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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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金字-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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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学农,我们在到达的当日下午,就去参观了叶圣陶提到的温室。这里的植物达2000个品种。印象最深的是王莲,浮在水面上,直径有一米左右,据说上面可以坐一个七八十斤重的小孩。还有朱德养的兰花,董必武养的金橘,康生养的银杏,江青送的文冠果,以及胡志明、马科斯夫人、田中角荣等外国领导人送给中国的花草,以及更多的北方户外无法生存的热带植物。晚饭后,又绕植物园转了一圈。园子里有一棵哆嗦树,用手轻轻一触,树身就晃动,不明什么道理。还有很多水杉,园内职工告诉我们,这是一亿年前的植物,有活化石之称。我们都很稀奇,回来逢人就宣讲,多年后去南方一看,到处皆是。    
    植物园的学农与进村下地学农有天渊之别,周围诱惑太多。我们第一次为期二十五天的学农生活,真正在植物园劳动的时间也就占一半。其间,去过一次卧佛寺(沿小溪走到《闪闪的红星》拍潘冬子磨刀的外景地),一次香山,一次李大钊墓(万安公墓),三次大红门生产队(参加劳动),两次盲人工厂(参观);听了三次植物知识讲座,两次解放军的报告,一次团课,一次“帕米尔高原上的白求恩—杜红亮”事迹报告;看了《平原作战》、《列宁在1918年》、《胜利油田》三场电影;开了两次批判会,一次团员纳新会;还每人轮着开了一次手扶拖拉机。剩下来的时间,是在草药组里干干锄草、翻地、刷漆的活。    
    第二次去植物园学农,是1976年9月。8号到园,9号下午,我们正在锄草,突然通知到一个空场听广播,4点钟有重要新闻。这是极少见的现象,大家都预感出了大事。果然,是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刹那间,有天塌了的感觉,连班里平日最闹的几个孩子都失声痛哭,有个叫“弯弯绕” 的孩子平时没少瞎折腾,这次竟然哭晕了过去。那几天的学农生活被彻底打乱,虽也勉强干活,但心神已不能安定。有老师回去参加遗体告别,回来对我们说,很多人建议保留毛主席的遗体,中央在研究。我们在植物园也进行了各种悼念活动,还在17号到19号返城参加学校的追悼活动。开追悼会那天,学农的同学在学校的灵堂轮流守灵。20号回到植物园,又呆了十来天。其间开过一次团员发展会,一次撤销对一个同学的严重警告处分、恢复红卫兵组织生活的会,其他小组会,班干部会,不计其数。回校前,植物园的一个姓马的负责人给我们作该园概况的报告,提到了江青,称其为“敬爱的江青同志”。没过几天,学农假期尚未过去,江青一伙就被“粉碎”了。    
    这二十来年,不断有同学专门或顺便到植物园,走访自己的“故居”。据说现在还在。也曾有同学提议在那里开一次同学会,未果。     
    注释    
    ①②王朔《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⑤《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月第一版。    
    ③⑨叶圣陶《一九七六年日子》,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四、二期。    
    ⑤⑥⑦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时代背景

