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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小林《我的父亲苏静将军》，载《老照片》第22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② 李南央《“阔家主”的孩子》，载《老照片》第32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③ 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④ 施文心、葛佳《都赶上了》，华艺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⑤ 资中筠《特殊年代的童趣》，载《万象》2003年8月号。
⑥⑨ 倾倾《逝去的美味》，载《读者》2003年第8期。
⑦ 邓云乡《秋水湖山》，东方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
⑧ 章含之《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昨天的时尚
时尚，顾名思义，是指一个时期里的社会风尚，不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一种时尚一旦过时，意味着它自身的现实价值的大贬，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价值——回味的价值，则很可能长时间地存在下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年的军帽，如今只能在民工堆里还看得见有人戴，但提起当年的军帽及与军帽相关的故事，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北京孩子，都会为之再心动一次。
“文革”前，孩子的衣服，品种并不算单调，尤其是女孩。北京孩子可以翻出小时候的相册看看，他们的打扮，即使以今天的审美眼光来挑剔，也说不上落伍。后来，服饰装束被染上政治色彩，进入了全民色款单调的服装时代，孩子自然不能例外。
孩子小时候，穿衣服不由自己，家长买什么穿什么。男孩好说，60年代前期，冬天都戴人造革面栽绒里的坦克帽或空军帽，上面镶着有机玻璃眼镜，平时作样子，起风时可以翻下来挡风。春秋天多戴海军帽或大檐帽，扛着肩章。夏天穿印着图案的白色或黄色跨栏背心。府绸白或格衬衫和明兜灯心绒外罩也一直流行。球鞋是男孩惟一渴望得到的东西。球鞋分矮腰和高腰两种，有米黄、深蓝、暗红、咖啡等颜色。两年前，在一个聚会上，有人穿着一种正流行着的球鞋，有位1952年出生的北京孩子见后神色异样地说：“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穿过的吗？一模一样！怎么又转回来了？”他叹道，时尚看来也未必有去无回，轮回是一种能渗透到生活的末梢的人生道理。
女孩的打扮则很难尽数了，用“花枝招展”一词来概括，并不过分。夏天，花裙子配带襻的皮鞋加浅色袜子，为最流行的装束。
上面说的，是“文革”前十岁上下的孩子的时尚装束，只能算是这个话题的一个片面的前奏。这些孩子长大几岁以后，进入轰轰烈烈的时代，穿着之风也为之一变。穿戴这个话题，说起来是有点复杂的，因为有男女、年龄、季节和从头到脚之分，只能一样一样地慢慢梳理。
栽绒帽子、军帽
冬天，北京男孩都戴栽绒棉帽子。款式略有区别，大致分三种。一种为褐色条绒面平顶，一种为褐色条绒面瓜皮顶，一种为军绿色布面瓜皮顶。最时髦的是第一种。帽子里面要加一个白色衬帽，有的就缝在帽子上，一年拆洗一次，白色变成了黑色。戴法也有讲究，大冷天，不到滴水成冰的份上，从不把两边护耳的舌头翻下来，不仅如此，固定耳舌头的，不是那两根带子，而是一对别钩，带子当年称“飘带”，名副其实，要让它永远飘着。有的孩子不慎把飘带弄皱巴了，得马上过水抹平，甚至要用土熨斗熨一下，还看不过去，就得换新的。这种褐色丝绸飘带，大商店里专门有售。有时候孩子顶风踏雪走出去几里地往大百货商场跑，目的就是为了寻求一副飘带。平顶的栽绒帽子因为走俏，有时还不大容易买到，一些孩子只好用瓜皮顶帽子将就，那就要不时用手捏捏，给帽子做平顶造型。军绿色棉帽子，又分军用和民用两类，倘是在商店买的仿军帽，则有东施效颦之嫌，不受孩子青睐。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穿戴
