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到了天津，为了防止追击，还炸毁了身后的铁轨。
这些恶意煽动的报道，大部分都是由上海的蚊蝇小报首先发表的，或者是在外滩沿岸颇受欢迎的长廊酒吧（或西方人常去喝酒的其他场所）的闲谈中散布的。外滩是一处维多利亚风格的河畔散步场所，人流如织、干净整洁，那儿标识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仅仅只有几十年，上海就从一个东倒西歪、住着海盗和养猪农户的海边渔村，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都市，扼守着长江入海口，控制着沿江的所有贸易，由此上溯一千英里，直至寂静而神秘的中国内陆。如今，白色的殖民建筑沿着外滩一字排开，那都是一些主要贸易商行的总部，像怡和洋行、旗昌洋行和宝顺洋行。在这里，那些来自爱丁宝或波士顿的精明商人与波斯人和西班牙犹太人竞相抬价，醉生梦死，夜夜笙歌，常常到“青帮”开的大妓院里带走那些小脚妓女。他们的罪恶所遗留的残渣琐屑堆积在大街上，然后又被雨水冲进（或被苦力扫进）河里，在那儿（如果你一不留神离得太近去观察的话），你每天早晨都能从中辨认出死婴的臂和腿与一大群野狗和巨大的狸鼠纠结在一起，涨潮的时候，远处漂浮着腐烂的水果和墨迹斑斑的账单。在挤挤嚷嚷的水边码头区那些轮船、快帆船和破旧的舢板中间，有5艘废弃的断桅货船盖着波纹形的铁皮屋顶，里面是那些大商行的鸦片储藏。如今，外滩已经铺了路面，河岸边阔叶枫树排列成行，树荫下三色堇含苞绽放，远处安静的街道上，精瘦结实的黄包车夫一路小跑着超过身穿浆硬的卡其布短裤、头戴穆斯林头巾的印度巡捕。不管城市发展到多大，有些事情绝对不会改变，从江对岸被称作“浦东”的那些糟糕透顶的贫民窟，到亘古常在、令人掩鼻的发酵猪粪的臭气，这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提示，叫人想起大上海在骨子里总归还是一个养猪农民的小镇。
那些由李鸿章的代理人所原创的、关于皇帝的种种煽动性流言，因为一份发自北京的电报而被传得更凶了。电报是康有为的追随者梁启超发来的，向他在上海的支持者们通报：他还活着，而且活得还不错，并断然声称：皇帝被杀了。英国总领事白利南相信了这个传言，并将谋杀的消息电告了索尔兹伯里勋爵。第二天，这个故事就被刊登在上海的《北华捷报》上，这增加了这个消息在白人中的可信度，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像这家报纸一样，毫不掩饰地憎恶中国的所有事情。
打从这一刻起（正如李鸿章所精明预见的那样），这个故事就有了自己的生命。
《纽约时报》排出了这样一条悲伤的大字标题：中国皇帝被杀——可能遭受过拷打——有人认为是被阴谋家毒死的。伴随着这个故事的，是这样的说法：虽然皇帝的死已经被“证实”，但对于“致其死命”的手段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某一个版本中，他是被折磨死的，“他遭受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拷打，一块烧红的烙铁刺穿了他的肠子。”满洲人的材料来源（李鸿章在上海的代理人所掌握的）也“证实”：皇上是被几粒小小的红色药丸毒死的，那是维新派给他的，而维新派则反驳说：小小的红色药丸是紫禁城里的某人给皇上的。
没有人把光绪的死讯报告给他本人。不过，等到康有为抵达上海并被那个容易上当的濮兰德截住的时候，一种对康野狐和“已故”的可怜皇上的巨大同情的氛围，已经在西方人中间弥漫开来。
白利南在给窦纳乐的信中说：濮兰德没有浪费时间。