    玩是孩子的天性,也应该是孩子的权利,更应该是孩子的生活主题。只不过今天的孩子没赶上好时候,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比,权利、主题,都谈不上了,玩之于他们,成了一种或多或少地被加以遏止的业余的业余的活动。但阻挠他们享受应有的快乐的家长们,却一定还留有当年疯玩的幸福记忆。不知道这是成全了孩子,还是害了孩子。    
    世事和环境的变迁,必然会连带“玩”的主题的变迁。倒退三四十年,北京孩子上语文课,老师讲课文的次序是先讲时代背景,后讲段落大意,那么,对于当年的北京孩子,“玩”这堂课外的“大课”的时代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孩子是玩的主体。那时候,计划生育的国策尚未出台,独生子女人家不是没有,但少得可怜,生两个也算少的,有五六个孩子的家庭很平常,七个八个也不新鲜。因而回望六七十年代,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孩子多。不论住胡同还是住机关大院,邻里之间,孩子皆可以“群” 论,形容起来就是“呜泱呜泱”的。玩骑马打仗、双球打垒、官兵捉贼等等,动辄有满山满谷的孩子冲锋陷阵。有时候一个楼的适龄孩子模拟军事游戏,照着军棋(陆战棋)封官,两个阵营从司令到班长封完了,还能剩下成片只能当兵的孩子,若加上同样数目的女官兵,场面可想而知。由此还引出一个动辄出现的情景:天擦黑的时候,家长扯着嗓子乱叫孩子的小名,呼唤在外边疯玩的孩子回家吃饭,有的老大老二老三轮番叫。如今这种声音已经根本听不到了。很多过来人感叹当年邻里关系的亲密,其实这种关系的确立,与孩子之多,孩子之间的扎堆玩、串来串去不无某种连带关系。    
    和今天比,当年的孩子学习的压力可以忽略不记。寒暑假不必多说了,就是“玩”字当头,假期作业也留,也有学习小组,也返校一两次,但都属于象征性的。再好的学生,也难免把作业留到最后几天突击,意思意思而已。家长和学校都不去大张旗鼓地督促。课外的辅导班和提高班向所未闻。平时孩子背着书包上课,下了课书包一扔就开玩,除了夏季,天不黑不回家,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常态。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没有游乐场(仅中山公园内有一个今天看起来不过巴掌大的、能坐“汽车”和“飞机”的转盘游乐区),没有电子游戏厅,没有滑板、轱辘鞋,没有形形色色的智力玩具,没有各种旅行度假生活,总之,没有现代化的“玩”;北京孩子就在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里折腾着玩,好在当年的北京城里楼少,城外楼也不多,高楼尤少,禁止孩子进去折腾的绿地花园更少,相应而言,是平房多,空场多,土路多,树多,砖头、沙子、木头、铁丝网多。从撒尿和泥到爬树上房揭瓦,从构筑工事到追追杀杀,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可以尽情地利用这个天然游乐场,施展自己玩的创造性和天分。“玩具”或制作“玩具”的原材料,常离不开纸、皮筋、皮球、玻璃丝、线轱辘、铁丝、砖头、沙子、树、土、木头……    
    那时候,北京的胡同里和楼群间普遍栽着一些有年头的树,像槐、柳、杨、枣、榆等等,小树林也不罕见,住在大庙附近的,还能与更有年头的松柏树为邻。这些树都是北京孩子登高望远和采摘的去处。院里如有一排柳树,遇春夏两季,有时候棵棵树上挂着孩子。孩子爬树,经常是毫无目的,就是爬着玩。看谁爬得高,爬树的高度与心理上的恐惧感加荣誉感成正比。如今四五十岁的北京孩子回首当年,一定还记得院里的哪棵树好上或不好上,哪一回脚踩空了或踩折了树叉摔成脑震荡。我们院有个外号叫“包子”的50年代出生的孩子,小学时曾从一棵柳树的高处失足,被低处的树枝接住,拣了条命,但幸运没能长期和他相伴,“文革”结束后的一个夏天,他和几个同事去郊区游泳,家长没挡住,20 岁出头就葬身在怀柔水库里。有目的的爬树,也很多见,像摘槐花,用背心当口袋摘枣,掰柳树枝做笛子吹,摘杨树叶子玩拔根儿,捅树上的马蜂窝,摘桑叶或榆树芡喂蚕,上柳树粘鸡鸟……孩子从树上下来,弄不好就是一脸杨剌子蛰过的痕迹。爬树或利用树做没有章法的玩的文章,在六七十年代的孩子当中,也是一种常态。就当年的男孩子以及相当为数的女孩子而言,谁没爬过树呢?西藏中学教音乐的张老师在佟麟阁路一带长大,他和我说过,从闹市口到白塔寺,两侧胡同里的枣树没有一棵他没上过。    
