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又分明是在自我作贱、自我贬损，分明是在自毁“革命声誉”，是在对用多年生命建立起来的“革命形象”进行不留情的摧残。这该怎样解释呢？对此，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也明确地做出了回答：“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然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真有名誉心的人首先是一个真诚的人，否则他爱的就不是“名誉”而是“虚荣”。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说自己多年的政治生涯如同虚假的做戏，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却表现出极大的真诚；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也说自己是软弱的、是缺乏勇气的，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表现出惊人的肝胆。品味《多余的话》，我感觉到瞿秋白在一字一句地写下它们时，心中有悲哀、有痛悔、有无奈，但又不仅仅只有这些，还有着兴奋、有着痛快；而当他划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时，我相信，他感到了难言的舒畅：“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这是在《多余的话》接近尾声时写下的一段话。揭穿别人的假面具是痛快的，自己的假面具被别人揭穿也是痛快的，而自己动手撕下自己的假面具则更是加倍地痛快。写《多余的话》的过程，就是瞿秋白亲自动手，一分一寸地撕下自己的假面具的过程。因为这假面具戴得太久，已与真实的肌肤相粘连，撕扯的过程中必然要流血，必然有痛楚，然而，也有巨大的快感。撕完之后也必然血肉模糊，然而，瞿秋白宁愿以血肉模糊的真面目示人，也不愿戴着金碧辉煌的假面具进入历史。
瞿秋白的“名誉（4）
就是对于最亲密的爱人杨之华，“也只露一点口风”，这说明这些“多余的话”在瞿秋白心中已积郁多时，他渴望倾诉却又不能倾诉，他必须在内心筑起一道堤坝，并时时防范着它的溃决。而如今，他可以用一支笔掘开这堤坝，让被禁锢已久的心潮喷涌而出，他怎能不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瞿秋白之所以写《多余的话》，仅是为了逞一时之快。做过多年“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中国最早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之一，瞿秋白清楚地知道自己必然要进入历史，必然要被后来的文人、学者、政客评头品足。与其自己的面目被他人善意或恶意地胡涂乱抹，不如自己临死前揽镜自照，画下自己的真面目；与其自己的历史角色被他人善意或恶意地随意分派，不如自己在离开人世前为自己做出准确的历史定位。——这才是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的一部分真正目的。
既如此，对瞿秋白的最真实的尊重，就应该是尊重他的自我描绘和自我定位。
“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由于种种原因，《多余的话》写出后，竟长期并未对瞿秋白的“革命声誉”带来“损害”，这也许是瞿秋白握笔之初所未料及的。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所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十年前遇难的瞿秋白做了这样的“结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直到“文革”时期，《多余的话》才成了严重的问题，瞿秋白被说成为革命的“叛徒”，遭受严厉的谴责、谩骂，自己的墓和父母的墓都被砸。对于瞿秋白，这真是迟来的审判和“报应”。不少人为瞿秋白在“文革”中的遭遇深感不平。但我以为，瞿秋白如果地下有知，或许既不会感到突然，也不会觉得怎样的委屈。
去年，我在旧书店买到一本《瞿秋白批判集》，编辑出版者为“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时间是1968年2月。这本书收集了从中共高层到“红卫兵小将”对瞿秋白的批判，也辑录了包括《多余的话》在内的瞿秋白的“反动言论”。翻过扉页，背面贴着一张署名“编者”的铅印字条，上写“本书原引戚本禹讲话及所有关于戚本禹的论述全部作废。”在书店时，翻到这张字条，我哑然失笑，并立即决定买下。
《多余的话》作为瞿秋白的历史旧账，是在“文革”开始前数年便被翻出的，而这要“归功”于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戚本禹在1963年第4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与罗尔纲等人“商榷”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说李秀成被曾国藩捕获后写了自供状，因而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将要“遗臭万年”：“无情的事实说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成的‘革命文献’，它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此文引发了学术文化界的一场争论。争论正进行时，毛泽东出面支持了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上批示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又重新发表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8月23日，戚本禹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批李秀成只是一个幌子，目的是牵出瞿秋白。李秀成被捕后写了“自述”，因而是“遗臭万年”的“叛徒”，瞿秋白被捕后写了《多余的话》，也自然是“叛徒”无疑。所以，在“文革”时期的瞿秋白一案中，戚本禹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1968年1月，戚本禹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翻船，锒铛入狱，去写他自己的“自供状”了。1968年2月出版的《瞿秋白批判集》，自然就只能宣布所有戚本禹的讲话和关于戚本禹的论述“全部作废”了。“文革”时期的许多事情，从很大很大的事到很小很小的事，都一方面显得无比庄严神圣，一方面又给人以强烈的儿戏感，这本《瞿秋白批判集》的出版就是一例：瞿秋白的“叛徒”问题是由李秀成的“叛徒”问题引起的，而李秀成的“叛徒”问题是由戚本禹提出的；既然戚本禹的言论都已“作废”，那李秀成就并不是“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叛徒”；既然李秀成并不因被捕后写了“自述”而成为“叛徒”，那被秀成所牵扯出的瞿秋白，就也应不因被捕后写了《多余的话》而成为“叛徒”；既然瞿秋白并不是“叛徒”，那就意味着对瞿秋白的批判毫无道理，也就意味着这本《瞿秋白批判集》出版的理由和前提都不再存在。然而，尽管批判的理由和前提都已“作废”，批判却仍要进行下去。这就像一个满街叫卖老鼠药的人，一面说他的药老鼠吃了必死，一面又说世上本没有老鼠这种东西。——“文革”时期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荒谬。
