们是：亲族层序系统，统治者的道德权威，武装力量，对神与祖先沟通的独占（如借助祭祀、艺术和文字运用等手段），以及对财富本身的独占。”不过，对于这个文明发展的动力，张先生似乎还有别的顾虑：“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另外一个大的课题便是它如何形成的？从‘文明’以前到文明阶段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现在的问题便是这发展的动力。在过去主张中国文明是外来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但现在既然没有人再作这种主张了，问题的解决便复杂化了①。”
在书中，张先生只是依赖神话传说与考古论证他的理论，对于其他资料，比如民俗等没有涉及。
第二部分 跟随张光直先生的足迹第7节 跟随张光直先生的足迹（2）
下面让我们离开“主道”，进入细密的田间去拣取部分散落的“谷粒”。
我对第6页的论述产生了极大兴趣：“在王族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会产生某种需要，得让族中一位男子离开王都，到外地去建立新的城邑。”这正是我们在《圣经》里经常看到的情形，这是常见的规律，以至于《圣经》中的一个人就被直接命名为伤感的“分离”：“法勒”。对于分家的形式，或者说分家的具体方法我是比较模糊的，《圣经》上也没有做详细说明，张先生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
他认为分家出去的兄弟会有三个原因：减轻人口压力，开垦新的土地，戍守边疆。
他们可以带走的东西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我在书中得到了答案：“（1）氏族的关系和徽号；（2）属于一个或几个氏族的数群宗族成员，他们既是农业、手工业劳动者，也是兵士的来源；（3）对于新领地的管辖权；（4）标志新政治单位的新名称；（5）保证他同大宗的仪式联系得以延续，并作为他新独立地位象征的仪式符号和道具。他将在新领地中建立新的庙宇，最后还要把自己的牌位放进去，以作为新宗族创立者的标记。于是，一个新的支系开始繁衍。作为次一级的宗族，它必须对自己原来所属的大宗表示恭顺。……这种分化过程还会重复，从而形成第三级、第四级和以下各个支系。”
我们可以看到中东如此，中国古代也如此。其实，这个解释可能解开了我的一个疑惑，因为夏商周并不在同一个区域生活这一事实颇让人难解。假如按照张先生的说法，他们是曾经被分离出去的宗族就比较好办。假如我们不能说夏商周的起源是三兄弟或者有复杂的血缘联系的话，那么按照中国的典籍或者传说，加上秦嬴的祖先，确实最初是四个强人联盟，后来实际上看来像是一种轮流坐庄的形式。但这一结局，我们是否可以推测，他们曾经有血缘上的联系，所以这几家后来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改朝换代，也勉强可以说服大家。这几家后来很可能也中途加入了另外的政治势力，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并且通过婚姻形式来完成——古代的婚姻确实有很大的自由，但那是针对普通人的，具有最高权力者的婚姻向来都是有严密考虑，尤其是牵涉到王子身份确立的时候。三代时期能够找到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例证，这一点与古埃及同。
三代时期的王室婚姻是一个重点研究项目，张先生在书中略有叙述。其中之一说到周文王之母疑为殷女。“帝乙归妹”，很可能又说明了帝乙把妹妹嫁给了文王。中国另外一个国学大家王国维特别推崇《诗经》的真实性，《诗经》里有关这段往事是这样记载的：“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①”“王季”乃文王之父，周文王的母亲是殷人无疑，看来殷、周的和亲是肯定的了。
张先生提到中国古代很可能流行着双方交表婚制，“即一个男子可以娶父亲姐妹的女儿或母亲兄弟的女儿为妻。这种婚姻习俗最重要的证据是周代文献中保存的亲属称谓制”。
除了宗族势力之外利用道德来强化古代的政治力量，这个说法我是非常赞同的。中国古代一直是道德社会，这个道德是一种有效的黏合剂，牢牢地把中国的社会维系了近3000年。我觉得中国的道德意识是从周朝开始明显纳入政治体系内的，西方则是以宗教来挟持政治，这是两个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见下页张著原图）
顺便说说我对于一个甲骨文的解释，关于“族”的解释，张先生或者一般学者的解释是：旗帜下面放着兵器，我的看法是：旗帜下面站着一个戴尖帽子的国王。“族”首先是人，并且是首领，兵器尽管嚣张却不能代表人的存在。古埃及国王的帽子恰是尖顶的。
