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他不怕严嵩云云，范进压根就不信。在严嵩时代王世贞做的只是收敛父亲尸体，然后用一生的时间写了四出经典戏剧来骂严嵩，除此之外也没干出什么惊人业绩。当然有个说法是，金x梅的原作者就是王世贞，兰陵笑笑生就是他笔名。如果这个传言为实，范进倒是对这位司机界的前辈怀有敬意。除去这一点外，从官场角度看，范进实在是对王世贞没有多少好感。作为上级，既不能给自己提供帮助，又不肯为自己做主，就连借个款都要扣好处费，对他哪还有什么好印象。
派自己的儿子来，给范进下下毛毛雨，表示一下来自领导的关怀和提醒，不管范进再怎么小心眼，也不能把这种关怀视为敌对，也就不能报复。这就是王世贞这种老滑头的手段了。能刹车固然好，刹不住，也算是尽到了心意，刀切豆腐两面光。
王士骐限于年龄，没有父亲谋算这么深，但是作为文官子弟兼当代名士，其城府和口才都不是徐维志可比。这种劝阻并没有丝毫鄙视或是怀疑的意思，绝不是认为你范进干不好这些工作或是工作方法有误，只是善意的提醒你，不要好心办坏事，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劝阻方法，确实是世家子弟才有的修为。
范进笑了笑，“冏伯，大京兆的顾虑很有道理，范某也知前朝青苗法之误。但是，范某看来青苗法之误在于人，不在于法。百姓向官府借贷，待秋粮成熟之时，再行归还，这是两便之事。乡下的士绅放债，也是要秋粮成熟之时才偿还，利息远高过官府，他们放不出问题，官府放就有问题，这话没道理。”
徐维志道：“退思这话说的我认同。这最坏的就是下面办事的。你的想法很好，就怕遇到坏人，到时候在放贷上卡一卡，明明缺钱用的，他就不把钱放出去，又或是好地当做坏地来抵，那便成了害人。。”
“是啊，所以治国先治官，治官先治吏么。这个道理谁都懂，要点就在于怎么治。我这里已经想了个章程，把借贷与里甲柜银结合一处，再合以一条鞭。把过去民收民解的银，归入官收官解，先把粮长这一层盘剥免掉。放贷还贷，都在衙门里，设专人进行，这一职位多给银两以养其廉，设监查以警其贪，再设制度以绳墨其行为，三管齐下，看他能翻出什么浪去！”
江宁实行一条鞭法时，张居正都还没当上首辅，但是实际效果也没什么大用。所以张居正变法的要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条鞭，而是一条鞭下的具体执行上，比过去有了大的改变。在张居正以前，由于吏不下乡原则，不管什么法，粮赋都是民收民解，收税权在粮长手里，也就是变项包税制。朝廷只找粮长要钱粮，粮长怎么收，收多少就是自己的事。
张居正变法后，改民收为官收，就是取消了粮长这一层，大家自己到衙门来交钱。而里甲柜银，则是自嘉靖朝就推行的制度。因为江南的作物复杂，除去正常的白粮外，原本有各种杂粮以及地方特产税收。在实物税年代，农民的地里要种米、豆、杂粮，还要有各种经济作物，全部按照品目上解。
实际上这种耕种方法严重限制农民的作物自主选择权，也影响农民收入。所以在嘉靖年间，江宁实行一条鞭法，已经把杂粮税全部改为收银，以里甲为单位征收白银，但是具体征收人则是粮长。粮长把银柜交给胥吏，再交到官府，要过两道手，中间便有了舞弊空间。
实行官收官解后，百姓把钱直接交到官府，不经过任何人手，这从制度上看，当然是减轻百姓负担。但是对官府来说，就加大了基层办事人员的工作量，几万农民不定时交税，搞不好一天都不要睡还可能闹事，所以一般来说衙门都不愿意接这种活。对于农民来说，也要担心胥吏的盘剥和刁难，实行起来就是个考验基层官员手腕的事。
范进之前对衙役的整顿改造，乃至重新操练，编撰条例，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歪嘴和尚越少越好，再有就是对这种歪嘴和尚有个监督。
“所有收银、放贷的，都会得到一笔奖金，如果耽误了吃饭有误餐钱，耽误了下值有值夜钱，灯火钱。工作表现好，另外还有嘉奖钱。这些都是我给他们的福利，与商贾合作，是引入的第三方力量，形成彼此监督牵制。商可督吏，吏可查商，于两家之上另设一检校，专查这两方。不管是谁借着放贷卡要勒索，本官都将重办！连冯邦宁那等人，我也是说打就打了，这些胥吏或是商贾，又有谁办不得？”
王士骐听的入了神，方才是劝解范进不要与民争利，这时却渐渐为他所引导，思路开始跟着范进的思路在转。
“这样的手段倒是有效，可也就是退思你能这么做。等到你卸任之后，后任者又能否如此？”
