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被动防御”的军事思想形成，除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自然离不开长江、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定居的安乐和富足，自然不会，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而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要守卫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家园，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骚扰的最好办法，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
同时，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防强盗、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为固”的中国，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码着四四方方的文字，迈着四四方方的脚步，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黄色文明。
中国人对于城池的偏爱，除却以上诸多因素外，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人口盛昌、经济繁荣和文明发达的多重基础上。换句话说，筑城的底气在于“建”得起、“防”得好、“守”得住。正如我们喜欢用“固若金汤”来形容防守，或者爱唱“万里长城永不倒”一样，这些都是这种民族集体自豪心理的微妙写照。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城池的建筑还是防护，都是高技术、高投入的产物，不是谁都能修得起，更谈不上修得足够好。而要消解来势汹汹的侵犯之敌，除却厚厚的城墙外，有着高度文明和发达经济的守城一方，自然拥有更多“后发制人”的技术法宝。
中国早期的城池，绝大多数是土筑。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城池都是一副黄秃秃的模样。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版筑的技术。所谓版筑，就是筑墙时用两块木板（版）相夹，两板之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板外用木柱支撑住，然后在两板之间填满泥土，用杵筑（捣）紧，筑毕拆去木板木柱，即成一堵墙。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版筑的技术更是大大提高，普遍采用悬版夯筑法，即用木棍穿过两侧夹板，以绳索固定取直，中间填土夯实，《诗经》中的“其绳则直，缩版以载”，说的便是这种方法。用这种版筑技术筑成的城墙，比以往更结实，因此可以取消旧法中两侧的护城坡，从而增加城墙的攀爬难度。当时有的城墙还采用土坯（单块土坯尺寸约为1米x04米x02米）垒砌，上下交错叠压，以此提高墙体的密度和强度。
大多数的土城墙，为保证牢固度和强度，只能往高、大、厚上靠拢。譬如两千多年前齐国的都城临淄，城墙宽度就达20米，楚国都城郢的墙厚也有14米之多。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厚度，其抗击打能力，足以令人放心。此外，为保险起见，在高大厚实的城墙外，与城墙平行的还有人工挖掘的宽深壕堑（也可以引注河水，成为护城河）。大的都城，城外环周的护沟壕，通常宽度达到30米，深度也在4~5米。
不过，土城也有土城的好处，那就是容易修补。
从军事防御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城池的构筑，可谓布局精妙，机关重重。在高大的城墙顶部，筑于外侧的有连续凹凸的齿形矮墙，称作雉堞，又称垛墙，上有垛口，可射箭和瞭望，下部有通风孔，用来保护墙体。内侧矮墙称为女墙，又叫“睥睨”，一般比垛口低，起护栏作用，防止士兵往来行走时跌下。此外，城墙内部也都修有环城马路和登城道。
城墙每座城门的正中央，都建有城楼，这是城墙顶上精致美观的高层建筑，平日登高瞭望，战时主将坐镇指挥，是一座城池重要的高空防御设施。而在高大的墙体外侧，每隔一定距离，还会有凸出于墙体外侧的一段，这就是马面（又称敌台、墩台、墙台）。马面有长方形和半圆形两种，因外观狭长如马面而得名。马面的使用是为了与城墙互为作用，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敌人。它的一般宽度为12～20米，凸出墙体外表面8～12米，间距为20～250米（一般为70米）。《守城录·守城机要》中记载：“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角，其上皆有楼子。”在使用冷兵器的时代，这个距离恰好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之内。
