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丑恶和痛苦，而不是用来逃避生活，或去找寻来生来世生活的意义。孔子在回答一位弟子有关死亡的问题时说：“未知生，焉知死？”表达了一种对于生命问题的庸常、具体而实用的态度，正是这种认识造就了我们现在国民生活的特征和思考的特征。
这个立场为我们树立了许多价值尺度，这种生活标准占据了知识和人生的任何一个侧面，它说明了我们之所以喜爱或憎恶某一事物的原因。这个生活标准已经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不需要任何文字上的说明、界定或阐释。我认为也正是这种主活标准促使我们在艺术、人生和文章中本能地怀疑都市文化，而崇尚田园理想；促使我们在理智的时刻厌恶宗教，玩玩佛学但从不完全接受其逻辑的结论：促使我们憎恶机械发明。正是这种对于生活的本能的信仰，给予我们一种浓厚的庸常意识，不屑于万花筒般的大千世界以及智慧的烦恼。它使我们能够沉着地、完整地看待生活，并维系固有的价值观念。它也教会了我们一些简单的智慧，比如尊敬老人、享受世俗生活的乐趣、承认生活、承认性的差别、承认悲哀。它使我们注重这样几种寻常的优点：忍耐、勤劳、节俭、敦厚与和平主义。它使我们不至于发展一种异想夭开的理论，不至于成为自己智慧的奴隶。它给予我们一种价值观，教会我们同时接受生活给予我们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它告诉人们：无论如何只有人类的幸福才是一切知识的最终目标。于是我们得以在命运的浮沉中调整自己，欣欣然生活在这个行星之上。
我们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老人们看来，我们民族的过去以及变化万端的现代生活，不少是浅薄的，也有不少确实触及了生活的真谛。同任何一个老人一样，我们对进步冷嘲热讽，我们懒懒散散，我们不喜欢为一只球在球场上争逐，而喜欢馒步于柳堤之上，听听鸟儿的呜唱和孩子们的笑语。生活是如此动荡不安，因而当我们知道真的有什么令自己满意的东西，我们就会抓住不放，就像黑暗的暴风雨之夜里一位母亲紧紧搂住怀中的婴孩。我们对探险南极或者攀登喜马拉雅山实在毫无兴趣，一旦西方人这样做，我们会问：“你这样子的目的何在？你非穗到南极去寻找幸福吗？”我们经常光顾影院剧场，然而内心深处却认为现实生活中儿童的嬉笑也同样能给我们带来欢乐和幸福，决不亚于银幕舞台上想象的产物。如此相比，我们便情愿呆在家里。我们不相信亲吻自己的老婆必定索然无味，而别人的妻子仅仅因为是别人的妻子就显得更加楚楚动人。我们在荡舟湖心之时并不渴望走到山脚下去，我们在山脚下时也并不企求翻越山顶。我们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
在很大程度上，人生仅仅是一场闹剧，有时最好站在一旁，观之笑之，这比一味介人要强得多。同一个刚刚走出梦境的睡梦者一样，我们看待人生用的是一种清醒的眼光，而不是带着昨日梦境中的浪漫色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那些捉摸不定、富有魅力却又难以达到的目标，同时紧紧抓住仅有的几件我们清楚会给自己带来幸福的东西。我们常常喜欢回归自然，以之为一切美和幸福的永恒源泉。尽管丧失了进步与国力，我们还是能够敞开窗户欣赏金蝉的鸣声和秋天的落叶，呼吸菊花的芬芳。秋月朗照之下，我们感到心满意足。
我们生活在民族生活的秋天，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为新秋精神所渗透：绿色错落着金色、悲哀搅和着欢乐、希望混杂着回忆。这时，春天的单纯已成记忆，夏日的繁茂已为微弱回荡着的歌吟。我们看待人生，不是在谋划怎样发展，而是去考虑如何真正地活着；不是怎样奋发劳作，而是如何珍惜现在的时光尽情享乐；不是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精力，而是养精蓄锐以备冬天之不测。我们感到自己已经到达某个地方，安顿了下来，并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还感到已经获得了某种东西，这与过去的荣华相比尽管微不足道，却像是被剥夺了夏日繁茂的秋林一样，仍然有些余晖在继续放光。
我喜欢春天，可它过于稚嫩；我喜欢夏天，可它过于骄矜。因而我最喜欢秋天，喜欢它金黄的树叶、圆润的格调和斑斓的色彩。它带着感伤，也带着死亡的预兆。秋天的金碧辉煌所展示的不是春天的单纯，也不是夏天的伟力，而是接近高迈之年的者成和良知——明白人生有限因而知足，这种“生也有涯”的感知与精深博大的经验变幻出多种色彩的调和：绿色代表生命和力量，橘黄代表金玉的内容，紫色代表屈从与死亡。月光铺洒其上，秋天便浮现出沉思而苍白的神情；而当夕阳用绚丽的余晖抚摸她面容的时候，她仍然能够呈现出爽悦的欢笑。初秋时分，凉风瑟瑟，摇落枝叉间片片颤动着的树叶，树叶欢快地舞动着飘向大地。你真不知道这种落叶的歌吟是欣喜的欢唱还是离别的泪歌，因为它是新秋精神的歌吟：镇定、智慧、成熟。这种歌吟用微笑面对感伤的景象，赞许那种亢奋、敏锐而冷静的神情，这种秋的精神曾经在辛弃疾的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第十章 中日战争之我见
一个民族的诞生
