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的食堂也跟着凑热闹，储存大白菜。像军队、高校这样的单位，人多，消费力强，购进的大白菜若堆积起来，能让孩子当山爬。这些菜也面临储藏问题，否则保质期有限。菜窖盛不下的时候，就得摆在明处，一棵棵并列在食堂外边墙根处或稍远一点的操场边上，上面盖着草垫子破棉被之类的东西。这类大院的孩子，除了买大白菜，还免不了夜间行动，结伙偷食堂的菜。偷大白菜，游戏的成分重于窃取。像《地下游击队》、《三进山城》这样的电影看多了，和平时代的孩子受电影情节刺激，总有一种从事地下活动的心劲在躁动，跃跃欲试。偷大白菜，就成了初冬时节这种模仿生活的第一选择。一般是白天踩点，制定方案，入夜，几个孩子一起行动，有放哨的，有作案的。都背擦墙用后脚跟走路，作隐蔽状，偷操场上的大白菜还得匍匐前进。接近目标时，迅速出击，一人抱一棵，往棉袄里一掖，拔腿就跑。和这种偷袭得手的喜悦相比，吃上白来的大白菜的得意劲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水果（1）
那时候，北京市面上水果的品种很单调，如今一些大众习以为常的东西，当时不仅根本见不到，而且闻所未闻。
章含之在《我与乔冠华》这本书中，对一个细节的回忆，很可以说明问题。1974年6月初的一个晚上，她参加外交部干部下乡麦收劳动回来后，累得躺在藤椅里“腿都动不了了”，其丈夫乔冠华尚在外面赴宴：
九点刚过，冠华就回来了。一进院子就听见他急匆匆的脚步和大声的呼唤：“回来了？Darling；你回来了？累坏了吧？！”我想站起来出去迎他，可是腿实在不听使唤，只好扶着躺椅的把手站起来。此时，冠华已快步直奔书房，一手把我按回躺椅说：“不要动，不要动，绿豆汤喝了没有？”我说喝了，很好。冠华这时带着一种孩子般的调皮神情说：“我给你带回来一样新奇东西，你猜猜叫什么？”我笑他那么兴奋干什么。冠华从他的两个中山装口袋里一手一个变戏法似地拎出两个浅棕颜色，形状大小似鸭蛋般的东西，放在我手里说：“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摸摸软软的似果子，但从未见过。我说不知道。冠华得意地对我说：“这叫Kiwi Fruit！我看到什么地方写到过这种水果。今晚新西兰大使宴会，最后上的水果是这个。我第一次吃到，就带了两个回来给你。”我看他手舞足蹈，得意得像个做了件大好事的孩子，不禁好笑，我说：“ 你这堂堂部长，怎么人家大使请客，你捡了两个水果装在口袋里，这多不像话！”冠华理直气壮地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好东西外国人没见过的更多。我对大使说：“今天夫人去割麦，和农民同劳动。我把这两个果子带回去慰问她，告诉她这是新西兰的Kiwi Fruit，她一定高兴。”大使马上吩咐拿一箱子，我说就要这桌上的两个才有意思。也不用包，放在口袋里才是我的诚意。大使连声说好。其实这个玩意还是从中国去的。中国人不吃不看，倒让新西兰人运到中国来！”说着冠华亲手剥开果实，里面是翠绿的瓤，黑芝麻般的籽，吃起来酸甜，很可口。多年之后，中国市场上才出现这种水果，名为猕猴桃！⑧