    当年的孩子也“出游”。最简单的玩法是漫无目的的干走,称“遛圈”,类同大人的散步。有时候也遛人,即几个孩子合谋途中甩掉一个。那时候孩子都觉得世界很大,北京很大,自己住的院子也很大。从三里河走到甘家口就有长途跋涉的感觉。巴掌大的院子转着圈玩,都觉着没边际。有机会搭一段卡车,则是一件相当爽快的事情。有个朋友说起过,他们院有个孩子父亲当司机,有一次把卡车开回家,这孩子左磨右求,当爹的终于破例拉着一堆孩子上街兜了一圈,前排的孩子站在卡车跨斗上,神色如毛主席检阅红卫兵。途中穿越人多的地方,有的孩子也没忘了玩坏,冲着人群大叫一声:“老张!”引来好几个张姓路人的抬头应答。这些孩子的得意忘形终于在归途中遭到报应,有个孩子光顾着体验兜风的畅快,不留神脑门被树枝剐了个两寸多长的口子,急送医院缝了好几针,险些伤及眼睛,至今伤疤还在。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收藏加赌博类

    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紧张,到处张挂毛主席的几道重要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把毛主席指示落到实处的重大举动之一,是挖防空洞。特别是林彪一号令发布和珍宝岛冲突发生后,北京便掀起了全民上阵,大挖特挖防空洞的热潮,举目便是工地。胡同大院小院,工厂机关学校,都不例外。挥镐抡锹、脱坯烧窑的场面比比都是,较之今天备战2008年奥运会的基建规模要热闹得多。开始是挖防空壕,不封顶,各单位三天两头演练紧急集合时,往里面钻。有的单位还发给白布单,演习苏修一旦使用核武器时往脑袋上蒙,据说能有效抵御核辐射。包括孩子在内的一般市民也有一种战争在即的紧张感。后来防空壕升级为防空洞,再后来又升级为连为一体的人防工程,而战争的氛围则看减。毛泽东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北京孩子则可以说,利用防空洞玩,是我们的一大发明。所谓“利用”,也是多方面的。    
    防空壕时期,是“跳”,即跨越壕沟,姿势等同加助跑的跳远。成堆的孩子天天跳,到处跳,比着跳,一遍又一遍地跳,防空壕越宽越跳,挖得越深越跳。很多孩子如登山运动员心里算着还有哪座雪山没上过那样,惦记着周围还有哪个防空壕没跳过或没跳过去。跳遍了咱院的再跳别的院的。就这么来来回回跳沟,乐趣何在呢?大概是刺激感、征服感和好胜感轮番“作祟”。不少孩子没少崴脚,甚至不少孩子留下了后遗症 —至今走长路还爱犯崴脚的毛病。至于没跳过去,折进沟里嗑着下巴颏紫药水红药水乱抹一气之类的“事故”,也难免发生。    
    防空洞时期,是“钻”,类似抗战时的钻地道。或打着手电或点着蜡烛或摸黑,也没有任何目的,就是钻着玩。想穿了,当年孩子钻防空洞,心态可以照比今天大人的旅游—换一个环境呆着。因而是越黑越好,岔口越多越好。最好是从此地进去,从几里以外的某个彼地出去,便不失一种刹那间的征服者的欢悦,回院后免不了向没钻或没敢钻的孩子反复陈述:是从哪进去的,从哪出来的,过了多少阵子还断不了搬出来当重大历史事件回顾。有的孩子听来恐怖故事也刻意挑钻防空洞的时候讲,图个之又。我曾多次听一个住北蜂窝的中学同学说起,他四五年级时和另一个孩子摸黑钻防空洞,走着走着就听身后响起“唰、唰、唰”的脚步声,两人下意识地停住,脚步声也停了。一抬脚,“唰、唰”声又起。如是反复数次,两人从紧张到肝颤到筛糠般地哆嗦,就差晕过去了。好在他们熟悉这个防空洞的若干出口,屁滚尿流地逃之夭夭。他说,此后再也没敢钻过防空洞,哪怕是一堆人打着手电的时候。几十年后提这件事,他们仍不承认是幻觉、回声或别的什么可以解释清楚的理由,而坚信是真真切切的脚步声。    
