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敌人却又是另一回事了。在城市里，敌我双方的阵地犬牙交错，双方的防御支撑点，杂乱无章地交织在一起，要想摆脱是极困难的。
战后缴获的一些文件证明，第6集团军司令部尽管在晚间接到了冯·魏克斯的命令，但直到11月20日中午，仍没察觉即到将来的这场灾难会有多大。
保卢斯没有来得及撤消他11月20日下达的进攻命令。
他还在进攻！
到11月20日中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实现了突破。
13时，机械化第4军进入突破口。16时，坦克第13军在自己的地段上急速向敌防御纵深发展。22时，骑兵第4军紧跟机械化第4军前进，向西发展进攻。
11月20日下午，保卢斯才在司令部会议上第一次谈到局势的危险性。他警告说，可能会出现危机局面。他仍沉住气。但德国的将军们却陷入一片混乱中，在通信联络中断、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生疏的形势下，简直晕头转向。
直到11月20时黄昏，保卢斯才接到关于罗马尼亚军队和德军预备队被全歼的通报。
保卢斯转移了指挥所，但到11月21日夜间，他又不得不匆忙地另找更安全的地方。
11月20日晚上，我们第62集团军司令部还没掌握有关我军进攻地带局势的确切通报。我们几个指挥人员得出结论是：一切都在进行中，可是应当考虑到情报落入敌人手中的危险性。
我们只能以微弱的兵力将敌人牵制在城里，此外不能再干什么。我们在等待着进攻部队南下同我们会合。
11月21日，城里的情况没有任何变化。
伏尔加河仍漂着冰凌。渡口上冷冷清清。又是雾，又是雪。甚至在停雪的短暂时刻，敌机也没有出现在阵地上空。战斗仍然在激烈进行，但我们的侦察员没有发现敌人集结兵力以进行强攻的迹象。因此，我们可判断出，我们的进攻发展得很顺利。
在这同时，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从这个指挥所跑到另一个指挥所。夜间，他从戈卢宾斯基跑到古姆拉克地域。他的司令部开始慌乱起来。
现在我们知道，11月21日深夜，当第6集团军司令部四处躲避苏联坦克时，希特勒向设在下奇尔河的一座德军司令部的电台发去一封电报，其内容是：
“集团军司令应率领其司令部向斯大林格勒开进。第6集团军应占领环形防御待命。”
如果说，保卢斯在尝到我军打击的威力之后，已开始意识到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的话，那么，在遥远的德国大本营里，希特勒还陶醉在他不可战胜的梦幻中。
保卢斯开始慌张了。我军还未完成合围，而保卢斯在11月22日18时就向“B”集团军群司令部发电：
“集团军已被合围……燃料储备即将耗尽，坦克和重型武器将无法开动，弹药已发生危机。食粮只能维持6天。”
保卢斯在叙述第6集团军所处的困境的同时，请求在决定是否留在斯大林格勒的问题上，给予自主权。
希特勒对保卢斯的这一个企图立即做出反应。他回答说：“第6集团军就地占领环形防御，等待从外面进行解围。”
22日晚，我们从各种渠道获得消息，我军的进攻正顺利地发展着。23日16时，A·T·克拉夫琴科少将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坦克第4军与B·T·沃尔斯基少将指挥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机械化第4军在苏维埃农庄地域会师。
合围已合拢。处在钳形夹击中的德国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一部共22个师，33万人。
2
战后，在评价1942年11月最后几天的事件时，理论界围绕着保卢斯集团军被围一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迄今为止，西方的历史学家和原希特勒的将军们，仍在千方百计地夸大宣扬以下的假定：如果当时希特勒允许保卢斯自由行动，而保卢斯将集团军撤出合围圈的话，那情况又该会怎样呢？
如果没有忽略在这场理论争论的背后，隐藏着想把失败的责任推到希特勒一个人身上，推到他的狂热主义上，从而为普鲁士军官团恢复名誉的意图的话，那么，上述假定是不值得一谈的。
