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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瓶子里装新酒（4）
由于《天涯》所受到的市场压力，我不得不经常警告编辑们不要把刊物办成一般的学报，不要搞成“概念空转”和“逻辑气功”。那些事情也不错，但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天涯》应该让思想尽量实践化和感性化，《特别报道》栏目就是根据这一要求进入设计。它应该是每期一盘的专题性信息大餐，雅事俗说，俗事雅说，较能接近一般读者的兴趣和理解力，相当于思想理论中的大众版本。严格地说，它与常见的所谓报告文学没有什么关系，它的作者不仅应就某一重大主题有思想理论上的全景观察，而且还应有翔实的事实例证和尽可能生动的表达。作为1997年这个栏目开办时抛砖引玉式的引导，第一篇特别报道以亚洲金融风暴为题，只好由我来试着偷偷炮制。整整一个星期，书房里满地剪报，我从几大堆搜寻来的境内外报刊当中提取了近两万字的精粹，力图给读者提供一个现代经济学的惊险故事和旅游地图。笔名“雷斯”就是“累死”的意思，“范闻彰”则是“（示）范文章”的意思，是一句办公室里的自夸戏言。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竟被好几家报纸连载，国家财政部的官员还打来电话要找“范闻彰同志”切磋和探讨，吓得我让编辑赶紧回话称范同志已经“出国访学”以作遮掩。我原来以为，有了这一口大大的砖，一块块宝玉跟上来大概不成问题，因为刊物发什么作者就跟着写什么，这是编辑工作中的常见现象。但这一次我们估计错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做信息大餐的。学者不热心叙事的絮叨，作家不习惯理论的艰深，而有些记者写来的稿件不是有质无文的“干”，就是有事无理的“浅”，这个栏目的理想作者队伍始终没有真正形成。好几次无米下锅之际，我们只好让后来调入的编辑张浩文、李少君也冲上前台直接出手，还拖出王雁翎的丈夫单正平来紧急“救球”，逼着他又写又译，充当这个栏目的主打。好在他是一位模范家属，受点委屈也忍着。
至于其他一些栏目如《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等等，虽然都是大板块，却没有什么特别了，连栏目的名称也直白无奇。也许，一个刊物需要创意，需要变化，但其实并不需要处处特别，相反在很多方面倒更需要一些沉稳、笨重、木讷甚至保守，正像每个餐桌上都需要一些并不特别的面包或者米饭来充当主食。我曾经毫无道理地说过，中年人办刊物尤其应该这样。处处特别的要求只合适奇装异服，只合适挤眉弄眼，不是中年人心目中的文学。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选定牛皮纸做封面，选定汉简隶书做刊名用字，选定五号正宋作为刊物的当家字体，是一副不合潮流的姿态，决不使用消闲杂志或者青年杂志常用的那些花哨字体。1999年，蒋子丹兴高采烈地从自来稿中发现了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散文，这些散文中的沉静、忍耐、同情、奇思妙想、质朴大方，就体现了《天涯》的文学理想，就是不适合用花哨字体印刷的。以致后来刘亮程的散文在另一张畅销大报中出现，被各种时文和一些花哨字体包围，我的第一感觉是：刘亮程这回算是“误入不正当场所”。
《天涯》的产品改型就这样渐渐有了一个轮廓，并且在大家努力之下日臻完善。这样的刊物有什么新鲜吗？细想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严格地说，在这个设计过程中，我们谈不上得到了什么，只不过是大体上知道了我们应该去掉一些什么，比如要去掉一些势利、浮躁、俗艳、张狂、偏执、封闭，等等，而这是一本期刊应有之义，不是什么超常的奉献。因此，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连短短的改刊词也不要，就把新的一期稿件送进了印刷厂。
主编蒋子丹放下了自己醉心的写作，按照韩少功的说法，她把团体赛当做个人赛来打，成了一个跑全场的足球运动员。组稿原来是她的强项，现在，排版设计也成了她的强项，还有发行，也成了她的强项。晚上9点以后是长途电话半费优惠时间，她的电话总是从北向南次第拨打，在人们熄灯前完成有关约稿、改稿或者退稿的商讨。为了增加杂志的发行数量，她一个人面对全国数十家零售书店的老板，用她的机敏和凌厉与他们讨价还价，催款结算。有时要追回一笔小小的货款，得打上几十个电话。这个时期中国商业领域的信用，实在让人没有一个好心情。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旧瓶子里装新酒（5）
出于海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编辑人手不足的考虑，杂志社聘请了李陀、南帆两位著名评论家作为特邀编审。
韩少功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当做一种政治试验来完成。与书本上的理论不同，实践需要依据具体情况采取灵活变通的策略。在操作过程中，他发现民主程序是必须悉心设计的，有时候需要向弱势的一方倾斜。比如投票者是强势时，就必须制约投票者，只能实行有记名投票并公示有关情况。1995年开始的海南省青年文学大奖评比就采用了这种办法。相反，投票者是弱势时，就必须保护投票者，应实行无记名投票，推举协会各位负责人等活动中则采用这种办法。2000年，海南省作家协会再一次换届，新一届班子成员的候选人，也是按理事会和机关两次民意测验时得票多少来择优确定的。根据现行体制的规定，这些候选人还须经省组织部门“考察”，但这些部门后来考察了几个月，得出的结果与民意测验没有多少出入。
