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德国这些年是从山东这个势力范围得到了不少好处的。
李安生一口开出了条件，德国交还胶济等铁路，以及放弃铁路沿线特权，交还胶州湾与青岛，那么中国可以加入同盟国。
提尔皮茨顿时愣了，这哪里能行，这简直就是在彻底的废除德国在华特权。
双方的第一次见面给安排在了海军部，依然是铁狮子胡同的那个海军部。
但是海军部却并没有多少办公人员，几乎大部分人都跟着萨镇冰与程璧光到上海去观看新战舰的建造了。
日本叫嚣要造“长门”级，搭载410毫米主炮，中国也不示弱，立马还以颜色。
国人的情绪都给调动了起来，更何况海军官兵们以及海军部的这些激进分子。
李安生见与提尔皮茨谈不拢，便邀请他一同前去参观故宫博物馆。
皇帝一家子早就在他上台前，就被勒令搬出了宫殿，住到了五大连池疗养院去了，他可不想这些人给日本鬼子利用。
除了故宫，目前北京所有的宫殿以及有大片房舍的王公大臣府邸，全部给征用，变成了学堂，就连过去大些的官衙都给改作了学堂。
在李安生看来，一个部的办公场所，有一幢三层楼的回廊楼房，四五十个房间一万多个平米足矣。
没见过上海市政府的办公场所，只是一栋小楼而已。
提尔皮茨城府也深，并不多话，乐呵呵的跟着李安生游览了一遍故宫。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初衷，想要游说李安生答应他的条件。
李安生自然也清楚，一下子就都废除掉德国在华特权，建立平等外交，暂时还不太现实，不过，倒是能够利用一下，尽可能的多争取一些。
而正在此时，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论辩之战。
许多日本爱国人士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评论，呼吁国会慎重对待造舰计划的大而不当，而也有无数的激进人士，则大肆的煽动民众让妻女出去**，来换取造舰经费。
“如果单方面缩小舰队，确实会给国防带来危险，但是如果八八舰队案得以忍受痛苦、风险薪禄、节衣缩食也要把八八舰队建造出来，才是爱国的表现，实际上却大谬不然。不出数年，必定沿着这样的道路发展下去：海军军费提高到11亿日元——增税——给国民带来巨大困苦——财政拮据——不得不单独缩小海军舰队规模。这也就是不战自败。这样的结论是一目了然的……”
藤子地爱郎作为一名老记者，也算是见多识广，写出来的文章也是无比老辣。
但是他的言论，很快的就得到了大批反对者的诘难。
他们大肆的制造中国威胁论，试图拿出一些中国经济崛起的数据，来说服国人，哪怕不吃不睡，也要将造舰军费省出来。
开玩笑，省的出来吗？
这需要怎么个省法，才能将如此庞大的高达11亿日元的经费省出来？
如果这样算的话，只怕整个日本的人民不吃不喝，好几年都不一定能够省的出来。
甚至有报纸回应说：这么庞大的造舰经费，只怕需要日本全国人民数十年的努力，也不一定能凑出来，这个造舰计划大而不当，一定会给时代所淘汰掉。
众说纷纭，众口不一，总之，这次日本的这个太过夸张的造舰计划想要通过，还是非常的困难。
第二卷 黄金之路 第四百三十七章 先达成一致再说
第四百三十七章 先达成一致再说
显然日本即便大借外债也是无法满足整个海军的造舰计划以及陆军的分一杯羹，于是，日本出现了极大的反对浪潮，要求减免税负，抵制加税。
加税显然是不可行的了，日本的赋税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
那么，日本从何处来筹措如此大的一笔款项，来满足海军造舰计划呢？
中国挑起的军备竞赛，日本无论如何也要应战，不然的话，形势将会相当的危险。
与其让国运扭转，倒不如财政破产。
财政一旦破产，那么日本将会走上战争道路，这一点，许多的日本财阀以及之前陷入低谷的日本资本家们，想必会非常喜欢。
日本之前的大造舰以及增加对陆军的投入，受益的都是一帮财阀资本家，而国家的权力也正在逐渐的为这些人所控制，尤其是资本与军队发生了联系之后。
日本正在一步步的走向战争的危险境地，可是它又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的能力。
东南亚是英国、法国、德国与荷兰等国家的殖民地与势力范围，总不见得与这些国家开战。
向东，则是迅速崛起挑战英国霸主地位的第一经济强国美利坚合众国，日本显然还无法确定对美作战一定能赢得胜利，毕竟如今当政的，并不是后世的那些脑残军国分子。
唯一的突破方向只能是中国，中国正处于发展阶段，很容易就会使得国计民生因为大规模的战争而走向转折。
一场战争，改变两个国家的国运。
目前连满足“八四舰队”的经费都没有，何谈“八八舰队”，何谈陆军的进一步扩编。
唯一的办法，是加重对朝鲜的盘剥，如同敲骨吸髓一般的盘剥，甚至，是削减教育支出。
这意味着，日本所一直顽强坚持的教育战略，也将遭到挫折。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开始发展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考育敕语》，灌输考道、忠君爱国等思想，此外亦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明治维新的三大方针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富国强兵”是目的，“殖产兴业”是手段，而“文明开化”则是前二者的基础和最重要的保证。因为教育是培养人才、发展科技的事业，因而也是改革社会的事业。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树立与“富国强兵”目标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道德风尚，以及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培养大批专门人才等，都要靠大办教育来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就成了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关键所在，教育改革自然就成了明治维新各项资产阶级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学制令》的颁布，是维新改革的重大事件。从《学制令》颁布开始，全国范围的教育改革普遍展开。政府不断颁布有关教育的法令，内容涉及从小学到大学，从国民教育到职业技术教育、师范教育的各种教育，以及学校管理、教学内容、教科书编纂等，名目繁多，数量浩大，明治维新时期其他任何一项改革都无法与之比拟。
