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的技术。与前面两代，这种车理论上是中国自行研制出来的，川崎和西门子除了出售中国还不能自制的一些零件之外，不能获取任何收入。高铁的技术转让世界上有很多先例，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却是从来没有过的。FT中文网已经发表了7篇分析和12篇专栏文章来讨论这一现象。
出人意料的是，川崎和西门子不但放弃了在中国起诉铁道部的努力，甚至当中国向国外销售CRH380的时候他们也不准备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已经签署过了技术转让协议，还因为中国对许多关键的技术进行了改造，比如说日本列车的车头是用许多块钢板拼起来的，中国则依靠上海郊区的一台世界最大的水压机直接压出来；中国还利用秦岭的风洞测试了车头受到的空气阻力，并对其形状进行了修改。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修改后的设计允许山寨的列车比原型车运行的更快，因此即使告到美国、英国的法庭去，法庭也未必判中国侵权。
光是列车速度提高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中国高铁受到太多关注，高铁的精髓还在路本身。其实中国早就决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修建高铁，只是在是否采用磁悬浮技术的问题上争论了二十年而已。刘志军绕开了问题，他既不建“高铁”也不提京沪线，而是利用每年春运人们抱怨买票难的时机，在其他地方开工修建所谓“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第二双线”，建造完了之后再宣布其为高铁。北京到广州的“客专”几乎建在一座从北京延伸到广州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需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
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刘氏“客专”的一半多一点。刘的手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为数众多的反高铁派很少注意到客专和城际铁路的开工，只有在“高铁”二字出来的时候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时高铁已经接近通车，说什么都晚了。
“客专”本身才是中国优于日本和欧洲的地方，但它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刘氏客专在最便宜的地方也要7000万元才能造1公里，到了山区和地价高的地方，造价达到每公里1。3亿元以上。为了建设规划的1。8万公里客专，刘至少要两三万亿元的投资，而2004年的铁路投资仅有可怜的516亿。刘可能不太擅长作假帐，所以他把手头的所有项目集中起来，用老办法威胁银行——要么多借给我点，要么我就从别处借。2007年，刘在银行的支持下把投资增加到2000亿元，但好戏还没开始。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刘的高铁蓝图获得中央认可，得到了1。5万亿额外支持。于是从2009年开始，铁路投资超过了7000亿元，超过了军费，超过了刘上台前十五年的总和，刘终于实现了自己“控制世界上一半铁路投资”的预言。此时刘志军的谈判艺术又有了进步，他把钢铁公司和水泥公司的代表叫来投标，失败者不仅一份钱拿不到，还将无法再用火车运输自己的产品。
刘在8年里一共修建了1。8万公里铁路，相当于原有线路的四分之一，其中客专有7000公里。现在正在建设的铁路长度为3万公里，其中客专1。3万公里，大部分将在2011年通车。以后，从北京出发，8小时就能到除了海口、拉萨和乌鲁木齐之外的任何一个省会。由于已经开工，这些铁路没办法停下来，今年的铁路投资仍将达到历史最高的8500亿元。刘志军唯一没能开工建设的高铁是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兰新第二双线”。但就在昨天，哈萨克斯塔总统在北京签署了协议，由中方负责修建阿拉木图到阿斯塔纳的高铁。据说这条铁路将采用中国的标准，可以连新疆却不能连俄罗斯，这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很大，可能促使中方再花钱把兰新第二双线也修起来。未来，越南、蒙古和巴基斯坦也都有可能通过改造自己的铁路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中国肯定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铁道部还将得到更多的投资。
可惜的是，铁道部并没有像石油企业一样，把巨额投资用在改善员工的收入上。我做了这么多年火车，没见一个列车员说过领导的好话，大家都对低水平的工资非常不满。一位列车长对我说，他原来是首钢的职工，首钢搬走时为了离家近而调到了北京铁路局，现在的工资只有原来同事的四分之一。他认为，刘“跨越”——刘志军因为经常说铁路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得的外号——眼里只有铁路，从不考虑职工的感受。在刘的领导下，铁路职工的生活水平降到了1923年二七大罢工以来的最低点，经常连续一两个月在列车上度过，连饭都吃不好。更糟糕的是，刘志军在人事上也是雄心壮志，说撤铁路分局就撤铁路分局，谁要是对领导不满意，就会马上失去体制内的铁饭碗。
“刘跨越”的政治生命结束了，铁路的难题却刚刚开始。铁道部和铁路网如何处理？在日本，新干线修建完成之后一直亏损，直到日本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才开始盈利，于是政府就在1987年对国有铁道实施了民营化改革。按经济规律说，中国铁路迟早也应该民营化。但刘志军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高铁网太超前，对经济规律缺乏尊重，难以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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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铁道部改制的话，改造出来的新铁道公司可以破产吗？如果它被禁止破产，那它就还是铁道部；如果可以破产，这个负债率为70％的公司离破产就没多远了；如果把“坏的”资产拿走，只让“好的”资产上市，那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给铁道部的2万亿元资金就收不回来了。此外，铁道部还凭借着自己的“永远不会破产”的形象获得了大量商业银行投资，如果这个条件消失，投资的资金链也将断裂，政府可能需要花更多的钱来救市。在中国，欠人家两万元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欠两个亿就要轻松得多，欠两万亿根本就等于绑架了债主。接替刘志军的新部长，其实一点压力都不用有。