他们断言，是希特勒，只能是拥有无限独裁权力的希特勒，才把他们推到顿河草原、陷入伏尔加河畔，而且在危机关头，既听不进明智的意见，又找不出正确的解决办法。
我不太相信希特勒的将军们在那时能提出什么明智的意见。对于我们来说，最明智的是不发动反对苏联的战争。他们从那以后的所作所为，只能是在愚蠢和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不仅对全世界、而且对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民族，犯下了愚蠢的罪行。
如果全面地看一看斯大林格勒战役就会看出，拉长自己的交通线，远离主要供给基地，远离德国本土几千公里，来进攻高加索，强攻一个我们决心全力捍卫的城市，这是明智的吗？第6集团军陷在巷战中，在两翼遭受巨大损失、受到削弱的时候，还继续发动一个接一个的攻击，这难道是明智的吗？如果明智的话，保卢斯就不会向大本营发去那些歇斯底里的电报了。况且，11月份所发生的转变，正是斯大林格勒保卫者们在8月、9月、10月的浴血奋战打下的基础。如果明智的话，完全可以预见到事态将向何处转变。
我军在伏尔加河的反攻，是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所有集团军准备实施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11月那最关键的日子里。
11月19日，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开始发起进攻。这时保卢斯还没有惊慌，他还在打算实施进攻。
11月19日，德国的将军们还没想到会遭受失败。
11月20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转入进攻。苏联统帅部要夹击敌在斯大林格勒的整个集团的意图已明了。德国将军们这时既还没叫喊被合围，更没叫喊大难临头，他们不相信我们已学会在战役地区大规模地消灭他们。保卢斯及“B”集团军群的指挥部仍在打算以自己的力量寻找出路，摆脱困境。而这时，苏军坦克正急速地合拢包围圈。保卢斯则不慌不忙地把预备队投入战斗。
11月22日，他开始大呼灾难临头。然而，为时已晚。11月23日合围圈合拢了。
怎么办？把部队撤出斯大林格勒，突出重围？
试问：在斯大林格勒，在城市战斗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是怎样考虑使自己的部队脱身的呢？
如果要撤走，保卢斯的部队不得不丢弃全部移动技术装备、所有的重型武器和所有的火炮。我们就要让他们钻进我们的火网，这样，能从城市的废墟里漏网爬出去的只是少数。
然而，保卢斯集团军并没有全部被困在城里。他在城郊还有许多部队。他可以把它们集中在狭窄的正面地段上，并可以在11月23日或24日向突破口实施突击。假定说，他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丢下所有的技术装备和火炮突围到开阔地。
但正如保卢斯要人承认的那样，燃料已耗尽了。
大雪、风暴、冰层、我军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第6集团军的命运将会怎样？当年拿破仑从莫斯科逃出来到别列津纳河就全军覆灭。而保卢斯在草原上，就只能使他的军队覆灭得更快些。
希特勒不但没有作出这一决定，而是要自己的将军们、要保卢斯组织环形防御，并坚持到最后。希特勒是要以兵力达30多万人的被围部队拖住我5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否则，这5个集团军就能在战役地区大大地加强我军的攻势，使我军能够在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实施突击，把在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象合围保卢斯集团军一样，也装进大口袋里。然后将它分割。保卢斯集团军从11月23日坚持到第二年的2月2日。要是在大草原上，该集团军数日内就会被击溃、被歼灭和被俘虏。因此，不单单是希特勒，而且他的将军们，也要对德国士兵在斯大林格勒遭受到灾难负全部责任。