“这就是我说过的，要以手段绳墨。借贷有借据这是不必说的，交税也应有凭。我听人说过，世庙年间两淮盐运司曾用二连票。一票存官府，一票给盐商，以为完课凭证。这个办法大可效法，但是两连太少了，我的想法是搞个三连票。一票给交税人，一票官府备档，另一票给里长甲首，彼此依此立档，作为凭据。就像我今天说过的一样，将来按着交税多少，划分甲乙丙丁四字户头，按税定服务，征徭役，这便是个最好的凭据。这种票听说苏州那边已经有衙门在搞，名为串票。这法子我们上元也可以用。人与人互相监督，再有串票凭据上做个限制，胥吏或是商贾们想要舞弊就很艰难了。除去三联之外，再给票上立好编号，胥吏要是想篡改切割票据，有号头约束，也难更改。”
王士骐不住点头，“确实……这样一来，公门老手也不易找出破绽。但是退思兄，咱们为官之人，如果按着交税多寡定出服务，岂不是成了商贾手中操纵的傀儡，这一点你想没想过？”
第三百九十七章 范进新政（下）（）
依旧是询问，但是情形已经有了很大区别。一开始王士骐发问，实际是代替父亲，行使上司的问责权力，以发问的方式表达上级的不满，希望范进改弦更张。而此时的问题，则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询问。不管范进的方案能否说服王世贞，当下已经成功说服了王士骐，让这位世家子弟对于范进的方案充满了兴趣。
出身官宦世家的王士骐并不缺乏学习的机会，他的起点远比范进高，学习的条件自然就更好。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圈子里，对于官场手段以及权谋手段这些东西一点也不陌生。但是范进的思路和想法，却与当下大明的官吏大不相同。既不是一味天马行空，脱离时代，亦不是单纯复古全无个人见解。正是出身于仕宦门庭的世家公子，才能听出范进这个方法的不凡之处。
以王士骐的出身和学识，注定是要出来做官的，他的年龄比范进大不了几岁，固然为人老成些，但也终究和老一代人想法不一样。自己父亲那种做官方法，他其实是看不惯的，如果到了地方上，还是想要自己能够发号施令独当一面。
由于接触过方面官的工作，他自然知道这种事做起来有多难。如何战胜胥吏、衙役，如何与士绅合作，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眼下范进这个现成的成功案例，于王士骐而言就有着巨大的参考意义。当范进提出这些主张后，又让他看到范进并不是满足于只收服一群衙役为己用，接下来还有更伟大的计划，自然就有了听下去的兴趣。他现在问的问题或可以看做代替王世贞问，也可以看做自己问。
“做亲民官首在钱谷，尤其如今朝廷推行考成法，对于钱粮上的事管的更严。完不成赋税，是要受处分的，我辈书生耻于言利是对的，可是到了这个位置上，就不能再不言利。这个其实要分清楚主次，自身耻于言利，是自身的修养，为国家办事，这利字就不是什么耻辱，就该大谈特谈，不能有什么放不开的地方。可是一味催科过甚，又可能激起民变，这同样是一件极麻烦的事。一般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无不是地方官昏聩，所用非人，导致胥吏衙役盘剥过苛，让百姓走投无路。把自己的官管界治理成这样的官，被革职都是轻的。要避免这一点，除了要管好下面的吏役，更重要的一点，是搞清楚课税的主体。这就要根据各地情形不同，因地制宜。”
范进顿了顿，见王士骐听入了神，心内大为安定。他要说服的不是眼前这个公子哥，而是他背后的王世贞。大明朝的制度，府县不见面，知县和知府是不能当面说话的。一切公事往来，都通过书信形式传递。自己要想让王世贞这个修仙爱好者以及潜在的绯闻男主角支持自己，就只能通过眼前这位大少从中传话。
“以我们江宁为例。上元县土地出产不多，指望农户交税，那真的是要逼死人的。最主要的课税对象，就是商贾。而当下大明商税的情形，冏伯应该很清楚吧。”
王士骐是官场中人，当然不会说出大明没有商税这种蠢话，于大明的商业税构成也最清楚不过。眼下大明的商税非但不少，反倒是项目庞杂。以江宁本地为例，货物进江宁之前，先要在钞关交税，按照船只大小，以料计税。等到卸货之后，又有官府派出的专人对商人货物估价。估价完成后，照其所估价值的百分之十向商人收税。
这里面包括塌房捐，也就是仓库使用费，商税，以及牙捐也就是牙行的费用三项。在投入经营后，还要按月交纳两笔税金，一笔为门摊课也就是固定营业税，以及每月经营流水的所得税。由于眼下大明没有发票这种概念，所以根据流水收税基本办不到，属于看运气的事，主要就是门摊。
自嘉靖年以来，江宁实行两税合一，把门摊与商税合并，原本各店铺每月交纳门摊课不等，现在则改为上中下三个级别，根据不同级别制定具体税金，按月缴纳。可是这部分收入中，大部分是户部的势力收益范围，落到上元县口袋里的就很有限。真正归属上元的利益，则是终有明一朝都为人深恶痛绝的铺户当行。
这种铺户当行制度说白了类似当初胡屠户赶上的采办役，官府会指定某一行业经营者为官府指定供应商，所需货物由其负责承办采买。大到办公用品，小到鲜果蔬菜都包含在内。这种工作被大明官府看做商人替官府服役，而不是一个商业行为。采办的货物给钱多少全看官员心情，乃至不给钱拖几年给钱，也是常有之事，被指定为铺户行头的商人破产、逃亡甚至自杀的现象屡见不鲜。