中国有一个伟大的过去。纵观中国的文明以及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我们就会看到中国人某些显赫的成就和昭著的失败。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成败得失，与其他文明相形之下，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在中国的古人眼里，中国的文明不是一种文明，而是唯一的文明；而中国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唯一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心力所及的唯一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中国”一词，在古代课本里意为世界的文明部分，余者皆为蛮族。这倒并非夜郎自大，而是客观事实：古代中国的四周确实为蛮族所包围，人们不知道还有堪以与之媲美的文明存在。但是，现代知识的光柬揭示出它只不过是许许多多种生活方式中的一种，并把它的美置于一个陌生的背景上，同时把它的阴暗面暴露无遗。面对科学进步、工业革命、意识混乱的整个世界，一些现代中国人感到无地自容，另一些却在那儿夜郎自大。现代中国开始了思考，缓慢、艰难而又痛苦的思考，有时还带着混乱的思绪，有时则闪现出庸常意识。现代中国的整个变迁过程，也就是整个民族缓慢、艰难而痛苦地进行思考的漫长历程，中华民族开始考虑如何对待自身和自己的生活方式。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伟大的时期，比如基督教的罗马时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英国的伊丽莎白时代，那时人们的心灵获得了一种新的观念，人们的想象力得到了自由的驰骋，灵感得到了启发。同这些伟大的历史时期相比，中国也正是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之中。四处流传着各种有关新世界、新文明、新种族的传说，说他们有望远镜和牧师、军舰和大教堂、火车和公园、图书馆和博物馆、照相机和报纸。这些传说要比马可。波罗带回欧洲的关于震旦的故事，比哥伦布带回的关于印第安人的故事，或许更为神奇；传说中还有吃牛肉、全身散发着奶酪味道、胸毛长长的男人，以及长着蓝眼睛、袒胸露臂的女人；然而也流传着关于共和国、议会、宪法，自由平等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权；最后，还流传着关于穷凶极恶的毁灭性武器，它们远非中国的任何武器之所能匹敌。
于是，中国这才第一次看到一个陌生的、新奇的文明，它与我们自己的文明截然不同，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是，中国人处在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他们自给自足，无论经济还是精神上都是如此。她地大物博，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并且对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抱着唯我独尊的态度，这一切使得她只能十分缓慢地向西方学习。中国人把白人看作科学家——技师、士兵和传教士，很少有人把白人看作新思想的教员。白人作为科学家才受到他们的钦佩，然而这里的“科学家”主要是指那些会制作精美、新颖而雅观的器械（比如手表）的“科学家”。他们斜视那些好战的士兵，却又不敢去逗惹，有一点很难想象，白人会推翻他们的皇朝，而别人又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明智的中国人十分藐视异教的传教士，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道教和佛教里也同样具有不少美妙的奇迹、信仰疗法、圣灵感孕、轮回、升天以及天堂、地狱等等东西，另一方面是因为白人到中国来对一向安分守己、谦恭礼让、逆来顺受的中国人宣扬所谓和平、谦卑和忍让，实在有点荒谬。外国传教士们每走一步都要炮艇来撑腰，则显得更为可笑。
然而，撇开其他不谈，西方文明毕竟也是一种观念体系，而观念的力量远胜于军舰。当欧洲的军舰进攻天津塘沽炮台①、1900年八国联军耀武扬威地走在北平街头的同时，西方的观念也正从根本上猛烈震撼着这个王朝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一如其他的文化变革时期，起领先带头作用的是知识分子。值得称道的是，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之邦，在接受西方的工业成就之前，先去接受了西方的文化遗产。这种文化观念的引进是如此重要，使得皇朝与文明面临灭顶之灾。
『①原文如此，一般称“大沽炮台”。』
本世纪初的“义和拳”运动和八国联军掠夺北平，恰巧也标志着一个准确而方便的历史里程碑。从此，西方的知识、思想和文学的渗入，逐渐成为一种坚强有力、不可间断而又潜移默化的过程。10年之内，由于西方政治观念的引进，皇朝宣告覆灭，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个共和国作为一种政府的形式没有成功，然而这一点并没什么要紧，只有空想家才会指望它一次成功。要紧的是产生了一个崭新的、进步的和好战好斗的文明，这种文明有着遇异的价值观念，它向自己以前的文明进行了挑战，并有吞并它的危险。