日本的近代化，从明治维新开始，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全面完成为止，用了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其中前20年，主要是引进、消化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文化，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巩固新生政权的阶段，也是从资本、人才、技术等方面为以后经济发展培养力量的阶段；后20多年则是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阶段。
日本近代学校体系从建立到完善，始终是适应近代化的需要，服务于“富国强兵”总目标的。
这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平。新学制实行仅35年，就基本普及了初等国民义务教育，谱写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堪称奇迹。二是通过高等教育培养高级管理人才。从1878年到1900年共培养出35200多名大学毕业生，满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三是实业技术教育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明治政府办教育，从开始就较重视实业技术教育。产业**刺激了实业技术教育的发达，而庞大的实业学校网络，又不断地为企业输送熟练的技术工人。产业**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实业技术教育的普及也是原因之一。
李安生费尽心机掀起中日军备竞赛的原因，也有一点在于，拼命的打击日本的经济，试图阻挠日本对教育的投入。
中国的崛起过程，必然是踩着日本的尸体实现的，已经初见成效，至少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使得日本的经济已经相当的危险。
但可惜就可惜在，一战开打，对于日本来说同样是个难得的机会，缓和的机会。
要是给它这么一口气喘下来，那么后果难料。
日本的经济虽然遭受了重创，但是凭借着已经初步打好基础的教育规模，一时之间还难以彻底打残。
即便中国的棉纺织行业以及生丝行业已经初步的发展了起来，也无法一下子就将日本的喉咙卡紧。
一个国家教育基础良好国民素质具备一定水平，这个国家很难被一直打压，李安生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总之，教育发达推动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学校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这种经济与教育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体现得比较充分。
进一步破坏日本的经济基础成为了既定国策，只有如此，才能不断的削弱日本在教育上的投入。
而更进一步的进行军备竞赛，同样能够摧残日本的财政份额分配，更进一步的激起日本的国内矛盾。
不过，李安生眼下也在积极的学习日本的教育经验，毕竟日本推广义务教育的效率相当惊人，而且成绩斐然。
落后国家要完成其“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可能地利用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技术成果和经济发展经验。要做到这一点，教育不是与经济“并行”，也不是“随后”，而必须是“先行”。对经济发展而言，教育事业发展的相对“超前”，正是经济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社会发展模式上应有的重大区别，也是落后国家实现“追赶型”战略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为实现经济上的“追赶”，首先完成教育上的“追赶”。日本在20世纪初能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与其教育的发达是分不开的。
教育投资是有效的生产性投资。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力是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要提高生产力水平，就必须开发人的能力资源，教育应该成为最主要的投资项目之一。
在日本，国家投资的教育费总额，1885年时就占国民收入1。78，占国家行政费的12；1900年时，占国民收入总额的2。05，占国家行政费的9。8。这说明日本政府办教育是舍得投资的。
虽然不能跟二战后从废墟上崛起的时代，日本教育投资一度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这么夸张，但是，仍然可以见到日本在教育上投资的气魄。