只花了几分钟，（康有为）就离开邮轮，登上了快艇，接着他就（被濮兰德）转移到了半岛及东方轮船公司的“巴拉瑞号”上，当时这艘轮船正停泊在吴淞口外。皇家（军舰）“鄂司克号”作为一种防范措施，也已经被派到吴淞口，而那些在重庆号上的人断然肯定：康有为正在寻求英国炮艇的庇护，因此，当重庆号抵达上海时，一直在此关注着康有为的那些密探和官员们得到报告：康有为已经在鄂司克号的甲板上了。是夜，以及此后几天，我收到了很多来自官方的关于（康有为的）下落的质询，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似乎觉察到了：这位流亡者已经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
第四部分 逃亡第67节 逃亡（2）
在巴拉瑞号逗留吴淞口期间，我多少有些担心，唯恐某些中国雇员，在一笔巨额赏金的激励下，可能会试图取康有为的性命，所幸的是巴拉瑞号的菲尔德船长所做的防范十分完备，一位全副武装的哨兵日日夜夜守候在他的船舱门外。
对于这位脸蛋圆圆的自我拔高者来说，这样的待遇，规格确实是够高的了。他鲁莽轻率的行为使铁帽子们受到了如此大的刺激，给维新派带来了这样的厄运，叫认真的年轻皇帝蒙受了这样的羞辱，也让维新运动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
在巴拉瑞号还泊在吴淞口的时候，英国领事班德瑞拜访了康有为，满心希望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但他后来正告英国外交部：康有为对北京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只知道一个劲地谎称自己很有来头。他说，康有为对朝廷的运作方式只有一点点很浅薄的了解，“反复强调自己在政治投机方面有很广泛的阅读。”这在西方人所作的观察中，是为数不多的正确认识之一，但却不被人们注意，他们几乎全都狂烈地拔高康有为、谴责“后党”。
虽然班德瑞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康有为纯粹是个江湖骗子，但这并没能阻止濮兰德肆意利用康有为那些满世界散布的、由谣言和虚构混合而成的所谓新闻，不过这些倒是和濮兰德的种族主义及政治偏见严丝合缝、浑然天成。他把康有为告诉他的那些东西拿过来，再混合进他自己极端错误的的假想，然后将下面这样的新闻电讯发给了《泰晤士报》：
他告诉我，他是遵从皇上的一封密谕才离开北京的，密谕中，皇上对他所处的危险提出了警告。他进一步声称，最近发生的事件完全应归咎于满洲集团所采取的行动，这一集团是由太后和荣禄所领导的，包括所有的高级满族官员，这些人被皇上的亲于维新派所激怒了，决定让太后恢复听政。“后党”里的那些人，是凭着与俄国之间的这样一种默契才被绑到了一起，那就是：俄国考虑到对自身利益的支持，会承诺保护满洲里作为大清王朝的根基以及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眼下的这场运动完全是满洲人发动的……如今，李鸿章对荣禄的影响已经无足轻重，并且很可能趋向于逐步减少。
这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很愿意洗耳恭听的那种东西，在19世纪的一多半时间里，他们都在为俄国的领土扩张而焦虑不安。但濮兰德照例混淆了他笔下的那些演员，相信慈禧、荣禄和铁帽子们也会玩那些只有李鸿章才玩得转的魔术戏法。
濮兰德继续写道：“康有为极力主张：英国应该借机出面干涉，恢复皇上的权位。……他还评论道：除非给此次政变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否则从今往后，要想让本土官员维护大英帝国德利益，将是不可能的。”
