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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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智慧-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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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有数熟能生巧——数字的掌握与巧妙运用

周恩来对国家财政经济的把握能力是众所周知的,他是一位总管家,理
财能手。早在1948 年12 月1 日人民币开始发行时,中央就要求各解放区(他
们分担供应各野战军的军费开支)作出1949 年的财政收入预订,以计划人民
币的发行数量。但是由于各解放区开始没有经验,提出的款项和支援要求有
很大悬殊,其中西北地区只要求支援七千万元。于是,周恩来同中央财政经
济部秘书长薛暮桥等一起审核这个预算,计算出100 个农民只能支援三个脱
产人员(主要是解放军),超过这个数字就要中央补助。根据这个计算,确
定对两北地方的支援不是七千万元,而是七亿元。周恩来叮嘱薛暮桥说:“管
理经济必须掌握规律,没有这些数据是无法进行管理的。”

建国以后,有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位记者提了一个涉及国家机密的问
题要周总理回答,他问:“请问总理阁下,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
句话的实质是在讥笑中国的贫穷,而周恩来看了一眼这位记者,然后回答说:
“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 元8 角8 分。”

这一回答使全体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了,只听周恩来进一
步解释道:“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值为10 元、5 元、2 元、1 元、5 角、2
角、1 角、5 分、2 分、1 分的主辅10 种人民币,合计为18 元8 角8 分”。
他又说:“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金融机构,信誉卓著,币
值稳定”。这段巧答,表现了周恩来的睿智。


婉转示意化解心愁——处理吴文藻“右派”问题

1952 年初夏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用汽车把从日本回国的冰心
和吴文藻夫妇接进中南海,他从门内迎出来,紧紧握住冰心和吴文藻的手,
笑容满面地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啊?”然后,总理让他俩坐在自己旁
边,详尽地询问他们在外面的经历,了解他们以后的打算,还特别关切地问
了孩子们的情况,希望他们学好英语,为建设祖国服务。

然而,1958 年4 月,吴文藻教授被划成右派,这场意外的灾难使冰心和
吴文藻夫妇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当时吴文藻被定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
主义”,对此,吴文藻痛苦地挖着自己的错误,他对冰心说:“我若是反党
反社会主义,我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
反呢?”正在冰心夫妇深感委曲之时,周恩来派来一辆小车,把冰心接到了
中南海西花厅。

冰心见到周恩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把一腔怨愤都倾诉出来。
周恩来和邓颖超听完之后,周恩来说:“这时最能帮助吴教授的人,只能是
他最亲近的人了,你要劝他思想别太窄。”这一番话语重心长,含意很深,
使冰心心中的怨气消释了许多。冰心告辞周恩来夫妇回家后,把这一情况告
诉了吴文藻。吴文藻听出了周总理的弦外之音,他说:“心里还是感到委屈
和苦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一年之后,1959 年12 月,吴文藻即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以后,周
恩来还常常关注老作家的创作,他对冰心说:“从作品中看出你是爱国爱人
民的,要常常写。”


尊重战友谦恭相让——请陈毅为洛阳龙门伊河石拱大桥题字

1961 年10 月8 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陪同尼泊尔国
王马享德拉来到洛阳。他们参观完龙门石窟后,周恩来因有事回京,他利用
专列开车前的一点时间接见洛阳市的负责同志。在谈话结束时,人们请周恩
来为正在兴建中的龙门伊河石供大桥命名题字。周恩来微笑着说:“还是请
陈老总写吧,他比我写很好。”陈毅听罢,连忙摘下墨镜,爽朗地大笑:“我
怎敢‘班门弄斧’?还是请总理写吧!”两位领导人谦虚地互相推让。这时,
专列的开车时间快到了,周恩来歉意地商量说:“要不这样吧,现在不写了。
回京后,我们商量一下,写好后给你们寄来,行吗?”人们不便强求,只得
以此作罢。

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洛阳人民的嘱托。到1962 年春天,题字寄来
了,是陈毅的手迹,宣纸上写着斗大的“龙门”二字和“陈毅题”三个较小
的字。这一题字既为伊河桥命名,也有地方特色。题字被镌石四方,分别镶
嵌在石拱桥东西两端和两侧。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陈毅的题字也因“四旧”而被破坏。1973 年10
月14 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又陪外宾来到洛阳参观,他路过伊河桥时,发现
伊河桥上没有陈毅的题字,立即查询。有关人员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情况,
周恩来满面怒容地说:“陈毅是好同志,他的题字要尽快地与洛阳人民见面。”
不久,陈毅的题字重新被郑重地镶嵌在飞架东西的伊河桥上。这样,周恩来
在陈毅逝世以后,维护了这一题字。


