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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辆小轿车返回太平门后，未令缴出枪弹者等候多久，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分乘五辆卡车从太平门驶出，十分钟后赶到蒋王庙。迅速占领山头，旋风般架起轻、重机枪，夹以三八步枪，猛烈地向俘虏群开火，弹头象雨点般地向俘虏们身上泼去。
吴炳生看到日本兵抢占山头，又旋风般对准他们架起轻、重机枪，意识到了上当受骗，枪声一响便就地倒在身边的沟里装死。紧随着他倒下有两具尸体倒在他身上，虽受压而又不敢动弹，希望以此作掩护，逃出生命。
另有几个勇敢者突然醒悟，冒着日军密集的枪弹呼喊着前仆后继，冲了出去。其余均在惊叫声中被日本兵打死。
面对成片散兵的尸体，日本兵又排成横队，见尸一一补刺一刀。有呻吟者还要用刺刀拨动伤者的身子，连刺几刀致死。日本兵的一把刺刀透过一具尸体刺穿吴炳生的外胯肌，未刺到致命处，而他忍受剧痛未敢喊叫。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待日本兵在邻近的一个山沟里运走枪弹后，他便从尸堆里爬起来，又用绑腿包扎好自己的伤口，想着逃出地狱的办法。
15日晚上，天变阴了，天上漂着流动的云层，未圆的月亮不时从云缝中露出。紫金山北面一带长满山柴的丘陵时隐时显，很有利我们去逃命。我们估计日本兵此时不可能出来，周围三四十人分成好几股，各自商议逃命的途径。其中最担心的是渡江地点和有无船只的问题。
罗参谋和另外三个当官模样的军人都带有短枪，他们记下了这笔仇恨，在天才黑的时候便下山去了。
我们这一伙有十二三人。李老头和麻子对这一带的道路一无所知，计划跟随他人从尧化门之东横越铁路，借助南京城里和下关方向的火光，往北偏东方向直达江边。他们认为为了赚黑钱，总会有一些胆大者星夜架船到这一带偷渡。
天黑后，我们抓紧时间悄悄地下得山来，谁也不敢到蒋王庙小街寻问情况，从其街外横越公路，沿着小路向北走。我心里很害怕，担心天黑跟不上，哀求李老头一定要带我逃到江北去。李老头也要我放心，要求我紧紧跟着他走。
谁知道在尧化门之东横越铁路时被日本兵发现，枪声一响我看到麻子倒了下去，他还轻声喊着“快跑，快跑！”惊慌中我没有看清是不是李老头，紧跟着几个人狂跑，一口气向西跑出一二里路。待停下来看看南京城里和下关方向火光构成的轮廓，判定此时自己的位置，认为危险性更大，于是5个人一行又向北偏东方向赶路。
我失去了李老头的依靠，心里更加害怕。但又不敢哭。好在他们看我可怜，要我跟着他们赶路。这一夜到底走了多少路谁也不清楚，天快亮时来到乌龙山下游，距炮台约七、八里处。当即睡在深草丛中等待天黑，盼望夜间江北有船来偷渡。
到了下午，我们发现不远处也有十多个人躲在草丛里，估计也是在此等船的。派人去打听，果然如此。并告诉我们：昨天夜间有三条帆船来到这里。每人要两块钱的船钱，有一百多人渡到江北去了。有钱赚，估计今夜还会有船来到这一带。
谁知这一夜，我们等到天亮却未见一条船来。大伙觉得距乌龙山炮台不远，恐有鬼子到此搜查，便三五成群地顺着江边往下游走。也是走走躲躲。上午曾有一架日机到这里低空盘旋。我们都趴在草里不敢动。这一带仍是丘陵，很少见到村庄。到了下午我们这五个人才走出十多里路，却遇到十多个带枪的中国兵。吴炳生一拐一拐的也在其中。
接着又飞来两架日机盘旋侦察。吴炳生等断定日机已发现了他们，明天定会派兵到这一带搜杀中国人，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要渡过江去。一个当官模样的人问清我的情况后说：“小孩，来到这里就不要怕。只要有船，我们就会带你过江。”
