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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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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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就看大雪飘飘了。

东北人讲究猫冬,胡子也猫冬,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更是东北的自然环境使然,老天爷叫你猫冬。南方四季如春,一年种两季,脚后跟撵脚指头地忙活。这东北,特别是北满,一年中半年时间大雪封山捂地,庄稼上场、进仓了,庄稼人就猫冬了。胡子打家劫舍,从春忙到夏,树叶落了,腰包鼓了,就“插枪”(把枪藏起来。把枪用枪油擦拭,或是把蜂蜡融化了内外涂遍,用油布包上几层,装箱埋入地下,几年都不会损坏)回家了,或是寻个地方吃喝嫖赌去了。第二年开春天暖了,再回来重操旧业。较大的队伍有山寨(胡子称“底窑”),胡子头有的在山寨猫一冬,有的也下山花天酒地。当然,也有春夏秋冬连轴转的。东北的冬天太冷,伸不出手。而且大雪铺地,官兵很容易寻着脚踪找到你,危险性大。可若“年景”不好,之前收获不大,连年都过不好、过不去,那也就顾不上这些了。这本来就是个脑袋掖在裤带上的营生。只是眼下兵荒马乱,胡子一帮接一帮的,这营生就不大好干了,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就不大好使了。

“高粱割(音ɡá)了,义勇军垮了。”在当年的资料和如今九十岁左右的老人口中,都能听见这句话。风起云涌的义勇军是被日军打垮的,也是因为军饷无着、衣食艰难,被1932年的严冬击垮的。

孙仁宇是秋天拉队伍上山的,山大王还没怎么当出感觉,那人就一阵阵开始发抖了。几百弟兄的棉衣还没着落呢。这位原东北军的连长,能被王永江说得热血一阵阵热起来,不光因为之前打过日寇,还因为想靠共产党的力量,帮他熬过这个冬天。倘若像那些老山林队那样插枪猫冬,明年春天,这些弟兄还能回来吗?他心中没底,说不定就散伙了。这种心理,在这个团其他几支同样经历的队伍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王永江很急,不断向县委报告、求援,县委也一样着急上火。1000多人的队伍,一半左右没穿棉衣,那种环境、条件,发动群众紧赶慢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干出来的呀!

就在这时,驻依兰县城日军派人送来劝降信,答应保持原队建制,官升一级,还发“奖金”。

“假投降”的意见,不知道是谁先提出来的,反正孙仁宇是极力赞成。

王永江不同意:孙团长,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这种事不能干。

之前一直挺听话的孙仁宇,这回不听摆弄了:不干也行,你说怎么办吧。不抢不夺不绑票,这是你宣布的纪律,那也得有个进项、财路呀!草爬子光吃不拉,人能光拉不吃吗?你说咱们打日本子,抢夺日本子的,这话没错,可弟兄们冻得刚出壳的鸡崽子似的,这日本子怎么打?假投降,糊弄它一把,白捞它一把,有什么了不起的?它日本子不也是一个鸡巴俩卵子吗?去趟依兰城,就得随了它呀?俺孙仁宇也是七尺男儿中国汉,也打过日本子!

能言善辩的王永江,就有些无言以对。

没收日寇、汉奸的财产,用作抗日经费,这是后来的事。那时候有句像口号又不是口号的话,叫“不抢不夺”。不光汤原地区,整个北满,还有南满,在游击队初创时期,都这么讲。红军怎么能抢夺老百姓呀?那不成了胡子了吗?打土豪当然可以,特别是在“北方会议”之后。问题是一些义勇军闹得欢的地方,义勇军失败后,胡子闹得也欢,因为溃散的义勇军,许多都变成了胡子。像孙仁宇这样又抢劫又抗日的山林队,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就是乡下的有钱人躲胡子,都跑到城里去,没土豪可打了,城里的土豪什么的又打不了。眼下几支队伍凑成的这个团,实际就是乌合之众,不经过一段教育、整顿、训练,是根本上不了阵的。而要挺过这段时间,不想个什么法子,就这么“不抢不夺”下去,迟早是要散伙的。

王永江咬咬牙,决定假投降,骗鬼子一些给养弹药,再把队伍拉出来。

奉系军阀时代,山林队假投降屡见不鲜,只不过这回对付的是日本鬼子。而马占山那段投降又反正的经历,无论怎样千差万别,在眼下一些当事人的心目中,也是差不多的。

杨树明和张旋风不同意,都说这事儿太悬乎了,弄不好假戏真做,那就全毁了。

王永江叹口气,道:那你们说怎么办?