9月27日，康有为乘坐的轮船在鄂司克号军舰的陪伴下，起锚前往香港。康有为此次航程的旅伴中，有一位是英国驻华使馆的亨利·科伯恩，他取道香港回英国。在从上海到香港的途中，他长时间地会晤过康有为，像白利南总领事一样，对康野狐或者他对朝廷的看法，也没留下什么好的印象。他断定：作为一个信息来源，康有为毫无价值，唯一值得给他的东西，就是奚落。不幸的是，科伯恩的观点被英国外交部扣下了。关于慈禧和他的太监总管李莲英，科伯恩向窦纳乐挖苦地报告道：康有为抛出了隐晦模糊而又遮遮掩掩的线索：“这个姓李的人和太后之间，有着比让离婚法院认为满意的那种关系更为亲密的关系。”
在慈禧恢复听政的最初两个星期里，全世界的新闻媒体接二连三地发布皇帝之死的消息。有些报纸甚至说，10月1日恭亲王的一位孙子继承了皇位。《纽约时报》则将一大堆赞美之词堆到这个被称作“滢贝勒”3的年轻人的头上，说他“漂亮、聪明……明显亲善洋人。”报纸上说，见过这位滢贝勒的英国人“断言：他将不会像他的前任那样也是个傀儡。”
对于光绪皇帝来说，“傀儡”似乎并不是一个十分客气的墓志铭。而那位满怀希望的改革家，最近倒是成了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的宠儿。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9月29日早晨，康有为乘坐的巴拉瑞号抵达香港，殖民地华人阔买办何东4（也就是后来的罗伯特·何东爵士）前来迎候，陪同他一起来的有殖民地行政官、少将威尔逊·布莱克爵士以及警长梅含理爵士5，全都眼巴巴地就等着瞧一瞧这个怪人。
多亏了英国人的先见之明，康有为的妻子、小妾和女儿都一直生活在南方，所以，他们全都能够顺利地逃到澳门，再从那儿去香港，他的母亲被秘密地直接带到了香港，而他弟弟的未亡人和女儿则在三天之后抵达。这的确有些异乎寻常，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印象：英国人对此事的介入，比此前公认的要深得多。当官府发现康有为一家全都逃之夭夭后，便把他们所有的财产全都藉没了。康野狐抱怨：就连那些疏远的亲戚也被连累，“时风声传播，奸人生心，亲戚多被掳挟者。”6
即便是当下的英雄，也会成为烫手的山芋。作为一个华人，康有为给英国政府制造了一个颇为尴尬的难题。总不能想象，可以把他冷藏在政府大楼或他自己的家里吧，这也就是为什么富商何东被牵扯进来的缘故。何老板慷慨地安排康有为搬到他的公馆，还给了他们几千块大洋的零花钱。另一些有钱的华人对这笔资金也有贡献。康有为的“戏剧性逃亡”，以及他和“遇害”的皇上之间那种想当然的友谊，让他一夜成名。他受到了“皇家殖民地”的最有实力的华人大亨的隆重招待。
尽管英国人对他是如此的慷慨大方、热情周到，对他的每一个家庭细节都关怀备至，但康有为还是急切地盼望开路，继续流亡。他将日本人视为自己真正的同盟者。他已经和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官接触过，领事官电告东京，说康有为希望定居日本。到了10月9日，他收到了独腿外相大隈重信7的正式邀请，并确保中国驻东京的外交机构不会找他的麻烦。
好家伙，他所到之处都受到西方人的欢呼喝彩，他们将他视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康有为对他的英国东道主的报答，就是让自己任由新闻记者摆布。他把自己的首次长时间的单独会见给了《华字日报》。他的保护人兼东道主何东，仅仅被视为“一位知名的买办”，担任英文翻译。康有为解释说：得到自己的兄弟被杀的消息和皇上被害的谣传，他感到非常难过。在清理了一会儿喉咙之后，康有为“感谢英国人民为他提供的这些保护，也感谢他们对中国政治和社会进步以及皇帝的解放所给予的关注。”然后，他就发起了对慈禧的恶毒攻击：
自从皇帝开始表现出对国家事务的兴趣以来，太后就一直阴谋废黜他。她经常和他一起玩牌，还让他喝烈性酒，为的是阻止他参与国事。最近两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皇上实际上成了一个装饰品，这是违背其本意的。
