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七年抗战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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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七年抗战亲历)-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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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起电话机,同各团联络,得知敌人攻势很猛,官兵伤亡很大。杜聿明下令后撤到预备阵地。这时,天色很快暗了下来,杜聿明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研究结果,部队伤亡再大,只要有一个人幸存,都要坚持战斗到底。 
  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杜聿明调整了部署,师部设在南天门,各旅以南天门为中心进行守备。第七十三旅在南天门右翼防守,第七十五旅在南天门左翼防守。各部按指定区域调整以后,杜聿明觉得部队已战斗三天,粮弹消耗很快,有的部队已无米下锅。于是,他给密云的徐庭瑶军长打电话,要求粮弹支援。徐庭瑶很快回答说:“我这个军长现在成了你的后勤部长,你不说我也会派人送去的,黄昏时刻已派五辆卡车送粮食给你们了。” 
  徐庭瑶放下电话,考虑到第二十五师已伤亡大半,不能再叫这支部队继续撑下去了,虽然杜聿明不叫苦,但作为军长,自己也应为这支部队的长远发展着想。于是,他重新拿起电话,对杜聿明说:“你们师的战斗任务已经完成得很好,为了让更多的部队参加作战,摸摸鬼子的作战特点和规律,我马上要第二师去接替你们师的防务。” 
  师长黄杰带着第二师连夜赶到了古北口,接替了第二十五师的防务。第二十五师开始来古北口时,有两万余人,现在只存3000余人了。官兵们的军装已经被撕破,半是灰土,半是血污的棉花,在冷风吹拂中抖动着。有的士兵跑到杜聿明面前,要求留下来再战,他们坚持说:“我们来古北口之前,就做好了死的准备,现在鬼子还没消灭光,我们请求留在这里再打几仗!” 
  杜聿明十分感动,他劝大家说:“弟兄们,仗有你们打的,你们还愁打不到鬼子吗?也许两三年都打不完的。我们回去后,休息好了,吃饱了,喝足了,养好了精神再打不行吗?” 
  这样,在杜聿明的劝说下,官兵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阵地。 
  奇怪的是,当杜聿明的第二十五师撤走后,日军就再也没有向古北口发动新的进攻,黄杰第二师就在南天门与古北口之敌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其实,这时日军也感到伤亡太大,部队十分疲劳,继续打下去很难获胜,所以,决定暂时休战整顿。 
  此时,蒋介石有海陆空三军,实力雄厚。中国军队理应趁敌疲惫之际,再发起反击,组织几个大的战役,就会将日军赶回老家去。然而,拥有170万大军的蒋介石脑子里还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在作祟,将大部分主力集中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同红军作最后的决战。在他看来,北方的鬼子只要不再发动新的进攻,就万事大吉了。为了维持北方长期对峙的局面,让他抽出兵力剿共,蒋介石委托何应钦与日方代表谈判。双方于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更不得有挑衅捣乱之行为。”   
  古北口血花飞扬(4)   
  震惊中外的长城抗战,至此结束。     
  第三章 淞沪会战   
  老蒋的态度变了(1)图   
  抗日英雄吉鸿昌可以这样说,东北三省的沦陷,是蒋介石拱手让给日本人的。华北抗战,蒋介石的抵抗也不坚决,所以华北的沦陷速度也很快。淞沪战役,蒋介石的抗日态度突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下令从全国调兵,亲赴前线督战。在他的影响下,中国军队同仇敌忾,万难不屈地抵抗了整整三个月,才取得了歼敌9。778万人(大部分为受伤者)的辉煌战果。 
  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从不抵抗到亲赴前线督战,这180度的大转变是如何演变的呢?剖析他的内心深处,他是不愿同凶悍的日本人交战的。少年时代,他对日本这个民族充满了钦佩之意。他觉得一个小小的日本,民族意识十分顽强,竟敢与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较上劲,曾经几次战胜了貌似强大的俄罗斯。因此,他还是在溪口读私塾时,就十分崇尚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他认为,无论国家大小,都要有精神,日本人把武士道精神看做日本大和民族的灵魂,这符合王阳明的“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的学说。蒋介石认为中国的文武之道,只讲文人之道,而日本侧重的是“武人之道”。他曾经这样说过:“我以前羡慕日本尽忠报国的传统精神,亦爱日本孝亲、尊师、尚侠、重义的民族性。”16岁的蒋介石来到奉化县城的风林学堂读书,顾清廉老师同情革命,也羡慕日本,他对蒋介石灌输了“要想国家强盛,必须壮大国家军事力量”的思想,并把《孙子兵法》一书借给蒋介石,希望他好好地读。同时,还向他讲述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由弱变强的历史,鼓励有志青年应出洋留学。19岁的蒋介石正是怀着仰慕日本的心情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到日本后,给他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一是日本人不随地吐痰,有痰总是吐在手帕或卫生纸上;二是日本的近代建筑很漂亮雄伟;三是工业很发达。那时蒋介石就萌发了学习日本,赶超日本的抱负。 
