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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们的头发与肌肤的研究，似乎也能说明千百年来室内生活的影响。中国人的胡须一般很少，有的极端缺乏，就是一个明证。这使得许多中国人不知道刮脸刀有什么用处。男人的胸毛是不为人知的。女人唇上的茸毛在欧洲并不罕见，在中国却绝无仅有。据医学权威们透露，书本上也有记载，女阴无毛在中国妇女中绝非偶然。中国人皮肤的汗毛孔也比欧洲人细腻，这就使得中国妇女的皮肤一般比欧洲妇女纤细，肌肉也较松弛。这是她们通过缠足的习惯有意培养成的理想模式。缠足自然另有其他方面的性吸引力。中国人显然是有意识地追求这种效果的。在广东的新丰，养鸡场的管理人员把鸡关在黑笼子里，永远不让出来，鸡在窝里没有多少活动余地，于是我们就得到了新丰鸡，鲜嫩可口，名闻遐迩。皮肤的腺分泌液肯定也相应减少了，于是，中国人在解释为什么外国人有（想象中的）天天洗澡的习惯时说，这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较强烈的气味。也许最明显的区别是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失去了声音中洪亮、低沉、共鸣的特质。
据我所知，五官方面的情况，现在还没有材料证明。但是，在耳朵和眼睛的使用方面，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出现了任何退化现象。中国人很讲究嗅觉器官，这从中国的烹调可窥一斑。下列事实也可证明。北京人不说“吻”小孩儿，而说“闻”小孩。人们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汉语文学语言中，也有许多法语中odeur de femme①的对应语，比如“绮骨香肌”和“玉人芳泽”。另一方面，中国人对冷热疼痛，以及日常嘈杂声的敏感性与白人相比则相差甚远。生活在集体化的大家庭中，中国人对这些东西已习以为常了，早已学会了如何去容忍这些磨难。或许中国人的神经是一件不得不使西方人羡慕的器官。敏感性在某些特殊行业通常是高度发达的，比如中国人的手工艺品制作。然而，在对疼痛与苦难的感受方面，又是那样的麻木。（阿瑟·史密斯②在他的名作《中国人的特性》中有一章，称中国“缺乏舒适与方便”。这里他叙述了自己对中国服装、住宅、枕头和眠床等等现象的观察与感受。所有的欧洲人都感到非常有趣。我敢打赌，中国读者听到史密斯叙述自己在中国的磨难与不舒适之后，会感到十倍的有趣。白人的神经毫无疑问是退化了。）中国人容忍苦难的能力是无穷的。
『①意为女人的气味。』
『②阿瑟·史密斯（Arthur Smith，1845～1932），美国公理会教士，著有多种有关中国的书籍。』
新血统的混入
然而，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并不仅仅是靠了粗糙神经的力量与忍受苦难的决心。事实上，他们生存了下来是因为他们同化了蒙古族，产生了一种系统发育的生理移植，因为有一种新血统的混入，必有一次文化的繁荣。简单描述了中国人的心理素质与身体条件之后，我们知道他们并没有完全摆脱长时期文明生活的不良影响，反倒发展了一些其他特点，从而使自己在更为好战的外来种族面前束手就擒。中国人的生活似乎总是在一个更缓慢、更平静、更稳妥的水平上运行，不是像欧洲人那样富于行动和冒险。于是就发展了一些心理与道德上更平和更消极的性格与习惯。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北方民族一次又一次的征服变得无法避免。在这些征服者手中，这个民族在政治上一次次被摧垮。问题是，在政治上被征服的情况下，民族为什么还能保持完整；这个民族并没有能阻止这些军事上的灾难，像基督教在都尔①战争中阻止了穆斯林那样，而是从这些灾难中生存了下来，并吸取了新的血液以补充自己；她没有丧失自己的民族个性与文化传统，这个结果又是如何取得的？看来，国民生活有一个特定模式，没有早期原始的活力并不意味着失去了种族的耐力与反抗能力。对这种民族耐力与反抗能力的解释就是对中国何以能生存下来的解释。
『①都尔（Tours），法国中西部一个城市。』
新血统的注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人今天所具有的民族活力。从历史上讲，这种活力每隔八百年便出现一次。如此惊人的规则，使人不得不认为周期性的民族更新也许是必要的。是民族内部道德纤维的退化导致了这些周期性的大动荡，而不是外部原因。李四光博士在一篇题为《中国周期性的内部冲突战》（载《中国科学与艺术杂志》，1931年）的出色文章中，对这些冲突与战争提出了他的调查数据，揭示出中国和平与动乱的循环有一种很精确的周期性。他说，这种周期性远远超出了可能性所允许的界限……也许可以说是太精确了，如果用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去判断，则决然预测不到的。
惊人的事实是，中国历史可以很方便地划分成每八百年为一单位的周期。每个周期都以短命的然而在军事上却很强大的王朝开始。它使中国在几百年的内部纷争之后重新团结起来。其后，是五百年的和平，中间有一次改朝换代，接着是一系列的战乱。结果，首都即从北方迁往南方。然后，北方与南方脱离，南北形成对峙局面，敌对情绪强烈。这时，外来民族入侵，整个周期便告结束。历史于是又开始重新循环。中国又一次统一在中国人手中，文化又开始繁荣起来。
