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太平王- 第86部分

　　　　由于盐业被地方利益集团控制，中央财政收入大为减少，到刘彻（汉武帝）主政时，军费开支浩繁，国库空虚，朝廷遂进行“盐改”，“笼天下盐铁”——改回到管仲食盐官营的老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孔仅、东郭咸阳等官员巡行地方郡国，在各地设盐铁官署，选拔“故盐铁家富者”为盐官，负责具体盐务。据汉书食货志下，汉武帝的“盐改”政策极为严厉：“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

　　　　同时，出台盐业生产扶持政策。史记平准书记载：“原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由官府提供煮盐器具、雇工煮盐给予费用补贴。

　　　　但汉武帝的盐改起初是失败的，由于配套制度不全，检查不力，导致盐价大涨，官盐滞销，财政收入反而减少了，相反私贩乘机牟利，发了“盐改财”。后来，财政大臣桑弘羊派官员空降地方，情况才得到改变，盐价回落。

　　　　汉武帝的“盐改”加重了民间负担，晚年他曾下诏自责，并对盐政进行调整。刘弗陵继位后，盐改呼声大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朝廷在京城长安举行了由全国各地代表参加的“盐铁会议”，就食盐、铁器专营制度进行大辩论，文学代表要求废除盐铁官营制度，“与民休息”，但桑弘羊强烈反对。

　　　　此事记载于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这是中国盐业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盐铁经营专题大讨论。最后形成的会议纪要盐铁论，成为中国盐业发展史上的重要资料。但因为事关国家财政，朝廷最后并未取消食盐专营，只作了微调。

　　　　从历史上看，每朝在开国之初，盐政大都是开放的，产销自由，让利于民。如隋文帝曾提倡“与民共之”的政策，承认老百姓与朝廷“共有”盐利，放松对食盐开采权、经营权的管控。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第二一六章　高深莫测（）　
唐朝继承了隋的盐业开放政策，但在“安史之乱”后，也开始关注盐利在战时对国家和财政的重要性。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在河北平叛时，借鉴魏晋战时“食盐军管”制，曾收购景城郡（今沧州）产盐，然后统一加价出售，解决了军费不足的问题。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进行的“盐改”，对唐朝盐政影响最大。当时，唐肃宗任命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第五琦为“盐铁使”，主持全国盐政改革，推出“榷盐法”。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由此，唐朝建立了以监院为基础的食盐专卖体系，形成了食盐民产、官收、官运、官售食盐专卖方式。第五琦的榷盐法也叫“就场专卖制度”，是中国古代盐业史上的一个创造。

　　　　在此基础上，主持东南财政的盐铁使刘晏进一步深化唐朝“盐改”，控制“批发”环节，将统购上来的食盐，以低于市场价批发给商人，鼓励商人运销，确立了民产、官收、商运、商售的食盐专卖新模式。

　　　　唐朝发挥商人在食盐流通中的作用，调动了盐商的热情，他们批发到盐后，“自负担斗石，往与百姓博易”，为能多挣钱，常常翻山越岭，深入穷乡僻壤，服务百姓。政治家韩愈曾撰论变盐法事宜状，充分肯定市场和盐商的作用，反对户部侍郎张平叔提出的恢复官营、全面禁榷的盐法十八条。

　　　　唐代后期，朝廷干脆不行盐禁，统一收榷税。同时，朝廷建立“常平盐制度”，盐荒时如果商人囤积居奇，盐价“暴贵”，官盐则“减价鬻之”，以控制盐价。

　　　　宋代产盐分为官制与民制两类，成品盐由官府统购，严禁私卖，但官府经常不能按时付清盐本。据宋史食货志：“异时灶户鬻盐，与官为市，盐场不时偿其直，灶户益困。”另一方面，“盐价苦高，私贩者众，转为盗贼，课额大失。”

　　　　为此，宋朝推出了多轮“盐改”。如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朝廷推行“盐钞法”。盐钞是一种支盐贩盐的凭证票据，此法改食盐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不再以粮换盐，而以钞代粮，令商买钞，盐商自己运销，经营成本降低，盐价稳定。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朝廷又将过去的盐税法全都改为盐钞法，允许私人贩卖食盐。宋史食货志称：“凡未卖税盐钞引及已请算或到仓已投暨未投者，并赴榷货务改给新法钞引，许通贩。”

　　　　盐钞，不仅在盐改史上意义重大，在金融史上也有积极贡献，它与同样由盐商率先使用的“交子”一起，促成了纸币的诞生。

　　　　但“盐钞法”执行时弊病多多，就此，宋朝不少政治家要求“深化盐改”，其中梦溪笔谈作者沈括提出的“盐改”方案最受重视。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沈括向朝廷上交盐蠹四说论奏，其中有一点是，建议扩大商人销盐范围，减少官卖。沈括的“盐改”实施后很快见效，“盐人常价，钞有定数”。从宋真宗末年至宋神宗初年，许多产盐区一度全部放开，让盐商进入。后又创立“盐引制”，“引”即一种用来向商人出售食盐专卖权的有价贩售凭证。