春秋两季，流行单军帽，即解放军取消军衔前后的款式。“文革”初期，自党和国家领导人到造反的红卫兵，人人头上戴着一顶。这种帽子一成时尚，便经久不衰，几乎贯穿于那十年的始终。军帽也有真假之分，真的军帽为的确良面料，颜色碧绿，帽檐尖挺，里面印有长方块的章，标着姓名、年龄、血型等栏；假的无论颜色、面料、样式都能让孩子一眼望穿，不值钱，给人的感觉反倒有点土。戴军帽同样有讲究，要把帽子上面的接缝处尽量撑起来，出门前得用手捏半天，不少孩子在帽子里边垫一圈硬纸壳或报纸，不如此不足以称“酷”。当然，想摆“酷”就得承担相当的危险系数，戴军帽很容易被“飞”，即走在大街上，帽子被骑车而过的胡同小痞子顺势从头顶上摘走。流行戴军帽，让军队大院的孩子抖了几把，随之而来的是被“飞”的后顾之忧，防不胜防。城里小痞子戴的军帽，除非家里有亲戚在部队供职，否则，十之八九是“飞 ”来的。其实，“飞”帽子并非六七十年代孩子的发明，杜月笙早年在上海就干过这等事，只不过他“飞”的不是军帽而已。还有一个时期，兴在帽子上别帽徽，即红色五角星，这也有真假之说，需仔细辨识。弄不好，真的军帽配个假帽徽，效果不堪一看。
有两则真实的故事，能量出当年孩子对军帽的痴迷程度：
地安门一带某胡同里，住着一位退下来的部队首长，据说衔至将军，所居自然独门独院。老同志平时总是一身戎装，类似孙毅那样的打扮，这也是许多老革命军人下岗后的着装积习。令人不解的是，他不爱在家“方便”（他家有卫生间，或许动机是节约用水），经常出门上公共厕所。某日，老人正在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内蹲坑，进来几个十几岁的孩子，拿眼一“照”，遂起歹意，上去“飞”了老人的军帽，拔腿便跑。老人指挥过千军万马，咽不下这口气，提着裤子就追了出来。结果是帽子没追回来，自己还玩了一跤。
另一件事发生在1969年，也就是国庆20周年庆典的前几个月，我的朋友曲昭是当事人之一。曲君当年十五六岁，住在京西一个部队院子里。某日，他骑车驮着一个地方大院的同学去四机部二院玩，逢驻扎该院的一些战士在操场上打篮球，脱下来的衣裤就堆在一边。曲君的同学对眼前的军帽垂涎多时，起了顺手牵羊之心，与曲君嘀咕，马上付诸行动。得手后他们有点忘乎所以，当即把帽子顶在了头上。与前一例的结局不同，他们出门后正骑车晃荡着，背后突然驰来一辆卡车，跳下几条汉子，不容分说就把他们“绑架”到车上，开进了位于万寿路和翠微路之间的 “九号”——当时一个远近闻名、带有强制性的拘禁场所。曲君属于“胁从”者，也被关了几天，审了一溜够，后被家长领回教育，挨了父母一顿臭骂。他的同学为这顶军帽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在“九号”蹲了几个月，直至国庆节后才放出来。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板儿绿”、制服、口罩带
六七十年代，孩子的服装已单调到无多少款式可区分的地步，除了夏天，多数孩子三季都是一种打扮——四个暗兜的制服，惟颜色略有分别。现在的影视作品，涉及那个年代的孩子时，人人一身军装。其实“文革”前期，孩子的穿戴并非独以军上衣能领风骚。院子里的半大孩子结伙骑车出行时，部队大院是一身绿，地方大院是一身蓝。倘是两类院子相邻或相对，这种对比尤其分明。孰优孰劣，没有公认的判断。后来，从军成为时髦的就业方式，不独军队子弟，地方大院孩子参军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军装这才跟着走红，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学生装”。
冬天，孩子都戴口罩。其实也不正经戴，而是把口罩塞进上数第二和第三个扣子之间的上衣里面，带子留在外面。这是一种不容忽略的时尚标志。其功能近似今天男人的领带或女人的首饰。孩子都难免毛糙，丢三落四，经常是人已经走在上学的路上了，忽然发现没戴口罩，那是一定要回家去取的，否则，这身衣裳再时髦，也差着行市。如是看，非典期间那种直接往耳朵上套的短带子口罩，远不合当年的时尚准则。口罩带子竟成为一种最时髦的服饰点缀，反衬出孩子穿着上的单调和苍白。
冬天，北京孩子多穿棉袄棉裤，套制服外罩。无论胖瘦，人人臃肿，看上去身材都差不多。后来出现一种制服式棉袄，将棉袄和罩衣合二而一，但臃肿依旧，且拆洗麻烦。那时的气温似低于现在，大冷的时候，有的孩子也穿棉猴，即一种衣帽连体的冬装。通常是把棉猴帽子套在栽绒帽子上面。倘为了硬充帅哥而不穿棉衣冻着，则被目为“耍单儿”。
春秋天，小一点的孩子（十岁左右），上衣似还有几种可供家长挑选的款式。一种是翻领，三个明兜，三到四枚扣子。这种款式以前流行过，以后也流行过；孩子适穿，大人也适穿。我的一个同学至今穿着一件麻布面料，浅驼色，三个明兜的翻领上衣，除了颜色和面料，与他十来岁时穿过的上衣没什么两样。另一种是三个暗兜的学生装，直领，下面是两个兜盖，左上兜没有盖。这种学生装30年代就流行过，直至六七十年代，仍不过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正式场合都穿中山装或军装，惟一例外的是康生。除“文革”初期偶着军装外，他露面时（如出席九届二中全会和十大）经常穿的衣服，就是这种学生装。康一向被目为党内的文化人，比党内“秀才”格高一档。他那时已经七十来岁了，为什么不追随毛泽东也穿中山装，而是穿在小学生中流行的学生装，其心态如其人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一样，让人揣摩不透。
