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湖州不久的苏东坡很喜欢这个新职位，常和长子苏迈去城外的山林间漫游，有时还携带弟弟苏辙的女婿、女婿的弟弟等人。
在苏东坡记游飞英寺的诗中，他说自己“莫作使君看，夕以中已非”，此时的苏东坡关注的不是朝局，更无心自己的命运，反倒是关心家人、朋友更多一些。
东坡的好友画竹名家文与可去世，苏东坡痛哭三天，写下了一篇奇思幻想的笔记，来记述他与文与可的友情：“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综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
。“及与可自洋州（今陕西洋县）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苹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帮绢，扫取寒梢万尺长。”
“予谓：“与可村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
“余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月，竹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第篓谷堰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笔记追念当初与好友之间的趣事，将哀痛隐藏在文中字外，东坡这悼友笔记另类诙谐中见真挚，有些像是在表达自己之生死观的豁达，让人在微笑中感觉到了丝丝凄凉――东坡文美如此！
最值得后人佩服赞叹的关键还不是文章本身，是东坡写这笔记的时刻，作者自己的心情已然大变：他已经接到了弟弟派人送来的火急书信：朝廷派来逮捕苏东坡的差官，现在已经在京师通往湖州的路上了！
三十九、枷锁临身讲笑话
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一个不大知名的御史何正臣在苏东坡谢恩表中有了惊人的发现：其中有四句话涉嫌蔑视朝廷！这还了得？弹劾苏东坡的奏章首次摆上了皇帝的龙案。
数日之后，御史舒禀也找到了几首苏东坡的反诗，内容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关于农民不堪青苗贷款、及其造谣说农民三月无盐吃，当然，还有那个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大不敬寓言。
舒禀送上弹劾表章，正式弹劾苏东坡不忠君主，借诗诬蔑朝政。随同弹劾表章又附呈了苏东坡印出的诗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御史中丞李定跟风也来一表章，列举了苏东坡的四大罪状，建议朝廷依法严惩苏东坡！这等大逆不道的狂徒，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御史台弹劾地方官员，是份内职责，神宗皇帝再欣赏苏东坡也要表态呀，大概皇帝也有弄个水落石出的愿望，于是便批复御史台可以把苏东坡免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调查一番。
李定请求：一路之上苏东坡必须关入监狱过夜。皇帝不许，看来这时的皇帝对苏东坡还并无太恶的成见。
但御史台发出的命令还是将湖州太守押解入京受审，去湖州执行这个皇命的皇甫遵是个极其能干的官吏，当即偕同他的儿子和两个御史台的兵丁火速出发湖州，至于为什么出公差还要带着儿子？大概是借朝廷付旅资之机去免费旅游一回吧。
这事被苏东坡的好友王洗得知了，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印了苏东坡诗集的那个王洗，听到这个消息，王洗赶紧派人去给苏东坡的弟弟苏辙送去了急信，苏辙大惊！立刻派人急赴湖州去告诉苏东坡，双方几乎是同时从京师出发了。
由于皇甫遵跟着旅游的儿子在靖江突然染病，耽误半天的行程，结果苏辙的信差先赶到了湖州。
不过苏辙的信使可没有说被控告罪名的轻重，接到这个犹如五雷击顶消息，苏东坡立即请假，吩咐由湖州的祖通判代行太守职务，看来这时的苏东坡还是把工作放在了首位。
据苏东坡的朋友孔平仲记载：京师的官差到时，祖姓通判正好在场，京师来的皇差身穿官袍，足登高靴，站在庭院中，手执笏板，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
而孔平仲的记载是听祖通判事后描述的，说整个太守官街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何事发生。而苏东坡却是吓的不敢出来，在屋内与通判商量，还是祖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法接他。”
东坡又与通判商量应当怎样出来，据祖通判说是苏东坡心想自己既然被控，就不应当穿着官衣出来。还是祖通判认为他还没正式被控，应当着正式官服出现。于是东坡才穿上官衣官靴，手执笏板，来到了庭中，祖通判与官衙人员则头戴小帽，排立于苏东坡身后。
两个士兵手执御史台的公文，紧握一个包裹，似乎其中藏有刀剑。官差面目狰狞，默不作声，气氛紧张万分。
苏东坡首先说话：“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甫遵淡然回答：“并没有如此严重。”
这时通判迈一步向前道：“相信必有公文。”
皇甫遵侧目而问：“他是何人？”
祖通判回禀了自己的身份，士兵才正式递交公文予通判。
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份御史台的普通公文，免去苏东坡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