　　　　此后的元明清三朝，也都有相应的“盐改”方案，但基本上都是在宋朝“钞引制”基础上进行。其中，以清朝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的“盐改”最为成功，改明朝即实施的“纲盐制”为“票盐制”。据清史稿食货志，票盐可以跨区经营，打破专营垄断，盐价立马“暴跌”。

　　　　在国家垄断还是自由贸易这个问题上，杨柯清楚的知道从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标准，在古代，粮、盐、布、铁、畜是五大贸易主体，盐排在第二位，这个第二位不是排名不分先后的那种排名，而是交易规模、国家税收来源比重、影响范围和群体的排名。发展到后来的明清时期，盐税的收入几乎占到了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官盐专卖这一套到了明朝，越玩越大，开头时只能流通一年的盐引，逐渐有流通三十年的。会流通那么久，是因为市场需要货币。明朝中期后，市场繁荣，可大宗交易，使用铜钱太重，白银倒合适，可中国是个产银很少的国家，年产银不过十万两，南美白银大量流入前，盐引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货币量的不足，帮助了交易繁荣。但是，有一利就有一弊，盐引发得太多，本身纳税凭证的作用成了问题，几十年发的盐引要是真一起领盐发卖，要齁死人啊？领了盐，卖不掉，盐船排成了长队，还要排两条队，一条队卖今年的新盐引，一条队卖历年的陈盐引。

　　　　那怎么办呢？改革嘛，这就发明出了窝的概念：你交出一半盐引，或者三分之二吧，政府规定某个口岸让你食盐专卖永久！吸引人吧？你还需要辛辛苦苦运粮草去边关吗？不需要了；你还需要辛苦贩盐吗？不需要了；你还需要盐引吗？不需要了！你占住了窝，接下来就收收那些拿了盐引急着贩盐的孝敬就行了，你还有什么可干的？你的子孙还有什么可干的？没有了，坐着收钱就行了。一个中等盐商，凭着窝，年入十万两，相当于十个亲王的年俸，二十个郡王的年俸，五千个大学士的年俸，相当于全国的白银年产量。康乾时，天下窝引百分之六十在扬州盐商手里，整个盐商集团凭着窝引，年入逾千万两，很多盐商家族百年经营，家资几百万两，而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三千多万两，所以那时的扬州，可谓富甲天下。

　　　　道光十一年（1831），两江总督陶澍因窝商**，欠课累累，遂奏准仿照明制，在淮北废引行票。其原则是，不问新商、旧商，只要交足盐课，即可领票运盐。票商既无限制，亦不固定，就可废除根窝专商之弊。

　　　　不久淮南、福建相继仿行。其制由运司印刷三联票据，一留作存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各州县民贩，由州县给照赴盐场买盐，纳税后运盐出场，分赴指定口岸销售。盐票有大小之别，淮北一带小票每张可运盐十引，每引为四百斤，合银六钱四分，也有的小票每张可运盐一百二十引；大票每张五百引，行之于湖广、江西。

　　　　同治三年（1864），两江总督曾国藩因当时江淮户口萧条，富商绝少，为招徕盐商，规定但有投名领票者，概准认运。其后又令各票商按一票捐银四百两之数，凡捐银者称为旧商，从此每年准其循环转运，新商不准加入。于是旧商有票，成为专利，无票者无从运盐，只好向旧商买票。票价昂贵，至光绪初，淮票一张，价值万余两，暂租亦一千余两。并且成为子孙世业，票法又成纲法，票商已与以前之窝商无异，至清亡而始终未改。

　　　　一直到杨柯穿越而来的前生，盐的国家专卖制度始终未曾改变过，在他的心目中，官盐这个制度的形成由来已久，他的岁数已经超过了万里长城了。

　　　　群臣争论的群情激昂的时候，杨柯却如同神游天外一般，老僧入定似的稳如泰山，唐仲的眉毛不禁拧成了疙瘩，都说帝王心术，深不可测，他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杨柯的想法难以捉摸了，众说纷纭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总得有人出来做个定论、哪怕是个意见的汇总也行啊，要不然这个朝会开到明天早上也结束不了啊？他不断的用眼神去探询杨柯的意思，杨柯倒好，至始至终视若不见，当他和满朝文武是透明一般的存在。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第二一七章　一锤定音（）　
当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午时过后，满朝官员从刚开始的激情亢奋渐渐变得有所倦怠，最难受的还是腹中饥饿，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从天还没亮就赶来上朝开始，有的人甚至没有来得及吃早饭，三四个时辰熬下来，可不是谁都能扛得住的。