直接把李秀成与瞿秋白挂上钩的，是某要人。1964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首次揭发了瞿秋白投敌变节的事实”。此后，他又在多种场合提出瞿秋白的“叛徒”问题。据这本《瞿秋白批判集》中的“在瞿秋白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35。6——1967。11）”记载，这位要人1966年8月30日在接见科学院代表时指出：“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而“这个指示马上为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所接受。按照这一指示，北京师范大学井冈红军《文革简讯》编辑部随即派人到瞿秋白的家乡常州市和瞿秋白重要活动地区上海等地进行调查，除《多余的话》外，还发现了瞿秋白在长汀所写诗词五首、给郭沫若的信、上伪保守十四团钟团长信两件、伪三十六师审讯记录、瞿秋白访问记等一系列瞿秋白叛党投敌的铁证。”这个“大事记”又载：1967年1月15日，“北京师大井冈红军赴常（州）革命造反队出版《文革简讯·讨瞿专号》第一号（总第四期），详细地揭露了瞿秋白的叛变事实，分析了瞿秋白投敌变节的思想根源和陆定一之流吹捧瞿秋白的反革命企图。”1967年8月15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发表，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了瞿秋白这个历史上的老机会主义者、老叛徒。”这算是1949后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刊第一次点名批判瞿秋白。1972年中发12号文件则称；“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瞿秋白的“名誉（5）
把“北京师大井冈红军”抛出的这本《瞿秋白批判集》中的文字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对照着读，也有一种滑稽感，觉得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这些“讨瞿”者与瞿秋白本人似乎并没有根本的分歧：他们义愤填膺地加诸瞿秋白的一些“罪名”，是瞿秋白早就加诸自身了的；他们咬牙切齿地要从瞿秋白身上剥夺的东西，是瞿秋白早就从自己身上撕扯下了的。
“叛徒”问题当然是瞿秋白问题的关键，《瞿秋白批判集》说道：“瞿秋白在被捕之后投降变节，与国民党反动派饮酒言欢，写了一本叛徒自白书《多余的话》。我们建议中央开除瞿秋白的党籍。我们必须肃清瞿秋白的影响，不许叛徒顶着‘革命先烈’的头衔继续蒙蔽群众，毒害青年。”（第18——19页）“瞿秋白这个可耻的叛徒长期顶着‘革命先烈’、‘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蒙骗世人，毒害青年。但是，历史的事实终究是掩盖不住的。一九六四年，在戚本禹同志揭示了李秀成的叛徒面目之后不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就指出，瞿秋白也是一个李秀成式的大叛徒。于是，瞿秋白这个叛徒的可耻面目终于大白于天下。”（第27——28页）“一九六四年底，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革命同志为了纯洁党史，主动地撤去了瞿秋白的陈列品。可是，彭真、陆定一的帮凶周扬、许立群、石西民却在六五年二月五日赶到革命博物馆进行检查。在彭真的指使下，中宣部副部长姚溱把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扣押下来，把叛徒投敌变节的铁证包起来，让这个历史的罪人继续霸占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史馆，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诸如此类的“建议”、“批判”，不就是说应该“开除瞿秋白的党籍”、应该把瞿秋白看作“叛徒”、应该把瞿秋白赶出“革命博物馆”吗？但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不是早就明确说过自己应该被开除党籍吗：“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遍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在《多余的话》里，瞿秋白不是也早说过自己是“叛徒”而不是“烈士”吗：“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在《多余的话》里，瞿秋白不是也预先拒绝了对他的纪念和“顶礼膜拜”吗：“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为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又为瞿秋白恢复了“名誉”，许多本意是在歌颂、赞美的称号、评价又加诸瞿秋白头上。然而，无论是“文革”前的也好 ，还是“文革”后的也好，那些被诚实的瞿秋白视作“虚名”的东西，未必是他所乐意接受的。例如，把瞿秋白称作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是一习惯性的说法，然而，在《多余的话》，瞿秋白实际上回绝了这种称谓：“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于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又例如，宋庆龄1959年曾为常州瞿秋白的母校觅渡桥小学（原名冠英两等小学堂）题词：“希望小朋友们学习瞿秋白烈士和其他革命先烈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做个党的好儿女。”（6）然而，在《多余的话》一开头，瞿秋白就告诫后代不要向自己学习，他之所以写《多余的话》，原因之一就是防止后代向自己学习：“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曾对着过去的党内“同志”说：“你们去算账罢”；又说：“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对于瞿秋白的账究竟应该怎样算，才能被瞿秋白认为是“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呢？
2002年12月4日夜注释：
瞿秋白的“名誉（6）
（1）顾顺章的被捕，引发了轰动一时的所谓“顾顺章事件”，这不仅因为顾是中共要人，更因为他的被捕极富戏剧性、传奇性和“笑料价值”。其时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是为安排和护送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而从上海到武汉的。送走了张国焘，本就应隐密地回到上海。然而，顾某不仅曾是烟草公司的工人，还曾经是一个不无知名度的“魔术师”，此前曾在汉口登台表演过。此番旧地重游，又是在完成了重要任务后，顾某技痒难耐，一时间变戏法的冲动压倒了中共要员的角色意识，竟又登台表演起来，被人认出，于是被捕。（见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197——198页）。
（2）见《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1页。
（3）见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4）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5）转引自林勃《关于〈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