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举债的社会中，在这个社会中，公民和他们的政府一样都靠一种债务网络生活——拿出实物抵押，向银行贷款买车，等等。然而，这套适用于买房买车或者贷款上学的逻辑，在涉及非财政方面的信用时却被人们忽视了。
我们还没有开发的最大的资源不在阿拉伯沙漠之下，也不在阿拉斯加北部斜坡附近，它就存在于千百万颗无人光顾的心灵中。一个竞选总管的最大罪恶莫过于让一个潜在的志愿者得不到什么事情做，而怅然地离开竞选指挥部大楼。
让你的事业成为他人的希望所在吧！那份希望会成为他们帐上的资产，也就是你成功的机会。他们在你身上的投资越多，就越有可能一次又一次地投下去。
有些人害怕接受别人的援助，因为他们担心给自己套上绳索。然而，事实上，人们对政治候选人的援助，很少是那种处心积虑、斤斤计较的交易，要在将来为时间和财力上的付出得到某种实实在在的相称补偿。他们的援助往往会构成某种更微妙的交易：一种对行为本身的价值进行的投资。
每次我参与政治竞选工作，从国会议员到总统选举，我都会感到情不自禁地被事情本身所吸引，竞赛本身就能使我几乎如醉如痴。
人们喜欢自己能被别人所求——无论是要求他们出谋划策，还是提供援助，或者是对你给予任何形式的关注——都会使他们感到自己更有价值，感到自己的存在更真实。联系双方的纽带就这样得到了加固。正如你很难投票反对一个在你家沙发上睡过觉的家伙，你又怎么能打击那个你一直在为他出谋划策的家伙呢？曾在卡特总统手下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布什总统时期出任驻俄罗斯大使的罗伯特·施特劳斯，就是深谙这套招兵买马技术的一代大师。
1980年，他在助选途中穿过费城古老的百勒维…斯特拉福饭店走廊时的情景，今天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他突然发现一个他并不太熟悉的人在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谈话。如果换成一个不那么老练的人，只会简单地与那个和自己还没有什么交情的熟人打个招呼。但施特劳斯却直接和那张新面孔打起了招呼，从而通过一记“边路传中”把一股熟悉劲儿传给了另一个人：“他是不是又在和你胡说八道了？他的话我从来不信，一句都不信。”
施特劳斯对他认识的那个人微笑了一下，然后继续向前走了。就在那样偶然的一瞬间，他的收获要相当于花一个星期时间拉赞助、套关系的价值。
其中的奥妙何在？
首先，施特劳斯不拘小节的闪电式招呼会让那个陌生人惊喜地联想到，自己正在和一个全国性政界要人的朋友交谈。在那一刻以前，他竟然丝毫不知道自己的伙伴有这样优越的地位。从他亲眼目睹的这种无话不说的亲密一幕看，他的朋友不仅认识施特劳斯，说不定当年还是战友，并肩参加过什么瓜达卡纳尔战役呢！
其次，还有一个同样奇妙的效果。施特劳斯加强了与那个他认识的家伙的关系，却甚至连话都没有对他说一句，施特劳斯以前很可能见过他一次，并且可能连他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那个家伙就是汤姆·多尼隆。这位在几次民主党总统竞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人，有一次凌晨四点半在家中被施特劳斯的电话叫醒：“快从被窝里滚出来，你这个狗娘养的小左派分子。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在电视里出现了，是在那个叫《今天》的节目里。”
对多尼隆来说，这种粗暴无理的起床号是“施特劳斯做过的最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事情”。被施特劳斯这样重要的大人物请求出谋划策，这比什么好听的话都管用。“人们，”多尼隆分析道，“最需要的就是被当作人对待。”这套澡堂语言就是施特劳斯用来和那些难对付的有钱人——偶尔还有初出道的青年——打交道的特有方式，他让他们感到，他们不只是他队伍里的一分子，而且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臭小子。
华盛顿州的沃伦·G·马格努森是参议院历史上举止最粗鲁的人之一。他的竞选口号“他和那些大小子们对着干”，就充分地说明了他这个人。不过，也正是这个叼着烟斗的、粗暴的马格努森，在与一批臭小子玩了一整夜的牌以后，告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如何用一张支票来支付总统所输的钱：装模作样掏出支票签上名字，相信没有那位赢家会去兑现。确实，为了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马格努森从来不去兑现。
当然，老小子们拉关系的这套伎俩，迄今还不能被女性和少数民族群体所接受。偏见的壁垒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中可能还像在商业领域一样森严。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使得这些群体的人与别人发展关系特别困难，尽管如此，这一法则还是同样适用——开口向别人求助，永远要比坐等别人施舍高明。
在卡特总统1980年竞选连任的那场令人痛心的选战中，每天早晨八点他的助手们都会在竞选总部举行一次例会——竞选总部设在华盛顿K大街上一座破旧不堪的楼房里。在一张廉价的折叠桌边和几把同样廉价的折叠椅上，围坐着竞选活动的总指挥汉密尔顿·乔丹，来自工会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几位工作人员，还有副总统办公室的一名代表，以及总统的撰稿人。
