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岁约阿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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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岁约阿希姆- 第6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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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一步步卷进去的。等她拚命想把自己和孩子脱出来,已经来不及了。偷袭珍珠港的事把她拖住了。”

    “那么她孩子的父亲,这个异教徒青年海军军官如今在什么地方呢?”

    “在太平洋一艘潜水艇里。”

    “怪极了!我真替她难受,可她的眼力一定很糟糕。你怎么知道她在锡耶纳?”

    “我在负责被扣留的侨民的交换工作。意大利把我们一方的记者就扣留在那里。她跟杰斯特罗博士都上了名册。”

    “她可知道你在争取释放她?”

    “但愿她知道就好了。瑞士驻罗马公使馆替我们转信,我写过信给她。”

    “你决心要弄她出来吗?”

    “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她叔叔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她一向做他手下的研究员。我们国内也扣住不少意大利记者。这事得花时间,可是不至于有太多的麻烦。”

    “真是十分迷人。”塞尔玛。阿谢尔伸出手来。“你一定要写信告诉她你在伯尔尼碰见一个长得象她的姑娘。”

    “我送你回家吧。”

    “谢谢,我自己有车。”

    ,“可是我很想再见到你。”

    “哦,不成,不成。”她心里一乐,眼睛睁得圆溜溜的,叫人啼笑皆非。“我只会惹得你伤心,教你想起你失去的心上人。”

    象圆舞曲一样轻松愉快,屁股一扭,她就走出书房。

    “那你认为苏联决心坚持到底吗?”阿谢尔博士问,他身材胖墩墩的,一头浓密的花白头发,很大的鹰钩鼻。他坐在桌子首席,一张疲惫得要命的脸耷拉在胸前。

    斯鲁特听到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不由又感到惶恐不安,一则想不到这回人家竟会请他吃饭,二则眼看阿谢尔家这副阔绰的排场,他就已经感到惶恐不安了。他们的餐具一色都是笨重的金边瓷器。方格板壁上挂着两幅马奈的画,在小天窗透进来的道道光线下发亮。尔玛隔着桌子对斯鲁特一笑。“爸爸,你别想从一个外交家嘴里掏出一句干脆的话来。”

    她的座位一边是个教士打扮的红脸神父,他正畅怀大吃大喝,一边是个皮包骨的瘦高个儿英国老头,鼻子上长着个难看的疣子,上菜时他只要素的,可又几乎碰也不碰,就搁在那里了。宾主共有十人,除了塞尔玛之外,斯鲁特一个也不认识。塞尔玛的哥哥是个头发早秃的小个子,他和他父亲都戴着室内戴的黑便帽。莱斯里。斯鲁特走了这么多地方,可从没跟戴着便帽的犹太人同桌吃过饭,塞尔玛的母亲碰了碰斯鲁特的手。她的纤指上戴着两只大钻戒,闪耀着红光和青光。“可你是刚从莫斯科来的。务必请你给我们讲讲你的印象吧。”

    “说起来,我十一月份离开的时候情况最糟糕。此后多少有些起色。”

    斯鲁特说得顺口,就不知不觉地独个儿说开了。他谈到了冬季大反攻的情况:《真理报》上随着报捷的大标题刚刚刊出将领的照片,胆小的官员就源源不断从古比雪夫回到莫斯科来,粮食供应有所改善,空袭次数日益减少,一队队没刮胡子的、形容枯槁的德国人在红军手提机枪的押送下,在高尔基大街的雪地里行进,一边还用破破烂烂的袖口擦着鼻涕。“俄国人管这些家伙叫‘冬天里的德国佬’”,斯鲁特说,听的人都哄堂大笑,脸露喜色。“不过目前是一月中旬。德国人虽然稍微失利,希特勒却依然盘踞着俄国西部。大反攻看起来将近尾声了,大家应当尽量乐观才好。只是俄国人的干劲、爱国精神和人多势众倒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阿谢尔博士萎靡不振地点点头。“对,对,不过失去了百分之九十的重工业,苏联怎能继续打下去呢?”