为了增强马面的防御和战争能力，在马面之上一般都建有敌楼，可以屯兵和瞭望，又可以储藏武器，使城墙的防御性能发挥到最高点。战时既可以利用它外凸和高大建筑的特点，观望敌人，观察敌情，防止敌人迂回城下攻城；又可以凭借敌楼从正面及左右两楼间三个方面的交叉火力，狙击敌人，随时点线相连，编织严密的高空火力网，是城墙防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城墙四角的角台，各建楼橹一座，名为角楼。角楼的朝向与大墙呈135度角，楼的高度、体量介于城楼与敌楼之间，主要用以弥补守城死角即城墙拐角处的防御薄弱环节，从而增强整座城墙的防御能力。战时，角楼内的守御者居高临下，视野广阔，可监控和痛击来自多种角度的进犯之敌。
从军事进攻的角度看，一座城池的最薄弱环节，自然是城门。因此城池的设计者自然会对其加大保护力度，强化其防御能力。规模小一点的城池，一般是设置悬门或吊桥，而大一些的城池，则要设置瓮城。瓮城是建在城门外的小城，又叫月城，是专为保卫城门而设的小城。《武经总要前集·守城》记载：“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即便敌军攻破了瓮城城门，还有主城门防御，由于瓮城内地方狭窄不易于展开大规模兵力进攻，延缓了敌军的进攻速度，而城墙顶部的守军则可居高临下四面射击，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正所谓关门打狗、瓮中捉鳖。《诗经·郑风·出其东门》云：“出其闉阇，有女如荼。”“闉阇”，指的便是瓮城。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城池的城防技术已经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由城墙、城楼、护城河、马面、敌楼、角楼、瓮城等组成的立体城防格局，基本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成熟定型。
第九章 战必攻城（二）（）
梅免的军队首先选择的进攻目标正是张彭祖守护的北门，此门四面开阔，十分适合进攻，梅免决定，就从这里进城！
梅军开始向北门进攻，还没有靠近护城河，就遇到了障碍。原来是人马遇到了铁蒺蔾，这是人工打造的“仿生”武器，具有同样的功能，不过更结实，且能循环使用。《墨子》一书中，就多次提到蒺藜的用途，指出除了在城内要储存外，在地道的进出口和门户都应设置，以防止敌人偷袭。还有陷马坑，设置在敌人通行的道路和城门的内外两侧，呈巨字形或亚字形排列，坑中底部布满削尖并用火烤过的鹿角枪和竹签，坑上以刍草或种草苗覆盖，藉以欺敌。另外，还有一种称为机桥的陷阱装置，主要是部署在壕沟上，平时与正常的便桥无异，但当有敌军攻城时，则可将栝木取下，敌军一践踏桥面，桥就立刻翻覆。梅军叫苦不已，不过真正靠近城墙，准备蚁附攻城时，才遇到真正的麻烦。应用最早也最多的防守武器应该是檑具。早在《周礼·秋官·职金》疏中就有“雷，守城捍御之具”的相关记载。擂具是在一根巨大的木柱上钉上尖锐的逆须钉，然后通过重力投掷产生杀伤力的防守武器。除了木檑，还有砖檑和泥檑，主要是在城中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的木檑替代品，杀伤力自然会大打折扣。
与擂具功能相类似的还有一种称作“狼牙拍”的防守武器。根据《武经总要》记载，狼牙拍是在一块长五尺（157米）、宽四尺五寸（141米）、厚三寸（009米）的榆木板上钉满长五寸、重六两的狼牙铁钉二千二百个，四面各装上一刀刃，以加强杀伤力。敌军攻城时，守城士兵用两组绳子将拍面举起与城墙垂直，待到敌军攀爬到拍面下方时，突然放下，以产生最致命的杀伤力。而针对敌军攻城用的轒辒（又称木驴车，四轮车上立木架，蒙以牛皮，下可容10人，犹如古代木制装甲车），守城士兵则会用一种称为铁撞木的武器进行破坏。铁撞木是木身铁首，铁首由六个铁锋组成，每个铁锋长一尺（约30厘米），状似一颗大狼牙铁钉。通过巨大的撞击力，破坏攻城车辆的顶部，然后再投掷以火箭，燃烧破坏。
针对攻城士兵的还有一款颇有意思的进攻型防守武器，即所谓的“飞钩”，又名“铁鸮”。它是由一个锋利的铁钩和一段长长的铁链组成。因为攻城的敌军士兵头戴铁盔，身穿铁甲，往往行动不便，加上担心矢石攻击，不敢抬头，所以守城军士趁着机会，抛下飞钩，钩住盔甲，犹如钓鱼一般，将敌军半悬空中，任由守城一方痛击。
此外，守城士兵还拥有其他种类繁多的单兵作战武器，如拐突枪、抓枪、拐刃枪、叉竿等。考虑到守城战的特殊性，这些守城武器与野战武器大为不同，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长，一般都在七八米左右。有些武器还需要特别设计，譬如一种叫剉子斧的武器，和一般“直柄直刀”的斧头不同，而是采用“直柄横刀”的方式，主要是用于钩刺攻城人或铲砍攀城人之手。而单兵使用的防御盾牌也有所不同，一般有木立牌和竹立牌之分，两者型制相近，都是又高又大，并附有拐子（支撑架），以便士兵腾出手来，在盾牌后发起攻击。与木立牌相比，竹立牌的防御力更佳，它是将厚竹条用牛皮条编缀而成，甚至整个盾牌都会覆上牛皮，特别坚固，在有敌情顾虑下，士兵巡视城墙或驻扎战棚时，可以用它来防御火炮火箭的袭击。除却这些制式装备外，石灰、沙子、火油，甚至开水也都是必备的防守类攻击武器，虽然杀伤力有限，但也能起到烟幕弹、燃烧弹，甚至毒气弹的效力，以达到扰乱敌军、掩护进攻的作用。