这祖通判的描述有些替自己搽粉之嫌：从不将生死荣辱放在心上的苏东坡怎么会在乎起自己被召进京？并且遇事还不如自己的副手镇静，诸事还需要副手通判指点迷津？
尤其是，苏东坡已经得信，井然有序的请假卸职，而通判此时却是蒙在鼓里，连谁将被捕也是不知道的。
百姓慌乱有可能，大家人人慌乱都可以理解，唯有苏东坡慌乱不可思议，此时已经倾心佛法的苏东坡不会那么在意生死，这是祖通判把临危的苏东坡给加工过了。
不是老孙在凭空臆断，有苏东坡自己在笔记上的记载为证：京师来的皇差允许苏东坡出发前归看家人，并且可以收拾行李。苏东坡回到家时，全家正在大哭，苏东坡却笑着向家人讲了个笑话，这个笑话如下：大宋真宗皇帝要在民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了杨朴。杨朴实在不愿意出山，但是仍然被迫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去见皇帝。
皇帝问杨朴：“朕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不愿做官，欲掩饰自己的才学，便回答：“臣不会。”
皇帝也极为聪明，开始迂回审查：“朋友们送你来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老实的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点点头：“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前夫人作的诗念了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据苏东坡的笔记中说，苏夫人润之听见这首诗，不由得破涕为笑。
就算是苏东坡为了安慰妻子才临难不忘讲笑话，但却证实了此时的苏东坡不仅是镇静如常，而且幽默不减，诙谐依旧！怎么能如祖通判描述的：慌乱的连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索性来个无用的耍赖不出屋门？
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苏东坡还曾想跳水自杀，因为苏东坡不知道朝廷会判什么罪，尤其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把眼一闭跳入水中，不知能救下多少人，反倒省事。但再一想，倘若如此，必给弟弟招致麻烦，所以才没有将自杀进行到底。
这事倒有旁证，根据苏东坡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他确实想跳入江中。由此可见：苏东坡并不在乎自己的生死，更不会被早就接到通知的逮捕消息惊吓的手足无措。
事实是，根据湖州县志记载：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男女老少都泪如雨下，唯有京师来的官差与士兵的态度蛮横无礼。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也说他们逮捕太守犹如捕盗。
苏东坡的长子苏迈也陪同父亲一同入京，临行时甚至还有苏家所聘请的私塾先生王适兄弟和陈师锡给东坡设酒筵钱别；苏东坡全家是后来才赶到京师的。
之后入京的王润之在丈夫走后做了件事，是有先见之明的故意为之还是惊恐所致不好说，也兴许是愤恨苏东坡那些肇祸的诗稿：竟然把苏东坡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来了个春天里的一把火！以至后来东坡发现残存不过三分之一而已。
事实证明的却是王润之的先见之明：家里人入京时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派人截住了她们的座舟，搜查他们的行李，找他的诗稿、书信等罪证，看来还就是烧对了。
反正此时的苏东坡已经一切都爱恨皆莫能助，烧掉或留存也许都没多大干系，总归苏东坡是免不掉牢狱之灾了！由于苏东坡极为特殊的名人身份，苏东坡的案子成了一个轰动全国政治大案！
后来此案被称为：“乌台诗案”！
四十、审讯大堂话春秋
所谓“乌台诗案”，也就是指苏东坡在御史台的监狱中受审，审理的是关于诗的案子――“乌台”不过是御史台的别称而已，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所以人们称御史台为乌台，同时又有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的意思。
御史台在宋代的职能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检察院”吧，不过大概还要监职着“中纪委”、“最高法院”、“宣传部”、“政协”、等等多种活路，另带监察文武百官，不过有一点：没有独立办案权，办案归你，判决只能建议，决定权归上面，上面是皇帝。
苏东坡这个案子是个地道的政治案件，案件内容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苏东坡这个政治犯的身份，是当政的新法实施者对强大的反对派开刀的一个缺口，所以，政治犯苏东坡从开始就成为了双方在政坛上较量的焦点。
宰了苏东坡，尤其能牵连出一批持不同政见者，那当然是新政的大胜；保住苏东坡，能让苏东坡无罪开释，则无疑是“保守派”的大胜，是说明夺回政权还有希望。政治犯苏东坡不过是枚小棋子罢了。
皇帝这时表现的很暧昧，基本上是在默许御史台对苏东坡的逮捕、关押、甚至残酷逼供，有点把苏东坡放在炼狱中试试是否真金的意思，也可能是准备彻底清洗反对新法的势力，欲拿苏东坡这只全国名鸡杀来吓猴，天子的心思这时谁也弄不明白。
