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别人想到自己，却叹“新洞府”中轮到了自己“铅鼎养丹砂”，东坡该词虽透出几丝不平之气，却也见几分“溪山好处便为家”之安逸。
安国寺中，苏东坡好似着迷上了青灯古佛，莫非暮鼓晨钟当真能唤回苦海梦迷人？
东坡不是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只能催促他开始深思人生的真谛。香烟缭绕中，诗人逐渐获得了心灵上的真正安宁，武职的东坡在文学修养上开始了升华，他之后的作品明显疏远了丑恶的政治，溶入了可爱的大自然。
出于自小的熏陶，苏东坡原本就喜欢老庄道家，这也许是诗人的天性使然，东坡骨头里有一种庄周的潇洒与超脱。和尚庙中，团练念开了佛经，攻读起了禅义，研究起了易理，复习起了儒学。
这是集三教学问于一身的开始，或许这才是苏东坡塑造自我的起步，苏东坡这是在将水火相溶，又注入了一股天地真气，三者合一贯太虚！
佛教禅理与儒家思想与水火相似：儒家务实，佛法务虚。若是大家都来做和尚，则人类必然绝种灭亡，人生既然只是一种幻觉，当然可以弃置社会而不顾，一切都空空如才是佛家的真谛；而儒家则是极力改造人们的思想为现实服务，时刻在教导人民要下级服从上级，只有安心做奴才社会才能和谐有序，这两家高论其实水火不相容。
苏东坡自幼被灌输的是儒家大道，这是文人的骨头，改变怎易？但中年后的苏东坡却是把佛理拿来做诗人的血肉，用来柔和自己的灵魂，吸进与吐出的却是一股道家清气，行动上也是尽量适应自然，笑对生死人生，万物归无极。
可以说，格格不入的三家在苏东坡一人的身上和平共处了，是否这就是矛盾的统一？
此时的苏东坡行文似乎也有矛盾之处：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他对自己的描述有些判若两人。
在给挚友李常的信中，苏东坡这样写道：“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垢病也。”
现任参政谏议执事的章子厚，曾经写信劝过苏东坡认清形势，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东坡写了一封非常真诚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而某强狠自用，不以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 而公乃疑其再犯也， 岂有此理哉？……”。
可以看出，大难不死的苏东坡圆滑多了，至于是否必有后福？大家就接着往下看吧。
四十六、孤独诗客独清悠
苏东坡与儿子远离家庭独居黄州达四个月，家人由弟弟苏辙带领来黄州，这是远途搬家，不是轻松旅游，苏辙要带着两家几十口，乘舟南行，前往遥远的江南新任所高安任职酒监。
依照林语堂先生介绍：“酒监的职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只相当于官营的一个酒馆经理而已。”；也有学者认为酒监是朝廷专门设置的监督国家干部酗酒问题的官员。
――其实不是如此，没有史料证明宋代政府曾开办“官营酒馆”；宋代朝廷也不监督官员饮酒，只是对酿酒的作坊设官员管理而已。苏辙的酒监一职大概相当于现代的XX专卖局或酒类工业局的局长职务吧。
两家人在九江分手，苏辙把全家留在九江等候自己送哥哥的家眷回来，带着嫂嫂王润之及朝云，还有两个孩子，顺长江西行前往黄州，直到当年五月二十九日才与哥哥重聚。
黄州地处长江边，在宋代还是个相对偏僻的地方，气候潮湿多雨，小城人民穷陋，苏东坡来到黄州第一件事当然是首先向黄州太守报到，幸喜黄守太守徐君猷早就十分钦佩苏东坡，对苏东坡接待甚为热诚，常以酒宴相邀；不远的鄂州朱太守是苏东坡的旧友，也常送来酒食。所以，虽然在寺院搭伙吃饭，苏东坡还是能不断佳酿、荤腥的。
在等待家眷四个月的时间里，苏东坡日子过得安逸舒适，既不用早起点卯，也不须夜晚加班，每日早睡迟起，雨浓听涛于江岸，日高漫步于林间，喜好探胜寻幽的苏东坡不会老是纠缠于乌台噩梦，是在享受生活：“难得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不过与遭受牢狱之灾前相比，苏东坡的心情还是有所不同的，苏东坡在湖州任上仅三个月即被捕，期间曾作《南歌子》一首：“山雨潇潇过，溪桥浏浏清。小园幽榭枕苹汀。门外月华如水、彩舟横。
苕岸霜花尽，江湖雪阵平。两山遥指海门青。回首水云何处、觅孤城。”
欢快的湖州太守眼中“月华如水、彩舟横”江中，意气风发“回首云水何处”，神游天边“孤城”！
而次年二月刚到黄州的词人，也填词《南歌子（感旧）》一曲，文笔相近，意境却大异：“寸恨谁云短，绵绵岂易裁。半年眉绿未曾开。明月好风闲处、是人猜。
春雨消残冻，温风到冷灰。尊前一曲为谁哉。留取曲终一拍、待君来。”
此时的东坡虽有“绵绵”“寸恨”，却能“闲处”沐浴“明月好风”，只是眼前的“春雨”能“消残冻”，实难消解内心深处的思亲之情，以至宴席酒歌难欢畅，口边咽下“曲终”之末句，以待他日君来。