范进现在要动的，就是这一部分的蛋糕。先是以收税多少划分服务级别，让商人向上元县交税，其次就是把铺户当行制度彻底废除，变铺户当行为铺捐。所有商店按月交纳一笔钱，就当作是为官府服役，与折银代役的思路一样，只要出钱其他什么都别管。至于不愿意出钱或者无力出钱的，就改为供应对等货物，官府出钱采购。这样属于谁也不吃亏，也不会影响正常的商业贸易。
在范进看来，大明眼下的最大问题不是收不上来税，而是对税收认识有严重偏差。只想收税不想服务，没想过为纳税人做什么，只把人当肥羊斩。这种把国家当成山寨经营的模式，翻船就是个时间问题。是以他在杨家提出的服务理念不是偶然兴起，而是早有考虑。
“衙门力量有限，不可能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必然有优先侧重。而其中首要服务的，自然是对朝廷有帮助，对衙门也有利的商人。那么以纳税为依据，就非常公平了。这是一个互相督促的事，衙门做的不好，商人对服务不满意，税就交的少。反过来商人享受了服务不肯好好好交税，衙门也可以减少服务，改去支持其他的商人。大家做官的，总归是比商人有办法不是么？过去大家只想收钱，商人当然要想办法跑，现在让他们明白，交钱是用来买服务，交税的热情肯定比以往要高出许多，这便是两全其美的事。”
范进顿了顿又道：“交了税，就能享受到服务，就像我们到酒楼一样，花了钱，就能吃到好东西。给的小费多，小二就格外热情些，这样对彼此都是舒服的事。非要拿捏着架子，对谁都没好处。至于是否被商贾把持，这纯粹是自己的事，不在于商贾而在于自身，比起我们来，显然商人更害怕不是么？而让商人参与到衙门的事里，则是增加商人的荣誉感和自我认同感，让他们觉得自己也是这个朝廷的一分子，衙门的事关系到自家的利益，两下的关系就能变的亲密，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那与商人合作，退思就不怕物议……”
“这一点我早想过了，等过两天小弟会在衙门门口张贴一份布告，记录县衙门每天的收入及开支明细。每一笔办公开支及日常花消，都会登在上面，让老百姓看清楚。事无不可对人言，这么笔明帐放在那，谁还能说我什么？至于和商人合作的内容，也与正项无关。正如冏伯所说，衙门放贷以田土为抵押，有的人没有田地怎么办？总不能饿死。又或者不想以田土为抵押，反倒是有古董或是宝贝来抵押，这时候就由商贾出面，代为估值计价，完成借贷。衙门在里面只担任中人，保证商贾的贷款利息不高于二分，利不过本，也保证赖帐者不能赖帐不还。这就是一件两便之事，皆大欢喜，谁如果有意见就放手来查，范某欢迎之至。”
范进这帐目公开的办法，事实上在原本的时空里也有人干过，也就是几十年后的宛平知县沈榜，率先在衙门外公布了衙门的日常开销内容，后收录入《宛署杂记》一书，成为明万历时期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资料。范进属于提前几十年把这个搞出来，思路不算怎么出奇，可是意义非同小可。
毕竟衙门里有很多公务招待费用，是不怎么适合见光的。他这么一搞，就等于让自己在公事上赚不到一文钱，甚至有些招待要自己倒贴钱进行。大家做官都是为了发财，像范进这种搞法，既不是海笔架那种让大家陪自己一起吃苦，又摆出不想中饱的态度来，让王士骐颇为赞赏。原本对他搞衙役食堂还有些怀疑的心态，此时已经全变成敬佩，不住点头道：
“退思高风亮节，小弟佩服。若像你所说，衙门与商人合作放贷，倒也不是不能为之，只是这商贾选择可要小心，不能所托非人。”
当然……范进心内暗道：我比你们任何人都关心商贾的选择，毕竟关系到我的钱袋子，哪能放个不放心的人进来。这帮人脑子是有的，但是见识终究是差了一些，以为把开支公开就没了做手脚的余地。自己放一个商人进来合作，除了互相监督，以及保障衙门里的办事人员不至于一家独大外，另一个最大好处，就是自己的收入有保障。
通过商人的手，把银子放到自己口袋里，这一手本事范进同样精熟。事实上他在罗山办军务期间，就是扮演这么个角色，为凌云翼经营私财。这回之所以要把杨家摆弄服帖，也是为了将来不出问题。
这个私心外人看不出来，而手段上也更隐蔽，王士骐这种大少爷又哪里想的明白，因此在心里已经把范进看成了海瑞第二。对于范进的人品认可，于放贷以及范进提出按收税高低不同，制定衙门不同服务标准问题上，也就没了话说。心里暗自决定等回到家里要对父亲详细说明，自己一家人或许该考虑支持下范进的这些主张，于江宁乃至应天而言，或许都是件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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