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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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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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
陶渊明留存下来的散文、辞赋总共只有十多篇,但几乎每一篇都很出色。其主要艺术特点,与诗歌一致,也有个别几篇,风格不尽相同。
散文中《桃花源记》最为著名。这篇散文实际近于小说,所以又被收录在据传是陶渊明著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文中虚构的“世外桃源”,既有儒家幻想的上古之世的淳朴,也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社会模式的影子,其中乡村景象的描绘,又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相似。可以说,它既是作者依据他的社会理想所作的美好想象,也代表了那个动乱时代的广大民众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文章的语言优美而朴素。如写武陵渔人初入桃源的一节:“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写桃花源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种文笔,使语言、意境、主题达到高度的统一。
《五柳先生传》是作者自况,也是一篇奇文。全篇只百余字,以一“不”字贯通始终。开头便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既而又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结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义还是一个“不”。大量使用这个否定词,意蕴在于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只是任情率真地生活。不但世俗的荣名毫无价值,就连一个人的姓名也是外加的东西,可有可无。这就是所谓“自然”的人生哲学。用语浅而含蕴深,是这篇短文的显著特点。
辞赋以《归去来辞》最为著名。此篇作于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决心辞官归隐之际。文中关于归途景象和还乡以后生活的描写,均出于想象。在古代各种文体中,辞赋的基本特点就是华美,而陶渊明这篇赋却写得相当朴素,语言清新流利。它的抒情色彩浓厚,富有诗意,同时又充满了哲理的内涵。“舟超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想象归途中的自由无羁、轻松愉悦,令人心旷神怡。“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写景之笔,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灵韵。正因为这些描绘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客观对象,也包括作者自身的人生情趣,才特别地美好动人。
上述几篇,情调都比较平和。而《感士不遇赋》着重抒发怀才不遇、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就显得比较激烈;《祭程氏妹文》悼念胞妹,则真情流泻,凄恻感人。比较起来,《闲情赋》在陶集中尤为特殊。其题旨标榜为“闲情”即约束感情,实际内容却同大多数类似作品一样,非常热烈地渲染男女之情。而且文辞流宕,色彩丰艳。其中“愿在衣而为领”以下一大段,用各种各样的比喻表现欲亲近美人之情,穷形尽态,极铺排之能事,颇有民歌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到陶渊明思想情趣的另一方面,和文学才能的多样性。
陶渊明对后代有多方面的影响。在南朝,他还主要被当作一个品行高洁的隐士来看待,对于他的文学创作,评价并不很高。而由于当时社会普遍推崇华丽的文风,陶渊明诗文那种朴素平淡的风格,也难以为一般作者所接受。入唐以后,情况有了改变。李白、杜甫等人,由于审美趣味不同,他们特别表示尊敬的文学前辈中,并不包括陶渊明。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一派诗人,虽也不是经常提到陶渊明,他们的艺术风格,却明显受了陶诗的影响。在唐诗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应该说,唐诗的主导风格,是修辞之美与激情的结合,这和陶诗的精神显然不同。所以,陶诗影响所及,范围不是很大。到了宋代,陶渊明开始受到普遍一致的推崇。这是因为宋代的社会气氛比起唐代有很大变化,诗歌的激情和浪漫精神开始减退,而转向对于理性意蕴的重视。北宋最著名的文学家苏轼评陶渊明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特点抓得相当准,评价也格外的高。其他一些著名诗人和批评家对陶渊明也同样备加称扬。至此完全确立了陶渊明作为诗史上第一流诗人的地位。
应该指出,虽然,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陶渊明在宋代比在唐代更受到文人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唐、宋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两代文人精神状态的不同,至少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二章 南朝诗文与民歌

