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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7月19日，当太平天国在南京最终垮台的时候，戈登并不在场。因为又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杀戮和掠夺，南京被人们所铭记。那位落榜的秀才和太平天国的创立者——洪秀全，据他自己所说还是耶稣基督的兄弟，死于南京陷落之前的一个月，死于慢性毒药。曾国藩将军的弟弟曾国荃则负责最后的屠杀，在他的官方报告里这样描述：“其时伪城火已燎原不可向迩，其伪宫女缢于前苑内者不下数百人，死于城河者不下二千人。国荃传令闭城，分段搜杀。三日夜，火光不绝，毙贼十余万人……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10数月后，一位来到这一地区的旅行者描述这个杀人战场“尸骨白似雪。”野狗都很肥壮。
北京当然很高兴，太平天国叛乱总算结束了。慈安和慈禧将荣誉拿出来当作小礼品一样分发，甚至发给那些没有参与的人。曾国藩被封为侯爵，他的弟弟则被封为伯爵。李鸿章同样也封伯爵。
41岁的李鸿章已经获得了对上海的绝对控制，现在又被任命为整个长江盆地的总督，那是中国的心脏和灵魂。他只花了10年的时间，就得到了至关重要的财富和权力。而满洲人所拥有的只不过是帝国的幻影。目前，李鸿章还是心满意足地让他们继续呆在那把龙椅上。正如曾侯爷不断提醒的，成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诱惑无处不在。
曾国藩在写给他兄弟的信中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11或许，此刻他回想起了南京围城之战的巅峰时刻，他和弟弟的指挥着13万人马，当时他曾收到过一纸密信：“南方诸省，泰半已入大人之手，大人难道没有更远的想法么？”曾国藩顿时脸色煞白，愤怒而惊恐。
洋人甚至公然推测，满清政府随时有可能被曾国藩或李鸿章推翻，因此，当这两个人走在一起时，他们就会表演一种特别的步法。曾国藩在迈步向前的时候，会谦恭地侧步，让他的被保护人上前，再迈步的时候，又再一次避让，就好像是跳一种米奴哀小步舞12。每迈一步，曾国藩都要表演这样自谦的情节喜剧，他声称：面对如此繁多的职责，自己实在太老了，太糊涂了，太衰朽了，太笨拙了。
随着太平军慢慢地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大清帝国面临的下一次军事挑战，是一支叫做“捻军”的秘密帮会，发韧于山东境内和安徽北部。平定捻匪的任务就落到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身上，1860年，他曾经为保卫北京城而认认真真地和额尔金爵士对阵，但成绩却很不理想。朝廷希望僧将军这一回能荡平捻匪，同时也希望他担当北京的保护屏障，以防止任何卤莽的汉人将领倒戈相向、进犯首都。然而在1865年，当他在山东对一小股捻军穷追猛打的时候，突然遭到了伏兵的袭击，僧格林沁被杀。几乎可以肯定，这又是一次“友情开火”，这一事件给李鸿章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这位蒙古亲王是被蓄意谋害的，为的是叫他让路。除了自己的武装之外，他还指挥着从曾国藩和李鸿章那里借来的军队，这让他们很方便地进入他的防线的内部。
毫无疑问，僧格林沁的被杀搬走了李鸿章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在恭亲王和两宫皇太后能够始终依靠的军事将领中，僧格林沁是唯一的一个非汉人将军。一个吃苦耐劳的将军，牢牢控制着自己的士兵，自己掏钱给他们关饷，受到人们的尊敬。僧格林沁的品德操守对李鸿章来说也是一个障碍。北京为他举行了国葬。
僧格林沁的被杀使得满清政府比以前更加依靠李鸿章和曾国藩了。曾侯爷被任命接替僧格林沁的位置，从而极大限度地取得了对华北的军事控制。他把华南的控制权交给了李鸿章。
很快，米奴哀小步舞不得不重新跳起来了，因为，曾国藩因自己走得太靠前了而再次受到批评。他以大声的抱怨来回答这些批评：他太老了，太累了，而且还体衰多病。
他谦恭地请求朝廷恩准，让他回南京，回到过去的工作岗位上，并推荐李鸿章接替他在北方的位置。
这种极端谦虚的姿态使得朝廷对曾国藩更加信任，因此，朝廷并没让他退休，而是打算让他当直隶总督，该省就围绕着北京，是中国最高的省级职位。无论谁是直隶总督，他就会获得仅次于儿皇帝和恭亲王的权力。
再一次，曾国藩又表演起了他古怪的米奴哀小步舞，请求开缺以调养自己日渐衰朽的身体，并推荐李鸿章作为自己的继任者。1872年3月，他在自己的床上平静地撒手人寰，享年61岁，他是满清开国两百余年来第一位寿终正寝的汉人将军。
李鸿章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了直隶总督和首都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49岁的他是中国最年轻也最有权力的总督，恭亲王和两宫皇太后在危急时刻也就只有靠他了。从那时起，李鸿章就成了这一政治联盟看不见的合伙人：两宫皇太后执政，李鸿章控制。
【译注】
1曾国藩《讨粤匪檄》。
2曾国藩《致澄弟沅弟》（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廿四日），《曾国藩全集·家书》799页，岳麓书社1985年10月第一版。