挂牌办公联系群众——60 年代处理信访工作事务

周恩来非常重视人民来信的处理,他不仅经常亲自批阅人民来信,随时
了解和洞察群众所关注的问题,而且指示信访部门将群众来信中所反映的问
题汇总以后,编成简报,供各级有关部门及时了解情况,努力改进工作。

1964 年以后,各地人民来信和来访者甚多,周恩来更加重视起来。面对
来信来访者甚多的情况,周恩来觉得应该方便群众,让大家有一个反映情况
的地方,于是,他指示国务院盖一个人民来访接待室,地址就选在来京上访
的群众容易找到的地方。

后来,周恩来了解到人民信访接待办公室为了自己便利,不挂牌子办公,
便明确指示各接待室全都要把牌子挂出去,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切
实反映群众中最迫切的问题。他说:“你们接待来访不就是方便群众吗?为
人民服务,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牌子收起来?”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人民信访
办公室的牌子挂了出来,这项工作受到了一定的重视。

周恩来不仅要求人民信访办公室这样做,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亲自接待
来访人员,处理人民来信。曾经有一次,一位兰州大学的学生来到中南海北
门,执意要见总理。工作人员问明了情况以后,不让他进中南海。于是,这
位大学生再三恳求,坐在地上哭着不走了。工作人员将此情况汇报到总理办
公室以后,周总理对工作人员说:“学生也是人民中的一员,总理怎么能够
不和他见面呢?”说罢,他亲自出去迎接这位来自兰州的大学生,使这位大
学生的心理得到了很大的抚慰。

1966 年的一天,周恩来亲自处理内蒙古的一件人民来访事情。他首先很
快地把被接见人名单审视一遍,然后和这位上访者打招呼,问话,熟悉名字;
接下来,他让这位上访者——一位来自边疆的青年申诉情况及上访原因。周
恩来一边用亲切的神情鼓励这位青年申诉完情况,一边用笔飞快地记录着,
中间插进一些询问。在听完申诉后,周恩来一面继续了解情况,一面对上访
者做思想工作,他的谈话和解答很细致,有鼓励,也有批评,直到把这件上
访事情处理完毕为止。

这次处理上访事情,周恩来一共用了5 个小时,记满了几张纸,中间没
有休息,也没有吃午饭和晚饭。他同时对陪同接见的工作人员,从政策理论
到工作态度和思想方法,都给以亲切的指导和教育。

上访事情处理完毕后,周恩来认为还未完全结束,他指示组成一个调查
小组,深入到上访考的所在旗和大队去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写出有
关材料,以提供政策依据和为最终处理参考。


事出有因不能盲断——1963 年处理“跃进号”吨轮沉没事件

1963 年5 月1 日,我国第一艘国产的万吨远洋货轮在驶往日本海域途中
沉没。此事发生以后,国内震动很大,外电评论纷纷,被救回来的船员也众
说不一。对于沉船原因,有的认为是被某国鱼雷击沉,主张发抗议;有的说
只听到一声巨响,有的说有两次响动,结论与意见不一。因此,周恩来决定
先查明情况,再作处理。于是,在上海专门召开了调查“跃进号”失事原因
的准备情况汇报会议,周恩来亲自到会讲了话。会议决定海军派编队到失事
地点进行调查。

当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向周恩来汇报出海调查编队的组织成员时,周恩
来看完突然问:“怎么都是舰队的副司令、副政委出海?舰队司令、政治委
员呢?”接着,他又严肃地说:“‘跃进号’沉没事件,已成了国际事件了。
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当政治委员的,也要
亲临第一线,不能只是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
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他还强调说:“主要领
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
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东海舰队派出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亲临失事地点进行
细致调查。

根据调查到的第一手资料,周恩来亲自召开专家与船员会议,反复研究
分析,他发现“跃进号”出航前,般长、政委、船员班子组建仓促,试航训
练的时间很短,对航线、海域、暗流情况不熟悉,因此,他判断该船很可能
是偏离航线触礁所致。

于是,他要海军派潜水人员潜入海底进行勘查,经14 昼夜的搜索探摸作
业,终于查明“跃进号”的沉没确如周恩来所判断的那样,系触礁沉没。


大力协同联合攻关——组织指挥“两弹”研制

在我国重大的行政执行活动中,周恩来显示了高超的组织才能和严密的
协调艺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组织研制过程,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的
行政组织韬略和智慧。

