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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人们不得不结束这场聚会。养路段的工人回自己的屋子去了，王段长和炊事员也走了。至于那条黑狗，它又安安静静地回窝去了。老女人在豁唇的百般央求下，陪着他去看了那条狗。狗伸出舌头舔他的手心，脖子一顿一顿的，豁唇兴奋地说：“这个伤狗变成好狗了。”
本来那铺大炕的中央是有一道白布帘子的，这样便虚张声势地隔开男女旅客。可是那白布帘子被炊事员给工人们做了棉裤里子了。大家便说关了灯各睡各的觉，挡不挡帘子都是一样的。短发大嫂却咕哝不休，说这样混在一起睡好说不好听。售票员的敌对情绪再一次勃发，她冲她说：“睡在外面的草地上倒是没有人，说出去也好听，只有星星能看见你，星星又不分公母。”短发大嫂并未被激怒，她只是将最上面的两个纽扣系牢了，然后抢占了炕头的位置，将脸侧向墙壁。小木匠非常渴望男女之间的接缝是由他和鹅颈女人来完成了的。岂料这时司机忽然倡议道：“让老哑巴睡在中间不就得了！让他隔开男女。”卖山货的马上“咦喝”一声赞叹道：“就是，怎么我没想到，老哑巴就是现成的白布帘子，让他睡中间吧。”大家也都觉得这个主意出得好，于是就跟老哑巴比划炕的中间位置，示意他躺在那儿。老哑巴急得连连摆手，气得脸红脖子粗的。他跺着脚，用拳头捶打着炕沿，表示他的强烈抗议。然而人们却不以为然地各自躺下了。左侧是女人，她们是这样排布的： 短发大嫂、孕妇、售票员、鹅颈女人、老女人。右侧的男人以豁唇为起点，跟下去是抱琴者、小木匠、卖山货的、司机、黑脸人。仍然待在地上的，只有手风琴，形形色色的旅行袋和老哑巴了。卖山货的伸出脖子看了看老哑巴，他木讷地看着炕上所有的人，看着属于他的那块地带，眼睛仿佛被水银给灌注了似的一动不动。司机倦意袭来，他吩咐可以摸到灯绳的短发大嫂：“关了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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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哑巴还没上炕。”有人说。
“关了他就上来了。”司机说。
只听“咔嗒”一声，灯绳颤动了一下，屋子里就漆黑一团了。黑暗使每一个人都有了疲劳感，他们想着明天将继续的长途旅行。
“咱们明天早晨几点出发？”孕妇问。
“五点。”女售票员说，“抓紧睡吧。”
“要是明天早晨五点走——”孕妇打了个哈欠，停顿许久温存地说，“咱们在塔纷正好待了十七个小时。”
“我们有一次还待过四十多个小时呢。”女售票员也打了个哈欠，“谁也别说话了，一说就精神了。”
只有孕妇和黑脸人知道老哑巴是什么时候上炕的。他又在地上站了一个小时。他就那么独自站在强大的黑暗中。这时候鼾声四起，人在睡梦中顾不得矜持了，有人吱吱地磨牙，有人肆无忌惮地放屁，还有人发出梦魇的哼哼声。孕妇是因为回味刚才的歌声而难以入睡，而黑脸人则在考虑明天他是否还去塔多。最后他想若是有从塔奎发来的长途车路过塔纷，他就搭车返城。最后老哑巴终于窸窸窣窣地上了炕，孕妇长吁一口气，黑脸人也欣慰地兀自“嗯”了一声，然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进入塔纷丝绸一样光滑的梦乡。
逆行精灵（24）
凌晨四时许太阳就出来了。人们纷纷起炕，豁唇已经退了烧，他起来后就跑出去看那条黑狗。司机守着他的车愁眉苦脸地抽烟，女售票员上过厕所后便去擦给雨弄混浊了的挡风玻璃。炊事员已经把早饭的桌子支好了，她有些难为情地说让大家每人交十元钱，这里包含住宿费和三顿饭钱。短发大嫂抽了一下鼻子，说：“我就剩下八块钱了。”
