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枪炮的射击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
在城市作战中，进攻是采用跃进方式，占领一个建筑物后向另一个建筑物跃进。但是，这种战斗行动是在宽大的正面上、在每条街道上进行的。
对防御者来说，重要的是，把最坚固的、适于防御的建筑物和街区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个设施的失守，即意味意整个支撑点或阵地的丢失。
在这种战斗中，部队的指挥主要建立在充分相信各分队的指挥员的才智的基础上。这些指挥员知道全团的全师的总任务，要独立地去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兵团和部队的司令部以及其参谋人员的位置，应尽量靠近作战的目标，他们主要通过电台保持通讯联络，并负责协调各强击队间的战斗行动，组织收集情报，认真地监督弹药和给养的供给情况以及确定昼夜间的统一的信号标志。指挥员和司令部在城市作战中的主要任务是：在排、连、营这样一些单位里，组织各兵种的最密切的协同动作，因为强击群和强击队正是由这样的一些分队组成的。
可见，发挥中等编制单位的部队指挥员的作用，发挥列兵及军士的主动战斗精神，在城市作战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们完成的各种战术任务，有时会发展为战役任务，而整个交战的成败，则完全取决于这些任务的完成情况。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的智慧和勇敢，应受到充分的重视和极大的信任。
在强击柏林的第1天，我集团军部队向市中心推进了3公里，在个别地段上推进了4公里。在右翼作战的部队已进抵布里策尔——茨维格运河，这条运河在特莱普托夫公园附近汇入施普雷河。在左翼和在主要突击方向上作战的部队，占领了布利茨和马里恩多夫两个市区，沿特尔托夫运河继续向前推进。
几乎每个方向的战斗都进行得非常激烈。每个街区布设的发射点和长柄火箭弹发射巢，其数量都已达到极度饱和的状态，敌人的这些发射点和发射巢，通过楼房的阳台和窗户，可居高临下地攻击我坦克和密集的人群。
柏林市内有许多铁路，从不同的方向通过市区，是很合适的防御阵地。所有通向火车站和桥梁的接近地以及道路交叉点，都变成强大的支撑点。每条运河都已成为敌人妄图扼制我军进攻的防线。
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作战是相当困难的。
近卫步兵第79师第220团瓦西里·切尔尼亚耶夫少尉指挥的强击队领受的任务是，将盘踞在阿尔特——马肯大街与塔肯多夫大街交叉路口的一座高大石头建筑物里的敌人驱赶出去。法西斯匪徒拼命加强这所楼房的防御。他们在地下室里配有小口径火炮和自动枪手，在二楼配备了步兵重机枪。
此外，这栋楼房的守敌还与相邻的楼房保持着火力联系。
切尔尼亚耶夫少尉命令重机枪指挥员尼古拉·弗拉先科和两名反坦克枪射手向这栋楼房的窗户射击。同时，命令彼得·瓦西列夫斯基中士用45毫米火炮去消灭敌人的机枪和随后重新出现的发射点。
我们的反坦克枪、机枪及火炮开始向敌人射击。希特勒匪徒隐蔽在大楼的后面，暂时减弱了火力。我们的战士们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伊万·特鲁巴切夫中士指挥的强击群边射击、边向前冲击，首先接近了楼房。战士们向地下室的门内及窗内扔了几颗手榴弹，随后冲进楼房，打死了敌人的炮手和所有的自动枪手。尼基金中士指挥的巩固胜利小组的战士们，紧跟着特鲁巴切夫的强击群冲入楼内。在进入一间房间之前，尼基金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并向屋里扔进去一颗手榴弹。几个希特勒匪徒当即被炸死，其余的全部溃逃。近卫军战士们用手榴弹和自动枪为自己开辟道路，终于把其余房间内的法西斯匪徒全部赶了出去。