  但是,他也非常痛恨日本人。记得在他9岁时,甲午海战的惨败迫使中国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故乡溪口镇上的人们愤怒地谈论着,都不能理解“四万万同胞的大国,为什么输给了只有三个小岛的日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乡亲们那一双双迷茫、愤怒的眼睛,牢牢地铭刻在他的心上。 
  日本靠什么“发家致富”的呢?他脑子里的这个问号,是通过在日本读书、了解了日本的发展历史后明白的。原来中日《马关条约》后,中国赔给日本两亿两白银,日本一下子发了横财,致使日本的历史拐了个弯,日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国际信用程度,不仅超过了亚洲,还超出欧洲许多大国。日本正是用中国的这笔巨额赔款,发展了军事,疯狂地造枪造炮,酝酿了再次进攻中国,以掠夺更大利润的野心。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抢占了东三省,又侵占了山海关,争夺热河、长城,直到签订《塘沽协定》,策划华北自治。这时候的蒋介石缘何对日本人一让再让,能够让日本鬼子长驱直入中国的领土?原因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指导思想作祟。他一心想集中兵力剿共,想等到剿完了共产党,再收拾日本人。可是,事与愿违,日本人不让他实现自己的梦想,将侵略的魔爪向中国继续延伸,他们得陇望蜀,占了长城又想再饮长江水。蒋介石一心想剿灭共产党再扛抗日旗。可是,红军不仅没有被剿光,还长征到达陕北,率先打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此时热心内讧的蒋介石仍痴迷在剿灭红军的梦境里,没有清醒过来。直至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蒋介石惶惶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之时,在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调停下,蒋介石终于答应六项协议,即:(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党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力;(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五项条件和四项保证。蒋介石被迫同意确立停止内战的国共合作政策。此时,国共两党表面上握手言和,携手抗日,实际上,蒋介石将抗日二字还只是挂在口头上,没有真正放下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早在五年前的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挑起事端,日本海军竟然要登岸保护闸北一带日本侨民,要求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蒋介石当时想的是,中日矛盾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暂且答应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所以,他完全不考虑中国人民的利益,命令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 
  蒋介石的软弱给了日本侵略者更大的野心,日本出动飞机,对闸北、真如一带狂轰滥炸,炸死炸伤我许多无辜老百姓。十九路军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国民党十九路军击毙敌军万余,逼得敌人换了三次指挥官。明明是胜利者,南京政府竟同日本签订了妥协退让的《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让中国人民再次蒙受屈辱。 
  卢沟桥的枪声,又让蒋介石寝食难安。   
  老蒋的态度变了(2)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九人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7月9日,又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率领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在中国共产党及全国民众的鼓动及催促下,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谈话会,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参加了庐山谈话会。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就卢沟桥事变发表了较为强硬的讲话:“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继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事的解决。”蒋介石在讲话中还提出了中国政府的四点明确立场: 
  (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我国外交最低限度。 
  蒋介石在7月17日的讲话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这次庐山讲话,于7月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7月20日,蒋介石由庐山返回南京,召集全国军政负责人,到南京研讨抗日对策。同日,反蒋派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决心抗日到底。国民党内部的其他反蒋派系也纷纷表示拥护蒋介石抗日,服从蒋介石的指挥。 