“少一两块也没什么。”炊事员说。
孕妇觉得过意不去，她指着短发大嫂对炊事员说：“她那两块我帮着垫上。”
鹅颈女人和老哑巴大约起来得最早，因为大家起来后发现他们俩不在。小木匠穿上鞋就去周围的森林去寻鹅颈女人，结果看见她抱着一大束野花回来了。她的头发上落着叶子，脸被蚊子叮红了几处，裤脚已被晨露趟湿了。
小木匠问：“你没和老哑巴在一起？”
“我起来后他那儿就空着。”鹅颈女人说，“他比我出去得还早。”
大家洗漱完毕围聚到饭桌前时，老哑巴仍然没有回来。卖山货的便开玩笑说老哑巴可能到林子里去寻那个会飞的女人去了。想着吃过饭就要发车，司机便建议大家分头出去找找他，别把他丢在塔纷。老女人、豁唇和司机向东，卖山货的、售票员、抱琴者向北，黑脸人率着其余的人向西，大家分头寻找起来，只有向南的方向没有派人，因为鹅颈女人采花就是朝着那个方向，她走了很远，未碰到老哑巴。
阳光在森林中高高低低地寻找着栖身之处。落脚于松树上的阳光总是站不稳，因为那针叶太细小了，因而它们也就把那针叶罩得通体全透明。而落在低矮的阔大榛叶上的阳光则一派平和心态，它们能美美地坐在上面而不撒落一线光芒，所以这样的叶片柔和宁静。各类鸟在雨后显得尤为活跃，它们啁啾着飞来飞去。人们的脚常常能踩着地下的浆果或者湿地的苔藓。司机忽然发现前方的林子极似老哑巴昨天画过的那片林地，只是并没有会飞的女人在半空中。那是一片针叶和阔叶的混交林，柞树和桦树也掺杂其中。沉甸甸的紫红色火柴头花随处可见。这时司机、老女人和豁唇几乎同时发现一棵褐色的枫桦树下吊着一个人。他的四肢僵直地朝下顺着，脊背微微弯曲。司机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他简直不能相信他所看到的这个事实，老哑巴为什么要把自己吊死？老女人惊叫了一声，然后紧紧地把豁唇的头抱在自己怀中，不让他去看那悬挂着的尸首。然而豁唇挣脱了母亲，他哭着跑到那棵枫桦树下，用拳头拼命捶打着树身，使这棵树哭了似的哗哗响动起来，老哑巴的身体也跟着如风中的干鱼一样摇来摆去。
枫桦树坚硬的树斑划破了豁唇的手，他大声地哭着对站在不远处的母亲说：
“妈，它是个坏树，是个该遭雷劈的树！”
1997年
屠宰（1）
翁史美往廊柱上挂第二盏马灯的时候，鲁大鹏和杨生情抬着一头嚎叫的猪进来了。翁史美一见两个人趔趔趄趄的样子，就抢白他们：“你们一从城里回来，腿就比豆腐都软了！”
他们把猪甩在屠宰台上，不约而同地冲那头毛色肮脏的猪吐了口唾沫。
鲁大鹏说：“这猪死沉，没准吞了主人家的金子！”
“你还有宰金猪的命？”翁史美笑着“呸”了他一口，“你这个攒了五分钱手就发痒的人，不过是个穷命鬼！”
鲁大鹏讪笑着，说：“马粪还有发烧的时候呢，没准哪一天我在河边走，河里的鱼都主动往我怀里跳，我就不用在这里宰猪混日子了！”
翁史美撇了一下嘴，翘起脚往廊柱上挂马灯。这时杨生情说：“哎，先别挂，让我再看看。”
翁史美扭过头看着面色苍白的杨生情说：“你要看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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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举着马灯真好看。我觉得你比廊柱美，你挂着马灯才对！”杨生情结结巴巴地说。
“呸！我一个大活人，你却让我当廊柱使！”翁史美笑骂着，将马灯挂在了廊柱上。由于挂得急，马灯稳不下来，摇来晃去的，那昏黄的光就给人一种跛脚的感觉，一歪一斜地跳跃。
