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发现什么端倪。
朱由检出了文华殿门后，便走到汉白玉台阶上安置的御座上坐了下来。他坐下之后便扬起手做了一个手势，身后的王承恩便心领神会的让一边站立的太监宣布，今天的国是会议正式开始了。
朱由检的人虽然坐在这里，但是心神却并没有放在国是会议上。从乾清宫出发之前，从天津加急传来的沈阳情报终于放到了他的面前。
从营口建立以来，辽东和天津之间的联系就比过去容易的多，也频繁的多。不过营口毕竟是一个用于贸易的新建港口，城内的居民并不算多，女真人更是几乎没有。因此，想要在营口打听后金的情报，几乎很少能得到有用和及时的消息。
社会调查局几经努力之下，终于在今年3月和阿敏的亲信家奴以合作的方式，在沈阳城内开设了一个酒楼，以打听后金内部的各种情报。
自从努尔哈赤起兵之后，辽东的农业就出现了大幅度的退步，虽然建州女真依靠武力从辽东汉人手中劫掠的物资，足够养活整个女真一族。
但是随着关宁防线的稳固下来，后金能够从大明这里抢掠到的物资就远不如过去了，加上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的，交好蒙古和掠夺野人女真人口以充实建州女真的政策，使得后金每年消耗的物资都呈现扩大趋势。
黄台吉登基时，依然秉持了努尔哈赤制定的国策，但是辽东原本就落后的农业加上天灾，使得后金的粮价一度达到了每斗8两白银的天价。为了维持后金的经济不至于崩溃，黄台吉登基时，便一改努尔哈赤对于汉人的高压政策，改为怀柔汉民，以恢复辽东的经济生产。
此外，黄台吉还借着这个机会，下令汉人与满洲分屯别居。先以汉人十三壮丁为一庄，给满官为奴。很快，又变成了每备御止留八人，馀悉编为民户，处以别屯，从而消除了八旗旗主势力不断扩张的隐患。
而在商业上面，黄台吉加强了对外贸易的监管，一方面是打击后金国内的走私贸易，一方面则是更好的管控物价。而粮食贸易更是后金监管最为严厉的一个行业，没有得到四大贝勒的准许，就算是满蒙亲贵私下酿酒，都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
辽东原本就是苦寒之地，辽民十之七、八都嗜好烈酒，后金下令禁止私酿酒之后，沈阳城内的酒楼生意就一直很好。就算是阿敏也甚为眼馋其中的利润，但是苦于没有粮食的来源和明国酒水的供应渠道，他也只能想想而已。
四海贸易公司向他提出了，双方合作在沈阳开办酒楼的提议后，阿敏没有多加犹豫就同意了。相比起从陆地上长途运来的高价酒水，从天津利用海船运输到营口的酒水显然要便宜的多。
这个酒楼开办了不到3个月，就赚回了所有投资成本，阿敏对于自己得到的分红也很满意。而社会调查局也的确从酒楼内听到了不少消息，比如六月份后金朝堂上对于出兵伐明还是讨伐林丹汗的争论。
不过去酒楼饮酒的，都是女真人中的中低阶官员，虽然他们在酒席上的谈话有着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但是喝醉了酒后胡乱吹牛的虚假消息也不少。
负责在沈阳城内主持搜集情报的调查局官员，不是头疼于如何收集情报，而是如何从一堆南辕北辙的消息中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而在另一方面，沈阳和营口之间往来不便，后金此时还处于国力上升期，因此官员的办事效率和能力，倒是比大明的官员还高上一些。努尔哈赤和黄台吉都是惯于使用密探打探大明消息和拉拢明军将领的人物，因此他们对于沈阳城内的监控还是相当严密的。
对于四海商行这种来自明国的商人，虽然有着拉拢的想法，但是对于这些商人的监控也从没有放松过。社会调查局开办的酒楼，每月从营口运输酒水往沈阳的车队，始终都处于最严密的搜索之下。
如果不是社会调查局始终坚持着，没有主动交接后金官员，从旁打听后金朝堂上的消息，沈阳和营口之间的情报传递使用密语，恐怕这个酒楼早就被后金所关闭了。
而今天早上姗姗来迟的情报中汇报，黄台吉于十月初一率领大军出沈阳，据闻乃是去讨伐西迁的察哈尔部。黄台吉大军出城之后，沈阳城便封锁了5日，以防备蒙古人走漏消息，是以此次的情报传递才会滞后。
根据调查局人员在酒楼听到的闲谈，黄台吉此次出兵察哈尔，只是从八旗各牛录中挑选了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并无携带投降后金的汉人军将。而随黄台吉出征的，除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莽古尔泰之外，还有岳托、济尔哈朗、豪格等众小贝勒。
二贝勒阿敏坐镇国内，后金八旗主力尚在，加上投降后金的汉人军将未动，因此虽然黄台吉抽调人马出征察哈尔，但是国内的防御依然稳固不摇，不是可以轻易进攻的对象。
自从同后金议和之后，大明和后金就开始了初步的接触，原本对于后金军制和国内形势一无所知的大明朝堂，终于开始对这个崛起于辽东的野人部族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
