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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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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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迷狂状态,朝政大事多由皇后刘氏决断。
在财政上,东封泰山耗费八百余万贯,西祀汾阴耗资更增二十万贯,这还不计亳州之行。营造玉清昭应宫缺少具体的支出记载,但仅雕三座塑像就用去金一万两,银五千两,则二千六百十座建筑的糜费可以想见。倘若将京城景灵宫、太极观和各地宫观都计算在内,其费用之大恐怕不是几千万贯所能打住的。真宗前期,进过近四十年的经济恢复,天下富庶,财政良好;由于装神弄鬼的折腾,几乎把太祖太宗的积蓄挥霍殆尽,到其晚年“内之蓄藏,稍已空尽”,留给后人的是一个空壳子。

细说宋朝24:天禧的宰执和政争
天禧共五年,是宋真宗倒数第二个年号,他的统治也进入了晚年。
大中祥符前四年都是王旦独相,后五年他与向敏中并相。王旦有宰相之器,群臣奏事,他从容言来,一锤定音。寇准常在真宗面前诋毁他,他却一致称赞寇准。真宗对他说:“你尽讲他好,他却专讲你坏。”他说:“我久在相位,政事缺失必多。寇准直言无隐,更见其忠直,我也因此推重他。”
寇准在枢密院,见中书公事有违条例,便奏报真宗,王旦被责,中书堂吏都受罚。不久枢密院有公事送中书,也有违例处,堂吏送呈王旦,指望他报复,王旦却指示送还枢密院。寇准见到王旦惭愧的说:“同年,你怎么这么大肚量?”寇准罢枢密使时,托人向这位同科进士求使相,王旦断然拒绝道:“将相之任,岂可私求!”
翰林学士陈彭年上书中书,王旦看都不看,封存留档,向敏中劝他浏览一下,他说:“不过是兴作符瑞希图仕进罢了。”真宗早就欲相王钦若,他援引太祖太宗朝的惯例说:“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的。我为宰相,不敢抑人,这也是公议。”真宗终于不敢固执己见。
天禧元年(1017年)正月,王旦以身体欠佳,上表辞相。真宗允许他五日一赴中书,遇军国重事,不论时日入预参决,对他表示极大的信任。但王旦对没能阻止天书闹剧,内心深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愧疚。每次天书封祀的大典,王旦都必须陪同随行,史书说他总是“悒悒不乐”,对他说来是一种痛苦不堪的事情。真宗每次送来赏赐的物品,他总是闭眼叹气道:“生民膏血,哪里受用得这么多!”
七月,王旦终于获准辞去相位,临别,真宗问他谁可代其为相,他强起举笏道:“莫如寇准。”真宗嫌寇准性格刚褊,让他再举其次,他说:“他人,臣所不知。”九月,真宗在王旦死前亲临其家探病,赐白金五千两。王旦在遗表结尾加上四句:“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随即命家人把白金送还。
临终,王旦对儿子说:“我没有别的过失,只有不谏天书,为过莫赎。死后为我削发披缁以殓。”他的儿子们准备执行遗言,以表其父的无尽悔恨,最后被杨亿劝阻。王旦本来可以做一个好宰相,却一着软弱,遗恨千古,它无负于真宗,真宗却有累于他。
向敏中在咸平时为相一年有半,未见有什么政绩。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起,他与王旦并相,王旦死后,他成为首相。天禧元年,他进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真宗还是第一次授仆射之官,认为敏中一定会非常高兴,贺客盈门,派翰林学士李宗諤前去打探。宗諤是敏中的亲戚,到相府一看,只见门庭寂然。他表示祝贺,敏中唯唯,历数前朝仆射德高位重,敏中仍是唯唯,不发一言。宗諤到庖厨问今日有亲友宴饮否,也无一人。明日,真宗听说,感叹“敏中大耐官职”。向敏中是天禧四年死在宰相任上的,他第二次入相长达九年,除了“大耐官职”,也不见得有大政绩。