这时，米哈伊尔·别利亚夫斯基中尉和维克多·罗曼诺夫少尉指挥的两个强击队与迫击炮兵和炮兵协同作战，占领了座落在街角的第二栋楼房。
巷战的胜负取决于小股的强击群能否发扬顽强的的作战精神以及作战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几个装备有手榴弹、自动枪及步枪的战士，在机枪和迫击炮的支援下，迅猛地向敌人发起冲击，经常能够获得成功。只是应该注意，在向前推进时，应避开笔直的街道，要利用房屋被打穿的缺口、后门、篱笆门、庭院以至偏辟的窄巷。在一般情况下，敌人会在一些建筑物内以及建筑物之间的空地布雷，街道上一般布设应用地雷，房屋内布设地雷和诡雷。我们是这样教战士的：在向前推进之前，应进行周密的侦察，摸清情况，然后稳扎稳打地勇敢前进。
对于结构建筑物，敌人防守时是非常顽强的，因此，应使用迫击炮的火炮将它摧毁，再用手榴弹消灭里面的守备部队。
如果各分队冲击一个街区，则必须将这个街区分割为若干个部分，将守敌隔离开来。冲击一栋房屋或一个街区时，应同时从几个不同的方向进行。分队配属的坦克和自行火炮，首先应当以直接瞄准射击压制那些妨碍我强击群前进的敌人发射点。
对于我集团军的近卫军战士们来说，强攻城市已经不是头一次了。他们利用以往积累的作战经验，勇敢而坚定地向前推进。
在向泰姆泊尔霍夫机场前进的路上，我军要强渡特尔托夫运河。德米特里·涅斯捷连科中尉率领近卫步兵第39师的强击分队，第1批冲到河岸。大火产生的浓烟笼罩着岸边的建筑物，以致很难看清对岸的情况。涅斯捷连科心想，既然我们看不到对岸，对岸的敌人也看不到我们。于是中尉命令第1强击群首先强渡过河，攻占对岸的一座高层建筑物。这时，运河上的桥已被炸毁掉入水中，即使如此，如果不是法西斯分子的机枪手和阻击加强防守，用火力严密压制，还是可以沿着完好无损的桥桁架强渡过河的。
于是，涅斯捷连科命令炮兵向对岸的各建筑物进行急袭射击。准确的炮火射击迫使敌人的发射点不得不停止射击。安德列·阿尼西耶夫上士率领强击群趁机向河桥冲去。强击群的指挥员第1个冲到楼房的近旁，当时，法西斯分子的一挺机枪，正从窗户里向外猛烈射击，他立刻朝窗户内扔进一枚手榴弹。敌人的机枪立即变成了哑巴。阿尼西耶夫又向窗内扔了两颗手榴弹，紧接着冲进楼房，消灭了三个房间内的法西斯匪徒。
近卫军战士们的行动迅猛，战术机动灵活。在进入每个房间和通过每条走廊之前，自动枪手们首先猛烈地扫射一遍，然后向前冲去。法西斯匪徒经受不往如此此迅猛的打击，全部溃逃。巩固胜利小组趁机向这些溃逃的敌人猛烈开火。在他们的火力掩护下，阿尼西耶夫率领的战士们冲入并攻占了旁边的一栋楼房。
在近卫第8集团军战士的功勋史册上，还有另外的光辉的一页。这光辉的一页是通讯员阿列克塞·布尔马舍夫准尉谱写的。我非常了解阿列克塞·布尔马舍夫。我在第聂伯河、维斯瓦河和奥得河曾多次见过他。他是一个宽肩膀、高颧骨的西伯利亚人。是他在施普雷河望着混浊而寒冷的河水，对同志们说。
“我们渡过了无数条比这条河要险恶得多的河流，这条河又算得了什么！毫无疑问，我们一定要渡过这条河！”
在靠码头的岸边和水上，漂着一些德军撤退时未来得及毁掉的船只。近卫军准尉布尔马舍夫的通信排利用了这些船只。
敌人还在进行顽强的抵抗。一颗颗炮弹和炸弹落入水中，掀起了一条条水柱，弹片在空中呼啸而过，近卫军准尉布尔马舍夫和电话员科舍廖夫划着的小渔船眼看就要被掀翻。但是，这条小船终于冲破了敌人的火力封锁线。布尔马舍夫和科舍廖夫手持步枪和线轴跳上岸，立即开始架线。德军发现他们后，立即向他们射击。科舍廖夫中弹牺牲了。布尔马舍夫时而匍匐前进，时而跑步前进，冒着敌人疯狂的扫射向前铺设着线路。不久，指挥所听到了他的声音：
“‘雄鹰’！‘雄鹰’！我是‘花楸果’！我的声音怎样？”……