就在士兵们和我谈话的时候，与我同来的另三个人摸不清士兵们的用意，更担心此处没有船来便悄悄地离去。第四者是个老头，看到当兵的对我很是和气，也就没有离开。他和我跟着吴炳生等向下游又走出二、三里，便来到一个小村庄，村头和村里都躺有农民的尸体；4户人家的房子被烧3家，另一家的瓦房中了几发炮弹，墙倒梁塌，好在没有起火，碎瓦堆在梁柱之间。在不远处的碾场上有2个被枪击穿的牛头，其颈和腿全被割去；2条牛身仍在，牛血已变黑，牛的肠肚也已露出体外。
吴炳生等人在山草里找到一口袋米，又在烧毁的房子灰里扒出一口锅，煮了一锅饭，吃后便着手拆下倒塌房屋的梁柱。本想及时搬到江边的，因傍晚看到几只飘着太阳旗的汽艇从下游驶向南京方向，而且那些日本兵都是杀人狂，不时用机枪扫射两岸被他们所发现的中国人。据到江边观察的士兵回来介绍：江面上不断有尸体向下游漂去，远处看到的一个个黑点估计也是漂浮的尸体。因此等到天黑，我们才把拆下的梁柱搬到江边，放在水里，作为向江北泅渡的工具。
那个老头向士兵们介绍江中流水和江北岸的情况，还讲了抱住梁柱泅渡的要领。他被那个当官模样的人看中，作为领渡人先下了刺骨的江水，借助或明或暗的月光，在江水里作泅渡示范。士兵们在此情况下都知道枪弹的重要性，把子弹袋捆在梁柱上，套上枪带皮带，并用绑腿绑牢。
我和吴炳生共用一个“驼梁”作泅渡工具。他绑好步枪和子弹袋，我们协同把“驼梁”推下水，下到冰冷刺骨的水中，我们浑身打颤，上牙敲得下牙格格响。在他催促下他和我各骑在“驼子”的脚下，手抱“驼梁”，“驼颈”往上翘起，挥动两腿，奋力向江北泅渡。江中心一浪紧跟一浪，一时被浪峰托起，随之又跌下浪谷，那浪花像瓢泼的大雨一样从头顶上落下，打得脸皮麻酥酥的。有时又被迎面击起的浪花钻进鼻孔，呛得连打喷嚏，引起咳嗽。过了江心，吴炳生又催我用劲。此时双手和整个上身都已冻麻木了，唯有两条腿不停顿地在水里挥动，到底经过多长时间和游了多远，我俩都一概不知。好在江滩上有几个打捞从上游漂流下来木器的人。我们距岸丈把远时被一个壮年人一钩子挂住，缓缓地拖到岸边。吴炳生从“驼子”上取下枪弹，面向江中喊几声同伙的名字。见没有回音，便要一个农民领着他去找保长。
此处属六合县最南端的玉带洲。我上岸未走出几步便昏倒在地，幸被一个姓刘的老农民救起，在他家吃住四天，又帮我烘干棉袄和单衣、裤。临别时我掏出身上仅有的2元钱相谢却遭拒收。我跪在地上连连叩头，感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待我回到家里，我妈得知我逃命的险恶情况而为我高兴；但得知我二姐不知去向，认定已被日本鬼子杀害，便伤心地大哭起来。我随后大病一场，一个多月后，十个脚趾盖全部脱落，两个小脚趾盖再也未长出来，留下终身残疾。
注释：
1林秀英，女，1919年农历八月生（后来因婚姻问题有可能隐瞒年龄），是双胞胎，小名叫大桂子（其妹一岁多时夭折）。她于1936年6月到南京在一家当小保姆。南京大屠杀后一直无书信回家。村里人都认为她已被日本兵杀害无疑。1970年秋天，上海“清理阶级队伍”时曾有一男一女到我家乡调查林秀英的社会关系，得知我家是贫农，军属，我又立过大功，复员转业后在党委部门工作，取证后便离去。得知我二姐仍在人世，我先后6次到上海市公安局查户口寻找，只因五个年龄段内同名有数千人之多，从中选择相近条件的数十名上门相认，均不是而使我失望。1994年，当时接待调查人员的四星大队长罗加和告诉我：林秀英居住在上海长宁区，是编织工，因儿子要“接合”进领导而来调查。但此时我双目近乎失明，已无法前往上海寻找。看来南京大屠杀给我留下又一终身遗憾。
1罗参谋失散后未去找部队，却留在南京与他人合伙赶马车谋生。后来他认出敌伪南京市长就是1937年12月15日下午在蒋王庙诱杀俘虏的高冠吾，并于40年夏天在朝天宫之东的南京大学（临时的）门口行刺未遂。但对敌人惊动很大，日军曾紧闭城门三天三夜，进行了严密搜查。
2吴炳生：上岸后，当地保长安排他在村中一间学屋里住宿，并供他吃饭。还有一位土郎中用草药帮他医治好伤口。后来他在瓜埠镇附近一个姓杨的人家做帮工。抗战胜利后便返回原籍江西。