我不打算对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实施的反攻进行全面叙述。这场反攻是怎样发展的，当时的参加者将会叙述得更全面、确切。但是，我军仅仅在卡拉奇地域会师远没有解决问题，前面仍是困难重重。
我军在对敌斯大林格勒集团进行合围过程中，封闭了合围的对内正面之后，又立即着手，建立合围的对外正面，发展已开始的进攻。
11月23日日终前，西南方面军的近卫第1集团军和坦克第5集团军的步兵兵团前出列克里瓦亚河和赤尔河地带，并在那里占领牢固的防御。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51集团军和骑兵第4军的部队推进到格罗莫斯科拉夫卡、阿克赛、乌曼采沃及萨多沃耶以东一带。采取这些行动的结果，使合围战役在西面和南面都得到了可靠的保证。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预料到敌人必将试图给被围部队解围，因而及时采取了措施，在危险方向上加强力量，以对付敌人匆忙建立的新的“顿河”集团军群的突击。
德军新建的集团军群也遭到了失败，解救保卢斯集团军的企图破灭了。合围圈现在已牢牢地合拢。
3
我们再回到第62集团军的战线上来。
我说过，我们同伏尔加河左岸的联系被切断。这使我们受到限制，无法采取积极行动。
方面军首长曾有波—2飞机将弹药、主要是食品空运过伏尔加河。但无法做到大量空投，因为必须把物资投到宽仅100左右的地带上。计算稍有误差，物资就会落到伏尔加河或敌人手里。
运来的弹药、食物越来越少，而伏尔加河上的流冰却越来越多。看来，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下去。
12月16日，大约下午4时，大伙的注意力被不寻常的噪音和岸边冰块的破裂声吸引了过去。当时，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正在权当食堂的掩蔽部里吃饭。我们大家听到这不寻常的噪音后，都跑到岸上，我们看到一块硕大无比的冰块正从扎伊采夫斯基岛飘移过来。它摧毁着自己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撞碎大大小小的冰块，并改变它们的流向。几根冻在一起的圆木，象轻飘飘的细木片一样，被撞得粉碎。这场面实在太惊人了。这块几乎同伏尔加河一样宽的巨大冰块，漂流速度慢了下来。我们大伙都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它是停下来，还是继续漂流，它意味着我们将有一座天然桥梁；如果停不住，渡河的艰险情景还会象以前一样：小船的马达声、叫喊声、落水的人和被挤在冰块里的人的呼救声连成一片……
终于，巨大的冰块在我们的掩蔽部前面停了下来。真让人高兴万分，简直不敢相信。
我立即把工兵部队的指挥员找来，命令他们组织二、三批战士带着杆子和绳子过河到对岸去。任务很简单：沿着冰块对岸，然后再返回来。工兵出发了。天已黑下来。大伙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每人都到岸边去了好几次，听听有没有冰块移动的声音。
晚9时，第一批工兵返回来了，他们很顺利地在冰块上往返伏尔加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现在我们同“大陆”连在一起了！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7日，战报上出现了这样的话：
“从12月17日早晨起，可以沿铺在冰块上的两条木板步行通过伏尔加河。”
伏尔加河上的这种复杂情况，也大大地妨碍了我们执行本集团军提出的各项任务。然而，我们仍抓住一切合适的机会和敌人的每一点失误，对敌实施突击，一米一米地夺回祖国的领土。
但是，只靠各步兵团的进攻，集团军无法歼灭前出到“街垒”工厂地域的伏尔加河的敌人。因为我们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预备队。
怎么办？怎样才能把柳德尼科夫师解救出来？