翁史美走出屠宰间的时候，王军和刘铁飞抬着第二头被捆住四蹄的猪进来了。这猪比前一头嚎叫得还凶，翁史美学着鲁大鹏和杨生情的样子，往它身上吐了口痰，骂它：“你就是个让人吃的贱命鬼，嚎什么嚎？”
零作坊是一座长方形的木房子。最早它是一家农户的马房，后来被一个制陶艺人看上了，就把它命名为零作坊。据说出自零作坊的陶器形态别致，花纹奇幻，售价不菲。这个艺人把他的陶器作了一个展览，轰动了美术界。后来他迁居到深圳去了。
翁史美是从加油站的吴方手里买下零作坊的。加油站离零作坊大约有两公里，制陶艺人常驾车进城，认识了吴方。吴方与他处熟了，就免费给他的车加油，艺人临走前就把零作坊送给了吴方。吴方早就想把空房卖掉，只是没找到一个合适的买主。来谈房价的多数是农户，他们最多出个三五千，而翁史美则大大方方地给了吴方一万五。吴方当时就明白这女人肯定用它做不正当的事情，他想零作坊可能会被改造成一个乡村小旅馆，暗中做人肉生意。他没料到这女人用它做了一个屠宰场，做的也是有关肉的生意，不过是猪的。
零作坊被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屠宰间、住宿处和厨房。住宿处共三间，几名屠夫一间，看门人和司机一间，翁史美独占一间。厨房不大，最显眼的是一张圆形饭桌和一口硕大的铁锅。白天这锅用来做饭，夜晚屠宰时，则用它来烧水煺猪毛。
零作坊不通电，更没有自来水，制陶艺人打了一口井，水源问题就解决了。冬季他们用煤来取暖，平素做饭用的是煤气灶。翁史美在零作坊拥有一辆卡车，卡车在拉收购来的生猪的同时，也随时换来煤气钢瓶，补充进他们需要的给养。屠宰的时候，翁史美是不在现场的。她只需提前把两盏马灯挂上就是。两个用木杆搭成的屠宰台的旁边，各伫立着一根雕花廊柱，翁史美把灯分别挂在廊柱上，它们的光焰刚好可以笼罩屠宰台。屠宰通常是俩人一组，每组大概要宰二三十头猪。他们晚上六七点钟开始工作，到凌晨才能把活干完。这段时间，翁史美在休息，她听着猪的嚎叫声，闻着弥漫着的血腥气入睡。等她醒来，一头头猪已被对称卸开，一摞摞地摆在屠宰间的矮窗前。猪的头蹄下水被分门别类地放在一个个大塑料袋里，这里是心，那里是肝和肺，另外一处又放着腰子和猪蹄。翁史美所做的，是往肉皮上印一条条的紫色检疫章。她握着一个可以滚动的锤子形状的印章，往紫色印泥上一蘸，印章像磨盘一样在肉皮上一道道碾过，显赫的合格检疫章就堂而皇之地闪现在生肉上了。当然，这印章是她找人私刻的。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她用坏了十几个印章。翁史美常说这些猪肉本来是乡下的野丫头，一旦有紫签加身，就变成了正宫娘娘，可以大模大样地出入市井之间了。把这些未经检疫的猪肉印好签后，屠夫们就会把生肉和头蹄下水抬到卡车上，然后每人吃碗看门人煮的馄饨或者稀粥后，倒头便睡。而翁史美和卡车司机则驾车进城去固定的生肉批发市场把它们交易掉，之后他们在城里采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在正午前赶回零作坊，翁史美亲自下厨，做一顿可口的午餐，等待醒来的屠夫享用。而卡车司机李公言，他则去乡下收购当晚又要屠宰的一批生猪。零作坊的工作虽然简单，但井然有序，几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屠夫都是翁史美亲自选定的。由于零作坊是个私屠滥宰的场所，为避免工商管理部门的发现，翁史美除了把自己的作坊伪装成农户，在其前后左右广种粮食和菜蔬外，她在用人上也颇费心机。作坊的人都是由她亲自选定的。