第二部分 铁证如山第9节 铁证如山（1）（图）
1937年12月13日，中华门前尸横遍地，血迹斑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震惊世界，残杀我同胞数额巨大，伴随之强奸妇女、焚烧破坏、抢掠财物，无所不用其极，惨绝人寰，铁证如山，举世公认，不容否定。
日本现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仅仅口头上表示反省是不能接受的，必须进一步诚恳的道歉，并按国际法给予受害者应有的赔偿。
《虎口余生记》中，我所看到只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中的一小部分。到今天，经过50余年收集资料和潜心研究，我认定南京大屠杀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侵华日军的罪恶历史留在南京城里城外，那是在中国土地上，日军带不走，也毁灭不了，已在中国人民心中铸成铁案，不管日本右翼分子和某些政要如何耍赖狡辩，妄想一笔勾销，血写的历史将永远记下日军的暴行。用生于东京而曾亲身参加攻陷南京战役的日军士兵冈本健三的话说：“有人说未发生过南京屠杀事件，那是一派胡言。”
（一）30万人以上被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进行了长达6周的杀、烧、淫、掠，惨杀我无辜同胞达30万人以上。其中被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者有19万多人；被零星屠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的有15万多人。日本兵无任何约束地强奸轮奸妇女，很多妇女被奸后惨遭杀害。日军到处放火，全市房屋有三分之一化为灰烬。他们还大肆抢劫，所到之处，十室九空，不论私人住宅或商店，公司库房的财产，金银钱财，文物古玩，以至难民的粮食，医院里的被褥，民间的牲畜等几乎无一不抢。我们先看看日军屠杀我同胞的罪行。
一、分散屠杀。
根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1946年、1947年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日军在南京分散屠杀计2000余案，又据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查证，被害者达15万余人。（引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第137页）
例证之一。
王芝如：日军进城前，她家住在小荷花巷。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时，她家留在中华门里新路口家中的9口人，有7人被日本兵杀害。那天，她随丈夫带着两个小孩到难民区里避难，父亲、母亲、姑子、姑爷及5个小孩留在家中。原来打算到了难民区，找到住处以后，再要她丈夫回去接她家里的人。谁知道日本兵进了城，听说离开难民区有被打死的危险便不敢出来了。20多天以后回家一看，家里躺着7具尸体：父亲、母亲、姑爷被杀害了；大侄女（20岁），二侄女（18岁）和姑子活活被糟踏死了，最小的侄女被日本兵用刺刀戳死。7岁的侄女被戳几刀昏迷过去；3岁的侄女被吓呆。当时的情景真难于用语言所形容。
中山陵园管理处退休职工夏淑琴证实：王芝如是她舅母，侵华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时，她们一个大门里住着两家：一家是回族，4口人；她家有9口人。日本兵在很短的时间内，杀害了她们两家11口人，邻居家4口人。她家7口人，只幸存她和她的一个妹妹。她当时7岁，背上被戳两刀，左臂被戳一刀，至今还有疤痕。