宋武帝刘裕取代东晋后不久,北方也由北魏孝武帝拓跋焘实现了统一。经过一段双方均无所获的战争,南北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在南方,频繁的政权更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但另一方面,这种政权更替,并不像其他时代那样在社会大崩溃的情况下完成,其破坏性相对要小得多,所以经济、文化的发展仍然很迅速。
我们在本编的《概说》中已经说明:经过魏晋进入南朝,文学的价值和特性受到了高度重视,人们对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也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尤其南朝几代皇帝中,不乏有成就的创作家和批评家,许多宗室也以爱好文学、喜招纳文士著称,这种来自最高阶层的提倡,有力地刺激了文学的繁荣。
南朝文学的风气,尤以追求新变为突出。新的题材、新的形式、新的风格不断出现,在并不算很长的时间内,文学的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各种文学批评著作中,“新变”被明确地提出来作一种重要的价值标准,作家也以此为努力的目标。如梁、陈两代的著名诗人徐陵,《陈书》本传概括其文章特点,是“颇变旧体,多有新意”,而在他写给族人徐长孺的信中,却还是惭愧自己缺乏新变。这在总体说来比较守旧崇古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但是,南朝文学也有其明显的偏狭性。
在这个时代,上层权力之争异常激烈,篡乱相寻,而士族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并不完全依赖于一姓一室的恩赐,只要不卷入具体的政治斗争,他们的地位就可以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因此,士族对于所谓君臣之义并不看得很重。正如《南齐书·诸渊传论》所说:“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这是一种与政治斗争保持距离的态度。另一方面,士族又和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脱离。因此,他们的文学也就很少反映社会的政治状况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情形。
南朝的帝王和贵族,大多满足于江南富庶的经济所提供的物质与文化享受,在政治上缺乏雄心与自信,人生态度也缺乏强烈的冲动,因此,他们的文学自然也就难以形成雄壮有力的美学风格。尽管,在理论上,他们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风骨”即文学的生气与力度,作为文学作品的一条重要的价值标准,正是在南朝建立起来的。很多诗人也曾企图通过边塞题材来提高作品内在的激情与感染力。但是,虽然这种尝试给后人留下重要的启发,然而由于他们的创作并不是实际生活的结晶,而只是出于虚拟、想象,成功率并不高。
上述因素,造成了南朝文学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内容来说,主要反映文人自身的日常生活情趣、周围环境,以及他们所认识到的人生的普遍现象。在这些范围内,题材是充分开展的。一切符合于当代审美观念的对象,都被搜索来写入文学作品。尤其是有关山水自然、有关女性以及男女之情的题材,更得到集中的表现。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于艺术形式的强烈追求。在诗歌领域,出现了四声的运用,产生了诗的格律,诗型也多样化了;在文的方面,魏晋以来骈偶化的倾向进一步发展,文章变得更加工整,并在后期逐渐形成所谓“四六文”的体制。诗文的辞采,也更加讲究,越来越精丽工巧。

第一节 刘宋诗文

刘宋诗文的作者,主要是谢家子弟加上颜延之、鲍照等。当代文学的突出现象,从题材来说,是继承东晋后期文学的趋势,从玄言诗风的笼罩下摆脱出来,掀起山水文学的新潮,代表人物是谢灵运;从语言、修辞来说,是继承从曹植到陆机、张协的传统,追求文辞的典雅华美,和状物的工巧刻炼,并多用对偶,代表人物是谢灵运和颜延之。鲍照既有接近谢灵运的一面,也有新的创造。这主要是他的乐府体汲取民歌的特点,造成华艳、浅俗、雄放的风格,对齐梁文学造成很大影响。总之,东晋时期玄学侵入文学,使文学呈现枯寂的现象,在这时得到彻底的扭转。《文心雕龙·明诗》对刘宋初诗歌的演革作了一个大概的描述: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以追新。
尽管“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说得过于简单,但这一节概括还是得其要领的。
谢灵运(385—433),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出身于东晋最显赫的世族家庭,祖父谢玄是淝水之战的主将。他年轻时即袭封康乐公(入宋后依例降爵为侯),故世称谢康乐。有《谢康乐集》。谢灵运门第既高,天资过人,所以为人性格十分高傲,政治上的企望也很大。然而,他却缺乏政治家的素质,处处流露出诗人式的敏感、显露、急躁,所以注定要遭到失败。少帝时,他因卷入最上层的权力之争,又时常诋毁执政大臣徐羡之等,被遣出为永嘉太守。不久称疾隐居。文帝即位后,谢灵运再度入朝,但只被视为文学之臣,遂意怀不平。他平时行为不检,高傲横恣,使朝廷为之不安。诸臣迎合上意,屡次上表奏劾,使他一再受到打击。最后在任临川内史时,又遭纠劾而将被收捕,谢灵运无法忍受耻辱,谋图举兵反抗,终于被杀。