上中学以后，除了四个兜的蓝色制服，孩子的上衣选择余地有限，而且与家庭背景不无关系。
军队院里的孩子不用说了，就是穿军装。把家长取消军衔后压箱子底的衣裳都翻出来。1955年授衔后，校以上军官都配有礼服，盛在专用箱子里，一人一个。国庆、八一之类的节日，军官集体着装乘车外出活动，看上去确实排场。当然，礼服平时穿不出去。孩子穿的，都是家长的四季常服。冬装为呢子。当年的规矩是，校官着粗且厚实的黄呢子，将官是较薄的马裤呢；大衣的区别在领子，校官为栽绒领子，将官为真皮领子。春秋夏装的料子为哔叽、咔叽布、柞蚕丝。别管哪一种，从箱底里翻出来就穿。常见的搭配是里面一件呢子上衣，外套普通军装，最上面的扣子不扣，把呢子领子露出来。陆军军装最走俏，空军上衣的颜色与陆军一样，海军是藏蓝色，就差点意思了。有个住海军大院的朋友，父亲是12级的上校，提起那段光阴，他的记忆是想方设法把藏蓝色的海军呢倒换成陆军黄呢，问遍了他的陆军家庭出身的同学，没人愿意换。可见时尚趋向之一斑。军队院里长大的王朔，在《看上去很美》中的一段对小学高年级的描述，是准确和真切的：
学校五六年级很多男生穿了军装来上学，挽着袖子，免进去整幅下摆，仍显得肥大，瘦小的人全身正面只有四个兜。不少旧军装的肩膀和领子还有刚摘下肩章和领章痕迹，那一小长方块比别处新。他们的表情还不是很自信，被人盯着看还有些羞涩。就这样，他们也显示出了一种力量。全校做操时，一眼望去也是一大片，黄灿灿的，无端就有些热烈的印象。①
地方大院的孩子，能从家长的箱子里继承的，多为藏蓝色斜纹毛哔叽中山装，或西装，似乎都有点穿不出去。他们一般还是穿蓝色制服。
进入70年代以后，四个兜的的确良军上衣（干部服）长期领导服装潮流，泛称“国防绿”，俗称“板儿绿”。很多地方大院的孩子也以穿它为荣，梦寐以求，想方设法得到一件。两个兜的（战士服）就没意思了，甚至不如不穿。如今，在建筑工地上，还能看到不少民工是这副打扮。军装的大小肥瘦，用号数和甲乙丙丁来区分，号数和衣服的尺寸成反比。军装可以以旧换新，只要有一件，哪怕是旧的，以后穿军装的大问题就大体不愁解决。实在找不到陆军军装，前面说过，其他军服也能将就。我的一个邻居的姑姑供职海军总医院，给他找了一件藏蓝色海军上衣，印象中他无冬历夏，一年到头穿着，有一次被某痞孩子借去，差点没要回来。后来，市场上一度有国防绿的确良面料出售，不少弄不到军装又不甘落伍的孩子央求家长买回这种面料仿制成军上衣。穿仿制军装给人的感觉，与如今穿假冒的劣质“名牌”服装无异。由此还连带出军扣的紧俏与升值，五枚军扣，能换出远远超出扣值的东西。另一种仿制是把两个兜的军上衣（士兵服，明扣）改成四个兜（军官服），那就更不能看了。
穿五枚扣子的制服，要害在于第一枚扣子不能扣，等同于今天穿两枚扣子的西装，最下面的扣子不能扣的道理。此外，左上兜别钢笔的缝处也得空着。后来又兴在衣领内侧缝一个白色钩织的衬领，表面上是维护衣领的清洁，实际也是一种装饰。此外，最好把袖子往上挽两圈。
工人子弟中，有不少孩子穿家长的“劳动布”工作服。浅藏蓝色，布料粗厚结实，看上去有点夹克衫的意思。在大批干部子弟中学毕业涌入工厂以后，这种工作服就不能意味着身份和门第了。穿着它走在大街上，还有点“顽主”的味道。
孩子的衣服都不经穿，一者布料多为纯棉的，二者爬树上房玩攻城磨磨蹭蹭、撕撕扯扯，三者不少家庭孩子穿衣裳是接力式的，兄长成队的孩子很少能穿上属于自己的衣服。满眼望去，大多数工人子弟和为数相当多的干部子弟，身上的衣服都打着补丁。补丁最常出现的位置是胳膊肘、屁股和膝盖。当年，孩子穿带补丁的衣裳，是很平常的事情，倘把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拉出来，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不是要饭的，也得是工地上的民工，甚至还不如他们。大概在“文革”后期，一帮好“弄潮”的孩子曾一度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嘀里当啷，补丁摞补丁，作衣衫褴缕状，和他们从前的一身“板儿绿”形成鲜明反差，而且从不单挑着这么打扮，一般是头天说准了，第二天一齐摇身一变，出去就是一伙子人，成了北京市的一道景色。
夏天，平时都穿背心裤衩。这种装束有点抖不起来，不少半大孩子依旧春秋打扮，宁可热着。70年代以后，的确良衬衫与府绸衬衫形成高低之分，那时不讲品牌，上中学的孩子如果有一两件灰色的确良衬衫，不管是买的还是做的，都能招摇一阵子，心理感觉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