那时，市面上可以见到的水果，笼统说，品种也不少，像苹果、梨、桃、香蕉、橘子、广柑、杏、西瓜、葡萄等等，但按季节一分，同期吃水果可选择的余地，还是少得可怜。而吃上白兰瓜、草莓、枇杷、樱桃这样的水果，其难得程度犹如昙花绽放。“文革”期间，流传一个海南人民向毛主席进献芒果的故事，大量蜡制工艺品芒果在许多人家的桌子上供着，滋味如何却不得而知。话又说回来，即使产品琳琅满目，有条件长年将水果换着样买的人家也未必普遍，当年不少人家的孩子，拿西红柿、心里美萝卜、白薯当水果吃。说起六七十年代的水果，孩子和孩子之间，因家庭经济状况上的距离，感觉是不大一样的。菜是生活必需品，好歹也得吃；水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可吃可不吃的奢侈品。小一点的副食商店，都不卖水果。换言之，菜店和水果店之间，在数量上是不成比例的。还有不少可以说明问题的故事：
70年代，月坛公园南侧开了一片桃园，西城区的一些中学将其作为开门办学、劳动实践的基地。我的朋友崔国清那时在150中念书，有一回来桃园劳动时，适逢采摘。作为回报，学生可以敞开吃，但不准往家带。国清还记得，他一气吃了十八个，这并不是记录，他的同学里，有吃二十多个的。不吃白不吃惟恐不多吃的心态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平常难得一吃所致。今天，即使在中学生中举办一场吃桃大赛，其拔头筹者能否接近这个数目，也难说。
60年代，有个朋友在301住院，同病房住着一个19级的上尉，得的是什么病，已经说不清了，医嘱要多吃水果，他就每天吃一个黄香蕉苹果。同房还住着一个中校团长，从未吃过水果。这位上尉嘴上吃着苹果，心里算计的是另一笔账，不时流露出 “我已经吃掉了老婆的一件毛衣”之类的话。另一个朋友住在军队大院的校官楼，楼下是个12级的上校，按说工资不低，但生了五六个孩子。他家吃苹果，从来是切成牙后再分着吃，和吃西瓜差不多。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水果（2）
一位60年代出生的孩子回忆说：
水果儿少，连汽车尾气都能闻出水果味儿来，要不是父母事先一再警告，肯定把牙膏当水果吃了，心里还老嘀咕：那东西又凉又甜还有香味儿，不是水果是什么？奇怪！春天揪榆钱儿、槐花（树高，有的孩子摔死了），秋天偷别人院子里的枣、桑葚儿，实在馋得没辙，就到药铺花三分钱买一个酸甜的大山楂丸——越吃越饿！这山楂丸舍不得大口嚼着吃，那样就未免太奢侈、太浪费了，要用门牙一点点、一点点铲下来，在舌头上含化了，再慢慢儿咽下去，这样才能解馋，才算物尽其用，心里才觉着熨贴。往往是吃一半，另一半用纸包起来留着第二天再吃，一个山楂丸恨不得能吃三天！⑨
每年夏天，大概有一个来月，是吃西瓜的季节。西瓜和蔬菜一样，刚下来的时候很贵，一般人家舍不得马上吃，实在低不住诱惑，或被孩子缠得没法，可以买那种论牙出售的。那时，水果店的柜台上都有个纱窗罩子，里面是切好的西瓜，五毛钱一牙。商店的切法不似家里。家里切西瓜用菜刀，先从带秧子的根部切一小片，在刀上蹭几下，然后拦腰劈开，再切成牙。商店有专用西瓜刀，一般是将椭圆型西瓜，顺势从360度切成180度，再切成90度长条即可，也就是一个西瓜切四大牙。不仅是孩子，大人遛街，也是连热带渴，这种展品似的西瓜令人垂涎的程度，是不难想像的。但大批的西瓜上市，冰棍车走街串巷以后，这种出售方式便失去了优势。
那时北京的西瓜，分黄瓤和红瓤两类，黄瓤似更多见。黄瓤西瓜，俗称“黑绷筋”，黑皮，椭圆型，几分钱一斤，买一个八九斤的西瓜，不过四五毛钱。这种时候，经济条件过得去的家庭，孩子便获允到水果店买西瓜，一天一个。西瓜是好是坏，外观上很难识别，买西瓜必须挑挑。一般是买主告诉售货员要多大的，由售货员在瓜堆里代挑，抱起一个贴耳拍拍，如此二三回，选中后再经顾客认可。如顾客还不放心，可以让售货员用刀在西瓜上剌一个三角形，拽出来验货。不少孩子由买西瓜而学会了挑，即在耳边拍西瓜听音，“当、当”的为不熟，“噗、噗”的为娄了，界于二者间的正好。当然，还需多作比较，审时度势。西瓜刚下来时，生瓜多，收尾时，娄瓜多。