此后，全团进入柏林。争夺泰姆泊尔霍夫中央机场的战斗异常激烈。在电线杆上、在燃烧着的屋顶上以及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内，人们都看到过近卫军准尉布尔马舍夫的身影。他与战友们一起，可靠地保证了各分队的通信联络。一个人只有具备难以想象的毅力和勇敢无畏的精神，才能在枪林弹雨中爬到电线杆顶上架设线路！布尔马舍夫手里夹着线轴沿街奔跑，德国鬼子用自动枪和迫击炮从各个方向不停地向他射击。
他距我军强击群正在进行战斗的建筑物仅剩下10米了。这时，一块弹片打入了近卫军战士的胸膛。布尔马舍夫用一只手按住伤口，跑到建筑物跟前，高喊了一声：
“保持联络！”然后，便倒在马路上。
这是布尔马舍夫在战争年代里架设了数千公里的电话线中的最后几米。这最后的一条线路是沿德首都的街道架设的。不久，正是通过这条线路传来了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机场已被全面包围！”
应该说，占领泰姆泊尔霍夫机场对整个柏林战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机场是柏林市剩下的最后一块可供飞机起飞的场地。显然，敌人企图竭尽全力将这唯一的通往空中的窗口控制在手中。守卫机场的部队有高炮部队、党卫军分队以及坦克部队，这些部队由南、东两个方向沿跑道边缘配置，形成了一个U字形。大部分坦克被隐蔽在地下，变成了固定的发射点。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看来，柏林的守备部队已无燃料贮存供坦克使用。后来据被俘的坦克兵供认，所有汽油都被收走供飞机使用了。
根据俘虏们的供词，在地下机库内停着加满了油的飞机，随时准备起飞。机组人员昼夜在机旁值班。在机组人员中，包括过去深受重用、多次将希特勒、戈培尔、鲍尔曼以及第三帝国的其他头目空运到德国各地的飞行员和领航员。可以断定，希特勒和他的同伙现在还在柏林。决不能让他们从这唯一的空中窗口溜走！包围并占领机场的任务交给了近卫步兵第39师和第79师。炮兵的任务是用炮火控制跑道。由于我们不知道地下机库出口的准确座标，因此，配备有坦克的各强击队的任务是，用机枪火力切断通向跑道的各条道路。这样，就将敌机堵在地下。
这个计划实施是非常成功。从4月25日晚开始，这里一架飞机也没能起飞。到4月26中午，机场和整个泰姆泊尔霍夫航空港，包括机库和通信枢纽以及“弗吕哈芬”主楼，已全部掌握在我军手中。
但是，与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一起，还传来了一个令人沉痛的消息：近卫步兵第39师第117团团长叶菲姆·德米特里耶维奇·格里岑科牺牲了。这是一个足智多谋、意志坚定和非常勇敢的人。此人宽宽的肩膀，身材匀称，少言寡语，两眼炯炯有神。他的形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中。他是4月25日夜里牺牲的，但我在第二天才接到通知。显然，同志们不相信，也不愿相信叶菲姆·德米特里耶维奇已经牺牲，我也是这样……
当《青年近卫军》杂志发表了我的回忆录时，我收到了E·C·格里岑科的妻子尤利亚·马卡亚罗夫娜的来信。她是新西伯利亚省马斯良尼诺工人新村的中学教师。他在信中写道：乡亲们至今仍以崇敬的心情怀念着英雄。
攻打柏林已经第三天了。被围困的柏林守备部队的防线愈来愈短了，但敌人的顽抗仍在不断加强。我们战斗队形的密度的增大，火力机动已缩减到了极限。一切都被挤到拥挤的街道上，部队向前运动时，真可以同矿井坑道的挖煤工在工作时的情景相比。只有穿过一道一道的厚厚的石头墙上的缺口，越过大堆大堆的废墟和大块大块连带着炸断的钢筋混凝土块，才能从一条街冲到另一条街，从一个街区冲到另一个街区。当希特勒匪徒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不远是，不顾平民百姓的生命安全，炸毁了城市的建筑。