对于上述“例证之一”有必要用新发现的马骥（又称马吉）的日记来补充。因为出现了有2个“13口人”，容易引起误解：前者2家13口人被杀死11人；后者1家13口人全被杀死。所以不能重叠起来看成是一件事有关。该日记的新闻于1993年1月25日由《参考消息》报道：日本新书披露美传教士目击日记
南京大屠杀又一历史证据
（路透社东京1月10日电）题：日本人阅读南京大屠杀目击者的记载：
日本士兵杀死了屋里所有13人，包括75岁的老头，74岁的老太太，一位母亲和她的3个年龄分别为16岁，14岁和11岁的女儿。在此之前，两个姑娘被先后强奸3次，然后才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杀死。
这是美国传教士马骥日记中的一段。马骥是南京大屠杀的少数几位外国目击者之一。
马骥的日记50多年来一直无人知晓，直到1991年人们才在纽约市郊马骥儿子住所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它。
后来马骥日记作为日本作者潼谷次郎《南京事件目击记》一书中的一部分出版。书中还有一些年迈古稀、当年幸免于难的中国士兵和平民的叙述。
该电讯说：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后，日本人赶走了留守的5名外国记者，城里只剩下几个外国人。马骥等人在市中心建起了一个特殊避难区，收容逃难的中国人并向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所，那里很快就挤满了人。
马骥在日记中写道：到12月19日，日军随意强奸杀人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他描述了一名站在他附近的中国人头部中两弹的情景：两名日本兵如同杀了一只耗子一般无动于衷，一边抽烟一边谈笑不止。
他也描述了大屠杀的情景：大批中国人被机关枪扫射倒下，成堆的尸体被焚烧。
马骥的大部分时间在尽力阻止日本士兵强奸避难区里的中国妇女。马骥还拍了4卷胶片，一共37分钟。后来他把这些胶片偷偷带出了中国，这些胶片也直到1991年才发现。（1993年1月25日《参考消息》）
例证之二
刘庆英，女，当年45岁，家住红梅桥。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兵抱有明确目的挨门挨户搜查，在她家里搜出她丈夫韩老六和她20岁儿子韩小斌及房东张老板的大儿子张老大、二儿子张老二。张老大因脚上长疮，用纱布缠着；张老二手上有老茧；她儿子韩小斌和二张躲在一起。日本兵硬说他们是当兵的，张家兄弟俩当场被砍死在家门前；她儿子被日本兵共捅9刀：肚子两边各4刀，手臂1刀，又将重伤后的韩小斌拖到大门口，看他死了才放下。这时她丈夫韩老六也被日本兵抓到。他看到儿子惨死便往儿子的尸边挣扎。恼了火的日本兵竟把他举起，活生生地投入井里，接着又用大石块往下扔，就这样把韩老六连砸带淹死于井中。
例证之三
马忠山，男，住中华门外雨花路58号。
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和大哥、二哥逃到乡下，留下父亲马明春、三叔马明庆和三哥马春华在家看门。12月14日，马明春正呆在家里，突然隔壁豆腐店里一个女人跑进来，惊慌地对马明春说：不好了，有几个日本兵要侮辱她。马明春赶紧把她带到后门口，让她逃走。紧跟她身后闯进来几个日本兵，搜又没有搜到，硬逼着马明春、马明庆和马春华交出那个“花姑娘”。他们进行了解释，而日本兵竟用刺刀将他们三人活活捅死。临走时将马家的房屋一把火点着，连接在一起的10多家房屋全被付之一炬。
例证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