当然，民意的表决并不见得总是正确和符合道义的，民意受到表决者浅近利益和知见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他警惕把民主当万能膏药来对待的态度。在涉及超出这个群体眼前利益范围的事情时，在民意可能受到特殊文化因素左右和强Jian的环境，民主都必须慎用。在一些需要专深知识才能做出正确判断的事情上，也不宜采取大民主的方式来表决。比如杂志社有了一些收入，而这些收入既可以用来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也可以分作员工奖金，那么在资金如何使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民主？如果拿来投票表决，吃光分光的主张最终很可能成为多数人的主流意见。“在这个时候，民主可能就会有些丑陋了，而‘独裁’和‘集权’势必就是遏制丑陋的权变之策。事实上，每碰到这种挠头的事，我就只好像个专横的恶霸，暂时充当民主的叛徒。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民主很可能助长而不是遏制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就是基于这种日常经验。我还相信，真正成熟的民主体制一定要授权什么人或者什么委员会，在群体利益形成对外侵害的时候，能够实行特殊议题上的一票否决。民主不意味着民众崇拜，相反，理智和成熟的民主一定要给自己装上某种安全制动闸。”（同上注）在这些政治实践中，韩少功身上的世俗智慧得到了运用。深受重视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派影响的他，注重理论的实践品格，在大原则的执拗之下，讲究策略的灵活变通甚至手段的应机运用。比起书生气浓厚的迂腐的知识分子，韩少功要多出几分江湖气。蒋子丹《〈韩少功印象〉及其延时的注解》一文，曾经指出韩少功骨子里充盈着东方人含蓄的狡猾，说“只要你细心观察一下韩氏谈笑时黑眼珠子间或一轮，言语中须臾片刻的迟疑和停顿，就可知道他的锋芒和精明了”（《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此言并非捕风捉影。倘若没有原则上的坚定性，一个灵活机巧的人可能会演化成为一个混世魔王；倘若执著于原则的坚定性，缺少应对复杂局面的灵活身段和手腕，一个人的理想很难进入实践操作的层面，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作为，善良的愿望最终也就成了空谈。然而，那些在原则上没有任何理想坚定性的人，他们往往以与时俱进灵活变通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那些张扬理想旗帜的人，他们在策略上的灵活变通很容易成为一种用来攻击他们的把柄，当成虚言欺世乃至奸佞狡诈的举证。韩少功想必不会不清楚这一点。在《完美的假定》一文中，他就写道：那些怀抱理想的人“他们也是人，当然也有俗念和俗为，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的局限，难免利益集团的背景和现实功利的定位。挑剔他们的不足、失误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性而上的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领导者的行为表率与制度设计一样重要，韩少功是一个勤奋的劳动者，厌恶少付出多获取的贪婪行为，耻于利用职位之便占有他人劳动和享受社会的优惠待遇，许多琐碎的事情都亲力亲为，避免给别人增加工作负担，也避免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直到后来成为文联主席，他都是最少给部下带来麻烦的领导。有一年因为长时间头痛需要做头部手术，他没有告知什么人，也没有通过关系去找医院，就一个人在妻子陪同下悄悄住了进去，被安排在最靠近厕所和盥洗室的四铺位病房，因为水龙头开关失灵，流水声二十四小时哗哗不断。他实在睡不好觉，就跟科室医生提出了交涉。同室有一个病友揣摩半天之后作出判断：你是一个科长。他只是笑笑，询问对方病情如何。手术后的第二天，病友发现来探望的人中有些人看起来有科长模样，就给他提了一级，说：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副处长！临到出院时，该病友又给他提了一级，说：“处长走好！”
旧瓶子里装新酒（6）
在一篇应约给某刊物写的命题作文《一天流水账》中，他记录了作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兼《天涯》杂志社社长的生活内容——