王旦辞相以后,王钦若才由枢密使升为宰相,他恨恨的说:“为王旦一句话,晚做了十年宰相。”实际上,他自景德三年(1006年)再入枢府,除有十个月的短暂罢政外,一直都位居执政,真宗对他可是言听计从的,作用远在宰相向敏中之上。这年三月,真宗让参知政事王曾兼任会灵观使,王曾早在担任知制诰时就明确反对建造玉清昭应宫,尽管当时重要宫观都以宰执充任,他仍然坚辞不受,推举王钦若担任,真宗怀疑他标榜立异。
八月,王钦若拜相,处心积虑排除异己,便将王曾罢政,出知应天府。不过,这年九月,真宗又把钦若的老对头马知节召入知枢密院事。当王钦若任枢密使时,马知节就是副使,他是武将出身,一向鄙薄钦若为人,廷仪时,往往当面数落王钦若的短处,让他下不了台。真宗将知节召入政府,也许就有牵制钦若的用意,他对王的眷宠似乎已大不如前。不过,八个月后知节就以病自请罢政,除了健康原因,或许也有钦若排挤的因素。
大约在天禧三年,商州逮捕了一个私藏禁书的道士,据说还能施展法术驱使六丁六甲神,他承认出入王钦若之门,还得到过他的赠诗。在真宗看来,他王钦若可以帮我搞神道设教,却绝不允许与道术之士自搞一套,这年六月毫不犹豫地将他罢相,出判杭州。
取代王钦若为相的就是他的政敌寇准,这当然是王旦临终力举的原因,但也有寇准曲意迎合真宗有关。天禧元年,寇准正在判永兴军的任上,他辖境内的巡检朱能与内朝宦官头目周怀政串通起来,谎称天书降于乾佑山(在今陕西柞水)。真宗问王旦真伪,王旦以为,寇准原来不相信天书,现在就该让寇准奏上来。也许,王旦认为寇准是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才这么说的。不久王旦去世,寇准的女婿王曙在朝,知道内情,力劝丈人与朱能联手。寇准便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将这事奏报朝廷。朝野都知道这是在造假,真宗却下诏将天书迎入大内。不论真宗是真相信还是假做戏,也许他对寇准个性刚褊的成见有所改变,天禧三年召其为相。
入朝之际,有门生向寇准建议:途中称病,坚求外补,是为上策;入朝以后,揭发真相,是为中策;下策就是再入中书,那将大坏平生声明。寇准还是决定入朝为相。也许在他看来,只有为相,才能有所作为,至于入相的手段是可以不必计较的,这也是绝大多数政治家的思路。
与寇准入相同时,丁谓也再入政府任参知政事。寇准与他的关系原先不坏,还向李沆推荐过丁谓的才能。李沆认为,以丁谓的为人不能让他位居过高,寇准还大不以为然。一天,两人在中书用工作餐,寇准的胡须沾上了羹汁,丁谓忙不迭的为他拂拭干净。寇准开玩笑道:“参政,国家大臣,倒为官长拂胡须吗?”丁谓由惭转恨,从此交恶。曾任皇太子东宫老师的李迪这时也任参知政事,刘皇后因其反对真宗立自己为后而对他怀恨在心,寇准与他倒是一条战线上的,都为时局担忧。
这时,真宗已得风疾,病情时好时坏。前一年,真宗已立了太子,他见刘皇后干预朝政已很严重,更担心自己将一病不起,便与贴身宦官周怀政商议太子监国事。怀政及时向寇准传递了这一消息。见丁谓与知制诰钱惟演联合起来迎合刘皇后,寇准瞅准机会对真宗说了让太子监国的建议,还指斥丁谓和钱惟演是佞人,不能辅佐少主。真宗深以为然。
寇准就密令翰林学士杨亿上书,并以援引他执政作为交换条件。但寇准在一次酒后失言,这事被丁谓获悉,就责问两人:“倘若皇上康复,何以处置此事?”李迪认为太子监国,亦无不可。丁谓则在真宗面前以这事为由头极力诋毁寇准,而真宗竟记不起寇准曾当面向他提过这一建议并得到过他的许诺,天禧四年六月将寇准罢相。寇准罢相令拥立太子派大势尽去。
七月,内侍头目周怀政联合其弟礼宾副使周怀信、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和閤门祗侯杨怀玉准备约期政变,杀丁谓,再相寇准,尊真宗为太上皇,罢刘皇后干政,传位太子。政变前夕,有人向丁谓告密,丁谓与枢密使曹利用计议。曹利用在澶渊之盟中充当和议使者有功而受到真宗赏识,升迁很快,但寇准与他在枢密院共事时总看不起他,议事不合,就鄙薄他说:“你这大兵,哪懂国家大事!”因而在天禧政争中,他倒向了寇准的政敌。