每一周期中所发生的事件，在时间与关联上的相同性，显示出一种不可恩议的、机械般的准确性。李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曾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巨大的建筑工程来说明这种准确性。这些工程都发生在每一周期的某一准确的阶段，呈现出一种命中注定的规律性。具体说来，它们都开始于每次文化繁荣之初：第一周期，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建造豪华的宫殿，如阿房富，后者不久被付诸一炬，大火烧了整整3个月；第二周期，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也修建了不少宏伟宫殿，豪华奢侈，富丽堂皇；第三周期，重建长城，也即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新开了几条运河，修了大坝，明朝的永乐皇帝修建了北京城（永乐皇帝也因为《水乐大典》而闻名）。
这些循环周期包括：一、从秦朝至六朝和鞑靼族入侵（公元前221年至公元588年），其间约830年；二、从隋朝始至蒙古人入侵（589～1367年），其间约780年；三、现代周期，从明朝至今，周期还未结束。但是迄今为止已表明在过去的600年间，已经发生了许多与过去模式非常相似的事件。以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为界，明清两朝500年的和平，现在似乎已经结束。太平天国运动标志着本周期第一次大的内战浪潮。我们现在正处在动乱与内部纷争的顶峰。首都也已遵照传统于1927年从北京迁至南京。
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模式，我们也注意到，南北分裂，外族征服北部中国，在过去风起云涌的300年中，还没有出现。（中国人与日本人混血，尽管很少见，然而却已经产生了两个很值得注意的中国人。一个是小星伽，很不错的将军，曾经发动过一次失败的反抗满洲人的运动；另一位是苏曼殊，本世纪初一位很有造诣的诗人。）
我们把这些图表重新绘制出来，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能够在一页纸的篇幅内，将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史做一个最简单最完美的总结。这些曲线代表了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战争的频率。
李博士也提到了另外一个事实。在第一周期之前的周期也是呈现出同样的模式。通常认为周朝始于公元前1122年，延续了共900多年。它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第一次繁荣，周朝建国之后450年内是比较和平的发展时期，也是扩充疆土的时候。然后，由于公元前770年中国西北部民族的压力，京都移往东部。从此，就是各个诸侯国之间连绵不断的冲突与战争。中央政府逐渐失去对各个封建诸侯的控制。这就是孔子编年史所载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年），以及后来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02～前221年）。这时，楚国不断扩展自己的领土，直至基本控制了当时文明中国的整个南部地区。之后，由精明强干的秦始皇领导的，混入未开化民族血统与外国风俗习惯的一个宗族征服和统一了整个中国，这个周期随着宣告结束。
这些事实，均需从人种学、经济学、气候学的角度予以解释。四五百年的和平时期会使人口逐渐膨胀，这似乎是个重要因素。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在历史上都不曾有过五百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中国也没有理由成为例外，不过，纵观中国文学史，我们又发现了另一个明确的解说。在南北分裂对峙期间，诗歌、文学中呈现了一种道德品行的堕落，正如我们前面引过的那几首诗所表明的那样。第一周期中的北方入侵时期，即六朝时期，从东晋至隋统一中国，这时，北部中国被未开化的部落所征服和占领；第二周期中的北方入侵时间，从南宋到蒙古族的元朝；这两个时期都是相应的生活上变得娇气，文学风格上变得颓废的时期。上述第一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主张工巧、绮靡、浮艳的四六骈体；第二个时期的特点是优柔感伤的词曲。人们看到的不是词句的贫乏，而是词句的繁缛、精细与工巧。再没有任何泥土气息，而是颓废、细腻的宫廷脂粉气。人们对字的声韵，像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人一样，产生了相当的兴趣。在文学艺术批评与贵族生活习惯上也变得更为讲究，更为文雅。
正是在这些时期，绘画和书法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贵族家庭兴起，并将其艺术传统一代代地传了下去。在六朝时，中国文学批评第一次蓬勃发展起来。王羲之，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书法家，出生于一个大贵族家庭，就生活在这个时期。政治上的软弱与耻辱不知什么原因恰与文艺上的精雕细刻相吻合：南部中国在这些时期是由那些连自己的皇位都坐不稳却能写很精美的诗歌的人所统治着。这些既是皇帝又是诗人的统治者有梁武帝、南唐后主和陈后主。他们都是极其短命的王朝的皇帝，却又是温柔的爱情诗的作者。北宋的宋徽宗也是一个有名的画家。
