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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原来小祁这么了不起呢！”于蕊瞪圆了眼睛。她是真不知道这个情况，还以为祁瑞仓当了副市长，就彻底与学术无缘了。在世人的眼中，在国外学术圈有影响，显然要比在国内有影响更了不起，人家外国人都承认的学术成果，那肯定是货真价实的嘛。
祁瑞仓笑道：“投其所好罢了。我的确是在几家国际top1的经济学刊物发表了论文，反响还不错。不过我这也算是投机取巧吧，我是从制度经济学的层面研究产业复兴，这个话题在国外理论界比较热，我又有榆北的实际经验作为案例，所以国外的学者比较感兴趣。这两年，陆续有一些国外的学者到榆北来考察，总结榆北的经验，我的一些观点，就是和这些学者交流的时候形成的。
去年我辞掉招商局的工作，调到政研室去工作，其实也有专心做理论研究的意思。我觉得榆北的经验还是很有推广价值的，其中涉及到市场失灵、外部性等方面的理论问题，在经济学理论中也是很有价值的课题。”
丁士宽说：“小祁的每篇论文，我都认真拜读过，他的很多观点对我也很有启发。不过，我和他的理论分歧依然没有调和，我是主张政府主导经济的，市场的作用是调节。而小祁则恰恰相反，他主张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仅仅是解决市场失灵的那部分。”
“政府的作用必须受到约束，政府的权力过大，对于市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祁瑞仓争辩说。
“可是，你在榆北做的不就是政府工作吗？你不希望自己的权力大一点？”谢克力也加入了讨论。他在财政部工作，而财政部无疑是一个权力极大的政府部门，谢克力肯定是要为自己的部门争一争的。
祁瑞仓大摇其头，说：“恰恰因为我在招商局工作了好几年，我才更深刻地认识到政府的作用必须受到约束。我们榆北招商局的工作，总体来说是有效的，大家也非常敬业。但不可否认，从局长到普通工作人员，在工作中都有个人的诉求，有的是追求政绩，有的是追求招商奖励，还有一些甚至带有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
在理想的政府行为模型中，政府应当是追求市场利益最大化的。而实际上，政府追求的却是自身的政绩最大化，这就是目标的偏差。比如说，我们在招商的时候，引进了一些有污染的企业，这些企业经营产生了极大的外部性，这些外部性构成了全社会的成本。从理性的角度来说，榆北不应当引进这些企业，但政府官员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考虑的是引进这些企业有助于自己的政绩……”
“这算是委托代理问题吧？”冯啸辰卖弄道。他前世是学工科的，这一世却读了经济学的硕士，所以也有些经济学功底了。
祁瑞仓说：“没错，我正是用了委托代理模型来解释这种情况，同时引入交易成本和产权的概念，提出政府在产业复兴中的角色选择问题。另外，我在招商工作中，还认识到政府的决策其实也是存在着缺陷的，这个可以用有限理性的观点来解释吧，政府官员也不是万能的，他们也会犯错误。市场的作用就在于用多个主体的智慧来修正个别主体的错误，如果一味强调政府主导，那么政府犯了错误，经济就要受到影响了。”
“我倒是觉得，你们俩的观点并不冲突嘛。”王振斌插话了。发计委官员也是需要有点理论水平的，所以王振斌平日里也会看看经济学期刊，对一些理论概念不算陌生。他对祁瑞仓和丁士宽说：“我觉得，小祁的观点是市场为主，政府为辅，小丁的观点是政府为主，市场为辅，说到底就是谁多一点，谁少一点的问题。相比你们俩1多年前的分歧，你们现在的分歧已经小得多了，我记得当年小祁是坚决反对产业政策的，现在他已经能够接受政府的角色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嘛。”
祁瑞仓点点头，说：“我承认，我过去的认识是有些偏颇的。在榆北工作这几年，我看到了政府在市场培育中发挥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以榆北这样一个老工业基地的情况，要想在短时间内完成产业转型，建立起初步的市场制度，是完全不可能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老祁在榆北的政府官员中，是一位坚定的制度大师。榆北的很多制度，都是老祁帮助建立起来的，包括外来投资商的行为规范、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定、人才流动的规定等等。没有老祁，榆北的市场规则不会像现在这样完善的。”冯啸辰笑着向大家介绍道。
“这就对了。”王振斌说，“我们在发计委的时候，也经常会请一些专家来讲课。我感觉到，纯粹在象牙塔里做研究的学者，会更推崇市场化，言必称亚当斯密之类。而但凡有一些实践工作经验的，像小祁、小丁这种，多少都会对政府的作用给予一些肯定。前一段时间，中央领导有一个讲话，提出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教条，应当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小祁和小丁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方面，虽然有些分歧，但都是真知灼见。我想，你们俩为什么不能联起手来，共同搞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呢？”
