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杀人:以色列美女特工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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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杀人:以色列美女特工自传-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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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可能是一个有着迟钝身体的有气无力的人,这是不是你所说的‘心理上有点矛盾’呢?”

第八章 谁也不能让我等死(3)

“你主动采取被动的身体里充满了活力!”多夫认真地又修改了一遍:“现在你让自己的身体处于被动状态,取而代之所谓有意识的主动被动状态。当你用这个方法进入矛盾状态的时候,就好了。”
“不到明天就会变回来的。”
多夫像艾尔戴德似的耸耸肩膀。
“我一直都告诉他们,把新手练残了不会有任何好处。好了,你无论如何先去工作,这是最重要的。别再抱怨了!”
“我不想要这副有气无力疲惫不堪的样子。”
“会好的,你能克服这些。只是可惜了。”
“可惜什么?”
“可惜你的伪装也会被克服掉。”
1999年5月17日:巴拉克当选总理。
1999年5月18日:Kiryat Shmona市和Galilee北部地区遭49枚喀秋莎火箭炮袭击。
每次执行完任务,我都尽快赶到以色列境外,利用假期练习Krav Maga。有时候这种空间转换实在是太快了,头天晚上还在和那些愚蠢的疯子们一起巡逻,第二天已经经过数小时飞行后径直到达训练厅。那份心力交瘁就不用提了。我必须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调整心态,把侵犯性和神经质隐藏起来,从野蛮的游击队员变成修养良好的西方学员。有时候还会碰到这种情况:几小时前我刚刚杀完人,转眼面对的就是训练搭档,而对他的进攻只是模拟。我觉得即使把每一个动作都减掉十分力道,我仍然充满了暴力倾向,对那个可怜的家伙出手过重。另一方面,我又不能每一个动作都有所保留,否则就会马上重新退回到被动,而那可是我一心要脱离的状态。
基地的头头们很不高兴。对于被认定为“相悖训练”的Krav Maga,他们没什么好感。上面没有直接找我谈话,而是寄来一份长达五页的清单,上面全是我训练中这样那样没有达标的地方,并点明是因为我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了“外面的”活动上,其实就是说Krav。
他们认为我可以进行自己喜欢的训练项目,前提是不能对他们的训练不利。否则两种不同的方式会互相冲撞。多夫在用实力说话和家长制作风之间玩平衡,他知道我不吃后一套。他不指望能给我灌输作战技能,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很宝贝对我却形同废物。由于承受的压力很大,我和小兵蛋子对抗的时候没占到上风。在多夫眼里,这却正好是个消遣我的机会:“用体能训练来转变思想。”我告诉他,因为练习Krav Maga,我早就做到“用体能训练来转变思想”了,可他对我说的话充耳不闻。两个人又回到最开始的状态。
有天上午我们进行了耐力和熬刑练习,我表现得退步很大。真他妈的……连续两天我被这样考验来那样考验去,我觉得自己都不是人了,而是一个什么质量不错的东西。
休养了几天后,我赶快去补练Krav Maga。一天下午,训练课快结束的时候,教练看见我在为自己习惯性脱臼的肩膀复位,于是建议我作些恢复练习。我永远不会忘记下面这句话,用世界上最自然的语气说出来,却如此意义不同寻常:
“你得做些准备活动。这样,你会少些痛苦。”
我看着他,怔怔地。“少些痛苦”?为什么要少些痛苦?忍受痛苦是“正常的”。只要达到目的,无所谓痛苦。这就是这么多年里我从未有权多想,也不曾想过的教导。我只要“依此而行”就可以了。可现在有个人,一个完全谈不上娇气的人,在他的专业范围内主动重视了这个问题。他的意思是,我们也有权利想办法“少些痛苦”吗?这真是一个全新的充满魔力的再好不过的想法。
我受的震动太大,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满怀困惑,一路仔细回味这一直被我视为有私心多算计的想法。
什么是打手?就是打断人家手的人。所以我的头头们全都是打手,这众人皆知,因为他们打断了我的脚。不如说是脚趾头。说实话,我真希望它们没有断掉。如果我的右脚当时能挪开一小点,如果他不那么激动,如果他丢了那根紫红色的棍子,如果他站到右边,并且如果我能靠在上面,就能确保脚不断了。

第八章 谁也不能让我等死(4)