书中提到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多形成于周后期或者汉朝这一事实很重要，其中尤以“黄帝功绩最大”这一事实与前者联系起来就会得出一些结论：黄帝很可能是周人的祖先。至于时间，既然可以把数功归其一，当然也可以提前无数年，甚至最领先。在神话中，黄帝活动的范围一般在距今5000…3000年间，我当然倾向于后者。但是我至今还看不到需要改变我以前的一个推论：黄帝是商朝人祖先（即黄帝很可能是《圣经》里提到的“约瑟”或者“雅各”），并且“颛顼”这个名称我认为也接近“约瑟”。
另外，对中国古代社会是母系氏族的说法我一贯是反对的。我不否认在民间的生活里可以存在母系氏族社会，但是假如我们把国家政治整体考虑在内时我就不能同意。我宁愿说中国是不存在完全的母系氏族社会的。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三代时期举不出一个女王的例子来，并且从5000年前开始的三皇五帝中也找不出一个女性！我不否认女性可能在古代占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地位，从妇好墓中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必须承认，女性并没有在古代掌握政治决定权，不仅在中国如此，在中东依然如此，此点可参见《圣经》。在整部《圣经·旧约》中，惟一出现过的女王只有一个示巴女王，另外以色列还出现过一位女士师：底波拉，其他的皆为男性统治者。无论中国神话中的“女娲”还是西方体系中的“圣母”都挽回不了女性没有地位的局面，虽然女性在古代的地位未必就很低。因为她们有生育能力，这决定了她们的神圣母亲地位。
该书第五章《文字——攫取权力的手段》我认为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符号（文字）是我向来最注重的证据。尤其在65页，有一些规律，里面提到中国陶器上许多的“Z”、“X”，张先生似乎多认为它们是工人的姓名或族徽，我坚信它们属于宗教符号，代表着神圣的意义，放置在当时最高档的生活品（陶器）上。恰好后来看有关古埃及的VCD，也看到了陶器上面刻画了许多的“Z”，与张先生说的一样，只是我提供的照片是古埃及的①，并且是5000年前古埃及的物品。
关于数字，“在中国的历史时代早期，1、2、3、4这几个数字简单地写作一、二、三、四个短划；5是个X，7为一交叉符号……6、8、9这几个中国数字变形就比较多，至今未在任何史前陶器符号中发现”。书中借李济的话提出：“为何有的数字（如7）频繁出现，而别数字（如1、3、4）很少，有的数字（如2、6、8、9）却根本未见？”哈哈，得到这样一个提问太好了，因为这些规律是我花费再多时间也难得到的。但我很高兴试着回答他们的问题：“7”是中东人的信仰！中国的文明来自中东。
第80页的铜锡矿分布点划分也很有意思（见上图），这里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已经借鉴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常用方法，用统计数据和图形等来说明和解释问题。当人们在做相关历史研究不再考虑手段和方法的高下与所谓的“禁区”时，那或许已经是进入了一门全新的“跨专业”学科。
2004…03…22初写
2004…10…18修改
第二部分 跟随张光直先生的足迹第8节 世界上没有孤立的小岛
南岛，我的一块“心病”
我曾经有一块心病。或者说，在提出“全球同源”后使我吓出一身大汗的一件事情是：我使用全球语系基本分类后发现，大洋洲以及太平洋里面以及沿岸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明显和中东有地理或交通上交接的“困难”。假如这一环不能连接，那么“全球同源”就是一句空话。
在我的整个探索之旅中，与其说我在重读历史，毋宁说我在重新复习地理知识。我还被迫开始研究人类交通史和生物史。当我昨天举着一张大约两尺见方的塑料世界地形图回家时，或许很多路人会猜测我是个地理老师呢。我身边最常见的工具不是别的，是各种各样的地图。遗憾的是，网络上相关历史地理方面的信息非常少。另外，人们把目光集中投向了亚洲、欧洲和美洲，却忽视了大洋洲，之前出现的是非洲。这就给我带来了更大困难，这身大汗闷了许久出不来，干着急。
有关这个问题我作了一连串的探询，首先是从地理学、地质学上寻找可能的联系，并对地球“板块说”、“漂移说”等作了一番研究，但收效甚微，因为时间差距过大，整个地理上的结合或分离起码需要上亿年的时间，而我的目标范围只是近万年左右。所以必须另觅他途，气候历史资料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没有多大帮助。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越来越多地碰到一个词汇：“南岛”。接着是“南岛语”和“南岛族”，再接下来是“波里尼西亚”这个词汇的频繁出现，最后是南美洲、印加人、复活岛等。我看到了一丝渺茫的希望，接着看到了令人欣慰的曙光。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于历史语言学及其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有了一点了解，因为广大“南岛”区域内的人们之所以被证明有联系，多半是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功劳。