　　　　杨柯却仿佛全然忘记了吃饭这回事，往日的早朝最晚也不过到这个时候就该结束了，杨柯却半点没有终止朝会的意思，依然淡淡的看着满朝文武，也不说话。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小，争论的人也越来越少，有些官员已经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端倪，杨柯今天这样做似乎是有意为之，当朝中百官对于盐引制度的不同声音几乎都说了个遍的时候，杨柯却云山雾罩似的一点立场和观点都没有表露出来，而是稳稳的坐在后面看戏，唐仲看着场中的形势，突然有点明白过来了，盐的买卖在民间可不是一般升斗小民能轻易涉足的生意，尤其是盐的生产和批发，那可都是一些富商巨贾的禁脔，而这些个富商巨贾背后的同伙、靠山，不就是今天在朝上争论的官员中的一部分吗？杨柯今天冷眼旁观的目的显然是想让这些人全部都跳出来，至于他始终不表态，也不散朝，显然是想逼着文武百官在今天无论如何都要站队，得出一个结论来，否则，大有一直讲这场朝会进行到底的意思，这一手虽然出乎预料，不按照常理出牌，但确实十分刁钻阴狠。

　　　　唐仲心念转动之下，出了臣班，拱手对杨柯道：“启禀豫王，这官盐之制自管仲以来，时兴时废，不一而足，非一言可以道尽利弊，臣以为，空谈无益，关键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适才满朝同僚无非是两种意见，赞同的就不说了，反对的理由无非是病商、扰民、于国无利，反而招损这三点。张茂先既是这封奏疏的起草之人，也曾经是度支重臣，在这三点上，应该是有他的理由和原因的，臣抖胆请豫王下令宣他戴罪参与朝议，就事论事，来辩一辩这官盐的是非功过，豫王再做决策如何？”

　　　　这句话一出口，满朝都陷入了沉默，明眼人已经看出来了，唐仲显然是在和杨柯一唱一和，要给张华一个复出的机会了。要知道，张华从晋武帝司马炎那时候起就是度支的大臣，他虽然不是权谋的高手，但治理经济，充盈国库，可是个高手，尤其他的记忆力奇好，学识渊博，对于朝廷的度支账册、各项数据、税源来路、国家用度开支、官吏是如何管理、有什么黑白门道，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如果宣他入朝来进行辩论，在场的这些个反对派只怕还真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短暂的沉默之后，还是有人忍不住跳了出来开始反对，理由很简单，张华还是戴罪之身，而官盐的制度乃是事关国本的大计，一个罪臣当然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来参加。

　　　　唐仲的应对非常简单，既然是事关国本的大计，当然应该兼听则明，理是越辩越清的，只要张华说的道理站得住脚，又有所裨益，其实和他是不是戴罪之身没有任何关系。古人云，三人行还必有我师，何况张华还是先帝时期就任用的度支重臣，听听他这个奏疏发起人的意见，又有何不可？

　　　　有唐仲出面打这个擂台，再加上一班朝臣的附议，反对的声音自然被湮没于无形。当张华一身素服登上朝堂的时候，反对派从他自信满满的神态中已经开始预见到今天这个局势很明显就是杨柯等人布下的一场精心准备过的大战役，而杨柯正是坐在背后的那个老帅，唐仲显然是先锋，真正的一路奇兵其实就是现在粉墨登场的张华了。

　　　　张华参加到论战当中，场上的形势立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在是因为他对于朝中事关经济的这项工作太过熟悉和了解了，所有的数据、案例张口就来，甚至包括盐价几何、牟利多少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至于谈到史实，更加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从管仲官山海的发端开始讲起，一直谈到了魏晋对于官盐制度的沿革以及利弊，针砭时弊，信手拈来。

　　　　刚开始还有几分旗鼓相当的架势，到了后来，完全变成了张华的个人讲座，连舌战群儒都谈不上，场上形势一边倒，反对派们一个个败下阵来，理屈词穷。

　　　　这场辩论临近尾声的时候，满朝文武是又累又饿，近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支持施行官盐制的大臣们巴不得赶快结束这场论战，而那些骑墙派以及观望派也变得同仇敌忾起来，心中忖度自己和私盐买卖没有半根毛的关系，今天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凭什么拖着自己做观众，还忍饥挨饿的，看今天这架势，如果不定出个结论来，高高在上的这位豫王就没打算散朝，活活饿死在朝堂上，岂不是最大的冤死鬼？于是乎，一个人附议、两个人附议、三个人附议，到最后，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支持官盐的队伍中来，只剩下一小撮既得利益者孤零零的在那里苟延残喘。

　　　　张华看了看场中形势，亮出了最后的一记杀手锏：“所为的官盐并不是朝廷将所有的事情全部做完，这样做不好，也做不到，朝廷对于官盐的管理只是划分地域，确定数量，然后发行朝廷的盐引，至于晒盐和制盐、贩卖还是交给盐商来完成。无非是盐商来购买盐引而已。这样不仅仅是保证了朝廷的税源，其实也变相保证了盐商的利益。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这个决定盐商还要反对，那只能说明这些盐商心肠也太黑了，只图一己私利，而枉顾国本，将置朝廷于何地？”

　　　　这番话如同一顶大帽子扣在了反对派的头上，全场立刻变得鸦雀无声，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你们再这样**裸的和朝廷争利，那就不再是政见不同的问题了，而是**裸的在挖国家的墙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