伊阙城墙即厚，准备的守城工具也是十分充足，梅军也只好望城兴叹了，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天，梅军的尸体在北门前堆成了山，却没有能够前进一步。
梅免这才感觉到，问题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
他严令士兵，如果不能拿下北门，军法从事！
第四日，对北门最猛烈的进攻开始了。梅军动用了投石车，石砲车是攻城的重型武器，对城墙有着巨大的破坏力，针对投石车，守城部队采用一种被称作“累答”的防护用具。累答是由粗麻绳紧密编成细密的软帘，表面涂泥浆层防火，然后悬挂于城楼、女墙、望楼外面，以防护墙垛，使其免为飞石所破。
攻城部队也常常利用砲车往城里投掷燃烧弹，因此城墙上的防火措施也非常重要。墨子就特别强调这一点，不厌其烦地强调“涂泥防火”和“多备水具”。大概他那个时代地下水浅（地下三尺即见水），容易打的缘故，他甚至要求每一百步挖一口井，以备之需。《武经总要》要求一座城门必须配置两具水袋。水袋系用牛马杂畜的皮毛制成，一般可以贮水三四石，出水口是一根中间打通，长约一丈的粗径竹竿，权当消防水管。另外，当时还发明了一种能将水推压喷洒的唧筒，遇到城上的城楼或战棚失火，以三至五人为一组，立刻提起水袋灌救，颇有效率。如果敌军在城下起火，则用一种用猪或牛的胞衣特制的水囊，投掷火中，囊破水出。如果是遇到油性的燃烧物，守军还会采用一种大型的麻搭（类似现代拖把）沾泥浆来灭火。
梅免的士兵们在后退必斩的威逼下，向北门发动了冲击，由于城楼上的箭弩和木石太猛，攻城木无法使用，士兵像发疯一样，用手中兵器猛砍城墙，居然把城墙冲出一个十余丈的大口子（豆腐渣工程），大凡到了这个时候，城门的指挥官会下令后撤，进行巷战，但张彭祖用他自己的方法告诉了我们城墙是怎样炼成的。
张彭祖得知城墙被突破后，并未惊慌，他早有预料，准备了后着。
当梅免的士兵们越过城墙破口准备进入城中时，发现城里的士兵用一种奇怪的东西对准了他们。
弩声大作，原来是当时的尖端武器，连弩。这种射速极快的连弩给梅免的士兵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慑，一时不敢进攻，张彭祖不愧为名将，他知道梅军很快就会卷土重来，没有呆板的去修理城墙，而是迅速的用树木修建了临时城墙——木栏。
越是这种危难的时侯，这种随机应变的细节最能反应将领的水平。
果然，不久后，梅军重来，与张彭祖军争夺木栏，守军用弓箭还击，但由于敌军太多，渐渐不支，此时，闲着没事干的其两门守卫郑吉、高一箭等人带领士兵前来助战，刘病已此时正确分析了战场形势，带领主力亲自赶来增援，守军士气大振，与梅军死战，刘病已考虑到城墙如果不修好，迟早抵挡不住对方的进攻，便命令一边作战，一边修城墙。
战争有时要避坚攻瑕，首先挑选敌方的薄弱环节来攻击，有时则相反，先集中全力与敌方的主力硬拼，突破了这一关，其他部分就可以迎刀而解。在这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中采取哪一种，主要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来决定，但与指挥者的决心、作风以及他的指挥艺术也有关系。刘病己运筹用兵好像一个大赌徒，他宁可使自己全军覆灭，也要把他可能筹集起来的大部分赌注全部押在一笔足以使对方倾家荡产的输赢上，不大胜，则大败。因为他明白这场战争的性质就是背水决死的死战，要末战胜了，找到自己的生路，要末战败而死。第三种选择是没有的。
梅免认识到北门的城墙是一个绝好的突破机会，他亲自督战，务求必克。
刘病已最初听到警报后，立刻作出坚决和紧急的决定。他派出传令官传令所有部队一律坚守阵地，他调动第二线的后续部队开到比较薄弱的第一线去参加作战，预备队全部开进第二线去填防。刘病已力求一战的决心和梅免如出一辙。
刘病已下达了这些命令之后，就率同王平、高一箭、郑吉等人率领他自己的五百名亲兵迅速驰往北门。刘病已的行动是迅速的，可是梅免的部队行动得比他更迅速。刘病已驰抵前线时，看见自己方面的城防部队挡不住敌方勇猛的进攻，正在纷纷撤下来。第一线的长官张彭祖本人也是一面抵抗，一面后退。缺口处麇集着成千上万的人马，形成黑压压的一片，正在想方设法地尽快过来。
刘病已赶到前线的时候，正好看到麇集在缺口周围的贼将将要利用这个有利于他们的地形向纵深方面发展。形势确乎是危急的。
第十章 下山猛虎（一）（）
刘病已既没有去招呼溃败的士兵，也不去解救在敌军包围中的张彭祖，他凭着长期战斗的经验，立刻判断出谁占领和保持了这座缺口，谁就会取得这个局部地区战役的胜利。
刘病已不假思索就催动坐骑。挥舞着百练剑直往缺口的敌丛中冲杀过去。他连对自己的部将和亲兵们也没有打个招呼，因为他了解，在这个严重关头，主将的意志就是全军的号令，他主将的马首所瞻就成为全军突击的方向。
他自己冲到哪里，全军就会跟上来和他一块儿冲锋、搏杀。他腾云驾雾般地冲进敌阵，被马蹄掀起的泥土尘埃既遮蔽了他的视线，也遮蔽了梅军的视线。他们好像隔开一道尘雾的屏障，在他还看不清楚对方的真面目时，四、五条长枪已经一齐向他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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