南岛（Austronesia）地区生活着2亿人，但是南岛的区域范围却可能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块，它北到台湾，南到新西兰，西到非洲东岸，东到太平洋上的复活节岛（属秘鲁），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所谓“波里尼西亚地区”则是指包含在“南岛”之中的一个三角区域：夏威夷、新西兰和复活节岛三点画出的三角区域，又因为这个区域非常著名，所以南岛语（Austronesianfamily）又被称作“马来…波里尼西亚语系（Malayopolynesian）”。
目前的地球几大语系的划分实质上是一种人为假设，它潜含着这样一个定义：同一语系的人们在族源上是可能有关联的。但这并不能推断说，不在同一语系的人们就一定没有族源联系。实际上不是同一个语系的人们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他们分开了太久而已，比如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族语言学家芒·牧林先生曾经在《蒙古语言文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他在比较“汉藏语系”和北方“阿尔泰语系”后认为，他们之间有关联。这个研究作为一个新闻也曾经报道过，标题为《汉藏、阿尔泰语系可能存在“亲戚”关系》。这个学术的突破可能引起众多领域的反应，它意味着蒙古族、新疆等地许多少数民族都与中国中原的人们有族源联系。
其实在查知南岛语系的范围之后我这颗悬着的心就放了下来。尽管这个区域范围广大，但是却包含了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南岛”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对“同源说”造成致命的打击，因为我认为人类的文明核心起源就在中东附近（包括北非地区），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解释“南岛人”的起源也是在非洲地区。至于怎么来解释那些海洋“天堑”，怎样来解释人们当初使用的交通工具，甚至包括年代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语言学的研究结果放在那里，已经说明了广大区域内“南岛人”之间的固有联系，那些文化特征接近的人们明明生活在各个地理上不相连接的区域，他们本身就是证据。
从对于南岛文化浅层次的一些了解，比如宗教、祭祀、色彩偏好、动物崇拜、服装、人种等方面来看，我的结论依然是：这些“南岛人”与其他我们关心过的区域的人们并没有根本的差异，同源合乎逻辑。
我总体对于“南岛语系”以及族群的生活了解还不是很多，但是一本名叫《走过南太平洋》的书给了我很多触动。刚翻这本书，印象很一般，觉得这是一本以讲述海上历险为主题的一本书籍，基本上没有讲什么土著人的情况，价值可能不大。看到最后我认为我错了，恰是这样一本看似浅薄的普及类书籍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它从“技术”角度证明了更多我想证明的东西——古代人征服地理障碍不成问题。
从人群分布情况我们不难看出，整个南岛居民散落在万里海域，其中的许多岛屿孤零零周围千里无人。这个特征说明，冒险、航海就是“南岛人”祖先的生存根基，没有了船只、没有了冒险精神，这些“南岛人”就不可能分布在这么广大的区域内！我甚至怀疑，远古时代的这些“南岛人”在人类的东迁壮举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特殊角色。古代中东曾经活跃着一个“海上民族”，由于缺乏确切的记载，他们一直是个谜。这个海上民族曾经重创埃及帝国与亚述人，但无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古代是专业的搬运队？还是只是以航海冒险为乐趣？他们是曾经受雇于人？他们为什么如此爱海、爱船？他们的航海技术到底怎么样呢？古代人真的有能力横穿汹涌的太平洋吗？通读这本书，我的许多疑问打消了，收获大于我想获得的。
第二部分 跟随张光直先生的足迹第9节 读到一本好书
书的作者“泰瑞·马泰阿塔”（南岛的一位酋长给他取的名字）是现代挪威人。看着他的故事，在情感上我觉得我和他几乎是在做重复劳动，只不过他的探索在海洋里，而我的探索在计算机上，汹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