早近8点起床，散步菜市场购豆腐、青菜、酱油等，备老婆回来后的炊事。两只油饼一杯热茶算是早点。餐后继续审校《天涯》一篇文学评论的译稿，计改错数十处，删四千多字，似勉强可以出手了。译者的粗疏让人感叹。单正平译杰姆逊《文化与金融资本》一稿则明天再说。约10时半至退休前任作协主席家谈他的住房问题，或购新房（私人按规定出资一部分），或调换旧房，两种方案任其选择。中午到机场接从湖南度假归来的老婆。我比她早归一周。此次北行最大收获是带孩子冒大雪访当年下放地，见几个好山好水的去处，当年李龙光诸朋友邀我们在那里建房安居。因一武警车在机场“霸道”，车子困在泊车位约40分钟才得返家。车上谈湖南麻将狂潮等社会败相，“赌汉不知亡厂恨”，下岗老同学们的状态堪忧。约14时半拆阅一大堆假期积压的来信和报刊。有《中华读书报》“97风云录”文列“马桥诉讼”两条起因——所谓《马》书“模仿”和为《天涯》做广告——均与诉讼事由无关，可见舆论搅水仍有残余效果。但此类曲解无须逐一辩白。世界之大，即便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的误解应属正常比例之内。16时许继续译《惶然录》，得两页。此书稿理应年前交付出版社，眼下看来要拖到三月，奈何？惊羡原作者有如此美丽的思想和文字，可比出自己的肤浅和平庸。晚餐时接海南大学张志扬电话，答应明天下午去听汤一介、乐黛云、赵一凡等人演讲。又与一作家通电话，查清了《天涯》译稿中所引述他的一段原文。晚有孔见来访，听他谈邢家宋朝迁来海南以后的各种故事，其中将盗匪活捉后凌迟下酒时盗匪苦求一死的情节惊心。谈到我近期小说写作的打算，我建议取消“小说”概念而以“叙事”取代，以打通各种叙事文体的手法和破除传统体裁专制。
入睡前查电子函件，今天没有。
《天涯》改版，聚集了许多殊胜的因缘，也凝结了许多人的智慧和才华。
按照单正平的说法，《天涯》的编辑把每一期杂志都当成创刊号来对待。韩少功和他的同事们为刊物生产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努力没有付诸东流，《天涯》在改版的当年就被《新民晚报》评为1996年国内文坛十件大事之一（居第二位）；第二年被《书城》杂志评为全国十二种精品杂志之一；1998年5月，作为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栏目选评的全国四种文学期刊之一，杂志主编蒋子丹应邀在该节目中介绍《天涯》；同年10月，在“上海在线”网上发布的“东方书林之旅”图书排行榜中，《天涯》是上榜图书中的唯一一份杂志。当时读书界流传“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口碑。在短短的时间内，杂志就奠定了自身在中国人文知识界的地位，在国外的影响也渐渐荡漾开来。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罗布？格里耶、汉学家安妮？居里安，荷兰汉学家雷马克，美国汉学家朱迪？###，日本学者山口禾子先后到《天涯》访问。有的还与杂志社的编辑一起津津有味地吃五块钱一盒的快餐。法国国立图书馆，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耶鲁、芝加哥、柏克莱、斯坦福，日本早稻田，德国海德堡等六十多所世界著名大学的图书馆及汉学研究机构，都成为《天涯》的长期订户。而在海南岛一次民间问卷调查中，韩少功也和三亚的岈龙湾等名胜一起并列为热爱海南的十二种理由。
由于杂志特殊的定位，它的社会效应没有充分转化为经济效应。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天涯》还谈不上什么成功，而它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的影响，也没有被韩少功过高估计。在《我与〈天涯〉》一文中，他写道：“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也知道人类有了几千年的灿烂文学之后，酷爱贝多芬的纳粹军官要杀人还是杀人，熟读苏东坡的政客要祸民还是祸民，20世纪的坏事并不会比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更少。文学也好，思想也好，并不能阻止战争、专制、###等各种社会悲剧一再重演。那么一种杂志，无论发行量大还是小，质量高还是低，最终能于世何益？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字生产出来，只不过是像一些石子投向湖面，虽然会激起大小不同的一些浪花，但很快就会消失无痕，人性和社会的浩瀚大海仍然会一次次证明它最终不可变易。《天涯》这颗小小的石子能溅起多大的浪花？我十分害怕面对这样的冥想，特别害怕在夏夜的星空下来回答有关意义的难题。星空总是使我们哆嗦而且心境空茫。于是让我们还是回到阳光投照的办公室来吧。在我的面前，一篇等着要发的文稿终于在第八遍或者第九遍调整润色之后完成了编定，终于在我翻乱一大堆书之后完成了一段重要引文出处的校正。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认定这个大多数读者根本不会注意的出处本身就是价值，我的滚滚哈欠本身就是快乐。”“我们只是交出了我们的体温。”十年之后，在纪念《天涯》改版的座谈会上，韩少功又这样说：“《天涯》不是一个畅销的杂志，按照某种流行的成功标准，我们没有暴得大利和大名，是不成功的。但这不要紧。人一辈子不能光做聪明的事，有时也要做些傻事。如果我们以后回想这一辈子，这个风险也躲过了，那个苦头我也躲过了，这个人我没有得罪，那个人我也一直拉拉扯扯，我们的这一辈子就十分令人满意吗？人生要有意思，恐怕还需要做点傻事。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在我们这个大家都特别聪明的时代，我想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