    挖防空洞的时候,沙子、砖、胶泥、石灰、水泥预制板等建筑材料随处可见,孩子当然要利用这些材料大做“玩”的文章。至于如何去做,则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只能用电影《地道战》里的话说,叫“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防空洞里的一大特点是潮气袭人,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很多北京孩子偶遇地下返潮的场合,或许还能勾起玩防空洞时的记忆。    
    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玩的种类很多,很繁杂,数不胜数。多数玩法通行全市,只有大同小异之别;但细分起来,也有少数玩法因孩子居住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胡同里四周都是平房,孩子平地折腾的余地不大,但上房容易,翻墙容易,上树也容易,枣树、桑数较城外的机关宿舍多得多;大院的孩子上房机会少,但因院子大,空场多,玩成规模的“兵团作战”的游戏,又比胡同的孩子便利得多,至少跑得开。大院里的水泥甬道,也是当年一些游戏需借助的“器材”。那种机关与宿舍连为一体的院子,礼堂、洗澡堂、食堂、车库、操场样样具备,孩子更是如鱼得水。总之,六七十年代,院子越大,结构越复杂,隔三差五地施工,孩子的玩就越丰富多彩。这大概也应了那句学术用语——“地理环境决定论”。    
    那时候玩什么,都是一阵一阵的。这阵子流行烟盒,过一阵子就是弹球,再过一阵子是冰棍棍……品种五花八门,规则的版本也很不一样。但基本上是土法上马,用接近于零投入的成本赚取莫大的乐趣。以下的分类,也属于今天的他们强加给昨天的他们的。    
    烟盒、弹球、糖纸、冰棍棍、瓷片、铁片、牛奶瓶盖……这些柜台里见不到的玩具,可以攒,因而曰收藏类;玩起来也可以争输赢,因而又曰赌博类。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烟盒(1)

    烟盒最具赌博色彩,在六七十年代,它是有“面值”的,大体以香烟的档次及罕见程度定分值,各院版本不一,看上去都是天文数字。我的印象是:大中华全无敌,工农兵半无敌,老牌(解放前或已经停产的品牌)三亿,小外国两亿,红蓝牡丹、群英一类150万,大前门、恒大、光荣、墨菊一类30万,战斗、大生产、红灯、永红、葡萄、飞马、金钟、绿叶、海河一类15—20万。好像还有20分的,记不准是什么牌了。    
    王朔提供的他们院的版本是:    
    “红双喜”是头子,金卡,全无敌;等而下之是一批名烟:中华、上海牡丹、云烟、熊猫,当时卖五毛几都称为“三十万”;大前门、恒大三毛几的“十万”;飞马、海河两毛几的三万两万不等;有一品“战斗”,暗绿的包装,烟钱一毛九,我们定它“九千九百九”。后来三十万一档又添了“凤凰”,上海出的,闻上去有股巧克力味儿;十万里加了一个“香山”,北京烟,次烟里多了一个九分钱的“丰收”,烟纸之差还不如小学生作业本光滑,不带它玩。还见到一些稀奇古怪的老牌子烟和外国烟“哈德门”、“三炮台”、“骆驼”什么的,已经失传,不知其价,烟纸都很精美,一律归入三十万行列—都是大孩规定的。    
    一个署名“东子”的北京孩子在他取名《烟盒》的书中,记得更细,甚至专门列出了一个清单,如下:    
    (大)中华无敌    
    (蓝)牡丹 100亿    
    (老)上海 95亿    
    (红)牡丹 90亿    
    (新)上海 85亿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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