“我的确有这个想法啊！”
祁瑞仓和丁士宽几乎是同时说出了这样一句，说完了才发现自己与对方说得惊人的一致，不由得相视大笑起来。他们俩都是有学术理想的人，的确都不止一次地想过要创立一套学术理论，当然，像王振斌说的那样二人联手搞研究，他们还没有想过。此时听到王振斌的提议，难免有些心动。
冯啸辰说：“我支持老王的意见，老祁和老丁是咱们班的理论大师，最为难得的是，他们都不拘泥于自己已有的学术观点，而是积极地参与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自己的观点，凭这一条，就足够把很多所谓的大师抛到几里外去了。中国的经济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如果不把这些思想归纳起来，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实在是太可惜了，也愧对这个时代。你们俩一个偏市场引导，一个偏政府管制，恰好具有互补性，联合起来搞一个理论体系，我觉得肯定能够轰动整个理论界。”
“哈哈，承老幺吉言。”祁瑞仓爽快地说，他在榆北呆了几年，性格上变得更加豪放，他对丁士宽问道：“老丁，有没有兴趣联手搞点研究，没准过几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咱俩的了。”
“你来挑头吧，我帮你整理资料。”丁士宽低调地说。
“一言为定！”祁瑞仓没有去纠正丁士宽的谦虚，他端起一杯酒，对众人说道：“各位，刚才老幺说得对，这2年，中国经济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不管是做理论，还是像老王、于姐你们这样做实务的，都赶上最好的时代了。咱们都还年轻，还有大把大把的好时光，让咱们加倍努力，不要愧对这个时代。”
“对，不愧对这个时代！”
众人一起站起身来，高举起酒杯，大声地说道。
（第二卷完）
齐橙说
9年代的故事写完了，前段时间一直在纠结于如何结束这一卷。各位读者朋友可能不会想这么多，但作为作者，是需要考虑作品的节奏感的，一个年代的故事需要在一个高潮处结束。压缩机这个故事，算是一个小高潮，最后仍以祁瑞仓结尾，呼应了一下第一卷结束（第53章）的设定。下一章进入第三卷，也就是新世纪的故事，中国的装备工业要走向世界了。
第七百五十八章 有客东来（）
2003年，英国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
旅客出口处的外面，一位身材高大的白人男子手里高高举着一个牌子，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从出口走出来的各色乘客，生怕错过了那个他并不熟悉的身影。天气并不算很热，但这位白人的脑门上却明显沁着汗水，不过他并没有在意，也没敢脱掉身上厚厚的西服。过往的乘客和接机者偶尔回头看去，看到那牌子上写的并非英语，而是一个……或者说是两个汉字。
“这是中国字，意思是o……horse，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一位稍微有点东方文化基础的英国人向自己的同伴炫耀着自己的博闻广记。
“我想这或许是一位中国人的名字吧？”同伴猜测道。
“真是一个奇怪的名字。”
“是啊，……看，咱们要接的人来了！”
准确认出了“二马”两个字的中国通带着自己的同伴跑开了，举着牌子的那位白人男子抬头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牌子，然后冲着他们的背景鄙夷地嘟囔道“真没文化，这分明是个冯字好不好！”
“老板，为什么你要亲自来接这位中国的冯先生，他是你的朋友吗？”站在白人男子身边的一位小跟班低声问道。
“不，他是……呃，你就把他当成我们公司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吧，如果我们失去了他的支持，你和我都会失业的。”那白人男子说。
“原来是这样……”小跟班脸上露出肃穆之色，腰板也不自觉地挺了一下，以便让自己的形象显得更认真一些。
这位白人男子名叫霍特比，是英国伯明翰一家名叫霍氏信息技术投资公司的ceo。在霍氏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料上，写明公司是一家合股制企业，股权构成非常复杂，除了霍特比本人拥有的少量股份之外，还有五家公司分别持股。霍氏投资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对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电子信息类企业进行投资，它对每家公司投资的额度都不算大，似乎仅仅满足于在这些公司里有一个露脸的机会。
霍特比本人也是一个比较喜欢露脸的人，身为迷你级别的小股东，却热衷于经常到自己投资的公司去晃悠。当然，他也不算那种特别惹人讨厌的小股东，他有在电子公司里从业的经验，在许多业内企业都有朋友，所以经常能够帮助所投资的公司找到一些合作机会，算是一个免费的业务员。