    “一九四一年他们打败仗那时节,他们把工厂都搬到乌拉尔山脉后边去了。这真是项超人的工作。”

    “斯鲁特先生,希特勒的工厂可不必搬动啊。这些工厂都是世界上设备最好的,一直都在稳步生产出大量武器。只等来年春天解冻,泥泞干燥了,他就会发动一次大规模新攻势。你说那些内迁的工厂能给俄国人生产足够的武器吗?”

    “俄国人还能得到《租借法案》的物资。”

    “不够,”英国老头喝道。“他们不够,英国也不够。”

    阿谢尔悲哀地说:“我担心的是,如果希特勒在一九四二年拿下高加索,而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还是和外界隔绝的话,你可不能排除人家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啊。”

    英国老头说:“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干的那样。**人一转眼立刻就会出卖盟友,他们是十足的现实主义者。”

    塞尔玛的母亲说:“那么一来,俄国的犹太人就完蛋了。”

    神父本来在穷凶极恶地对付半只鸭子,忽然住了手,一对小眼睛朝斯鲁特膘了一眼。“目前俄国的那些犹太人是怎么个情况啊?”

    “在德国后方的吗?大概很糟糕吧。别的地方吗,还算过得去。当局把他们当牲口似的赶来赶去,不过俄国多多少少也是这样对付每一个人的"”从俄国和波兰传出来的各种说法是真的吗?“阿谢尔博士问。斯鲁特没答理。”我指的是大屠杀。“

    四座都向他投来严峻的眼光。

    “这类事情是很难核实的。”他吞吞吐吐地说。“战争时期嘛。那些地区禁止外界的新闻人士进出。连德国的也不准。大屠杀的受害者开不了口,杀人凶手当然不肯谈。”

    “醉鬼酒后吐真言,德国也有爱喝酒的人。”塞尔玛说。

    阿谢尔太太又碰碰他的手。这个年近花甲的女人,头发里夹着几根银丝,皱纹密布的脸庞清瘦秀丽,一身长袖黑礼眼直扣到脖子,在在都赋予她一种雍容华贵的美。“你为什么说在德国后方的情况很糟糕?”

    “我离开莫斯科前看到过一些档案材料。”

    “哪类档案材料?”神父马上尖锐地发问。

    斯鲁特越来越不安,躲躲闪闪说:“不外乎是些人们听说的那种吧。”

    那英国人清清嗓子眼,用指关节敲敲桌面,象含着口痰似的说:“斯鲁特先生,伯尔尼就是这么个飞短流长的小城市,你知道吗?听说你太关心犹太人,你们国务院就把你从莫斯科调到瑞士来了。”

    “完全是无稽之谈。鄙国国务院本身就非常关心犹太人。”

    那英国人缠住不放说:“事实上,听说你对美国新闻界人士透露了你的档案材料,因此引起你上级的不满。”

    斯鲁特无法圆滑地对付这下刺探,他只能说:“流言蜚语简直不值得讨论。”

    接着大家陷入长时间的沉默,这时有个使女在每一个席位上放了本小小的祈祷书。阿谢尔博士父子都一本正经地用希伯来语念了一段祷词,这当儿,斯鲁特感到尴尬,就顺手翻着德译本的祈祷文。等到男女宾客分别走到各自的休息室去喝咖啡时,塞尔玛在一条过道里拦住斯鲁特,伸出两臂搂住他。她身上那件黑丝绒紧身胸衣半掩半露着一对漂亮的**,比娜塔丽的略小一些。她四顾无人,就依偎着他,在他嘴上轻轻一吻。

    “这是为什么?”