曹利用听到消息,就入奏告变,真宗立即下令捕斩周怀政,粉碎了这次政变。这是原与寇准和皇太子无关,但真宗盛怒之下要追究太子,大臣们都不敢进谏,李迪从容对真宗说:“陛下有几子,竟要这么做?”真宗这才觉悟,唯恐唯一的继承人出意外,只杀了周怀政一人。由于这事的牵连,寇准一贬再贬,降为道州司马。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去世,刘皇后垂帘听政,他对寇准绝无好感,将他再贬为雷州司户参军,次年他死在贬所。据说,名臣张咏与寇准有一次会晤,临别,寇准向他讨教,告以“《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归取《汉书》,读到“不学无术”,笑道:“这是张公在说我!”但他似乎并不在意,以致在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既怀了名誉,又一蹶而不起。张咏认为他有奇才,可惜学识不足。
天禧四年七月,李迪由参知政事升任宰相,丁谓与冯拯也都由枢密使拜相。丁谓立即与刘皇后联手,揭发了朱能伪造天书的旧账,以彻底打击寇准的势力。在贬黜寇准的问题上,丁谓已敢对诏旨上下其手。真宗说让寇准出知小州,丁谓却说让他出知远小州郡,以致李迪当场与丁谓争执起来。寇准被贬以后,丁谓便擅权用事,连任命官员也不与李迪打招呼。李迪愤然说:“我起自布衣,位至宰相,岂能屈服权幸而苟且自安!”两人差一点在朝堂上动武。
十一月的一天,李迪向真宗历数丁谓枉上弄权的种种表现,说丁谓与钱惟演、林特相勾结,与曹利用、冯拯结为朋党,自己愿意与丁谓同时罢相,交给御史台推问。真宗一怒之下命翰林学士刘筠起草两人同时罢相的制诰,李迪出知郓州,丁谓知河南府。
次日,丁谓入谢(大臣罢政入朝谢恩),真宗追问两人纠纷情状。丁谓声辩道:“我未敢争,而是李迪詈骂我。愿继续留在朝中。”说着便自己传达仍入中书视政的口诏。真宗便命刘筠再起草丁谓留朝的诏书,遭到拒绝(宋代起草内外制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只要有充分理由,都有拒绝起草他认为不合理的制诏的权利,以体现对君权的监督和制衡),就改命另一位知制诰晏殊执笔,让丁谓复位。
数日后,真宗宣布:今后大事仍由他亲自决定,一般政事就由皇太子五天与宰执参决一次。当时皇太子只有十一岁,他不是刘皇后亲生,这种视政不过走走形式而已,实际上是刘皇后裁决于内,丁谓擅权于外。对这种局面,有识之士都心怀忧虑。钱惟演与刘皇后是姻亲,参知政事王曾有意对他说:“太子幼小,非中宫不能立;中宫不倚太子,则人心不归附。皇后若加恩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则刘氏安。”钱惟演转述了王曾的话,刘皇后认为很有道理,对丁谓乱政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心。
在真宗晚年的危局中,寇准和李迪采取的是驱逐丁谓、钱惟演的方针,以便打击后党,保护太子。但当时后党势力已成,这种做法只会招致后党的反击,因而寇、李都被逐出朝廷。在君权旁落,后党已大的情势下,让皇后或太后意识到自己的长远利益,来确保君权的平稳过渡,才是行之有效的策略。而这种话,只有钱惟演转达,刘皇后才听得进。难怪后来史家认为,寇准号为能断大事,在这点上却远不如王曾。