而现在除了对着他们大发雷霆就无计可施了,当那个疯子教官问是否可以使出全力的时候,我听到我的指挥官回答说“可以”,并补充了一句世界上最严肃的话:
“不用担心,就算你把腿打断了,也是为她好,因为接下来几个星期她就不会再练什么愚蠢可笑的Krav了,而是干点正经事。”
在我和一个头头谈话的时候,他用另一种方式证实了我不太清晰的记忆。
“如果必须用那样的方式来让你停止Krav练习,也不算糟糕,”在得出结论之前他先做了一个评判,“打了石膏,你在执行任务期间干蠢事的危险性就小了,伪装也更牢靠。”
他是认真的。我没有打爆他的脸。我首先想到的是远远避开他们一段时间。
我的态度变化让我自己很惊讶。换在从前,我可能为断脚伤心一阵子也就完了!可现在,事情变得重大起来。几乎是严重。我和Krav教练说了这种惊讶的感觉。他看着我,有点发窘,然后迟疑地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
“不过……生活就是这样!”
我再一次带着满脑子疑问离开了训练厅。什么“生活就是这样”?最终我也没想明白。
几个月过去,我对自己的身体重新有了一种依恋和喜爱,身体机能现在大有长进,因为它不再是被动的牺牲品,而是求生过程中的主宰。光从说话的表达方式中我就发现了变化:从说“进行防卫”,到“护身”,最后变成保护“我自己”。可能进步表现出来很细微,但对我已经是极大的成果。训练由此又成了问题,自我调整尤其困难。我的生活除了痛苦再没有其他:从里到外,从精神到身体,都很难受。
1999年12月21…23日:以色列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停火,允许真主党运回他们余下的战士尸体。
2000年6月10日:叙利亚总统哈菲兹-艾尔-阿萨德去世。其儿子巴夏尔未经选举程序继任。
当我重返叙利亚这个数月前曾经发誓要永远离开的地方,感受难以言表。又看到那些身穿制服的人了,就在离我一米之遥的地方晃悠,心里除了微微刺痛以外也没其他。当我说到心脏,我就必须聊聊胃啊肩啊,肘关节啊,第一第二根肋骨啊,不知所云。我已经忘了过去,这是件好事。所以我什么也不提起。
一个同事已经帮我打好前站。他确定了几个可以做联络员的人选,我则负责最后甄别,因为要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是我。如果可能的话,我必须和他们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同事是个疑心颇重的人,如果他说找到了上上人选,我就可以闭着眼睛去见面了。
在这些地区旅行,不经历几次盘查目睹几次逮人几乎不太可能。我一共遭遇了十六次盘查,看到九次抓人场面。当兵的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张。误伤越来越多。莫名其妙的抓捕令人恐惧,因为他们完全没有章法可言。一个农民摔一跤,身子自然弯了下去,那些士兵怕他是要掏武器,一枪将他打死。还有个人被吓坏了,士兵叫他往前走他却向后退,也被当场崩掉。
士兵的神经质有他们的原因: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游行变成了骚乱。马路上一片狂热,很难看见一个举止含蓄的人。那些不愿意参加游行的都被定性为叛徒。我不断被盘查的或者游行的人堵住,最后干脆从野地里穿过去,这才得以喘口气。到达约人见面的那个村子时,我整整迟到了两个小时。这也有好处,如果等我的人不够诚意,那就早打退堂鼓了。
这个小村也被骚乱波及了,甚至有过之:狂热的人群,到处打砸,点火,喊口号……我一眼看见了要找的人,就在八十米开外。他也看见了我,冲我这边走过来。我确认了一下,没有人监视。一个领队冲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喊叫了一句,我听清了,是要所有人都齐颂经书。我那个未来的联络员没有开口,还在拨开人群往前走。一个情绪激昂的年轻人叫住他。他必须加入进去才行。可这个傻瓜不吃这一套,他转过身去,脸上挂着明显的怒气。

第八章 谁也不能让我等死(5)

事态发展太快了。又一个人上来将他一把推倒在地,而他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惹恼了这些人,他们向他扑了过去。我冲进正在殴斗的人群中间,用身子挡开一些拳脚,总算把这些疯子推开了一点。他们没有把攻击目标转向我已经是万幸了。我把这种场合当成了实地演习。根据他们的位置和我自己所处的形势,我对Krav Maga的理解一次比一次好。我甚至能够避开一击。真是头条新闻!我第一次达到了这种效果……一分钟过去,他们不再死缠烂打,退开散去。我的联络员失去了知觉,而他们的愤怒也消退了。
我把他到一个角落。这下我才发现他已经死了:颅骨被打碎了。可是我过去得已经很迅速了,在我没有干预之前他哪怕能站住四五秒钟也不会如此。
我现在没了联络人,手上还抱着一个死人。他的朋友得知死讯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很可能不愿意再和我们合作。不告发我已经是件幸福的事情。我想了想后告诉自己,不管怎样他死得还是像个英雄。他不该躺在水沟里,他值得得到更好的对待。我于是冒险将尸体运回到他家中。
我的决定是对的,因为我很了解那些和他一样刚强的人。他们很欣赏我举动里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儿,以后肯定会死心塌地做我的联络人。我发现这片地区很平静,并且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位置非常理想:我可以毫无困难地在这里住宿和外出;另外,这块有一个二级数据服务站,它的功能级别足以让我进入一些重要的数据库。我使用的技术也正好相配。从这方面来看,十全十美。就这样,同样性质的长期旅行又开始了。
问题也还是老问题:要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里生存下来。形势真真是越来越严峻。一切都快速变化,是在是太快。四分之一个动作就已经足够定下生死,不是对付那些没脑子的士兵,就是那些赫斯底理的疯子,每个人都随时准备控告或举报自己的邻居。我觉得自己像是被一些大喊大叫的疯人围在中间并大打出手。没有十分之一秒钟可以喘气或是思考。
多夫认为,在被人群围攻的时候是自行解围是不可能的。他很赞同在必要的时候,由Krav Maga高手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不过我自己比较好地消除了脑子里这种念头。
我新近安装的东西截到了一些数据资料,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回收到了不少情报,成效比预想的还要来得早。就昨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家安安静静呆着的时候,一个试图进入以色列境内的游击队员被抓了,他专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恐怖分子训练营传递消息。他的几个联络人也同时被传讯。据说他们一直用电台联系。他并不是那个最机灵的人,但我对此不能肯定。
对他们的审讯有一些效果,所以我那些头头们都很高兴。他们算盘打得很好,拟了几个最荒诞的计划。对那些和我相关的部分,我都做了最坏的估计。
指挥官宣布:“这下你可以经常无惊无险地回来了,呆足够长的时间。”
还是老一套,一切都被那一大堆屁股不曾离开扶手椅的人有条不紊地分析好了。而操作的人却要冒着极大的危险。那边那些狂热的家伙未必就吃我们摆好的诱饵,轻易上钩。
“你养成了‘逃避或者怀疑’的习惯。可每一次都成了,对不对?”
总是这套,“成了或者砸了”。如果成了,还禁止抗议。说什么“危险估算”。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联合起来害我,他们已经什么都决定好了安排好了。我一句话也不能说。我讨厌这种纸上谈兵,可是如果想要国家尽可能减少几个敌人,这些一成不变的东西又是实用的。
有时候,我对头头们的抗拒和对他们所作所为的终极目标的认同是脱节的,这让我处在一个很难受的处境。最后管他呢,反正我现在已经没剩下多少自我意识了。