你瞅我,我瞅你,谁也拿不出办法。

王永江说:就这么办了,出了问题俺兜着。

杨树明心头实在不踏实,提议去请示县委。王永江也觉得事关重大,于是两个人去中心县委汇报,张旋风和几个党员留下,随孙仁宇带队伍去依兰假投降。

日伪当局竭尽所能地“欢迎”、“款待”孙仁宇和这支队伍。

先是大灌迷魂汤。识时务者为俊杰,孙团长可是当今的大英雄、大豪杰呀。无论内心怎样鄙视这个没气节的胡子头,带翻译、不带翻译的日本人,都毫不吝啬地将这类语言奉献给他。汉奸、走狗则大讲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以及“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什么的。同时不惜血本地大发“薪金”、“奖金”,成天大米白面,有鱼有肉。对孙仁宇自然更不会亏待,单独一幢小洋房,专门一个做饭的,还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日里夜里伺候着。

比之枪打炮轰死伤人,哪多哪少,鬼子当然会算账。不过,比之同期和后期伪军所受的待遇,这一次确是非同寻常的。据笔者所知,这时如何对待像孙仁宇这类的队伍,伪满最高当局尚没有统一的条条框框,那就是各地随机处置了。而如此“厚待”孙仁宇这些人,意在招揽更多的孙仁宇为其效劳,则是无疑的了。

能在东北军中当个连长,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人上人了。当了胡子头,虽然吃香的,喝辣的,毕竟委身草莽,经常露宿风餐。他未必不会想到日本人只是利用他一会儿,就像那个年代民间大众常用来比喻的揩腚的棍子,我们也不好断言他一开始就想假戏真做。但是,现在那骨头确实在那温柔乡中酥软了,曾经沸腾过的热血很快冷却了。

几天后,张旋风和几名共产党员,还有一些拒不投降的血性汉子,被孙仁宇绑出依兰城南门外。枪声中,有人扑倒了,还在用最后一点儿力气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骂“孙仁宇走狗汉奸”,“俺操你八辈子祖宗”。

和胡子合伙又垮了

鹤岗煤矿矿井队有个迫击炮排,通过党的秘密工作,争取了两个士兵。约定12月底的一个晚上,由他们打开枪炮库,里应外合,夺取武器,得枪又得炮。

两个士兵中有个姓杨的上士,这人不担事,成天算计着动手的日子,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排长姓那,有个弟弟当班长,这小子鬼精鬼灵的,看出杨上士心里有事,而且不是一般的事,就把杨上士拉到个小饭馆里套上话了,结果就套出来了。

到了动手的那天晚上,王永江带人来到矿井队西边围墙的缺口处,刚探头朝里张望,一阵排子枪打过来。王永江知道又坏事了,赶紧下令撤退。

还得夺枪,这回盯住的是黑金河金矿矿井队。当地党组织派进去个外号“张大眼珠子”的党员,发展了几名反日同盟会会员,那天晚上站岗的全是这些人,进去就把矿警队收拾了,缴获长短枪27支,还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王永江抱着那挺机枪,像抱个刚出生的大胖儿子,乐得合不拢嘴,泪流满面。笔者判断,这极可能是东北共产党武装拥有的第一挺机枪。

队伍又像模像样地拉起来了,叫个“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50多人编为一个中队,王永江为总领导,杨树明为中队长,戴鸿宾和两个骨干为小队长。

“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是对内的番号,对外叫“仁和”——一听这名字,不就是绺子(胡子队)吗?

