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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站在身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接口。这个年代说改革，实在是要去过刀山火海，徐平还真没那个决心踏进去，就连能够全身而退都一点把握都没有。
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大的政策改动都是惊天动地，要冒无数风险。
因为这杆旗一旦立起来，就只能进不能退，退了就无葬身之地。改革与反改革的，斗得你死我活，就是因为牵扯太多。
赵祯自登基以来，太后垂帘听政十年，虽然不表露出来，实际上憋了一肚子怨气。这也是为什么一亲政就把宰执全部换掉，一定要废掉皇后，就是要把这股气发泄出来。
出了气之后就是朝政，太后的政策要废掉，立起自己的权威。从去年开始，几次三番下诏要臣民上治世良方，一次比一次恳切。
可下诏有什么用？真以为高人在民间哪系统性的改革必须君臣一心，有莫大的勇气才能推行下去。现在他根本就不相信原来的官僚系统，怎么能够有实际性的效果呢。
实事求是地讲，吕夷简并不反对改革，他一向并不跟皇上唱反调。可现在朝政局面就是他当政多年出来的结果，他哪里知道该怎么改？能改的早就改了。
吕夷简不在乎政策，他在乎的是实权，只要不动到他的实权，怎么改都行。
可改革就免不了利益的再分配，怎么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不动吕夷简的实权，哪里去找人帮自己做事。这是个死结，不斗个你死我活解不开的。
徐平举目四望，上没有宰相支持自己，下没有自己的根基团队，拿什么斗吕夷简？他还没天真到以为有了皇上的支持就可以，皇权没那么强大不说，这位皇帝也没那么坚强的意志，遇到了困难，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退堂鼓。
范仲淹敢跟吕夷简死磕，那是有王曾的支持，有一大帮中下层官员拥戴，不然一道敕命就把他踢到不知道哪个边远州军去了，哪里还容得他在京城发声。
徐平相信范仲淹一众人等不是王曾指使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有王曾支持的。王曾不是吕夷简，他不会私植党羽，更不会搞小帮派的串连。王曾是真正的政治家，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会扶持支持自己政治主张的人，虽然私下里他可能跟这些人话都没有说过。
王曾之后，范仲淹以下，再也没有人有如此的能力，如此的胸襟，如此的担当。徐平的历史再不好，也知道庆历新政，知道君子党与小人党，知道范仲淹和吕夷简斗争得你死活。更知道此后的王安石变法，新党和旧党的斗争甚至赌上了天下的命运。
如此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大潮，一浪一浪汹涌不灭，绝不是因为一个人的意志，更不是一群人的异想天开，而是历史的必然。
往深了说，从太宗时代统一全国，又经历对契丹和交趾以及后来的对党项的几次战败，整个国家就进了休养生息的状态。说是儒家独尊，实际上是用的黄老之术，政策大的方向是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前朝宰相吕端的那句“利不百，不变法”，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到了真宗后期，这种政策倾向越来越无法维持，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不过是强行给这种政策续命罢了。
到了现在的皇上亲政，天下所有的人都明白，不变不行了。就连被认为变革最大阻力的吕夷简，实际上也不反对变革。
这是历史的大势，没有人可以阻挡。
现在惟一的问题，是没有足够份量的人领导变革，也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变革。
政治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必然是有学术思想做基础。这个时候，这个学术思想显然还没有出现，无法指导政治实践，所有的人都处于茫然中。徐平也无法凭空造出来，他前世学到的那些要跟这个时代相结合，还有一段路要走。
世界上没有古今通用永远正确的绝对真理，任何理论都必须与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越紧密，就越能指导国家与社会走向正确的方向。反之，脱离了社会实际，一切都将成为空谈，夸夸其谈谈的理论只会祸国殃民，甚至走向败亡。
每当清静无为的政策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儒家便就成为备选。西汉的时候如此，这个年代也是如此。范仲淹这些人正是以儒学复兴为号召，从学术上入手，行社会变革之实。
这个时候，正是新复兴的儒家向实际执行的黄老思想冲击的时候。表现出来，便是范仲淹与一群儒家新兴士人跟吕夷简为首的旧官僚的斗争。
徐平不是儒学大家，但在官场浸**这么多年，读了这么多，又有前世记忆，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那就得怪自己愚昧了。