就在天禧四年十月,王钦若以太子师保的身份被招回朝,多次受真宗的召见。它是真宗信任过的旧臣,仍享受着与宰执相同的待遇,丁谓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真宗其时脑子经常犯混,一天,王钦若与丁谓一起上朝,真宗问王钦若为什么不去中书办公,钦若声辩自己不是宰相怎能到中书理事,真宗立即命宦官首领带他去中书。丁谓遇变不慌,在中书设宴款待王钦若,宴罢出来,王钦若对宦官首领说:“转告皇上,没有诏书,我不能到这里办公。”但王钦若等来的是委任他出判河南府使相的诏书,他知道自己被原先的搭档甩了,便上书真宗要求回京看病。丁谓派人给他捎话,说是皇上很喜欢见他,只要请个假,不必等朝廷批准就可回京。等王钦若回京以后,丁谓翻脸不认账,指责他擅离职守,目无法纪。王钦若随即被降官,丁谓成功的扫除了权力竞争者。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病情加剧,问左右怎么眼前老不见寇准,左右也不敢据实回答。二月,真宗去世,遗诏命皇后权处分军国事,辅太子听政。据说,其庙号本来应为“玄宗”,为避赵玄朗的讳才改成真宗的。史称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但他没有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富国强兵,反而去搞神道设教的玩意,虚耗国力,粉饰太平,以满足心理上的自慰。真宗一声行事颇有效法唐玄宗处。他只有在咸平初政时,还差强人意,似欲有为;大中祥符以后,所为昏悖,与唐玄宗先明后昏倒是相差不多的。

细说宋朝25:刘太后
宋真宗原配妻子是潘美的女儿,即位前已去世;即位后所立的郭皇后,在景德四年(1007年)病故。其后,中宫多年虚位。在众多的妃嫔中,真宗属意的是刘德妃。德妃名叫刘娥,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人,他出身微贱,是个孤女,不得已十来岁就嫁给当地的银匠龚美。龚美走街串巷给人打造银器,她就摇拨浪鼓招揽顾客,雍熙初年,一齐来到了京城。真宗当时封为襄王,他的神女梦只想娶一个川妹子,他一向认为蜀地女子“多材慧”。而龚美因为贫寒正准备把刘娥改嫁,经襄王府给事张耆介绍,刘娥一入王府,就大受宠爱,这年她仅十五岁。但太宗知道这事,即令其子将刘娥逐出王府。这时真宗已割舍不得,便让她寄居在张耆家。十来年后,直到太宗去世才将她接回重圆鸳梦。其后,她在后宫的地位升迁很快。
《宋史·后妃传》说刘皇后原籍太原,父祖都是五代高级将领,这是她得势后为了掩饰自己家事寒微编派出来的。正是基于同一考虑,刘娥做上皇后以后,总以美差为诱饵拉刘姓高官认同宗。她先找权知开封府刘综攀近族,刘综称自己是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人,没有亲属在宫中。不久,刘皇后又召见权发遣开封府刘烨,他虽是名族,却是洛阳人,刘后急咻咻地对他说:“想见一见你的家谱,咋俩恐怕是同宗。”刘烨忙说不敢不敢。
正因为刘娥并不是太原刘氏的破落户,真宗打算立他为后时遭到大臣们激烈反对。但真宗仍力排众议,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立她为皇后。她没有娘家亲族,便以前夫龚美为兄弟,改姓刘氏。这桩婚事说明宋代婚姻已经不太注重门第,也表明北宋时妇女改嫁尚未有后来贞节观念的束缚。
刘皇后生性警悟,通晓书史,朝廷政事,能记始末。宫闱有事,真宗询问,她都能引据故实,妥善应答,政治才干颇受真宗倚重。天禧四年春天,真宗一度病重,朝政就多由她决断。在天禧末年罢黜寇准、李迪和处置周怀政事变中,她不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因此确立了后党的绝对地位。
真宗死后,遗诏命尊皇后刘氏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丁谓力主去掉“权”字,王曾说:“称权足以昭示后世。何况增减诏书,自有法则,竟要率先破规矩吗?”丁谓这才作罢。次年,改元天圣,“天圣”拆字即为“二人圣”,即指宋仁宗与刘太后两位圣人。明道是刘太后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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