在这些天天到场的人中间，有一位刚当选的女议员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这样的人，尤其是来自日趋衰落的乡镇选区的人，应该是很忙的：在国会谋个好位置，了解华盛顿的内幕，还要防止后院起火，提防选区里出现挑战者，等等。所以，她每天上午都来参与这种繁重的、没有报酬的额外任务，就显得十分不同寻常了。
1981年，当我转到众议院议长办公室工作时，我才开始注意到，这个两年前才当选的女众议员，同样出现在所有涉及到民主党全国性事务的场合：每次有新的职位空缺，比如众议院的民主党高层会议需要补充秘书，或者议长需要有人代替他出席民主党全国会议，都是这位女士默默地去争取，并干净利落地完成任务。她就是——杰拉尔丁·A·费拉罗。
1984年，她参加了副总统候选人的角逐战，不管最终由于什么问题她没有如愿以偿，但她确实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赢得了那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来为自己谋求一个位子。她之所以能一次次进入核心政治的圈子，不外乎一条简单的秘诀：她要求；她接受；她成了硬球高手。
费拉罗女士在民主党内极其有名，因为无论讨论党的什么重大问题，或者领导人的人选，都会有她在场。当有的议员指责她太突出自己的时候，蒂普·奥尼尔议长总是用他的方式一边打着响指，一边说：“不错，她是总在突出自己，——不过我们这一行就需要这个。”
1984年，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威廉·H·格雷三世，打出了漂亮的一击政治硬球，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在众议院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黑人。在他之前，很多年来黑人议员只是在“他们自己”的领域担任要职，比如民权、非洲事务、教育以及福利，等等。至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及外交政策这些主要领域的领导职务，他们从来没有人竞争过。这一格局最终被格雷打破了，他凭借出色的竞选策略而成了权势显赫的预算委员会的主席。他找到向来以立场最保守而著称的南部议员，令人信服地向他们表明了自己获胜的决心，以及请他们给与积极而公开支持的愿望。
在一个充斥着如此顽固的偏见的世界，许多机遇之门依然是对外关闭的，然而，杰拉尔丁·费拉罗和威廉·格雷却有勇气敲门，向世人证明并非每一扇门都是闩着的。他们让另外一些人成为手下败将。他们向我们证明了：在权力的争夺战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要敢于向别人提出要求。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天晚上坐在国会山众议长办公室密室里时的情景，当时参议员鲍勃·多尔，一位在二战中失去右臂功能的人，他拿着杯子，对着咖啡壶，回过头问我是否能帮他转一下壶柄。作为政治上的对手，多尔显然是一个爱耍手腕、操纵他人的家伙。然而，每次我一想起他毫无异心地开口向我求助，就会情不自禁地对他产生一丝好感。
我还记得一次类似的经历，不过角色恰好倒了个个儿。我年轻的时候曾作为维和部队志愿人员去过斯威士兰的乡村，来往于一个个零售店之间，向人们提供一些记帐和经营方面的建议。其中有一位小店的店主，每次都不忘给我一杯热饮，因为那里气候炎热，却又没有冰箱。由于这个简单的行动，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更紧密的关系。研究原始部落文化的专家很久以前就发现，在这些文化中，接受帮助和给予帮助是同样重要的行为。任何关系都不是靠一方来维持的。在南部非洲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我无意之中恪守了一条如马基雅弗利般冷酷、又如富兰克林般友善的法则：“如果你想交一个朋友，就请他帮一个忙。”
第四部分 “与带你来的人共舞”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忠诚党员。我不知道我现在属于什么党派，但我是为政党而生的。
休伊·“月鱼”·朗
当乔治·布什1988年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时，他作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承诺。那就是，如果民主党在国会中的领导人向他要求大幅度增加政府税收时，他会干净利落地一口拒绝；如果他们再度要求，他会再度回绝。最终表决心的时刻来了。“看着我的嘴唇，”他指着自己的嘴，发誓自己一定会说，“不……新的……税收……没门！”
后来的事实证明，1990年的形势发展完全符合布什出色的预言。民主党的领袖跑到他面前，态度强硬地要求他或者增加政府税收，或者等着看好戏。他进行了抵制。然而，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财政危机的巨大压力下，他最终屈服了。他同意了一个包括更高的政府税收在内的一揽子财政预算计划。在那些保守的共和党人看来，他的行为不啻于背信弃义…他在竞选活动中表现得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而在登上总统宝座后的统治风格则变成了巴尼·法伊夫。
任何老谋深算的政治家都知道进行这样的背叛所要付出的代价。它不仅仅会危及你一对一的个人关系，更重要的是，会使得你丧失信誉，声名扫地。对于职业政治家来说，忠诚就如同道德操守一样，是影响他们职业生涯的至关重要的品质之一。想想看，谁会信任一个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人呢？
在白宫适用的道理在其他地方同样是金科玉律。