但徐平还是不敢冒然加入战团，因为新兴的儒家的还没有上位，内斗已经开始。范仲淹能够超脱于这内斗之外，成为各方共主，徐平可不敢相信自己也能够如此幸运。
新儒家的内斗，其实还是没有超出先秦的格局。主流是韩愈尊孟一派，但尊荀子的士人也不少，悄然兴起的还有自成一家的新学派。
孟子讲性本善，一切由此而起，落到政治上就是宽政爱民，其他都是补充。
荀子讲性本恶，向服务帝王的方向一变就是法家，向讲究礼制的儒家方向一变就是三纲五常。因为人性本恶，必须要有强势的规条来约束，这是根本。
小众的是所谓性朴论，即人生来本是无善恶的，一切在于后天教导。这便要求广兴学校，教民向善，刑罚宽严适当。
而在这些观点之外，又因为孟子讲“尽信则不如无”，提倡“以意逆志”，让后人可以在经传上别开生路，甚至“六经注我”，一些本与孟子流派不同的士人也推崇孟子，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孟子升格运动。而根本上，却是为了变革做学术理论准备。
徐平最少知道，在他前世的那个时候谈起儒家，最后实际上是披了孟子的皮，行了荀子的实。这两派谁胜谁负？有前世的历史记忆徐平都不敢贸然下结论。
实际上这个时代最讲究三纲五常的司马光，在思想上是尊荀子的。他视为死敌的王安石，思想上却是尊孟子的，孟子也正是在王安石当政的时候地位急速上升。但历史就是这么滑稽，到了最后视王安石为仇寇的文人，却是尊孟子，又讲究三纲五常。
哪怕就是到了后世，初期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人生来是自私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一切的政治经济模型都围绕此展开。选举政治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的共和，而不是广泛的政治权力，搞错了这一点的都会撞得头破血流。
而另一面，则是“六亿神州尽舜尧”，坚信人民是伟大的无私的。
最终的发展，两方冲突碰撞，最后发现没有哪方是对的，甚至把这最基础的理论根本换一下也心安理得。最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又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
现在正是争论那个最基础问题的时候，一个数千年都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徐平又怎么会贸然加入进去？他现在需要的是不下水，就在岸边静静看着。
没有理论支持的改革，最终会成为一场闹剧，徒惹人笑。而要想形成能够支撑改革的理论，又哪里是那么容易的？怎么可能三言两语讲清楚？
惟有一步一步走下去，在实践中慢慢摸索，摸索出理论来。但徐平的所谓摸索，偏偏就与吕夷简的维持现状走到了一起去，政策方向上无法摆脱开来。
人家都是以为自己掌握了宇宙至高真理的人，一旦执政，就天下太平，怎么能够容下徐平这样慢慢来？现在火力没到自己身上，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春天夜里的风还是有些凉，赵祯站在窗口，迎着吹进来的风，眉头不展。
过了好久，才沉声问道：“你从天圣五年出仕，在地方任职六年，政绩多有，难道对当前的朝政就没有看法？没有觉得有必要改弦更张？”
徐平道：“天下都知道要改，微臣也知道要改，只是不知道如何改。”
赵祯摇头：“朝政万千，总有不合时宜的地方，为何不见你提出要改什么？”
徐平有些无奈：“自微臣入京城任职，三司施政无一刻不在改。从改革茶法，到改革钱法，到改革吏治，这些都已经与先前不同了。陛下所说的微臣没提出改什么，不过是因为微臣没有弹劾过大臣，没有历数过前任的过失，没有夺人耳目。但这些有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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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3章 我做三件事（）
赵祯转过身来，叹了口气：“你那些改的，都只是一时一事，不触及根本。你看看欧阳修写的《原弊》，引经据典，一句句说到根子上去了。如今积弊已深，头痛医痛，脚痛医脚，这样是不行的，要从根子上改弦更张”
徐平沉默了一会才道：“陛下一定要问，臣也只好有话直说，有不妥当的地方，还望陛下不要责怪。”
“你只管说，我就是要听一听你是怎么想的”
“臣以为，要想知道如何改，就要知道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就以欧阳修所言三弊中的‘诱民之弊’来说，听起自然是大有道理，但现在乡村农事是不是真的如此？”
赵祯摆手打断徐平的话：“道理都摆在那里，‘诱民之弊’岂会没有？当然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这一点无可置疑”
“臣也知道是有，但这是不是农事凋弊的原因呢？到底危害有多大？改了这‘诱民之弊’，有多大的效果？会影响其他多少事情？到底值不值得？”
“爱卿啊，你就是想得多”赵祯转身离开窗户，回到位子上坐下。“古人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知道有弊端，改了就是，改必然是好的”