此时的苏东坡思念的是亲人，需要的是朋友。
以前的苏东坡善于忙里偷闲，现在的苏东坡则是苦中求乐。扔不掉笔杆的苏东坡在此期间更有佳作。不过，一样的歌曲各人唱出则有不同，同样的诗词在不同的人眼里意境也是各别。
此期间的苏东坡曾在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卜算子》一曲：词牌下有黄庭坚（鲁直）题跋作注：“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是。”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不评论黄庭坚对东坡《卜算子》的赞誉，老孙认为：此曲中的苏东坡尽显一派凄冷神色：眼中一片“疏桐”枝头，冷挂一弯“缺月”，耳边更漏初断，万籁无声，词人幽幽，“独往来”于初静时分，似孤鸿影吊，思绪缥缈！
回头往事，不觉惊起心中有恨，奈何寥落黄州，无人省得诗人怨苦，情寄寒枝，沙洲冷落，拣尽疏林梢，却难觅栖处，只因拣不尽那无尽的寂寞！
不少大师专家、后世文人墨客，大都断定被贬適荒远的苏东坡此刻政治失落，情绪颓废，家境困苦，食居无着，只得寄居寺庙，寄情于文墨，着迷于宗教，以求重伤的心灵找到一点寄托。
实际上把官位视作“腐鼠”的东坡怎会在意地位的高下？远离了朝中的喧嚣，几乎等同洗净了一身泥圬，居宿林间山寺，苏东坡求之不得，这等于在洗涤诗人的心灵，东坡是在：暮鼓晨钟洒心雨，经声佛号化冰清。
苏东坡自己承认：“俸入所得，随手辄尽。”。
也就是说，苏东坡不善理财，薪俸发下则顺手花光。可见苏东坡既不在乎权位，更不在意金钱，最使苏东坡牵挂的是什么？亲情、友情、或者还有爱情――弟弟、儿子及妻子润之与小妾朝云毕竟还在风霜旅途。
据苏东坡初到黄州时给朝中的章子厚的信中说，苏辙家境远不如自己，应是被众多子女所拖累而致，其实清官没有不穷的，贪官没有不富的，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富官没有不贪的！大家只要看看身边的官员家境，发现贪官容易的很。
苏东坡的原信摘要：“……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凛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粗看东坡的哭穷，甚至最怕家眷来到黄州，些许薪俸不免养家难，自己布衣素食，随和尚蹭饭，怎么都好说，只怕全家一到，“遂有饥寒之忧”，只能盼着“车到山前必有路”吧，总不能为将来的贫穷现在发预备愁吧？
自己这“下放干部”，黄州报到之后，一直闭门不出，在家光看书不写字，厌倦了有佛经解闷，不再动用笔砚了。
这里苏东坡把自己描绘成了老实接受改造的乖孩子，实际上并不是如此：苏副使出门散步随时有，赴宴欢酒也不断，笔砚中出笼的诗词一点也没少，看来也没有每天“惟佛经以遣日”――苏东坡这是有意在京师塑造自己一个“乖孩子”的形象而已。
也说明一点：凤翔结识的好友章子厚现在已经投身到新政一派，与苏东坡的关系开始出现隔阂，苏东坡已经不能与之赤裸坦诚的交心了。
迎到了弟弟以及全家的苏东坡成了一块吸引文人的磁石，苏东坡很快告别了寂寞凄冷，除了一个妻妾双全温暖的家，苏东坡的其他挚友诗客，也陆续来到了黄州，有些人竟是专为陪伴苏东坡而来。
四十七、最佳居地纳居士
苏东坡全家来到了黄州，苏东坡本人的僧侣生活也就自然结束了，徐太守给他们这一家安排的新居是所靠近江边的官方驿亭：临皋亭。对于临时新居，苏东坡这样描述：“……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
从不大在意生活环境的苏东坡看来对新家甚是满意，在给好多朋友的信中提到了临皋亭：“临皋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无两税及助役钱尔。”
信中提到的范子丰是范镇的儿子，可以想象到接到此信的范子丰啼笑皆非的神色：被贬谪僻壤的苏东坡竟然在得意的夸耀自己不用缴纳两税规费！
这虽然有些调侃的口味，却也可见苏东坡此时的心境：能超脱到以“江水风月”的主人自居，谁能不佩服、进而羡慕这自称“闲者”的诗人？
会诌几句合辙押韵之顺口溜的哥们儿俯拾皆是，这算不得什么诗人，人们对“诗人”称号一贯情有独钟，自己胡扯的长短句没人给出版，多有自掏腰包印上几大包出来的，那玩意难得人们破费人民币买来赏识，便堆积在家，用作强塞给远亲近邻的礼品，总算过上了一把“诗人”瘾。
唯有能把生活看成一首诗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人能拥有眼中的一切，能拥有想到的一切，世界万物都能化为开启灵智的钥匙，天边白云、无尽苍穹，都能用思绪揽入自己的怀中，波涛江水、点点白帆，都能用吟唱请进家门交为朋友。
这才是诗人的真谛！这就是真正的诗人苏东坡！
诗人也需要吃饭，历来“进口”重于“出口”，妻妾儿女一大家的苏东坡首先要考虑全家的生计了。
这时的苏东坡好像突然成了理财专家，成了一个合格的家长。