在选帝侯大街教堂前的广场上，党卫军的部队进行了疯狂的抵抗。1945年4月26日夜间，强击群与独立重型坦克第34团的坦克一起，大胆跃进，拿下了横贯城市南部的两条铁路线。在教堂前的广场上，我们的一辆坦克触了地雷，履带被炸坏。
党卫军分子看到苏联的这辆坦克停住了，马上切断了这辆坦克的乘员以及协同坦克作战的自动枪手的退路。
党卫军约有有100人，而我们只有12个人。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开始了。在这场战斗中，近卫军中士、坦克驾驶员格尔曼·彼得罗维奇·沙什科夫表现了高度的英雄主义的良好的战斗素质。他出生在高尔基省伏尔加河流域。当装填手在坦克坦克牺牲后，沙什科夫立即代替了他。过了一会儿，炮长也牺牲了，可是坦克仍然在射击。沙什科夫这时既是装填手，又是炮长。火箭弹的爆炸，又夺去了车长的生命，现在，只剩下沙什科夫一个人了。他坐在操纵杆旁，操纵着坦克在原地转动。又一发火箭弹击中了坦克，发动机部分起火了，沙什科夫挂上倒档，让坦克的尾部向一堵块要倒塌的墙撞去，这样，墙倒塌时的碎砖碎土一下子就把火熄灭了。
沙什科夫用炮和机枪轮番地向法西斯分子进行射击。但很快炮弹和子弹都打光了，只剩下一些手榴弹。这位近卫军战士很珍惜自己的坦克，他不愿意让它落在敌人手里。他的手榴弹一会儿从炮塔口、一会儿又从驾驶员窗口，一颗按一颗地飞出去。而手榴弹最后也扔完了。沙什科夫的胸部第二次受伤。希特勒分子开始敲打坦克的装甲，叫沙什科夫投降。但近卫军战士是不会投降的！格尔曼·沙什科夫一直呆在坦克里。
当战友们赶到这里时，看到在坦克的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30多个穿着秘密警察制服的德军自动枪手和长柄反坦克火箭弹手的尸体。沙什科夫躺在坦克里，他自己多处被烧伤，满身是弹伤，手里还拿着刀子。他用最后的气力向同志们讲述了这里发生的事情。这位英雄牺牲前说的话是：
“谢谢同志们，你们没有使我的躯体落在敌人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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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步兵第28军军长A·A·雷若夫将军向我报告说：在亨里赫·冯·克莱斯特公园后面的一座已变为强大支撑点的拐角大楼里，被包围的敌守备部队，仍在用大口径机枪不停地进行射击。据情况判断，那里盘踞着敌人的敢死队队员。他们向想穿过街道的卫生员、伤员、妇女和孩子们射击。他们不加区别地向所有进入机枪射程的人开枪，他们打长点射……应该怎么对付他们呢？
在这之前，我很久拿不定主意：是否动用集团军现有的喷火器分队呢？我一直将这些部队作为预备队。而现在下决心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命令独立工兵第41旅的背裹式喷火器分队调到前沿阵地。
喷火手们悄悄地来到紧靠着拐角大楼的地方，他们向据点的所有射孔和地下室的窗口喷射出一束束火焰。但敌人的机枪很快又射击起来。这就是说，一定要冲入这个巢穴，将这些法西斯分子就地消灭干净。主动要求执行这一决定的是喷火手列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波波夫，他是来自赤塔省阿尔贡村的一个勇敢的西伯利亚人。他先将一捆手榴弹扔向大门，把门炸开，然后冲进了一楼。走廊里的纳粹分子，有军官，也有士兵，还没有来得及放一枪，就被波波夫的喷火器喷出的火焰吞没。但敌人的主力躲在地下室里。波波夫向地下室扔了几颗手榴弹后，便顺着楼梯跳了下去，出现在法西斯分子最密集的地方。波波夫后来说，法西斯分子大约有30人。
“举起手来！”他大声喊道。
回答的却是一连串的自动枪射击。他只好隐蔽在隔墙后面，用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