义和团的失败，则是加快了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此外还有严夏翻译了亚当·斯密①、约翰·斯图尔特·米尔②和赫胥黎③等人的著作；林纾翻译了查尔斯·狄更斯、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和柯南·道尔的小说；梁启超鼓吹“自由”、“平等”，普及教育和议会政府；孙逸仙致力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政府、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新观念的要旨是如此广泛，不仅包括了各种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的引进，还包括科举制度的废除，学府制度的改变，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知识的普及，学者地位的变动，书面语的改革，新鲜术语的引进，文体的革新，妇女的解放，对缠足和纳妾的抨击，孔学、家族制度、君主制度和乡属制度的崩溃；还包括与某些基本文化观念的决裂，如长者和权威、面子、命运、恩宠、法律、特权和平等、政府设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以及个人对社会的态度等等观念。结果使新旧两代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混乱。
『①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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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及经济学家。』
『③赫胥黎（Thomas Henry Haxley，1825～1895），英国博物学家，著有《进化论与伦理学》，林纾译成中文后称《天演论》。』
顾名思义，观念冲突的时期也就是知识界骚动的时期。原有观念一经崩溃，整个民族就开始了疑惑和思索。回顾四十年来的文化变迁，从激烈的自由主义到目空一切而又外强中干的保守主义，从目前生机勃勃的共产主义青年到行将绝迹的笃信孔学的一代军阀，人们会看到他们所持的观点截然相反。如果把北平的老僵尸傀儡们——过去的军阀齐燮元、安福政客王克敏和前任北平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江朝宗、版本收藏家董康——与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里的许多共产主义青年、与肩负来福枪和背包赤脚行军的湖南女兵相比较，人们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他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们的精神状态就像他们的外表那样截然不同。从思想陈腐的官员——他们认为自己一旦离开这个世界，世界就会陷入一片混乱，所以要设法使人们保持传统——到具有民族意识和全球意识的生机勃勃的当代青年，在三代人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样一个转变过程。
40年来，一个民族在形成，它最终从一个文明之中脱胎出来，故而此处“民族”一词带有一点凄婉的意味。中国过去是一种文明，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从“民族”这个词语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只有中国才可以称作一个民族，一个受过单一文化熏陶的同族人的政治集团，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学和某些共同的道德价值上的准则。然而，它不是一个由铁路、收音机和宣传机构组合在一起，并有良好装备以进行侵略或抵御外族入侵的好战的民族。他们只是一群试图终生享乐以尽天年的姜姜众生，没有人可以对他们这种权利表示怀疑。近十年来，所有的价值观念都已倾覆，世界局势一片混乱，不少词语已不再是原来的意思，受尊敬的政治家也开始说假话；最为粗鄙的国度也可称为“民族”，而渴望和平的开化的文明之邦也被迫武装起来抵抗他国，否则就会有灭族之灾；一个民族生存的权利是用枪炮的口径和轰炸机的速度来衡量的；在这种时候，明智的人们就会质问：加人民族大家庭的好处何在？目前的中国则正被引进这样一个民族大家庭里，并且正在获得一个位置。
然而，中国之进入世界大家庭，并非像一个新发现的亲戚那样去兴高采烈地访问，也不是一种进入和平、繁荣、幸福的“乌托邦”的浪漫冒险，而是一个浪子回到了一群吵闹哭叫的强盗兄弟之中。在家门口，他受到了剑拔鸳张的欢迎。他必须通过这道门，以获得一席尊重与平等之地，才可以吃到自己那份肥嫩的牛肉。如果这个浪子这时犯了犹豫，手无寸铁，脸色铁青，后悔自己曾经有过回来的念头，希望自己仍能呆在大家庭之外，留连于烟花柳巷，或者留在正遭受极度饥荒的土地上，用猪吃的谷糠填饱自己的肚皮，如果他这样想，谁能责备他呢？他认为留连于烟花巷里，也许要比家宴上为一只肥嫩的牛犊争来斗去明智得多，也文明得多。他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鼓起勇气参加战斗，成为一个斗士。唯有这个途径，他才能赢得他强盗兄弟们的尊敬。更糟的是，为了保全自己在餐桌前好不容易才争来的一席之地，回头的浪子不得不继续武装自己。他坐在放着肥嫩牛犊的餐桌前，一手拿着叉子，一手紧握匕首。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进餐，舍此别无他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谈论中国在这个激烈争吵的“民族大家庭”中的出现。
中国再生为现代民族的历程，与其说是一场喜剧，不如说是一场悲剧。多少年来，在外族入侵面前，中国人感到手足无措；他们一直犹豫彷徨，企求同情，采取逃避战术；请求别人做无效的调解；在别人失约之后气得捶胸顿足；最后幻想破灭，不得不决定鼓足勇气去面对这个家庭的新气氛。只有这时，中国人才真正地发现了自己。只有地地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