理财专家苏东坡开始用诗人的风采计划全家的经济支出，在给弟子秦少游的信中，苏东坡得意的夸耀自己管理家庭财政的水平：“……初到黄，凛人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省，日用不得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钱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以待宾客。此贾耘者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也就是说：苏东坡现在还有铜钱积蓄五六万之多，每天挥霍一百五十文也能坐吃一年有余，一百五十文在当时的黄州能买多少东西呢？
那时的黄州地区盛产橘子、柿子、等果品，地处江边，水运方便，运费低廉，一斗米大约才值二十文；羊肉味美不亚北方的牛肉；鹿肉甚贱，鱼蟹几乎不论钱买。尤其便宜的是猪肉！
当时的猪肉能便宜到何种程度呢？居后世文人笔记载：苏东坡曾作打油诗一首，来纪念黄州的猪肉价廉物美：“今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会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到时他自美。每日起来吃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上面的打油诗的确没有一丝东坡的气息，估计是后人牵强附会硬栽倒苏副团练身上的，这可能是因为苏东坡一生都对猪肉情有独钟，所以流传下来许多好玩的段子都是和猪肉有关。
据载苏东坡发现黄州猪肉便宜之后，喜出望外，亲自操刀；宰猪烹饪，与友人共享，于是当地老百姓就将苏东坡做的肉称之为“东坡肉”。
此载有令人疑问之处，据《善诱文》记载：苏东坡自从乌台狱中被鱼惊吓留句：“魂飞汤火命如鸡”之后，从此再不食活物――这里并不是说苏东坡就此戒荤腥，而是说苏东坡只吃别人宰杀好的鸡鸭鱼肉，这有点掩耳盗铃的幽默：哪有生吞活物的狠人？
对此，苏东坡的解释极为有趣：东坡辩解说，自己只不过是把肚皮施舍给了生灵，做它们的棺材而已，让那些畜牲家禽安葬于学士腹中，也不算折辱了它们――最高明的食肉者宏论！
今天“东坡肉”名扬华夏，尤以杭州为最，大家也都承认这是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时所发明的绝佳猪肉烹调产品。其实对猪肉的做法苏东坡早就精通，见载始于徐州太守时。
根据《徐州文史资料》、《徐州风物志》、《徐州古今名馔》等文中记述：苏太守领导抗洪救灾胜利，全城百姓感谢苏东坡领导有方，实乃与徐州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好领导，纷纷杀猪宰羊，担酒携菜上门慰劳领导。
苏太守坚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又推辞不掉人民的盛情，便收下后亲自指点家人制成红烧肉，再回赠给参加抗洪的百姓。人民食后，都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一致称此肉为“回赠肉”。此后，“回赠肉”就在徐州一带流传，并成徐州传统名菜。
黄州期间的苏东坡确曾亲自动手烹饪红烧肉，并将经验写入《食猪肉诗》中，“东坡肉”就此得以发扬光大。
后来苏东坡重回杭州任职一把手，组织民工疏浚西湖，筑堤建桥，使西湖旧貌换新颜。杭州的老百姓体谅领导辛苦不亚于徐州人民，也是抬猪担酒来给领导拜年。
苏太守收到后，还是重复昨天的故事，指点家人将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酥的，然后分送给参加疏浚西湖的民工们品尝，大家吃后无不称奇，从此把他送来的肉都亲切地称为“东坡肉”。
可见，“东坡肉”奠基于徐州，发展于黄州，成名于杭州，辉煌于今天。
东坡喜欢肉食还有一证，他的居处喜欢栽些青竹，曾留句：于潜僧绿筠轩：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
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后来人们将此诗演化，成了如下模样：“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
演化的甚为有趣，将雅俗两物贴题的结合在一起，不管东坡是否议论过竹与猪，能以肉对竹入句诗词，可见东坡吃肉几乎成瘾。
黄州这方风水宝地，景色优美，交通便利，环境肯定是从没被污染过的处女小城，更难得米粮鱼肉物价如此之低，如果参评“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当入选无疑，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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