赵祯一边说着，一边示意徐平重新过来坐下。
徐平谢恩，落座之后道：“陛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至少不会治死人。如果只是小病而诊错了脉，乱吃药可是会出大事的。还是说‘诱民之弊’，限制僧道臣没有什么话说，凡是没有官赐匾额的寺观一律拆除，没有度牒的僧道一律勒令其还俗，这自然是善政，因为这并没有牵扯到其他政事。但如果说参军为吏也是引诱良民不事耕织，那没有人参军谁去守卫边疆？没有公吏，谁去治理天下？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朝廷到底要多少禁军多少厢军，天下到底要多少公吏，现在是多了还是少了？谁能够说清楚？”
赵祯缓缓地道：“朝野都有人言，如今冗兵，冗吏，冗费。”
“臣在三司，不知道兵如今是多是少，但知道冗吏和冗费。为什么说冗吏？因为现在官府里吏员多于前朝，特别是比祖宗时候员额为多，但哪个说是因为事情清闲？三司里面积压的账籍有多至五六年的，没有比对，没有勾校，公吏是多还是少？裁减了公吏，这些事情要怎么做，谁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把人一裁，事情不管，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官员协助陛下治理天，自然是以治事为先，事情拖在那里，都不闻不问，只耍这些嘴皮子，对朝政到底有何益处？官吏是因事而设，事情多了自然官吏就多，不怕官吏多，只怕事情没人做只要官吏都用心做事，哪里来的冗吏？蔗糖务几年时间上上下下招公吏一千多人，这都是前朝没有过的，但这些人一年给朝廷多出数百万贯钱来，这些人是不是冗吏？对朝廷中的具体事务一无所知，只会空口白话，冗兵，冗吏，冗费，到底冗在那里他们能够说得清楚吗？臣在三司编修条例，定公吏员额，正是要把他们到底做多少事情，需要多少人手搞得清清楚楚。现在微臣都不敢说搞清楚了有冗吏，还有什么人比微臣更清楚这些”
赵祯道：“人人如此说，总是有道理的。”
“陛下，微臣就明说了吧，现在是天下都知道朝政需要大的更张，但却没有人知道要改什么，怎么改。好为大言的，便就用这种耸人听闻的话语惹人注目。听起来处处是道理，却跟实际朝政没有半分关系。而埋头做事的人，明明知道这些话有失偏颇，但牵涉的又极广，根本无法反驳。就是能反驳，说出来也没有人听，反而只怪反驳的人是谁诿塞责，哪里还会有人去说？再如冗费，冗在哪里？有人能够说清楚吗？都说郊祀犒赏军兵数额巨大，但那能省掉吗？省掉之后如何让官兵心里无怨言？没人知道，只是说如果官兵心怀埋怨就是贪鄙可恶。到了最后，无非是一句话，让陛下节用爱民，一切都要从皇宫里省出来。纵然陛下圣明，省吃俭用，可于天下何补？”
实话讲，到现在的几位大宋皇帝中，最不省吃俭用的就是赵祯自己。真宗皇帝东封西祀是乱花钱，但自己本身并不怎么铺张浪费，倒是赵祯挺在意自己的小日子。但既然有官员提出来了要节用爱民，赵祯就得做样子出来，消减宫廷开支。
徐平这番话还是挺对赵祯胃口的，没有人愿意天天被人指责生活腐化，浪费民脂民膏。而且不管怎么改，他们永远不满意。
见赵祯的脸色缓和一些，徐平又道：“官吏并不怕多，只要他们忠于职守，人人都有事情做，那是越多越好。也不怕花费钱财，只要花的钱都是有用处的，不是平白虚耗，钱也是花得越多越好。其实说冗吏冗费并没有错，但关键是在一个‘冗’字上，没用处的才叫冗。但是讲冗吏冗费的人，话一说出口，下一句就转到了多上。冗跟多是不一样的，臣以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为什么他们还故意混淆呢？因为说冗就没有人能够反驳他们，但要把冗说个清楚明白他们又做不到，便就玩了这么一个花头。这样的虚言在话对朝政有何益处？说冗吏冗费，便要裁员节用，但裁员之后事情该怎么做却不闻不问，等到公务积压成山的时候便一推了之，为害更大。”
“前些年谈茶法，为什么改为沿边入中？所上理由，无非是纲运花费大，不如从商贾手里采买便宜。又是官船造起来比私船贵，又是有鼠啮虫咬，又是小吏舞弊向茶盐里面搀泥沙，又是有沉没之患。我就想不明白，这些弊端商贾也一样有，为什么到他们手里就没有事，纲运就忍受不了呢？无非是经手官员无力除弊，干脆向商贾一推了之，等到商贾不通再涨价钱，最后还是要朝廷多花费吗多花这些钱，用纲运行不行？有哪一个经手官员算过这一笔账？无他，对自己没有好处罢了。入中采买，所有弊端都可以怪罪在商贾身上，朝廷追究不到自己的责任。至于对朝廷是利是弊，又有谁真心去管？实行入中采买这些年来，茶法一变再变，不变就无法支持。结果东南茶利全部都归了入中商人，朝廷分文不得，公吏军兵俸禄还得另外拨付。到了最后，也无非是数年没有一石粮入陕西路，全都是从本路百姓身上搜刮而来。虚言国事，无非就是这种后果”
听了这长篇大论，赵祯好一会没有说话，皱着眉头，最终叹了一口气：“朕就是想知道国事到底该怎么改？这样因循不是办法”
徐平拱手道：“臣以为，既然知道要改革国政，那就要先搞清楚要改什么，要怎么改。如果没有把握，那便想清楚改了一处，有哪些好处，有哪些弊端，随时更正。世间并没有灵丹妙药，事情总是要一点一点做出来，急于求成不行的。”
“那怎么搞清楚呢？”
“臣在三司，便说三司的事，其他衙门的事臣没有经手，不敢妄言。如今编修条例所做的事，修新条例，便是要搞清楚如今天下钱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