你们都知道，太后没受过教育，她非常保守，又完全不愿意给予皇帝任何管理国事的实权。在1887年，朝廷决定拨出3；000万两白银，用于创建一支水师……太后却将余下的钱用来修（颐和园）……
她从来没怎么见过外面的人——只有少数几个能接近她的宫廷太监和国家大臣。
为了显得自己是个熟悉内情的权威，康有为开始转向性方面的含沙射影。“宫里有个假太监，比任何大臣都更有权。这个假太监的名字叫李莲英。是直隶本地人。如果不预先向他行贿，任何事情也休想办成。所有总督都是通过向这个人行贿才得到他们的职位的，他因此而富甲天下。李鸿章也没法跟他比。”（这到暗示了一个事实：在北京，任何一个比李鸿章总督更加富有的人都是荒谬可笑的，不过，康有为的听众根本没有条件去核实他的信口雌黄。）
为了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威，康有为声称：他亲自见过慈禧。“她中等身高，举止威严，多少有点鲁莽急躁。暗黄色的皮肤，长长的杏眼，高高的鼻子，看上去还算聪明，有一双表情丰富的眼睛。”没有证据表明康有为曾经见过太后，哪怕是一次朝会。就连罗伯特·赫德爵士也从未见过她。光绪在紫禁城里短暂地召见康有为的那会儿，太后还在颐和园呢。
对于这第一次重要会见的回应，让康有为甚觉高兴，他分别给北京的西方公使写信，力劝他们解救皇上。在他写给爱德温·康格和窦纳乐爵士的内容大同小异的信中，康有为把慈禧称作“伪太后”、“淫荡、堕落的宫妃”、“篡国杀人的窃贼”、“放荡、贪婪的老妇”以及“黎民百姓的灾祸”。这是头一回有人发表这样恶毒的诽谤，在慈禧的一生中，在满清王朝的历史上，它标识着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从1898年开始，事实将被抹黑宣传所取代。为了不断给自己的话题加温，康有为开列了许多关于慈禧生活的诽谤性的材料，这些都是根据他从名士们的酒会上听来的闲言碎语自由改编的。“伪太后有个私生子，名叫钦明，她本意是要叫他登上龙位的……我们这样的礼仪之邦，怎么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淫荡、虚伪、残暴、恶毒之人，一个废君篡位的窃贼呢？”（到此时为止，慈禧本人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已经有37年了，而且，她既没有废黜光绪，也没有篡夺皇位。）
康有为提醒外国公使们：“伪太后守旧、无知、暴虐、放荡。她毒死了我们的太后（慈安），也就是咸丰皇帝的正宫，还有我们的同治皇后（阿鲁特），结果，同治皇帝也悲愤而死。”（慈安之死发生在17年前，有充足的时间让种种关于下毒的谣言得到充分的传播，但记录在案的指控这还是头一回。康有为还歪曲了阿鲁特之死，声称同治皇帝是在他妻子被毒死后悲愤而死的，而事实上他却死于阿鲁特之前。很明显，他对慈禧当时也曾中毒的事情一无所知。）
“如今，”他继续写道，“她串通了那么一两位奸臣，幽禁了我们的皇上，密谋篡夺他的皇位，却谎称她这是在‘训政’。……我国所有有识之士，都被这个爱管闲事的宫妃将要软禁皇上的消息所激怒了……她挪用善款的收入在天津建造了一座宫殿，以放纵自己的淫欲。她对国家的凋敝、民生的困苦毫无同情之心。”
第四部分 逃亡第68节 逃亡（3）
这全是胡说八道，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十分有限，也不知道究竟该相信什么。即使是那些长期居住在北京的西方人，对于朝廷的内部运作，对于紫禁城的真实生活，对于大清王朝真正的历史，对于自1861年两宫皇太后听政以来大清王朝到底是在上升还是在衰落，也同样一无所知。甚至在各国公使馆里，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宫里原来有两位皇太后。
康有为在香港的时候去看过宫崎滔天8，此人自18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