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 第138部分

　　　　为此，林子轩请教过金融界的精英，也就是他招聘的总经理。

　　　　因为事情比较多，他早就不再管理林氏商业银行的具体业务了，只有银行的重大决策才需要他出面做决定。

　　　　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有很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金融人才。

　　　　他找的这个人叫做席得柄，是宋子闻介绍过来的。

　　　　席得柄出生于189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工科，回国后从事金融工作。他虽然学的不是金融专业，却是出身上海席家。

　　　　席家和林家相似，原本是苏州东山人，上海开埠后移居到上海创业。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成为上海金融行业的顶级家族。

　　　　席家出了一大批很有影响力的银行家和实业家，他们在外滩各大外资银行中当经理、襄理、协理的。前后有三十多人。

　　　　与席氏家族沾亲带故的人家和朋友，很多也都因为席家的关系来到上海，形成了一个以席氏家族为中心的特殊群体。

　　　　金融界的买办群体“洞庭帮”。

　　　　这些年靠着家族联姻，席家和沈家、胡家，以及王家一起控制着上海金融业的半壁江山。

　　　　因为都是江苏人。林家和席家也是沾亲带故的关系。

　　　　席得柄对林子轩提出到美国股市赚钱的想法非常诧异，他觉得有点异想天开了。

　　　　上海说是中国的金融中心没有错，但和美国的股票交易所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贸然进入一个陌生的市场，不仅赚不了钱，反而会赔钱。

　　　　其中还要牵扯到美国的法律和金融市场的规则。

　　　　林子轩想了想，以他的能量恐怕做不到赚了钱还能安然的把钱洗干净的地步。

　　　　他当时已经放下了，不过现在他的人生有了更高的追求，想要为社会做点事情，就需要冒一次风险，试着挥动小锄头，挖帝国主义的墙角。

　　　　他没打算自己单干，这需要极为周密的计划，还要聚拢一批金融界的精英。

　　　　也就是说，他要玩一把大的。

　　　　他要依靠国家的力量，以整个国家的金融精英一起搅乱美国的金融市场。

　　　　他把目标放在了宋子闻身上。

　　　　此时宋子闻是广东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等到北伐成功，他就控制着中国的财政大权。

　　　　时不我待，从1926年到1929年不过三年的时间。

　　　　这三年是准备期，可以把资金和人员一点点的转移到美国去，等待时机，也要开始准备后路，不能被美国政府察觉。

　　　　这一次不光是在金融领域，还要外交和情报部门的配合，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金融战争。

　　　　唯一的问题是他如何说服宋子闻陪他玩这个疯狂的游戏。

　　　　仅仅讲交情没有用，一旦被美国发现，会影响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邦交关系。

　　　　不过有一点林子轩可以确定，那就是北伐成功后成立的新政府会非常的缺钱。

　　　　打仗从来都是要花钱的。

　　　　林子轩要做的就是让宋子闻相信美国会在1929年发生经济危机，然后让中国的金融学家分析其中的可能性，制定相应的策略。

　　　　当然，也可能宋子闻根本就不相信，只以为这是他新小说的故事。

　　　　那林子轩只好自己随便玩玩了。

　　　　他筹划好了，会通过在美国的电影公司投资华尔街股市，赚的钱在美国拍摄电影，通过电影票房把钱洗干净，再转回国内。

　　　　这样小打小闹，估计最多只能赚取上百万美元，好处是不会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

　　　　他还是决定先和宋子闻谈谈，这毕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在此之前，他要为说服宋子闻准备理论依据。

　　　　他会把脑海中一些能够拿出来的资料整理一番，结合美国和欧洲的经济状况，写一篇美国即将发生经济危机的论文。

　　　　到底要不要大干一场，就看宋子闻的魄力了。（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八章　珍惜眼前人

　　　　1926年5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通过北伐战争决议案，标志着北伐战争进入起始阶段。

　　　　上海的报刊上纷纷报道此事，绝大多数持赞成态度。

　　　　这要归功于张座霖在北平的所作所为，他的高压统治让其失去了新闻界的支持。

　　　　4月26日，张座霖下令杀害了北平著名报人邵飘平，引起了新闻界的同仇敌忾，也可以说是兔死狐悲。

　　　　张座霖今天能杀害邵飘平，明天就能杀害其他报人，除非是大家都不说真话。

　　　　新闻界一向讲究言论自由。

　　　　虽然大家知道这是相对的自由，但这是新闻界的坚持和骄傲所在，是新闻界的脸面。

　　　　张座霖杀害邵飘平的举动是在打新闻界的脸，得罪了整个新闻界。

　　　　北平的新闻界慑于张座霖的恐怖统治不敢出声，连公开的追悼和纪念都没有，一片沉寂。

　　　　上海的新闻界则严厉声讨了奉军在北平的暴行。

　　　　别小看新闻媒体，媒体能够通过报纸影响读者，读者是什么，是民心。

　　　　正因为如此，上海的报纸对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赞成者居多。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主要还是因为广州国民政府和苏联合作的事情。