第五部分

第九章 伊朗的死亡游戏(1)

1999年6月24日:近六十枚喀秋莎导弹向Kiryat Shmona市和加利利地区西北部发射,两死,三十七伤,损失惨重。
作为还击,以色列空军轰炸了黎巴嫩地面设施。
我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多地把信息收集给以色列:一些名字、地点和日期。另外有支队伍
负责把这些碎片给串起来。有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提供的信息是些什么,因为都直接通过我事先设置的技术系统给传走了。
指挥官声称:“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
他这么关心我真是好心,不过他最好明白,让我知道自己身处什么马蜂窝可能更有用。难得开一次情报会。不管怎么样,我必须认真看待他们透露的一些关键:情报常常被“歪曲”。当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时,他们解释说:
“如果你哪天垮了,还需要保证我们不会完全输掉。”
要搞清楚阵营的奥妙,并不需要和我的“情报分析员”同事们一样变成情报专家。在黎巴嫩,我每走一步都会和叙利亚间谍不期而遇。在真主党那边,我们定期接待伊朗谍报员的来访。而在伊朗,在任何一个角落我都能碰上的是俄国人。我原来也知道他们在提供援助和武器,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不疑。
在国际反恐的原则下,美国和俄国签署了一项协议,期望依靠这一纸约束,在1999年底之前中止对德黑兰方面的军火出售和“技术支持”。更有理由看看事情如果进展了。
我在真主党分部的时候,那儿的指挥官很盼着我能施展本事搞来大笔钱,好让他们在那些看不起人的出资人面前,也能捍卫捍卫“实际操作人”的立场。德黑兰为真主党提供军火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俄国武装伊朗也同样不是秘密。总而言之,他们的交易途径奇特得很,以至于在真主党潜伏期间我曾亲眼看到,由伊朗提供、美国制造的反坦克导弹,竟然是两伊开战时候伊朗从以色列购进,而以色列又是直接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支持……
对我来说,这些就像我所处的环境一样,完全陌生。我得好好研究俄国,补充一些常识。倒不是为了装成本地人,否则有些肤浅的了解也就够了,而且我一直有意保留着欧罗巴口音,这样我更有吸引力。我开始选修补充课程,“苏联政治”,然后是现在的“俄罗斯”。为了这个目的,我还加入了一个“老人”小团体,他们给我传授一些经验之谈。在这些人里面有一个叫扎克的,反俄表现突出。他给我展现了俄国地理政治形势的全景。
我很受震动,对他说:“听你这么一讲,在冷战那些年人们是完全相信共产主义教义的。”
“看来你不相信我说的。那里的共产主义现在也没有消失,秘密地不受关注地继续存在,那些都是没有法律可言的地方,没有西方人敢去!”
“你真是彻彻底底的妄想症,”他一个同事很粗暴地说:“你看过去遍地都是俄国人!”
扎克卖力地阐述自己的看法。我们静静地听着。我相信他所说的一切接近真相。在场的头头们始终一言不发,表情严肃。
没人公开附和他。也没有人反驳。接下来几个星期,扎克因为“健康原因”带薪休假了。公开的说法,是他被严重的妄想强迫症所困扰。一些私下传言则说,他的言论有人不喜欢。这再一次清楚地向我们表明:高层考虑什么,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就是棋子,理解能力和思考能力有限。我们可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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