跟他一同到希思罗机场来接机的小跟班名叫多宾斯，是个20来岁的小伙子，大学毕业即失业，当了几个月啃老族之后，被霍特比招募进了公司，挂的头衔是投资顾问。多宾斯是学金融的，对于投资还真懂一点，他认真研究了公司的投资结构之后，向霍特比做了一次正式的汇报，认为公司的投资方向应当进行调整，应当把资金投向那些有增长潜力的企业，而不是如现在这样大部分投在一些奄奄一息的企业身上。
霍特比耐心地听完了多宾斯的意见，满意地点点头，给他加了100欧元的薪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霍氏公司的投资方向应当选择在一些眼看着就要破产的公司上，让人深深怀疑霍特比开的不是投资公司，而是一家垃圾回收公司。
老板不听自己的意见，多宾斯有一些挫败感，但旋即便释然了。公司是老板的，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关自己屁事？这个老板待下属非常和气，给的薪水也不错，多宾斯有什么理由不舒舒服服地呆着？这些年整个欧洲的经济都不景气，失业率不断上升，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就不错了，挑剔这些干什么？
昨天晚上，霍特比突然给多宾斯打电话，通知他今天来上班的时候要穿得正式一点，说有重要的合作伙伴要见。多宾斯换了正装，来到公司一看，老板霍特比穿得比他还显得人模狗样，一身价值不菲的西装，看起来像要去教堂宣誓结婚一样。不等多宾斯问什么，霍特比就拉上他出了公司，坐着一辆租来的商务车直奔机场。到了机场，霍特比又不知道从哪变出那么一个写着汉字的牌子，高举着来到了接机口。
“嗨，嗨！冯先生，这儿呢！”
正在多宾斯猜测着客人身份的时候，又有一拨乘客从机场里走出来了。霍特比目光锐利地在这群人中发现了自己的目标，于是把牌子举得更高，并不顾公共礼仪地大声喊了起来，惹得周围的接机者纷纷向他投来白眼。
“是霍特比先生吧？”一位东方面孔的中年人闻声向这边走了过来，他径直走到霍特比的面前，微笑着用英语向他打了个招呼，“我是冯啸辰，我们应当是在8年前见过面吧？”
霍特比早已把牌子递到了多宾斯的手上，他向冯啸辰伸出两只手，热情地握着冯啸辰的手，回答道“是的是的，冯先生的记性真好，我们上次见面是在1995年，到现在正好是8年时间了。”
冯啸辰笑道“我的记性可没有霍特比先生那么好。当年见过那一面，时隔8年，如果不是你向我打招呼，我还真认不出你呢。”
霍特比谦虚道“其实我的记性很差，只是我一直关心中国的新闻，经常在中国的新闻里看到冯先生的照片，所以就记住了冯先生的样子。不过，冯先生看起来比那些新闻照片里要年轻得多，刚才那一会，我都有点不敢认呢。”
多宾斯在旁边跟着傻笑，心里却好生觉得震撼。霍特比是个挺随和的人，平时到各家公司去跟人家应酬的时候，显得挺热情，但那种热情完全是平等的。而此时，霍特比的脸上布满了谄媚之色，多宾斯坚信，自己在霍特比面前也不会显得如此谄媚，这位冯先生难道不仅仅是公司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还兼任着霍特比的重生父母？
多宾斯还真猜对了，对于霍特比而言，冯啸辰的确堪比重生父母。当年霍特比所服务的公司破产，霍特比成为一名失业者，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拮据无比。在这个时候，一位名叫包成明的中国商人雇佣了他，让他帮助在欧洲搜集一些技术情报，并给了他一份还过得去的薪水，把他从苦难中拯救了出来。
更大的机遇来自于此后。在1995年的慕尼黑国际工程机械展会期间，包成明通知霍特比到慕尼黑去会见这位名叫冯啸辰的中国官员。冯啸辰向霍特比交付了一项任务，让他出面注册一家投资公司，由几家冯啸辰控制的海外公司参股。霍特比注册的公司主要任务是在欧洲市场上进行投资，投资的对象主要是具有一些技术但同时经营困难的欧洲企业。冯啸辰声称自己并不在乎这些投资能够取得多少效益，只要霍特比能够在这些公司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就足够了。
霍特比至今也没弄明白冯啸辰让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但他还是不折不扣地照办了。办公司当然比搜集情报更高端，收入也明显提高了一截。由于在许多家公司都拥有少量的股权，霍特比在业界的关系网得到了加强，时不时也有人请他吃饭了，出入各种高档场所地机会也多了，这让霍特比感觉自己获得了新生。
在意识到冯啸辰才是自己真正的老板之后，霍特比开始认真研究这位新东家。他在报刊资料数据库中检索冯啸辰的名字，意外地发现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他搜集了涉及到冯啸辰的那些新闻报道，通读之后，对冯啸辰有了新的认识，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使命也隐隐猜出了几分。
中国人在执行一条被称为“韬光养晦”的政策，这个政策是公开的，显得有些诡异。因为从常理上说，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要表现低调，只能是暗中这样做，而不能公开向他人声明自己正在低调，但中国人做的恰恰就是向全世界声称自己在低调，在隐忍，在卧薪尝胆以图大计，这难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吗？
可偏偏全世界的人都无视了中国人的这个声明，他们坚信中国并非刻意追求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