　　　　张座霖有日本人撑腰，北伐军的背后是苏联人，说起来两者是半斤八两。

　　　　林子轩反对和苏联联合，不过却支持北伐。

　　　　他希望北洋政府快点倒台，国家早日统一。这样中国才能有一段相对安稳的时间，不至于到处都是战乱。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老百姓。

　　　　这段时间，他安下心来撰写关于美国经济危机的论文。

　　　　宋子闻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想要说服这位经济学的高材生可不容易。

　　　　要拿出真东西来，为此，林子轩把丢掉很久的经济学又捡了起来。

　　　　他甚至想是不是进修一个经济学硕士学位，自己的文凭太低了啊。

　　　　这时候，徐至摩来到了上海，他并非是专程来上海，而是路过，他要回老家海宁。

　　　　原因是他和陆小蔓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他的父亲坚决不同意。

　　　　徐父认为儿子离婚已经是大逆不道，现在又要娶一个结过婚的女人，更是败坏门风。

　　　　徐至摩想让林子轩和他一起回海宁，劝说父亲答应这桩婚事。

　　　　这让林子轩哭笑不得，不过没有拒绝。

　　　　陆小蔓和王庚在1925年年底离婚，和徐至摩算是你情我愿，林子轩只有祝他们幸福了。

　　　　在回海宁的路上，徐至摩说了他今后的打算。

　　　　北平太乱了，张座霖的高压统治让向往自由的徐至摩很不适应。他准备结婚后搬到上海来，买一套房子，在大学里教书。

　　　　新月社的不少人都有这个打算，因为林子轩的关系。上海是他们的首选。

　　　　也有人到南京、厦门、广州等地谋生，要么到学校教书，要么在报馆任职。

　　　　比如语丝派的林羽堂在5月份就带着家眷逃离北平。到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他向厦门大学推荐了一批在北平教书的学者。其中就有鲁讯。

　　　　由此，北平的学者陆续南迁。最终汇聚到上海。

　　　　这是林子轩第二次来到海宁硖石镇，第一次是来海宁观潮的时候。

　　　　有了林子轩的介入，徐父倒是不好斥责儿子，让徐至摩陪着林子轩四处游逛，热情招待。

　　　　这或许就是徐至摩的目的。

　　　　几天之后，徐父终于松口，徐至摩想要结婚必须经过他的前妻张幼怡同意。

　　　　如蒙大赦的徐至摩返回上海。

　　　　此时，张幼怡已从德国回来，住在二哥张军劢的别墅内。

　　　　林子轩和冯程程以朋友的身份邀请了这两位旧日眷侣，给他们创造一个洽谈的机会。

　　　　在法租界的餐厅里，张幼怡穿着一身洋装，文文静静，透着一股自信的神采，相比较而言，徐至摩则有些唯唯诺诺，失去了诗人的自由洒脱。

　　　　林子轩和冯程程先行离开。

　　　　在路上，冯程程不由得叹了口气，感情的事情真的说不明白。

　　　　看着张幼怡和徐至摩也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还有了孩子，想不到说离婚就离婚了。

　　　　新式的人追求婚姻解放，追求自由恋爱，为此不惜离家出走，以前的冯程程同样如此，反对包办婚姻，但现在过的也很幸福。

　　　　那些追求自由恋爱的人就一定幸福么？还是会被伤害的遍体鳞伤？

　　　　只能说各有各的缘分，各有各的幸福。

　　　　林子轩在后世看惯了男女之间的聚散离合，离婚成了普遍现象，但幸福就很难找到了。

　　　　看着餐厅里的那两位，他握着妻子的手，觉得更要珍惜眼前人。

　　　　张幼怡同意了徐至摩和陆小蔓的婚事，大方的送上了祝福，这让徐至摩颇为羞愧，也放下了心事，返回了北平。

　　　　在北平，胡拾正准备离开，他要前往英国，顺便到莫斯科参观访问。

　　　　胡拾到英国是为了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

　　　　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

　　　　1926年3月，胡拾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7月，胡拾离开北平，经哈尔滨，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前往英国。

　　　　这是胡拾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

　　　　也是继徐至摩和林子轩后，又一位来到莫斯科的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他在莫斯科呆了三天。

　　　　胡拾先去参观革命博物馆，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很受感动。

　　　　随后，他遇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

　　　　三人看了都觉得很满意，认为莫斯科的监狱很有人道主义。

　　　　胡拾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不错。

　　　　他甚至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感想与至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经过短短三天的参观，胡拾对苏联大加称赞。