西瓜买回来以后，要用凉水拔一阵子。一般是放在脸盆里，也有把厨房里的水池子塞住将西瓜沉入的，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流水长时间地冲，和冰镇差不多。那时也没有节水的概念，住筒子楼的孩子经常在公用水房里这么干，有时一冲就是几个小时。当然，得不时出来观望一下，一者怕被别人顺走，二者怕被爱管闲事的将水龙头关上。有个朋友家里孩子多，一个西瓜不够吃，只能隔三差五地买两个。他还记得某个夏天的下午在海军大院筒子楼的水房里拔了两个西瓜，隔十来分钟轮着过去看看，合计看了二三十趟，直至晚上开吃前最后一次观望，仍原封不动，用手摸摸，已接近冰凉。当间渴了，也都忍着，就等着尽情享受凉西瓜。又过了十来分钟，哥几个把菜刀和案板、脸盆都准备好，再去水房时，西瓜已经不翼而飞。他讲这件事时，撮火的感觉死灰复燃，因为再买两个西瓜，钱是小事，拔到这样的凉劲，恐怕得后半夜见了。
与西瓜同步的水果，是香瓜。手雷大小，白色（也有一种绿色的，少见），不贵，也不如西瓜甜。有时候城外的瓜农会拉一马车来卖，孩子经常是买一两个，当场掰开，把瓜子一甩，或用铅笔刀将瓜子刮除，在衣服上蹭两下，就进口了。
入秋以后，苹果和梨是最常见的水果。此前，大约在8月中下旬，有一种带把的核桃大小的沙果上市，红黄相间，脆甜可口，并不很贵。尽管它来去匆匆，每年在市场停留的时间很短，北京孩子对它的味道并不陌生。这本书写到这里的时候，恰逢沙果上市。2003年9月1日和5日 ，我到过两个朋友家串门，一个是高我一级的同学李乔，一个是我以前的同事沈小农。他们都是这本书的模特。现在家家兴把水果摆在桌面上，我在两家都看见了沙果，我告诉他们，这本书也会提到沙果。李乔告诉我，沙果是其妻买的，昨天下班回家见到沙果，已经感叹了半天：多少年没吃它了！小农的妻子告诉我，她每年必买两次沙果。而今水果摊上，沙果已经很不起眼了，能替代它的漂亮、诱人的水果不胜罗列，但有些东西是替代不了的，对北京孩子来说，沙果带给他们的记忆，其他水果就未必替代得了。苹果的品种主要有国光、红玉和红黄香蕉，大约两三毛钱一斤，好的四五毛。那时也没有成箱囤积苹果吃一个冬天的风气，都是现买现吃。梨较苹果略便宜，北京市场上常见的品种有鸭梨和京白梨。京白梨个不大，黄色，肉有点面，酸甜，今天好像也难得一见了。
让孩子忘不了滋味的水果，还有一样——杏。俗语云：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意思是杏不宜多吃，李子更不宜多吃。杏大约在6月初上市，那正是水果甚至蔬菜青黄不接的时节。杏对饮食结构的调节作用，可用雪中送炭作比。杏属于酸味水果，太生的青杏，只酸不甜，不好吃；熟透了的杏，只甜不酸，面乎乎的，也不好吃；恰到好处的杏，表面上黄绿相间，吃起来甜酸、爽脆。杏最便宜的时候，一块钱可以买四五斤，盛一网兜。孩子是不忌古训的，只要赶上了，就玩命吃。家里孩子多的，眨眼的工夫，就能扫尽这一网兜杏。剩下的一堆杏核，既可以弹玩，也可以凿开了，吃里面的杏仁，更有孩子下功夫将杏核磨出一个小孔，掏出杏仁，拿杏核当哨吹着玩的。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年货