  此时的蒋介石在抗日态度上,仍在谈与打中犹豫,不过喊打的声音提高了一些。 
  一意孤行的日军,不管蒋介石采取什么态度,野心不改,我行我素。7月中旬,日军从东北和日本向平津及华北大量增兵,7月28日深夜,日军向平、津两市大举进犯,第二十九军士气旺盛,以大无畏精神顽强抵抗。副军长佟麟阁在北平南苑阵地指挥战斗中,以身殉国。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突围中光荣牺牲。由于蒋介石备战不足,第二十九军节节败退,北平、天津相继沦陷。 
  由于平、津失守,日军利用优势装备,采取南北夹击战术,一面以精锐之军沿平汉路南下,一面以海军陆战队从东边上海登陆。企图以武汉为中心目标长驱直入,剖分中国为东西战场,抢占中国沿海物资,分割中国应战军队,中国政府的整个抗战部署,就会支离破碎,从而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目标。 
  8月上旬,日军按预期战略计划实施,主力南下的同时,另一部从上海登陆,淞沪战役应势发生。日军进攻上海也炮制类似狼吃小羊的借口。8月9日下午,日本两名海军陆战队官兵,驾车强行冲入虹桥军用机场,明目张胆地探测中国军队的情报。中国哨兵喝令他们立即停车退出,谁知那两名日军不但不听,反而开枪射击。守军当即予以还击,把那两名官兵当场击毙。驻扎在上海的日军立刻提出“抗议”,要求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拆除防御工事。在遭到我方严词拒绝后,日军就将海军陆战队和军舰集中到吴淞口一带,作好了大举进攻上海的准备。日军虎视眈眈,战争一触即发,京(南京)沪(上海)警备司令长官张治中立即亲率第五军驻守上海周围,同时调集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火速赶到上海,准备迎战。 
  蒋介石之所以能下定决心抗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代表分别在杭州、庐山会议上,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口头协议及部分条款的文字协议,尤其是8月12日,中共代表在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上实事求是的发言,对蒋介石的启发和鼓舞极大。 
  8月12日这天上午10时,南京的主要街道两旁增加了一些抗日的标语,从机场到中央饭店的马路上,一下子平添了许多军警、岗哨。明眼人一看便知,今天将有不平凡的人物到来。 
  果然,先后从西安飞来的飞机,给南京送来的贵宾是红军总司令朱德、苏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红军副总参谋长叶剑英。 
  将近中午,来自延安的贵宾被邀请到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进午餐。主人当中有军政部长何应钦,蒋介石的代表、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侍从室副主任姚琮,高级将领陈诚、顾祝同、周至柔等国民党要人。昔日在战场上交锋的对手,今天重又举杯共饮。他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同饮黄河水、长江水长大的,如今都是肩负着治国重任的一代军人,在民族危难之际,没有解不开的疙瘩,没有化解不了的历史旧账。 
  午后3时,中共的三位代表出席了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这是一次难得的会议,议程中有内部关系的调整问题,也有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国共两党在敌对了十年之后,双方高层人物终于坐在一起,这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老蒋的态度变了(3)   
  会议开始,蒋介石先说了几句开场白,接着何应钦将他在庐山谈话会上的那篇充满了悲观情绪的讲话,重新在会上搬了出来,而且经过修改加工,悲观主义的论调似乎更加完整。他认为,敌强我弱,中日双方军事力量过于悬殊,强调种种困难,特别是缺乏装备,抗战前途令人忧虑等等。 
  何应钦的悲观论调给国防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周恩来感到问题严重了,如不立即批驳 
  ,将给会议和抗战前途带来有害的后果。他迅速站了起来,指出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力量在亚洲是一等的。这一点谁也不能否定。这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条件。但是,日本是千岛小国,钢铁、煤、石油靠进口,资源先天不足,人力、军力、财力和物力极其匮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具有退步性和野蛮性。它虽然和德国法西斯勾结,但失道寡助,不会得到国际上的援助。中国的确是一个弱国,不论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力量各方面都不如日本。可是,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可以进行长期战争。中国进行的是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中国已经受到并且还要受到国际上广大国家的援助,这和日本恰恰相反。因此,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绪是没有理由的,也是没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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