和女真人打了近十年的仗，大明君臣对于后金的了解，也不过是努尔哈赤、八旗军队等寥寥无几的名词而已。同后金议和之后，不过一年时间的贸易往来，总参谋部和内阁大臣们得到的关于后金的消息比过去十年的总和还多。他们总算知道了，现在后金国内除了一个大汗之外，还有四大贝勒共同议政，十固山贝勒执政的怪异制度。
而对于总参谋部和兵部官员来说，他们终于不用费心的从前线将领的战报中去估算后金的军力了，那些将领报告中，动不动就是击退了长甲兵十余万，短甲兵十余万，都快要把女真人形容为撒豆成兵的妖人了。
根据社会调查局的报告，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以来，八旗名下初有牛录200个，到了今日大约总数已经达到了246个牛录。
牛录原本是从前建州女真出兵打猎时设置的临时首领，当时女真人以每十人为一牛录，推举出一名首领，以指挥这一牛录打仗或是围猎，牛录首领又被称之为箭主。
努尔哈赤吸收了建州女真这一传统习俗，制定了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八旗制度。他不但扩大了牛录的规模，还固定了牛录首领的地位，从而稳定了建州女真的军事化组织。
而牛录也就成为了后金最基本的一个社会单位，屯垦田地，征丁披甲，纳赋服役，都以牛录为计算单位，而八旗制度的实质，便是每300人设一牛录额真，五个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个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固山就是女真人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汉语即为旗，因此也被称之为八旗制度。
这种严密的社会组织形态，显然要比大明的皇帝…官员…士绅…平民等级制度更容易动员人力和物力资源。在崇祯眼中，如果去掉了八旗制度中的奴隶制和上下级之间的人身附庸关系，那么这已经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度相差无几了。
人口百倍于后金，却屡屡被女真人所击败的明军，其实输得并不冤枉。撇开双方军事统帅的指挥艺术和两军的装备比较，仅仅是军队的组织度上，明军已经差了女真人数条街去了。努尔哈赤可以切实的掌握八旗的每个牛录额真，但是明军的统帅除了自己的家丁和亲信外，是指挥不动非嫡系部队的。
在努尔哈赤设想中，每一牛录设定为300人，出战时按照三丁抽一人或是五丁抽一人的比例，编组成一个牛录的披甲兵，由牛录额真率领。
不过在常年的征战中，因为战损和补充丁口的关系，各牛录人口并没有接近这种完美的状态。而且建州女真毕竟还处于一个奴隶社会的形态，八旗旗主实质上就是八旗的奴隶主，而努尔哈赤就是最大的奴隶主。
既然是奴隶主，自然就做不到把自己劫掠的人口财物交给其他人享用，即便是努尔哈赤自己，对于八旗也是有着远近亲疏的不同态度的。因此努尔哈赤自领的两黄旗自然是兵强马壮，往往能够优先获得人口和财富的分配，其名下牛录规模常常超出300人的标准。
至于关系疏远的两蓝旗和建立时间较晚的两白旗，不仅牛录人口往往不能达标，就连牛录数量也少于各旗。
黄台吉登基之后，虽然很快控制了两白旗，并同原先的两黄旗进行了交换，成为了新的两黄旗。但是实力强横的新两白旗，很快便团结在了多尔衮兄弟身边，以阻止黄台吉继续对这两旗进行削弱。
黄台吉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把牛录的基本人数降到200人，并规定每牛录出兵60人，其中或多或少，务于三人中选一人。他牛录甲虽有余，亦不许补不足。
这条规定显然是针对人丁茂盛的两白旗和正红旗，毕竟后金一向依靠劫掠为生，出兵的多寡，直接影响到战利品的分配。人多口杂的两白旗和正红旗，如果每次出兵都和其他旗获得的战利品一样，那么那些八旗将领们必然会被手下的旗丁们所埋怨。
按照这个情报，黄台吉出动的八旗甲兵不会超过5000人，按照每一甲兵配备两名无甲兵计算，就是15000人。这些无甲兵，大多是女真人携带的奴隶或是子侄，负担出战时的后勤、杂役等工作，也在战后负责向后方运回战利品。
除了这些八旗军将之外，便是黄台吉及以下的女真亲贵身边的亲兵家将，因此女真人此次出征察哈尔部的兵力，不算蒙古附庸部落的兵力，应当在1万5千到2万之间。
按道理说，以这样的兵力攻打察哈尔部是足够了，但是攻打有着长城防线的大明，显然是有所不足的。但是崇祯心里依然还是不能释怀，只要黄台吉的军队一日没有同察哈尔人交战，他总觉得这件事就没有结束。
第563章 倪元璐的忧思（）
国是会议召开之后，坐在御座上的崇祯就一直没有发话，与会的官员们也从刚开始的互相试探，很快就变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
事实上自从掀起了盐引案的舆论之后，在新政推行后失意的官员们，就把目标对准了首辅黄立极。
这些失意的官员多以科道官为主，其次便是户部和礼部的一些官员。这些户部官员是因为不称职而被调离了实权位置，现在只能干些整理档案和编撰部门日志之类的文牍工作。而礼部官员则是不忿于，新政的推行让礼部失去了教坊司的收入，原本就清苦的礼部官员，现在的进项就更少了。