谢氏家产丰厚,因此,谢灵运在任职永嘉、临川及隐居家乡始宁时,经常带领僮仆、门生四出探奇寻胜。《宋书》本传说他:“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游历的经过,便用诗来纪述。“每有一新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同上)谢灵运和陶渊明差不多同时。但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当时并无影响,谢灵运则凭藉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出众的才华,以迎合贵族趣味的语言风格、新颖的内容,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演变。
在这些山水诗中,表现出作者对自然景物之美的高度敏感和刻画、再造而使之成为精美的诗歌意象的能力。《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联,历来脍炙人口,好处就在于能够抓住初春时节景物中细微而不易察觉的变化。不过,这种平易的句子在谢诗中为数不多,更多的是那些以刻炼见长的描绘。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日末涧增波,云生岭逾叠”(《登上戍石鼓山》)等等,都是非常精致的。《诗品》说谢诗“杂有景阳(张协)之体,故尚巧似”,确实不错。但谢诗的状物巧似,比前人更为逼真,富有特征。
正如陶渊明笔下的田园风光蕴含着陶渊明的人格精神一样,谢灵运笔下的山水也是人格化的。先以他用得颇为别致的“媚”字为例,“绿筱媚清涟”(《过始宁野》)、“孤屿媚中川”(《登江中孤屿》),都有拟人的意味,“媚”字在这里表现了一种超拔俗流、孤芳自赏的情怀。再推广而言之,谢诗的意境,大抵具有幽深、明丽、孤峭的特征;尤其是他笔下的山势,极少呈现平远悠渺之状,而多是峥嵘层迭、线条锐利、很有力量的状态。这和他的个性及写作时的心境有关。谢灵运的山水诗,几乎全都是在他政治上失意的时候写作的。他企图通过对山水的欣赏来忘却现实的压迫,但出于高傲和褊躁的个性,一种贤者不能为世所用的孤独和苦闷,总是顽强地冲破超然物外的要求,在诗歌中呈现出来。所以,他的山水诗,常常是外在的平静和内在的不平静的结合。
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
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
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石门岩上宿》)
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孤客伤逝湍,徒然苦奔峭。
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耀。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
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
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七里濑》)
以上二篇是谢诗中的名作,大致可以看出他的一般特点。《南史·颜延之传》载鲍照语,说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此所谓“自然”,当是指其描摹山水,能得真实之貌。谢诗的语言实际雕琢很深。他所要表现的是充满新鲜感的、幽深明丽、色彩丰富的自然景观,以及诗人在这山水面前油然而生的新奇、惊讶、倾慕之感,如果不是惨淡经营、钩深索隐,就难以达到充分的效果。这也是当时人所理解的一种“自然”,他们并不认为只有陶渊明那样的平易浅近的语言才是“自然”。
至于谢诗在语言方面的疵病,一是有时铺排过甚,如《诗品》所言,“颇以繁富为累”;二是有些对句显得板滞无精神;三是多使用典故和深奥的书面语,读来拗口而且费解。谢诗还有一个明显的毛病,即大多是前半部分写游览经历和山水风光,结尾来一段老庄(有时是佛学)哲理,这几乎成了一套固定程式,明显带有玄言诗的痕迹。他既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将哲理融化在形象中,而且,他所表述的那些鄙视世俗荣名、以超脱为高尚的道理,跟他的性格以及诗歌中的内在情绪也不合,总不免显得勉强、累赘。
谢灵运的山水诗比起陶渊明的田园诗来,显然更富于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其人生精神也较为强烈。此外,谢灵运在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由他开创的山水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所以,尽管一般认为他的诗在艺术境界上没有达到陶渊明的高度,但是,要论对南北朝到唐代诗歌的实际影响,却明显超过陶渊明。这一点在了解中国诗史时绝不可忽视。
谢灵运除山水诗以外的作品,主要是拟古的乐府诗,成就不高。倒是模仿南方民歌风格的二首《东阳溪中赠答》比较值得注意。
可怜谁家妇,缘溪洗素足。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
这是第一首,语言浅切委婉,后二句的比喻非常漂亮。从东晋孙绰、王献之等人开始,文人模仿南方民歌的现象就零零星星地出现,经过鲍照到齐梁,成为一时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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