    “你太瘦了。我们一定要把你喂胖。”她匆匆走开了。

    这公馆里有整整一层都是阿谢尔博士的书房:长长一间,黑沉沉的,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成排的书,多半都是皮面精装书。一股浓烈的、发霉的书卷味儿。在堆得乱七八糟的大书桌后面那堵墙上,挂着些政治家和歌剧明星的签名照。就近一个木架上摊开一幅世界军事地图,上面插满彩色图钉。

    “你又一直在收听柏林电台啦,雅各布?”那英国人伸出抖抖索索的手指,在地图上马来半岛那儿笃笃敲着。“日本人早就给打退到比这更远的北边了。”

    阿谢尔对斯鲁特说:“你瞧,我真胡涂,竟把战争带进我修身养性的地方了。”

    “你这儿的地图倒比我们公使馆的详细。我们往往把整个太平洋都忘了。”

    “不过,斯鲁特先生,这可是个关键地区啊,对不对?要是新加坡丢失了,那就不免引起一场土崩瓦解”他摊开指头从印度到澳大利亚往下一扫“不闹得天下大乱才不会罢休呢。”他又把指头朝上一挥,指着德国在俄国的战线,那是一排红色图钉标出的南北向曲线,从黑海一直到北冰洋。“瞧希特勒占据的地方!苏联是个断臂缺腿的残废啦。”

    “新加坡丢不了,”那英国人说。

    “再说一个主权国家能长出新手新脚来,”斯鲁特说,“这是个顽强的原始生物,就象螃蟹似的。”

    阿谢尔听了这番比较,苍白的脸上微露喜色。“哎,可是德国人如此强大。但愿能从他们的后方包抄过去多好啊!”他的指头一下跳到大西洋东岸。“不过如今东亚的土崩瓦解会把美英拖到另一个方向。”阿谢尔郁郁不乐地叹了口气,颓然坐在斯鲁特身边的棕色皮沙发上。

    “哪能让这种事出现呢!”那个英国人坐在一张高背椅里,开始拿大西洋沿岸德国潜艇击沉盟国舰船的事来逗莱斯里。斯鲁特。难道斯鲁特的同胞连在战时都不能尽力克制一下,在沿海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吗?柏林电台在公开吹嘘说,辉煌的灯火为德国潜艇提供了战争中最方便的搜索条件。英国广播公司刚才就证实了德国发布的十二月份在美国沿海击沉舰船的惊人数字。照这样下去,盟军是输定了。

    再说那老头越说气越大,差点儿竟从椅子里跳起来,日本人在吕宋岛为什么进展如此迅速?英国兵力分散全球,而且已经打了两年多仗;所以无怪乎新加坡发发可危。可是驻菲律宾的美军已经多赢得两个宝贵的和平年头可以练兵备战,况且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作战。为什么不把侵略者撵到海里去?如果在这次大战中美国连这副担子都挑不起来,那也好,英国愿意单独拯救文明世界,事后再回过头来对付俄国熊。不过任重道远啊。美国有的是资源,就是缺少斗志。

    斯鲁特听了这番慷慨激昂的长篇宏论,倒没怎么动火,因为凭这人的态度和嘶哑的声音看来,真是老胡涂了。他不动声色地回答道,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要作好战争的思想准备是需要时间的。这一点在张伯伦执政下的英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不过他也有一两个问题要请教。不准从希特勒那里逃亡出来的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对英国的作战有何好处?一个自称为文明民主的国家,怎能迫使妇女儿童乘坐危险的旧船绕着地中海毫无指望地不断漂流呢?

    “理由可多着呐,有地区政策的种种理由,有国家的种种理由”那英国人泪汪汪的,猛的伸出手在眼睛上一抹。“不瞒你说,大英帝国肩负种种重任,处境为难呐一个人还往往进退两难呢对不起;告辞了。”他站起身,赶紧夺门而出。不一会儿,他那个不施脂粉、貌不惊人的女儿出场说:“我们该告辞了。”她嗔怨地白了斯鲁特一眼,转过身就走了。

    “得罪,得罪,”斯鲁特对阿谢尔说。

    “当初托莱佛在这儿公使馆任职时,他就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他身体有病,热爱祖国,可是人老了。”阿谢尔沉着地说。

    宴会就此散了。斯鲁特和神父一起走进寒风料峭、星光灿烂的夜空下。斯鲁特翻起衣领,说他要走回自己的寓所。神父提出陪他走走。练练筋骨。斯鲁特心里原来寻思跟这个小胖子神父一起走兴许走不快,不过他们两人在枝干光秃秃的树下迈开大步走过干涸的喷泉时,倒是他得加快步伐。在静寂的深夜里,斯鲁特听得见神父平匀的深呼吸。大鼻子里象小小的蒸汽机似的冒出热气。他们走了约莫一英里,大家都一言不发。