我上中学时，一拨同学住在北蜂窝铁道部宿舍，有的孩子的家长被派到非洲修坦赞铁路。传达注意事项时，有这样一条禁令，不准在当地采购花生。理由是那边市场上的花生都是从中国出口过去的，而在北京的市场上，平时根本见不到花生，倘中国人在异国大肆采购本国出口的产品，势必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北京人能在市场上见到花生，惟有过春节的时候，也是一年一度。
六七十年代，花生和瓜子（葵花子）是北京所有家庭的重要年货，不仅写本，而且按人头供应。每人半斤花生，三两瓜子，都是炒熟了的，剥壳即吃。花生瓜子和其他许多商品一样，即使定量供应，也得排大队；即使舍出工夫排队，还未必一次就能买到或买齐。那时，采购花生瓜子，必须当一项艰巨任务去努力完成。孩子都放寒假在家，也不学习，有的是时间，这任务便替代学习而落在他们肩上。大多数孩子也乐于效力，尤其是双职工、没有老人看家的家庭，平时孩子就惯于操持家务，此时全指着他们了。
买这两样东西，不能用当时流行的网兜。如果是有心人，可以在排着长队的人群中发现，孩子手里拎的家什，五花八门，帆布书包、人造革提袋、面口袋，甚至家长出差用的旅行包，凡不漏风、结实的袋类容器，此时充斥于各家副食店。
今天的孩子已很难想像，当年的孩子为买几斤花生瓜子，有多么不容易。由于货源紧俏，讹传的消息不胫而走。经常是院里头天风闻哪家副食店来了花生瓜子，第二天，各家孩子结伙起大早去排队，开门时才知道，根本无货。有时候货是到了，但狼多肉少，白排几个小时的队，眼看着快挨到了，商店突然打出“花生瓜子已售完”的牌子，叹气都顾不上，还得接着往别处碰运气。好在花生瓜子写本但不定点，可以转着圈跑副食商店。但基本上也是白跑，明知如此，为“不甘心”和“万一”两种心情所驱使，还是往南墙上撞。有时候，花生瓜子里只买到一样，任务不算完成，心还踏实不下来。直至奔波多日，终于把它们按供应量全买到手，斤两不差的时候，方如释重负。
其实，当时可充年货的类似的零食商品，市面上还有几样，像黑、白瓜子、榛子、松子、胡桃、黑枣、花生米等，这类干果不用写本，虽说贵点，毕竟是过年，对一般家庭来说，也并非到了一回都吃不起的地步。可当年的事情还真不能这样看，买花生瓜子，不是一个好吃不好吃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价钱贵贱的问题，更不是一个用别的东西来替代的问题。说穿了，是一个流行和时尚的问题，如同今天孩子脚上穿的鞋，只认乔丹、耐克、锐步、阿迪达斯等几样，你穿一双再高档的名牌抛光皮鞋，虽说又贵又好，但不是那么回事。
年货的采购单子里，需要写本或排队，形成抢购潮的商品，还有三毛八一斤的带鱼、四毛五一斤的黄花鱼、猪头、活的或宰好的柴鸡、牛羊肉、包着一层土的松花蛋、糖果等等。
买这些东西，其费劲程度不亚于买花生瓜子。直接原因是货源不足，间接原因是这些年货平时难得一尝，全市的家庭（极少数享受特供的人家除外）都在采购，它们是几百万北京人一年一度的念想。有的人家试图采取一次性行动的策略，全家出动，直奔东单、西单这样的大菜市场，进门后分头排队（前面提到过，逢过年及节假日，在大菜市场买什么都排队），收获也很难说。既然采购年货是所有家庭的头等大事，你家想出来的招，别人家早想到了，你家想不到的，人家也想到了。况且大菜市场的货源相对购买力而言，也未必充足和齐全到哪儿去。技术上的问题，如先排哪个队合适，谁手里持本最稳当，都不是事先可以料定的，弄不好就事倍功半，徒耗精力，或者面对一些剩下的鸡肋式的商品。能满足期望值中的一半，就算不错了。还不如死守家门口的副食店，无非是多跑两趟，起早点。
惟有一样年货——酒，买起来似乎省些精力，不必大排其队。一般食品店里，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