3所多玛和俄摩拉，《旧约圣经》中的两座罪恶之城，因它们的邪恶和堕落而遭惩罚，被上帝毁灭。
4华尔，即弗里德里克·汤森·沃德（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美国冒险家，早年曾在尼加拉瓜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1959年来到上海，受苏松太道吴煦的雇佣，组建了一支由外国人组成的武装“常胜军”，抵抗太平军，1862年9月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死。《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五有传。
5白奇文，即亨利·安德里亚·伯格万（Henry Andrea Burgevine 1836…1865），美国冒险家，华尔战死后，他继任“常胜军”的指挥官。
6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 1819…1861），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
7《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是《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前身。1850年8月3日由英国人奚安门（Henry Shearman）创办，是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号称中国的《泰晤士报》。1864年7月，报馆另出《字林西报》，就将《北华捷报》改为它的每周增刊。1951年停刊。
8蒲安臣，即安森·伯林格姆（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美国律师及外交官，1861…1867年间任美国驻华公使，曾代表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过《蒲安臣条约》。
9查尔斯·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英国军官和殖民地行政官，出生于军人世家，父亲是皇家炮兵部队的一位中将。他19岁从皇家军事学校毕业后即进入皇家工兵部队。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随英国军队来华，后任常胜军统带，因帮助清政府平定太平军有功，授提督衔，赐黄马褂、孔雀花翎。后任苏丹殖民总督，在喀土穆城被叛军所杀。戈登被英国首相格莱斯顿称为“英雄中的英雄”，他死后维多利亚女王曾亲自到他家中慰问，清廷亦遣使往吊。《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五有传。
10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记》卷三，清同治刻本。
11曾国藩《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七月廿八日），《曾国藩家书》631页，海南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12米奴哀小步舞，一种缓慢而庄重的三拍子舞蹈，由一群舞蹈者结伴而跳，源于17世纪的法国。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31节 黄色薄雾下的生活（1）
在缺少一个真正的满族强势人物的情况下，大清王朝的生存最后就只能依靠努力培养慈禧的儿子、年轻的同治皇帝，让他表现得更出色。至于他是担当一个积极的角色，还是继续做他的傀儡皇帝，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表现得像个完美的儒家圣君。在中国，对外表的依赖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君权神授”本身就关乎至重，王朝的上升或衰落竟然依赖于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言行举止。不管慈禧、慈安和恭亲王做了多么大的努力，这根本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简言之，同治皇帝的悲惨生活使灵敏的政治联合天平倾斜了，也使得慈禧离独掌统治大权更近了一步。
传统上，人们认为一个儿皇帝已经成年并能获得全部权力的最低限度是15岁。在祺祥政变发生的1861年，同治皇帝5岁。从此之后，对于儿子的抚育教养，慈禧能插得上手的地方实在不多。这一点和日本的情形很相似，培养小皇帝的日常功课被皇室代理人所严密控制。只有慈安——皇帝的嗣母，能够对此产生影响。在接下来的10里，为锻造同治的性格和培养他的思想，以准备担当他伟大的职责，就必须为他选择专门的家庭教师。
为同治扮演皇的帝角色所作的这些准备工作，被交给了57岁的蒙古进士倭仁，此人是被人们称为大清帝国品德最高尚3个人之一。他也是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他不仅是同治的老师，还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满清政府意识形态领域的监察首脑）、翰林院掌院学士和户部尚书。在任何事情上都没人向倭仁挑战。他追求儒家理想的那种顽固和独断，不仅仅限于对同治的督导。作为朝廷里的高级牧师和道德警察，在接下来的9年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让王朝的制度从“力与谋”的罪恶退回到“礼与仁”境界，也就是让一个病人从治愈退回到病死。