当然，现在这气魄是想要发挥出来都没机会了，因为日本的财政收入大幅的减少，总不见得都饿死人了，还要投资教育。
教育事业的发展，加速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但日本教育自身却并没有随着“国富兵强”而完成其近代化过程。相反，随着国力的强大，教育却越来越被封建军国主义思想所支配，成为天皇制政权对内维护专制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重要工具。于是就形成了近代日本教育的“双重性格”，产生了教育对近代日本历史发展的“双重作用”。
教育的“双重性格”，源于明治维新时资产阶级改革的不彻底。由于明治维新不是日本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后瓜熟蒂落式的社会**，所以改革后的日本社会仍保留了较多的封建因素。在教育改革、建立近代学制的过程中，也始终存在封建皇道思想对西方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抵制。
明治政府大办教育之初，也明确声称要把教育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使之服务于“富国强兵”的国是。国家要求于教育的，并不是培养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批判精神的近代“公民”，而是要培养既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又恪守封建道德规范的忠顺“臣民”。因而在实际上，明治政府既重视教育在提高国民学力、培养技术人才方面的作用，又重视教育在“国民教化”方面的作用——向国民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和封建lun理观念。所以，明治初期，在推行教育改革、建立近代学制的同时，明治政府也大力推行了以神道国教化为宗旨的“大教宣布”运动。1870年1月，政府颁布的《大教宣布诏书》中，突出宣扬了“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明惟神之大道”等思想。同年5月颁布的《宣教使须知》进一步强调：必须向天下庶众昭明皇祖之大道，尊信皇祖之大教。1872年政府发布的宣教使《教则》，开宗明义三项内容：从敬神爱国之旨；明天理人道之意；行侍奉皇上遵守朝旨之事。这种普及封建神道的社会运动与“文明开化”的教育改革同时并行，是颇具讽刺意味的。
1879年8月，明治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借用天皇的名义，下达了《教学大旨》及附属的《两项小学条例》，对新学制实施6年来忽视“德育”的倾向给予严厉指责，批判欧化主义教育导致了“将仁义忠孝置于后，唯洋风之为竞，终至于有朝一日不知君臣父子大义之地步”，要求学校教育以所谓“德育”为先，“明仁义忠孝之道，而道德之学则应以孔子为主”。同时学校要“昭示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之画像”，使学生“从幼年始……忠孝大义就成为深入脑髓之第一感觉”。《教学大旨》是对明治初期教育改革中欧美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第一次公开清算和反击。其后，封建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在教育体系中逐步强化，全面渗透到日本教育的各个领域。
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确立，以1890年的《教育敕语》为标志。与《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天皇为最高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相呼应，《教育敕语》又把天皇规定为最完美的道德化身，把“扶翼皇运之无穷，继承皇祖之遗训”、培养“臣民”对天皇的忠诚，规定为教育的内容。《教育敕语》实际上成了日本教育的最高立法，它确立了封建军国主义思想对教育的全面统治。这一体制经过充实、巩固，前后统治日本教育达半个世纪之久。
这一体制有着近代学制这一资本主义教育的躯体，而魂灵却是封建主义、国家主义的教育观念。
故而，在新形势下，既要促使日本少投资教育，又要使得日本政府加剧封建军国主义思想对教育的统治，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提尔皮茨在外交部总长陆徵祥的陪同下，参观了青岛要塞，他们将在短暂的访问之后，前往江南造船厂考察中国的造舰情况。
同时，提尔皮茨也将慰问大批在上海的德国技术人员。
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出意外的在几个月后爆发的话，青岛很有可能会成为协约国拿来做文章的一个巨大隐患。
德皇对青岛的定位首先是军港，次为商港，因而建了大批军事设施称为“青岛要塞”。
驻守青岛的德军除原有永久性炮台以外，又修了一条防线，从浮山湾大体上沿今延安三路、镇江路再沿海泊河到胶州湾，这条防线上有原有炮台，也有新建的炮台，全部由明壕与暗道相通。
而且，德国不仅对青岛的岸防设施投入了巨资，还认真的经营着青岛以及胶济等铁路沿线，这比其他列强国家要好的多。
提尔皮茨对于自己的国家努力经营青岛地区，感到万分自豪，德国就是有这个实力与底气。
走在青岛的大街小巷，许多人都感叹，这是一个完全按欧洲风格设计好一个现代化城市。他们首先建立了现代化的下水道和排水系统．保证青岛成为亚洲最清洁卫生的城市。在此基础上，当地民工在德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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