像说道朝鲜(族)人一样,不说道说道东北的胡子,本书许多内容就说不清楚。

东北胡子源远流长,究竟始于何时,笔者请教过一些专家,难有定论。比较一致的见解是,绝对数量不好说,按人口比例,在近现代史上,在东北被称做“胡子”的土匪,应为全国之冠。而且,一位胡子出身的人物能够成为“大帅”、“东北王”,并控制北洋军阀政府,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还有被称为“辅帅”的张作相,以及后来江桥抗战的民族英雄马占山等等,寻到根头,都是胡子。榜样的力量即便不是无穷的,也是很大的。不能金榜题名,那就当胡子,受招安,当大官——这也是东北胡子多的原因之一。

还有日本胡子、白俄胡子。一些日本浪人,有的是追求或向往杀人越货、恣意妄为的胡匪生涯,并幻想以此出人头地,有的是犯了罪铤而走险,有的还有陆军情报部门的背景。他们想方设法加入绺子,也学得一口黑话,与中国的胡子首领歃血为盟,结拜兄弟,有的还当了头目。像报号“红颜龙”的山本重太郎,报号“小白龙”的小日向白郎,报号“铁甲”的根本豪,还有女胡子头“满洲阿局”等。从日俄战争到“九一八”事变,这些从装束到语言都难看出是日本人的胡子,操纵、利用胡子,成为日本政府和军部推行大陆政策的别动队。白俄胡子,即苏联十月革命后逃到东北的白俄匪帮。“九一八”事变后,一心恢复昔日天堂的这帮东西,把希望寄托在日军北进上,死心塌地效忠日本,抗联没少与这帮东西作战。

为什么东北管土匪叫“胡子”呢?有关专家和民间老人说法不一。一说是打家劫舍前要化装,把自己搞得青面獠牙,头发、胡子染成红色。后来有了火药枪,为了防火药、铁砂倒出来,枪口要塞以红缨,作战时将其拔出来顺便叼在嘴上。所以,最初的胡子,据说是被称做“红胡子”的。一说是最初的胡子都留长发长胡子,既能镇骇对方,又可掩盖真面目。虽然有几代为匪的胡子专业户,毕竟多数人迟早还要回家过日子、做好人的。那时没有透明丝袜什么的套在头上,满脸胡子一刮回家了,就是最便捷的整容术了。一说是满清入关后,汉族移民渐多,并带来比较发达的农业、商业,富有阶级就受到抢劫。历史上,汉人称北方少数民族为“胡人”,这些抢劫者就成了“胡子”。还有一种说法,一是顾名思义胡来,胡作非为,二是用“胡子”形容其多。一位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民俗学者,干脆用了这样四个字:“遍地都是”。

“九一八”事变后就“遍地都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叫“遍地起胡子”。

有资料称,事变前辽宁全境胡子为1800余人,事变后一些地区一个县就不止这个数。像兴京县,多则几百人,少则十几个,光有字号的胡子队就30多个。

把义勇军一竿子打入胡子之列,显然是错误的,而且属原则性错误。“九一八”事变前,称“山林队”也好,叫“胡子”也罢,就是胡子。当然也有区别,有的只绑大户,有的连穷人也一样祸害。事变后就不同了,各种抗日武装统称义勇军,包括胡子。有的真抗日,有的一边抗日,一边发财,有的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打家劫舍。“海伦经过长时间的义勇军蹂躏”,“他们对于反日军之土匪行为,将有深深的增(憎)恶”。这类文字在当时各地党组织给省委的报告中,不时可见。1933年5月,汤原中心县委在给省委的一份半年来的工作报告中说:“有一次,离鹤岗郊外三里地,一个人空手就缴了四个日军的械和打死了三个日军”。这虽然是个极端的例子,却也让人想见城外是谁的天下。

关东这片黑土地,虽然胡子不断,到了还是难免两条道,或者被剿杀,或者被招安、收编,吃官饭。这招安、收编,一怕缴械,二怕编散。缴械,没了枪杆子,就像老虎没了牙,编散了,弟兄们抱不成团了,那早晚还是一码事。当年王德林啸聚山林,地方官员谁也不敢打他,张作相就是以原班人马一个不动、一枪不缴为条件,将其收编为13旅63团3营的。如今小鬼子也来这一套,嘴上说得好,谁知安的什么心?