当这些失意官员们得到了江南士绅的支持，在京城掀起了舆论压力时，原本以为黄立极在这种舆论压力之下，只有避位让贤一条路。
但是没想到，黄立极居然没有遵从以往大明官场的潜规则，明明受到了这么多科道官员的弹劾，但是却始终没有向皇帝提出辞呈。
在这种状况之下，盐引案本身反倒失去了众人的关注，首辅黄立极的去留，新政的废止，才是这次国是会议争论的焦点。
虽然倪元璐等人极力约束着交好的党人，希望大家把火力集中在黄立极身上，而不要牵涉到新政身上。虽然新政是黄立极主持推行的，但是京城有点见识的官员都很清楚，在新政的背后站着的是崇祯。
为了保护新政，皇帝也许会考虑放弃被千夫所指的首辅黄立极。但是一旦让崇祯意识到，这些官员的目的是想要推翻新政，那么事情就会发生让人无法预测的变化。
新官上任都有三把火，更何况是一位新皇帝。新政中虽然有许多不合时宜的地方，但是倪元璐等人也认为，新政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最起码，加强中央六部对于地方官员的管理上来看，新政的某些举措还是很有益处的。
就算是东林党人，也希望自己执政的时候，能够做到中央发布的命令，地方官员能够遵照执行，而不是敷衍了事。以往在大明的官场上，就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对于中央发布的政策，地方上多是有选择的执行，当然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执行。
如果政策不利于地方官员和士绅，那么这条政策就会被搁置起来，不让下面的百姓知晓。这种欺上瞒下的手段，又以东南沿海地区的禁海令为最。
地方上的士绅豪族借着朝廷禁海防备倭寇的政策，禁绝了普通商人和百姓参与海外贸易，自家做起了独家的向海外走私的贸易，从而取得了惊人的垄断利益。
东林党人本身就以江南缙绅居多，对于其中的关键又怎么能够不清楚呢。他们在地方上担任地方官员时，自然不愿意朝廷发布什么政策，干涉他们治理地方的权力。
但是一旦他们进入了中枢，成为了大明朝政的主事者之后，他们顿时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希望各地官员能够遵照中央的命令行事，而不是搞什么独立王国。以苏长青来看，这便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的表现。
虽然东林党人的施政能力低下，从他们在万历后期上台到天启落幕的执政结果就能看出来，这一段东林党人的执政时间，正是努尔哈赤建国立基的时间。
但是东林党的创建人顾宪成，其创建东林党的目的，却是推崇实学，提倡“躬行”，反对空谈心性，志在挽救大明的世道人心。所以，就其本质上来说，东林党是支持对大明朝政进行一定的改革的官僚团体。
只不过东林党人并没有制定改革的目标，党内也缺乏像张居正那样的改革领袖人物，再加上后金的崛起，使得朝政的重点不得不从内政改革让位给了军事建设。而明军同后金交战连续失败，丢失了大半个辽东之后，他们就陷入了同朝中非东林党人的激烈党争中去了，再无精力研究改革的问题。
其实就东林党这个团体来说，大部分人都同当年支持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官员们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万历朝之后，张居正能够迅速得到平反的原因。
当初支持东林党人的士绅们，同样也是最先感受到大明王朝有倾覆危机的一群人，作为大明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当然不愿意大明王朝就此倾覆，从而损害到自己的利益。
只不过他们尚没有找到改革的方向，就已经同朝中的非东林党人陷入了水火不容的党争。最终，东林党内最出色的一批精英完全消耗在了无意义的党争之中，只剩下了明哲保身和碌碌无为之辈。
到了崇祯登基时，虽然东林党内还有倪元璐、黄道周等后起之秀出现，但是东林党人已经把主要目标放在了替东林党翻案，而不是主持大明内政改革上面了。
如果按照原有的历史，从天启去世之后，朝中的官员从此便分成了两派，一派要替东林党翻案，打压阉党余孽。而另一派则是为阉党辩解，指责东林党人党同伐异。两派官员轮流更替，朝中争斗从此永无宁熄。
双方的斗争从崇祯朝开始斗到南明结束，甚至于在这些文官投降了满清之后，还在顺治末年搞出了一个南北党人案。大明最后的人心士气，就在这永无休止的党争中默默的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华夏文明至此进入了沦落三百年的黑暗期。
不过在现在的大明，新政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已经压倒了一部分东林党人想要争论的是非黑白。崇祯对于东林党案采取不争论，悄悄平反的态度，使得东林党人无法借助东林党案平反的机会煽动朝野，掀起对于阉党成员的清算案。
而黄立极的新政改革，又极大的增强了北方士绅的力量，大多数新政政策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