我党中央对原子武器的研制情况注目已久,早在1944 年,周恩来和中央
军委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就拟定了一份长达200 多人的名单,打算一旦时机成
熟,就将有关海外华裔科学家安排回国,发展原子能事业。1949 年春季,周
恩来在筹建新中国时就开始考虑核工业建设问题,他批拨一笔外汇,让有关
的科学家们在国外采购一些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带回国内,以便筹备和发展
中国的核工业。

1955 年1 月15 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了地质学家李四光、核
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部负责人刘杰关于原子能问题的汇报后,决定开始发
展中国的核工业,并加强核科学技术研究。会后,周恩来即作了五项布署:

1。加速培养专业人才;2。及时统筹调整各类留学人员,以济急需:3。成立中
央三人领导小组,加强党和政府对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领导;4。组建第三机械
工业部,成立原子能核科学委员会;5。建立我国第一个综合性原子能核科学
技术基地。在中美日内瓦谈判期间,周恩来巧妙地用美国战俘人员换回钱学
森,并批准成立国防部第五院,开始正式研制原子弹。1956 年,周恩来亲自
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个科技发展12 年规划,把发展原子弹放到重要的战略位
置上。
1958 年,毛泽东主席预言中国可以用10 年左右时间搞成原子弹,周恩
来进一步确定了到1968 年以前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战略决策。对于
这项尖端科技事业的攻关,周恩来指示试验人员要“边干边学,建成学会”。
1960 年8 月,苏联在单方面撕毁了所有援助中国的核科研协定后又撤走了全
部专家,并断言罗布泊只会生出“鹅卵石”,“20 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严峻时期,周恩来向有关部门下达指示:自己动手,从头搞起,准备用8 年
时间搞出原子弹。

经过1961 年和1962 年上半年的努力,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取
得了很大进展,但许多重大技术难关还没有突破。在这种情况下,二机部部
长刘杰于1962 年8 月代表二机部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争取在1964 年迟
至1965 年进行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奋斗目标。10 月30 日,总参谋长罗瑞卿
向中央呈送了发展我国尖端事业的报告,11 月2 日,邓小平总书记批示:“拟
同意,送主席、刘、周、宋、彭核阅。”11 月3 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很
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随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表示赞成这项规划目标,提出“这件事要情总理(指周恩来)出面才行。”
政治局几位同志都表示赞成。于是,为加强对核试验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
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由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聂荣臻、陆
定一、罗瑞卿七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
毅、高扬七位部长组成的15 人专门委员会,负责核武器研制工作。这15 人
中,除了专抓工业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部长外,还有分管计划、经济、财政
的副总理和军队领导人。应该说,这是一个精干的便于协调的具有高度权威
性的组织机构。

为了全面地组织核武器研制,加快各部门各单位的运作,周恩来亲自主


持各种专门会议,研究与制订核武器研制的各种具体方案,并大力统一组织
和协调26 个部、委(院)和20 个省、市、自治区的900 多个工厂、科研机
构和大专院校的研制工作,这么多单位、部门和数十万人分别按各自的分系
统扭成一股劲,共同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行科技攻关、设备制造和材料
生产,解决了近千项重大课题,并于1963 年3 月正式拿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的
理论设计方案。实验科研人员进行了上千次的爆轰试验,于1963 年12 月24
日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的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获得了成功。1964 年
1 月14 日,兰州铀浓缩厂拿山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
对此,毛泽东批示:“很好”。周恩来批示秘书:“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
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仍望他们积极谨慎,
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任务”。

为了加强具体领导,形成系统管理合力,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周恩来选
聂荣臻具体抓,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负责试验基地,二机部(原子能工业部)
负责实施计划。在分工上,委员会设立总设计部和总调度部两套班子,技术
方面由总设计部负责,组织管理、协调生产与试验保障服务方面由总调度部
负责,千军万马拧成一般绳,委员会则负责总决策和督促执行。

周恩来作为总负责人,他亲自进行调查研究,抓计划制订、论证和试验
进度,并赞成顺排计划、倒排措施的办法,抓试验难点的攻克,抓数十万人
的协作配合,甚至细小的生活问题也不放过。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试验人员
的士气,激励了指战员们的斗志。在整个试验阶段,周恩来对试验的进展情
况和把握程度是了如指掌的。对于二机部提出的“两年规划”,周恩来的要
求是“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成躁”。“两年规划”实施半
年左右,周恩来已在考虑核装置与武器生产的配套问题。1963 年底,他明确
指示:“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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