然而，也正是在这时期，种族的复生也萌芽了。因为北方征服者仅仅占据着官位，下层人民仍然是汉族。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族，但他们不仅接受了汉族文化，并且允许他们的民族与汉族自由通婚。宋朝时的全国（满族王朝）也大多为汉族。种族的构成正在起着变化。即使在文化上，这些时期也是外族影响渗入的时期，特别是在第一周期末的佛教印度雕塑，第二周期的蒙古戏曲与音乐。人种混合最明显的影响也许是表现在现代北方人的语言和体格上。他们的语调有了变化，轻辅音也变为浊辅音，身高增加，并有一种快乐质朴的幽默感。正是这种与外来血统的混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汉族能够长期生存下来。
文化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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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足以解释所有的问题。中国为什么历尽周期性的劫难之后，仍能生存下来，而没有像罗马被伦巴底人征服那样被少数民族吞没？这种种族耐力与吸收外族血统的能力究竟来自何方？这些问题还没有回答。只有深入考察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今日的情势。
这种所谓的种族耐力与活力尽管受中国中产阶级退化品质的影响，但还是使中华民族历经政治劫难而生存下来，并吸收了外来民族的血统得以再生。这种耐力与活力，部分是体质上的，部分是文化上的。而使种族稳定的文化因素之一首先是中国的家族制度。这种制度有明确的定义和优良的组织系统，使得人们不可能忘记自己的宗系。这种不朽的社会组织形式，被中国人视为珍宝，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财产都宝贵，甚至含有一种宗教的意味。向祖先表示崇拜的各种礼仪，更加增强了它的宗教色彩。对这一套东西的意识也已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
这样一个组织良好而颇有宗教意味的家族制度，在汉族与其他家族制度意识不强烈的外来民族混合时，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不开化的部族以及由不同民族的父母所生的混血儿总是急于加入到这样一个家族中，并声称自己是这个不朽家族制度中的一员。设想自己一旦咽气时，并没有真正死亡，而是仍旧生活在家族生活的长河中。这种家族制度也是使家族成员生殖繁衍的直接刺激剂。比如为了使林氏家族生存下来，就应该有许许多多林姓的孩子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
或许纯粹是因为家族制度的原因，中国人能够将河南的犹太人同化。这些犹太人今天已被彻底汉化。他们不吃猪肉的传统也成了纯粹记忆中的事情了。只有中国人的家族思想，强烈的种族意识才能使犹太人自己的种族意识自惭形秽，归于消亡。从人种学的角度看，这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成就。北部的鞑靼人，其种族意识，种族自豪感甚至比不上犹太人。在这仲情况下，中国当地人在同化能力方面显然比外来入侵者占有更大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满洲人将永远是中国人，而日本人的企图将会彻底失败：政治秩序可以改变，统治者可以更换，然而，中国家族仍然是中国的家族。
另一个使社会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科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中国的家族制度使人口增加，从而使种族得以延续；而科举制度则使国家能对人口进行质量上的选择，从而使才能得以再次繁殖，世代相传。科举制度始于唐代，是建立在中国贵人非天生的基本信仰上的，中国话是“将相本无种”。这种制度在汉朝的推举文职人员的制度中已具雏形。公元3～4世纪的魏晋之后，官吏选举制度有些变化，变得对名门望族有利，对黎民百姓不利。结果造成了“九品制”中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这显然有利于晋朝贵族家庭的发展。
科举制度到唐朝（7～9世纪）已经完善。一直到1905年，它基本是一条由寒门通向权势与名利的向人人都开放的途径，尽管在后来的朝代中，科举制度多少有些修改。这些考试从本质上讲，是有些机械，尽管这种机械性多少也有些必要。所以，它往往不能吸引真正的天才，但是它却适合选举一般有才能的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智力测验。这种制度使得农村有才能的人不断进入城市，弥补了上层阶级那逐渐失去的活力，使得社会健康所急需的内部再生能力得到周期性的补充。纵观多少世纪以来的情形，科举制在统治阶级的质量上，起了重要的选择作用，从而使社会得以稳定。
更重要的是，统治阶级不仅从农村来，而且更要回到农村去，因为田园生活的模式总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在艺术、哲学与生活中的这种田园理想，深深地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