八月十八日被送进御史台监狱的苏东坡更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着什么，不过毕竟自己发过多少牢骚自己大体有数，哪些文字犯禁苏东坡更是清楚，从心理上苏东坡也有着最坏的打算。
如何应付漫长的过堂审讯？这是苏东坡首先需要面对的新课题，据说现在各国在培养间谍时都有专门应对审讯的课程，但苏东坡肯定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只能依靠天份了。
有些人是不用训练的，如刘胡兰、成岗、许云峰这样的，最出彩的莫过于二战前德国国会纵火案的被告，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席席 格•；季米特洛夫，人家把法庭当成了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把自己看成了法官！按当时真正的纵火策划、法庭证人戈林的话说：“我不是来让你像法官似地来审问我的，你是早该上断头台的罪犯”。
苏东坡对付审讯也有自己的风格，把受审当成了讲课，给审讯者们细细的讲解自己的诗词内涵，典故出处，作品背景。受点苦楚是免不了的，但却因此留下了详尽的审问记录，使后人得见东坡对自己诗句的阐述分析。
苏东坡不否认他在杭州时的那些诗作对现实不满，坦然承认对青苗法之弊端曾出怨言，对农民连盐都吃不上确实怜悯，凡是弹劾表章中对他的指控，苏东坡基本是能回忆起来的一概认账，除了坚决否认与朋友们交流过讽刺朝政的诗词，苏东坡开始时担心的唯有朋友们被无辜牵连。
但是没有用，皇帝下令凡与苏东坡交换过诗文的人，都得把手中的诗文呈上备查，苏东坡的朋友们还是有三十九人被牵连进了案子，一百多首诗被呈堂做为了证据。
受到牵连的人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苏东坡寄赠给司马光一首诗《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
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
御史们说这诗讽刺新法，苏东坡则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这简直是在借招供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了。
牵连的人多了也有好处，皇帝处理不得不格外谨慎了，尤其是里面还牵扯上了神宗皇帝的亲妹夫：驸马都尉王诜。做为苏东坡的挚友，他曾和苏东坡交换过各种礼物，当然还有苏东坡的一些大不敬的诗词。
一场马拉松式的漫长审讯。
仔细分析哪些诗作应被视为毁谤朝廷，哪些不应视为毁谤朝廷，颇不容易，绝大部分还要细听作者自己的解释。
不过苏东坡“并未隐瞒”什么，对内容如何解释也没有强词夺理，避重就轻，大都干脆承认是在写讽刺诗讥讽新政，这是经苏东坡亲笔画押过的口供：“入馆多年，未甚插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
四十多天的审讯室里，苏东坡其实相当于在陈述新政的种种弊端，每一句“诽谤”都需要诗人举例说明所见社会实情，至于最后认罪，人们反而难得关注了，当然，御史台的大人们关注或者说需要的是这个。
有趣的指控多多，例如写两株老桧树的一首七律。诗中有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这还了得？龙是皇帝的象征，皇帝正在位，就应当说有龙在天呀，怎么成了蛰龙了？这不是咒皇帝已经命归九泉了吗？――好像世间从来没有死过皇帝似的。
在一首写牡丹花的诗内，有作者叹造物之巧，能创造出牡丹种类如此之繁多的句子。御史们则解释为：此诗讽刺当政者制定如此多的种种捐税。
苏东坡在《菊赋》的序言里提到过吃妃菊的苦种籽，御史们认为是苏东坡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是抱怨朝廷给官吏薪俸的微薄。
都是极为合理的推断，笔者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一位姓张的老工人师傅敲着饭碗去排队打饭，看见伙房改善生活，嘟囔了一句：“不过了，咱也吃回两毛的肉片！”。这下好了：大家给他上纲上线：怎么？吃回两毛的肉片就是不过了？你这是在明目张胆的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人民连肉都吃不起呀！每月的半斤肉票你都拿来喂狗了？进学习班劳动改造吧！
虱子多了不咬人，账多了不愁，罪证多了不惊心。苏东坡是指罪就认，但决不说出甘愿伏法，请求给予工作机会、永不翻案的话来。
一般要拾掇一个政治犯，总要先找点生活作风方面的毛病，有可能的话，最好给贪腐挂上钩，这样的罪犯必然会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了臭不可闻，恶贯满盈，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十字架上。
但苏东坡的案子没见有这方面的记载，连传闻也没有，是宋代御史们还是政治嫩手？不懂得整人要从各方面搞臭的基本原理？还是苏东坡这方面过得硬？看来还应该是后者，苍蝇再多，也没法死盯东坡这只钱、色都无缝的好蛋。
至于审查历史档案？宋代人当然也会这一手，不过东坡的个人档案实在清白无瑕，仅受过两次罚红铜八斤的小违纪处分，家庭出身也属三代红苗子，老爸行文骂过宰相也没被翻出来当罪证，宋代的小人们还是傻得多，再坚持学习九百多年试试？凭你苏老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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