汤原地区几十支义勇军、山林队中,较大的是“屠旅”和5团,原来都是马占山的东北军,有的投降了,有的成了山林队,有的拿不定主意。当胡子不容易,投降不甘心,还怕被缴械。有的就跟日本人谈条件,谈成没谈成,投降不投降,暂时原地驻防维持治安,彼此都没底,麻秆打狼——两头害怕。5团投降时,日军到驻地举行仪式,点名,一个营长突然拔枪射击,一些弟兄也纷纷出手,打死4个日本军官,其中少佐、大尉各一,另有10余士兵。鬼子也有防备,机关枪扫起来,打死30多人。5团降的降,散的散,有个连长带几十人上山,报号“忠厚”成了山林队。

胡子都有字号,字号五花八门,都有讲究,大体可分五类。一是炫耀武功、实力,如“双枪”、“打得好”、“打一面”;“三省”、“九江”是地盘大、有势力,其实有的绺子就十几个人,屁股大块地方。二是图个吉利,希望大富大贵,如“常占”、“九盛”、“宝全”,等等。胡子干的是刀尖上的营生,自然希望性命、财富长长久久。三是表示一种人生志趣,“天良”、“君子人”听着和善,“野狼”、“黑风”就凶残,令人恐惧,这也正是要达到的效果。而“九一八”事变后的“反日”、“打日本”、“压东洋”,其政治取向不言自明。四是首领名字,如后面将写到的“朝阳”,其首领就叫孙朝阳。这种情形较少,因为字号兼有保密功能,自报家门,官府找上门去,灭你全家。像“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产匪の研究》一书中,谈到同年2月12日在抚松县二道流河召开的一次联军会议,1军军长杨靖宇等人的姓名赫然在列,与会的山林队则只有字号,首领“姓名不详”。五是在字面上看不出什么,如“老疙瘩”、“一枝花”(并非女性)、“青山”等,一般都有出处,大都因其首领之好恶而得。许多字号带有迷信色彩,这一类就更浓。“九一八”事变后还有一种特例,就是“屠旅”、“王参谋长”、“赵团”、“王营”、“刘连”什么的,基本为原东北军的队伍,旅长姓屠就叫个“屠旅”,以此类推。他们瞧不起胡子,就这么番号不番号、字号不字号地叫着,以示与胡子不同,其行径也与胡子差不多。难说有胡子就有了字号,也应该和胡子的历史差不多,有的还成了地名,如黑龙江省庆安县天明阳镇(当年属吉林省)。“天明阳”首领姓张,不骚扰百姓,又坚决反日,后来被俘,押送哈尔滨731部队,下落不明。

“胡子进屯了!”“胡子‘打街’(“街”即镇子,又称街基,打街即攻打镇子,“街”音ɡāi)了!”在儿时听老年人讲的关于胡子的故事中,是不时会听到这样的惊叫声的。来的倘是小帮胡子,在梆子、锣鼓或铜盆什么的敲打声中,青壮年就会操起棍棒和杀猪刀什么的,前去应战。倘是大帮胡子,打不了,那就只有任其抢掠。当然,来得及逃跑时,那就逃跑了。东北人管躲避战乱叫“跑屁头”,躲避胡子叫“跑胡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躲避沙俄侵略者,还“跑毛子”。

可现在,人们不喊了,也不跑了。遍地起胡子,往哪儿跑哇?

1932年(无月日),《中共满洲省委××同志关于华子沟一带一般状况与组织情况的报告》中说:“土匪现在已不像以前了,都是成为正大光明的范围了,成为乡村的直接统治者。”

东北是移民之乡,也是打工之地。那些有几百几千,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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