    “好了,我到家了,”斯鲁特在自己公寓门口停步说,“谢谢你作陪。”

    神父直盯着他的脸。“还有一些有关犹太人遭遇的档案材料,你感兴趣吗?”这句话是突然用干脆的德国话说的。

    “什么?啊我刚才在宴会上说过了,鄙国政府当然关心减轻犹太人苦难的问题。”

    神父朝马路对面一个暗沉沉的儿童小公园挥挥手,公园里空荡荡的一排排长凳间有秋千,有跷跷板。他们过了马路,默默无声地在公园里走了一圈。

    “真可怕,真可怕,真可怕,”神父骤然一选连声地说,声调那么异样、那么忧伤、那么紧张,斯鲁特听了不由停住脚步,大为震惊。神父抬头看着他,在远处一盏路灯的暗淡光线下,那张脸变了相。“斯鲁特先生,我原是巴伐利亚人。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我亲眼看着阿道夫。希特勒这个狗屎堆在街头对着二十来个人演讲。暴动失败以后,一九二四年,我看见他在受审时大放厥词。一九三六年,在纳粹党代会上,我又看见他对一百万人演说。他始终是那么一个狗屎堆。他从来没改变过。直到今天也没改变。同样一只手撑在屁股上,同样一只拳头挥舞不休,同样一个粗俗的嗓音,下流的语言,愚蠢而原始的念头。然而他是德国的主宰。他是我国人民的凶神恶煞。他是上帝降下的大祸星。”

    忽然间神父又开步走了。斯鲁特只得奔上几步跟随在他身边。“你必须了解德国,斯鲁特先生。”声调冷静些了。“这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是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民族,我们只知道服从上面的命令。那是我们历史的产物,是一种持久的封建制度。我们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犹豫不决,是要崇尚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者呢,还是要偏重浪漫的实利主义的悲观主义者呢?是要乌托邦的美妙幻想,还是要**蛮横的强权理论?到今天,我们基本上还不知所从,是要西方民主国家的放纵享乐主义呢,还是要东方布尔什维克的激进的无神论!”神父嘴里熟极而流地说出这些抽象的词句,一边张开两臂做着手势打比。“而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鸿沟,多大的真空,多大的空白啊!这两种现代思潮的人文主义都提出不信上帝。我们德国人心里都明白,这两种论点都同样过分简单化和虚伪。在这一点上,我们算对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上当受骗。我们一直摸索着在现代生活中恢复爱和信仰,哦,还有基督。可是我们天真幼稚,我们受蒙蔽啦。一个反基督的恶魔欺骗了我们,他利用他那种野蛮的、伪宗教的民族主义,把我们引到通向地狱之路。何其不幸的是,我们的宗教狂热和不动脑筋的一味盲从竟如此严重,简直没有个底。德国人真心渴望着获得信仰、希望和一种站得住脚的现代形而上学,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是对这种渴望的极大歪曲。我们正在饮鸩止渴。假如不斩断他的魔爪,结果将是个无法估量的大灾难。”

    一半因为神父这双有力的手越握越紧,一半因为他这番热情奔放的谈话,斯鲁特竟深深感动了,他说:“这番话我全信,你说得好。”

    神父那圆溜溜的小脑袋点了点。他傻笑了一下,忽然滑稽地换成一副随随便便的口吻说:“你喜欢看电影吗?我本人可是非常偏爱电影。我承认,这有点无谓浪费时间。”

    “喜欢。我就爱看电影。”

    “好极了。改天我们一起看。”

    外交官是经常有人找上门来送情报的,而电影院就是个通常的接头地点。斯鲁特倒从没碰到过这等事。他弄得左右为难,只好闪烁其词说:“再请教一下大名。我很抱歉,可惜我先前没听清楚。”

    “我是马丁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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