似乎没人怀疑：同治能够被灌输进儒家美德，并且能够被教育得聪慧睿智。这是中国国家神话的一部分。如果他感觉到任何程度的不足，亲王和军机大臣们就担当指导他作决定的任务（就像如今他们对慈禧和慈安所做的那样），一定要使出现在他面前的事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合乎礼仪的。然而，他们全都错了。
从最近几朝的情况看，儒家体系在塑造它的统治者方面，成绩并不是很好。曾经涌现出的一代又一代统治者，没有哪一个接近于儒家的理想。许多人认为这个问题只是最近才开始出现的，咸丰、道光或者道光之前的嘉庆。然而，就是那个伟大的皇帝乾隆（在位时间1735…1796），让“堂皇其外，腐败其中”变得时髦起来的。年轻时的乾隆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干，但在中年，他背离了儒家的美德，逐渐成为一个自我放纵、行为乖戾的人，而到了老年，他又愚蠢地放弃权力，使之落入他的宠信之手，对和淖萑荩涫稻褪嵌源撕蠹赋心切┩矫嫒兜募一锏墓睦退擞痢Ｋ杏判愕娜寮姨钙鸹镜赖吕炊济挤缮琛⑼吠肥堑溃疵蝗嘶嵴娴娜ゼ乃Ｕ庵蟮募吻旌偷拦飧静荒苁と嗡堑哪欠莨ぷ鳎谭嵩蚋纱啾炼狭苏庵值赖潞褪导涞慕粽胖摇！ �
至于他们的那些斯巴达式的军事道德，早就被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所破坏掉了，那是在1720年代的后期。为了保护自己的位子不被儿子和侄子们篡夺，他禁止亲王们担任任何军事或行政职位，除了像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那样打发时光，留给他们的选择余地实在不多。打那以后，像那时的欧洲上层阶级一样，满洲皇子们的教育就被限制在死气沉沉的礼仪和典籍的研习上。于是，一旦有哪位皇子继承了皇位，他也就只能完全依赖于他的谋士们了。大臣和顾问们认识到这对他们非常有利，也就不会去做任何努力以扩大皇上的知识视野，相反，还会以严格的传统习惯为手段，去窒息任何对知识的好奇和渴求。从来不会有人怂恿慈禧去全国各地旅行，也没人会向她介绍外国人和他们的观念。她的侄子兼继承人光绪皇帝是第一个坚持让人为他翻译西方杂志和书籍的皇帝。
当同治的老师们着手把他塑造成一个君主的时候，他们被“到底应该相信什么”这个问题给弄糊涂了。他们自视为卓越的道德典范，并且打算按照他们自己的样子重塑同治。就连曾国藩也相信：新皇帝的道德品质将最终决定中国能否获得新生，尽管他所指的某些东西要比同治皇帝实际接受的那些凌空蹈虚、思想狭隘的训练要更加有益。曾国藩说：皇上必须树立一个完美的道德榜样，这将导致大清帝国实现完美的统治，如日之继夜。曾国藩认为：道德劝诫乃是人君用来履行其维护全社会安全之职责的主要手段，而臻此境界的唯一途径，就是要使年轻的皇帝投入全部身心研究过去，找到可供仿效的明君，以他们为榜样规范自己。
起初，对于倭仁为教育这个孩子所作的努力，恭亲王还加以督导。亲王坚决认为：必须要用新的方式教育同治，要让他掌握西学方面的知识。最基本的是要让他熟悉他能够理解的、那些在“中央帝国”之外的国家和他们的人民、他们的社会、他们的政治历史、他们的法律以及他们所遵守的战争规则。但是，倭仁却阻断了每一种企图介绍现代课程的努力。翰林院学士们所共有的偏见，倭仁一样也有。这种偏见认为：如果掌握了外国的思想，那么他们古老的特权就会受到危害；对这些思想，他们应该置之不理，而不是去成为传播这些思想的老师。通过阿谀奉承，倭仁得到了两宫皇太后的支持，这是心高气盛的恭亲王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虽然两宫皇太后欠恭亲王很多情，但她们也经常被他鲁莽而傲慢的行事方式而弄得很不愉快。恭亲王是唯一能够责备、斥骂或轻视她们的人。）
倭仁尽管渴望完美，但他摆出的姿态未免有些妄自尊大。他在公众面前摆出一副节俭的样子，但旁人其实心知肚明。那些有头有脸的大学士们都纷纷发起组织他们自己的俱乐部或者协会，让一帮吹牛拍马之徒围着他们团团转。倭仁组织了一个叫做“食糠会”的小团体，其成员必须以吃糠代替吃白面，以显得他们克己自励。他的邻居倒是不难发现这样的事实：每当倭仁独自在家时，他们家的厨房里就会氤氲缭绕、肉香扑鼻。因此，下面的结果也就不可避免了：他誓将同治皇帝造就成一个圣君的努力，最终将适得其反。
每天，倭仁和他的助手就到弘德殿见这个小孩。基础课程和所有上层贵族家的小孩并无不同。三岁时的同治就学会了25个汉字，读作“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2。对于一个三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材料实在要叫他头晕目眩。等到他认识了这些字，然后就要教他写。每一个汉字先是以红色的轮廓线印在一张单页的黄纸上，然后就教孩子用毛笔将轮廓填满。直到最后，他能独立地写出每个字。等到他能够握笔，就要开始背诵《千字文》，那是一首2；500行的长诗，里面没有一个汉字是重复的。7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四书》和《五经》，它们都出自儒家经典。这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