这时，我们在伏尔加河左岸的大炮派上了用场。我们决定以炮火消灭敌人。然而，要实施这一作战方案有许多困难：要非常准确地对敌人的每个据点实施射击，这需要神炮手。神炮手我们有，但从右岸进行射击校正却很困难，因为流冰的冲击经常使有线通信中断，而无线通信效果又太差、很不可靠。
我们把敌人占领的地段，由北向南、从伏尔加河到最前沿，用从左岸能看得很清楚的标杆做出标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法西斯分子圈在里边的宽约600—800米的大走廓。我们的炮兵，从左岸清楚地看到这条走廓，就能弹无虚发地轰击敌人的火力点。
直接瞄准射击是在右岸的校射员的帮助下进行的。他们观察并准确地指出目标和落弹偏差，把结果报告给各炮兵观察所，后者再转告发射阵地。
柳德尼科夫和戈里什内的步兵分队，看到我炮兵对敌人实施毁灭性的轰击，便接敌到投掷手榴弹的距离上。炮兵按发光信号停止了射击。以强击队为主的步兵分队，用手榴弹发起短促冲击。攻击并俘虏躲在土木发射点和地下室里的敌人。
12月23日，戈里什内师继续向西北方向实施进攻。尽管遭到了敌人顽强的抵抗，一些部队仍缓缓地向前推进，与柳德尼科夫师建立了直接联系。
12月24日，按照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命令，因连续作战而精疲力尽的叶尔莫尔金的第112师、斯梅霍特沃罗夫的第193师、若卢杰夫的近卫第37师和2个步兵旅，要从本集团军中撤出，转入预备队，前去整编。
按照惯例，师长、旅长、甚至团长在撤往伏尔加河左岸之前，都要到集团军指挥所来告别。
同朋友们、尤其是同战士们告别，真是难舍难分。告别时，我们回忆起往事，脑海里再次展现出每一场战斗、每一次反冲击的情景。
这些曾同我们一起渡过许多艰难日子的指挥员们，如今就要离开集团军，令我感慨万分。同他们告别时，我心里又想起他们所率领的部队，这是一些多么生气勃勃、以承担危险任务而自豪的勇敢、坚定的部队！他们为保卫斯大林格勒，一到伏尔加河渡口，便立即投入了战斗。
军事委员会每天、确切地说是每天早晨都汇总有关有多少伤员要送过伏尔加河、是哪个部队的等情况。这是为了掌握集团军损失了多少步兵、机枪手、迫击炮手、坦克兵、炮兵和通信兵。集团军在人员日益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战斗力的下降。恰恰相反，集团军的士气更加高涨了，因为每击退敌人的一次进攻，就增加一份对我军力量的信心，我们已获得了对敌斗争的经验。
我回想起A·F·索洛古布的第112师，该师早在顿河、奇尔河就开始同德国法西斯分子作战。那时该师隶属于第64集团军，曾击退了保卢斯用来对付我第62集团军翼侧和后方的敌步兵第51军进攻。没有命令，该师从不后退一步。该师还在顿河两岸英勇作战过，师长伊万·彼特罗维奇·索洛古布上校就在其中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这位身材高大、魁梧的师长，苏联人民的忠实儿子，在法西斯分子的枪弹面前从不低头的人，仿佛就在我眼前。
我记得那是1942年7月底，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我和索洛古布都在顿河右岸雷奇科夫斯基镇北的116．6高地上，我正给该师布置任务。敌人可能发现了我们，突然用150毫米火炮向这个高地射击。炮弹交叉着射过来，离我们越来越近。显然，炮弹很快就要准确地落在山顶上。于是，我让伊万·彼特罗维奇回自己的司令部。他看了我一眼，说：“那您呢？难道我可以在您之前从这高地上后退吗？”
我安慰他说，这不是后退，而是侦察完毕回自己的部队，以便率领部队前进。
当时冒着敌重炮的射击，行走在毫无遮档的野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伊万·彼得罗维奇却不慌不忙地走在我的前面。
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炸伤了师部的一名跟随他的工作人员。伊万·彼得罗维奇沉着走过去，扶着伤员从高地往下走去。在小山沟里，我赶上了他们，伊万·彼得罗维奇正在那里为伤员包扎伤口。
步兵第112师师长H·F·索洛古布上校，早在为自由的西班牙而战时，就表现出勇敢和大无畏精神。从7月26日起，他率部在第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