1981年，在北费城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国会议员选举，以便更换一个卷入“阿布斯卡蒙”丑闻的现任议员。最终的赢家是约瑟夫·F·史密斯，一位真正的政界老兵，他先是在地方小镇的政府机构中工作，耐心地等待机会，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最终成为光芒四射的国会议员。
在国会山会议厅的宣誓就职仪式举行之前，我站在众议长的座椅旁，简要地向蒂普·奥尼尔介绍即将上任的议员的生平履历。只有一点在我看来是有着实质性意义的。我告诉议长，这位从宾夕法尼亚州来的新议员曾经长期担任奥尼尔的旧同僚即众议员威廉·“掘地者” ·伯恩的亲密助手，后者在10年以前同样是代表费城地区的议员。
封建传统确实根深蒂固。伯恩本人是接替他的父亲为这一地区服务的，他先是担任他们家族的丧葬公司的董事长…伯恩过去经常在议员休息室里拿那个公司友善的经营宗旨开玩笑，那就是“我们会让你在地底下安息的”后来又接替了父亲在国会的议席。议长问我“掘地者”现在是否仍然健在。我告诉他伯恩在几年前已经去世了。
当议长和从北费城来的新议员面对面地交谈时，只有那些久经风雨的政坛老手才能破译其中复杂而微秒的信息。
议长：“呃……掘地者怎么样了？”
史密斯众议员：“噢，他已经在两年前过世了。”
议长：“是的，我听说了。”
对那些漫不经心的听众来说，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一个文不对题的无聊谈话。然而，在那些熟谙阅历丰富的政治家的基本礼节的耳朵听起来，蒂普·奥尼尔并不是在询问一个死者的健康状况。他是在向另一个人打招呼。“掘地者怎么样了？”这句话后面隐藏着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我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我知道你的忠诚。”
在局外人看来，政治舞台似乎是一个凶险无比、残酷无情的场所。那些对权力孜孜以求的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他们会气势汹汹地质疑竞争对手的动机以及是否具备爱国精神，甚至不惜在他的私人道德问题上大做文章。很少引起注意的是对这些利益攸关的角斗士有着共同约束力的深层次的封建准则。为了无牵无挂、斗志昂扬地走上战场，你必须先确信不会后院起火。
“忠诚在我们这个行当中决定一切，”这是迪普·奥尼尔的肺腑之言，同时也是所有明智的职业政治家的共同心声…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如果你到华盛顿特区旅行，你会发现这座城市和美国20世纪的其他大城市有着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我指的不是到处林立的庄严肃穆的纪念碑，而是你看不到在别的城市司空见惯的大烟囱。跟其他国家的首都不同…它们的政治中心地位很显然依赖于遍地蔓延的现代化大工业和生产流水线，华盛顿只生产两种东西：供我们所有人使用的纸币和供政治家使用的政治货币。华盛顿人从事的工作就是交易，纯粹的、赤裸裸的交易。当一个参议员告诉另一个参议员，他会支持对方为其所在州的某个重要的公共建设项目争取财政资助时，他实际上是在期待投桃报李。如果他不指望回报的话，他的承诺也就毫无价值了。如果不存在这种互相利用，他的“有效性”必定会在自己所代表的州遭到质疑，他在参议院的席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如果说从职业政治家身上可以得出一个至关重要的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变节的叛徒。一个人可以是为他的祖国而战的伟大斗士，可以在一场辉煌的决定性战役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正如一个伟大的美国人在独立战争中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一旦他背叛了朋友，他就变成了千夫所指、臭名昭著的本尼迪克特·阿德诺（译者注：1741－1801，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将领，后因私通英军逃亡英国）。
即便在这个猎头公司到处挖掘人才的年代，变换一个工作是一回事，对你的前任老板缺乏必要的忠诚则是另一回事。再也没有比在背叛旧老板的同时竭尽全力地想赢取新雇主的信任更自欺欺人的事了。处于激烈竞争中的老板对于这样的背叛总是耿耿于怀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有一次在谈起演讲稿撰写人理查德·古德温时…后者曾经为他服务过，后来在他的死对头罗伯特·肯尼迪参与总统角逐时又转而为肯尼迪工作就对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明智处理大加赞赏，“迪克是那种穿上新制服而不忘旧主人的人，他知道怎样掌握分寸。”
对于罗纳德·里根来说，他的一大强项，或者说，他成为政坛常青树的主要基础，就在于他与共和党内部的保守主义运动所结下的长期、稳固的关系。从1964年开始，当他为戈德华特（译者注：美国参议员，极端保守主义的代表，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属共和党保守派，主张扩大各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已陷于山穷水尽的总统竞选活动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说时，里根就已经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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