　　　　他的信件传回国内，在报纸上披露，引起了又一轮对于苏联的争论。（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九章　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由于胡拾在中国文化界的声望，这几封被披露出来的信件重新燃起了对苏联态度的争论。

　　　　中国文坛的论战都是一拨一拨来的。

　　　　徐至摩在《晨报》发起了“联俄仇俄”的大讨论，以火烧《晨报》报馆为结束。

　　　　林子轩写了在苏联的见闻《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争论了两个月也就过去了。

　　　　这有一个时效性的问题，即便是再著名的学者也不可能让一个话题持续的进行下去。

　　　　基本上都是开端、发展、**到尾声。

　　　　毕竟中国社会还有很多其他的舆论热点，读者也会出现阅读疲劳。

　　　　就好像后世的媒体不可能让一个人天天上头条，总要不断的变换新花样，给观众新鲜感。

　　　　如果胡拾同样批判苏联，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大家该说的都说了，没必要重复。

　　　　但这次胡拾竟然称赞苏联，认为苏联的革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实验，还发出“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这样的感慨。

　　　　这就让人非常好奇了。

　　　　胡拾和徐至摩、以及林子轩一样，都是在美国留学，崇尚自由主义。

　　　　按理说，这三人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对待苏联的看法应该一致，没想到胡拾和另外两位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他们三人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真正的苏联是什么样子？

　　　　这是让读者感兴趣的地方。

　　　　胡拾的信件成为了不少人攻击林子轩的武器。

　　　　他们抨击林子轩对苏联抱有偏见，只说苏联糟糕的一面，而没有提到苏联的成就。苏联推翻了帝国主义，仅仅这一点就比中国强。

　　　　还有人认为林子轩是担心中国一旦走上苏联的道路。他就会成为被打倒的对象，所以才恶意歪曲事实。抹黑苏联。

　　　　他们痛斥一个资本家有什么资格批判苏联。

　　　　林子轩看了胡拾的信件，他觉得胡拾应该是被苏联人给糊弄了。

　　　　在莫斯科的三天时间能看到什么，看看胡拾去的地方，革命博物馆和监狱，这是苏联当局为前来苏联的外国人安排好的参观地点。

　　　　最为古怪的是，胡拾竟然通过看苏联教育方面的材料就认为苏联的教育不错。

　　　　他既没有到学校去实地考察，也没有和苏联教育界的人士接触，如此的武断，完全不像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更像是在莫斯科陷入了精神亢奋之中。

　　　　胡拾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一个不断被打脸的过程。

　　　　1922年，胡拾兴致勃勃的提出了“好政府主义”。

　　　　结果成立的“好人政府”成了军阀操控的工具，仅仅存在73天就宣告结束。

　　　　他还跑到皇宫里会见末代皇帝傅义，非常同情傅义的遭遇，为此写文章为傅义鸣不平。

　　　　后来傅义投靠日本人，成立伪满洲国。

　　　　1922年，在孙仲山和陈炯名的交锋中，胡拾批评孙仲山。称陈炯名的叛变为革命。

　　　　这件事让孙仲山耿耿于怀。

　　　　两年后，广州《国民日报》的编辑在编纂孙仲山文章的时候用了胡拾的话来解释，孙仲山亲自批文“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

　　　　由此可见。孙仲山对胡拾的怨念。

　　　　胡拾还支持段祺睿的善后会议，结果因为“三一八”惨案段祺睿狼狈下台。

　　　　他现在开始赞颂苏联，到了1948年。他就说苏联成了一股可怕的侵略势力。

　　　　林子轩回忆了一下，在站队这方面。胡拾这一生经常站在反派的一边，要不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恐怕早就被人给弄死了。

　　　　这也可以当作是赞美，说明胡拾一直在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东西。

　　　　等到几个月后，胡拾到了美国，便逐渐清醒过来。

　　　　他又崇尚起美国的社会制度来：“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

　　　　他是清醒了，不过他写的《欧游道中寄书》却在中国的思想界引发了大争议。

　　　　徐至摩在《晨报》上对胡拾做出规劝，不少胡拾的朋友同样觉得胡拾的政治倾向转变的太过突兀，难以理解。

　　　　林子轩则认为胡拾是被苏联蒙蔽了，希望胡拾能真正了解之后再做出判断。

　　　　对于如何看待苏联是中国知识界在这个年代永远争论不完的话题。

　　　　到了1948年，仍然爆发了一场类似的争论。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命运的担忧，这关系到中国的未来。

　　　　有意思的是，胡拾到了第二年从美国回国途中路过日本，拜访了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福田德三博士。

　　　　此人刚从欧洲回来，思想主张已经有所变化。

　　　　胡拾问他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看看，福田德三说：“美国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国会把我的学说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