四名屠夫中，鲁大鹏年龄最大，五十多岁，是个鳏夫，翁史美是在城里的一条繁华巷子的垃圾箱旁选中他的。鲁大鹏穿着破旧，但他面目沉静，推着一辆小车，在寻找垃圾箱中可当废品卖掉的东西，譬如纸盒、易拉罐、啤酒瓶等。翁史美一眼就看出了他的贫穷和忠诚，这两点都是她所需要的。鲁大鹏在城南有一间低矮的屋子，是他亡母留给他的，除了一套行李和几件简单的家具外，可说是家徒四壁。他卷起行李，把房子借给一个同他一样捡垃圾的人，轻手利脚就到零作坊去了。杨生情呢，他在屠夫中是文化最高的，高中毕业，很年轻，只有二十二岁，长得格外单细，像棵豆芽菜。他连续三年高考不中，神经有些不正常。他喜欢文学、音乐和摄影，常在街上抓拍一些他认为有艺术价值的场景。那天，两个中年男人因为在拥挤的人群中互相踩了对方的脚而大打出手，一个人打掉了另一人的门牙，而另一个人则揪住对方的耳朵不放，一副你死我活的架势。翁史美看见有个男孩举着相机在抓拍打斗的场面，她敏锐地看出了这个男孩有欣赏暴力的倾向，而且也悟出了他没有正当职业。她就上前与其搭讪，就近在一家面馆请他吃了一碗鳝丝面，把生意谈妥了。杨生情来到零作坊时，比其他屠夫们所带的东西奢侈多了，几本小说，一架照相机，一个小巧的随身听。他拍了无数幅屠宰场面的照片，每隔半个月就要进城去冲洗胶卷。透过照片，你能看见屠刀上的血和屠宰台上被苍蝇围绕着的已被肢解的猪，能看到廊柱上温柔的马灯，能看到屠夫叼着烟卷给猪煺毛的情景。屠杀使他兴奋和陶醉，他在零作坊渐渐成长为一个男子汉，个子长高了，留起了胡子，眼神不再是飘移不定的，而且敢和其他人一样无所顾忌地谈论女人了。而他刚来时，别人议论女人时，他都默不作声，眼睛里流露出轻蔑的神色。圆脸而光头的王军，他曾是个抢劫犯，刑满释放归来后，因找不到工作而故态复萌。翁史美是在一家储蓄所里注意到他的。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填一张单据，但他的眼睛却盯着取款的那些人。有个中年妇女取了两千元钱出了储蓄所后，他就跟了出去，翁史美也跟了出去。他们相跟着走进一家小巷子，在一座灰楼前，中年妇女走进门洞，王军跟了进去，翁史美也跟了进去。当中年妇女掏出门钥匙，王军欲对她实施抢劫时，翁史美呵斥住了他。翁史美说：“你跟我干，没有这么大的危险，保证让你月月有钱可赚。”王军便含着感激之情来到了零作坊。至于另一个屠夫刘铁飞，他是拖拉机厂的下岗工人，上有老，下有小，老婆常年有病，生活拮据。翁史美是在市里蒙顺桥头那些出劳务的人中选中他的。蒙顺桥每天都站着许多等候雇主挑选的民工，他们黑压压地站成一排，脖颈下吊着一块纸牌，上面写着“油漆、刮大白、装修、搬家具”等字样，看上去像是即将被押赴刑场的犯人。有的时候雇主来挑选民工，他们为了争活干，有的还大打出手。翁史美见刘铁飞抢活抢得最凶，知道他是最缺钱用的人；又见他抢到活后会跟其他没有揽到活儿的兄弟拱手作揖，说“谢谢你们可怜我”，知道他又是仁义之人，于是就把他招到了零作坊。在零作坊工作的人，必须听翁史美的指挥。他们纪律严明，不许私自外出，更不许外出时带任何人回来。对他们的家人，他们也得守口如瓶，只是说在郊区的一家小工厂工作，不能常回去。几年下来，他们习惯了零作坊的生活，喜欢上了这血腥、隐秘却又自由的屠宰生活。他们晚上屠宰，上午睡觉，下晌时偶尔到田间帮助看门的王爷干点农活。王爷是翁史美从敬老院领来的。她看上了这老人的勤快。他姓王，叫王德顺，但因为他是零作坊里最年长的人，六十七了，所以大家就尊称他为“王爷”。王爷干瘦干瘦的，但他身体健康，耳不聋眼不花。他睡眠好，倒下就睡，每次只需四五个小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