撤销铁道部还将面临政治上的挑战。日本国铁民营化运动的裁员人数是44万人，而且国铁本来就是企业，中国的铁道部则是政企合一的“铁道省”，拥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检察院，其职员们普遍认为自己不但不应该被裁员，反而应该为八年来的辛苦获得补偿。民营化，这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将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可能发生那位列车长所想象的“全路大罢工”，或局部的混乱。中国准备好了走过这个痛苦的过程吗？
或许，解除铁道部对中国的“绑架”，要比铁道部“绑架”中国困难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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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娴：美国政府开“两会”吗
马本座 发表在 辣眼时评 华声论坛 bbs。87book。com。cn/forum…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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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召开两会，不少朋友问及美国是否有两会，如何运作等等。美国其实是没有两会的。人大的机能，立法权这一项，在美国，则是由国会完成。
简单说，美国国会分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平等实行立法权。众议院的议员以各州人口多少决定，人口多的州众议员名额就多，反之亦然，可以说能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参议院则不论大州小州，一律每州两名，体现州权平等，这样可以防止人口少的小州的利益被侵犯。应该说，这种制度的设计者是非常聪明的。事实也证明是很成功的。
美国的民主选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并不是通常简单理解的那样，人民当家作主要选谁就选谁。美国实行代议制，选举也是选举人团制度。例如，总统选举中民众投票，只能在党派推出的候选人当中挑选。选举团人制度，因为议员也是民众选出来的，所以选举人团制度也可视作间接的民选制度。至于党派候选人如何被推出，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了，以后有机会再谈。
民众投票的动机其实也很复杂，党派忠诚是其一；对有关切身利益的政策的偏好是其一；候选人的个人魅力等一些非理性因素也是其一。等等，但这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议员们上任之后，大部分都有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希望连任，这个动力的后果就导致议员非常重视选票，这不仅仅是指民众个人的选票，利益集团可以控制的选票也算在内，例如，工会就能发动会员投票给某候选人。此外，个人的投票还很容易受政宣的影响，而政宣是需要大笔资金（往往是财团）支持的。
因此议员在开会议政或者对某个提案投票时，需要全盘考虑，在各种利益中做出权衡。常常有批评美国国会效率低下，其实不能一概而论，911的时候，国会通过“爱国者法案”的时候，效率极高，面对美国的敌人，国会议员高度团结一致。但是在涉及到国内议程的时候，尤其是对重大议程有严重分歧的时候，就常常导致争执不断，缺少效率，浪费资源的情况出现。
饱受争议的健保法案就不用说了，共和党在掌握众议院后，立刻通过取消健保法案的提案，还扬言如果不能在参议院通过，就将阻止有关预算的实行。又如前不久国会参院司法委员会举行的关于奥巴马提名的法官人选之一，伯克莱加大法学院副院长，著名法学教授刘宏威的听证会。共和党因为刘宏威据传是民主党培养的未来高院大法官的人选，故全力反对其进入投票议程。奥巴马重复提名了三次，刘宏威也参加了三次听证会，提问的驾轻就熟，作证的应答如流，因为内容基本一样。可以预料，如果这次国会休会前还不能投票通过，还会有第四、第五次提名和听证会重复这套程序，一方志在必得，一方坚决反对，浪费资源就无可避免的了。因此，党派斗争也会影响国会工作的效率。
但是党派斗争的背后也往往有强的民意支持，例如最近的例子是美国最近的大事：威斯康辛州议会要通过的一项议案，其中的内容之一是限制工会谈判时的集体议价权。此举被民主党认为是撬墙角，因为工会如果没有谈判议价权，那工会的效用就会大打折扣，而工会又是民主党的大金主之一。这项提案引发了工会发起的有7万多人参加的抗议示威，据说是越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威州参院14名民主党参议员在明知无法以投票阻止提案通过的情况下，为避开投票，集体出走至伊利诺伊州，至今已经2周多还不肯归回，以致该项议案被搁置。威州州长虽然态度强硬，但也无可奈何。如此，议会的效率可想而知。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议员集体出走这种违反民主精神和程序的行为，却也得到许多民众支持。事件发生自此，双方都有强大的民意支持，只能说明现在美国社会的分歧之大。
尽管这些也遭致美国国内的各种严厉批评，但是美国的议会制度，在两百年来还是行之有效的，即使是争执严重同样代表分歧的民意。各种利益集团自然要通过议员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有这样的制度，也就能保证议员无法离民意太远，通常情况下，最终能够有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结果，这也是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的含义所在。美国的国会运作不乏有瑕点，但仍能为绝大多数选民所接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上下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着最基本的共识，这个最基本的共识的产生是和美国历史文化有密切的关联的，这也是研究美国政治避不开的话题。
＇本帖最后由 管理员07 于 2011…3…8 09：35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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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贫富分化与土地政策
。cn 2011年03月08日 19：30 中国企业家网
每个人天生下来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际遇不同，运情不同——收入或财富也跟着不同。某程度的贫富分化无可避免。过于极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会接受。另一方面，理论与历史的经验说，采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财富或收入平均化，对经济运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影响，因为这些政策会削弱对社会产出有重要贡献的成员的积极行为。
瑞典模式中国无缘
像瑞典那样的国家，税项多而重，福利、补贴等高得惊人，是一个贫富分化不大而还算得上是富裕的国家。但瑞典的人均土地面积比中国高出无数倍，知识资产早就达到了一个高层面，中国是无从效法的。瑞典老百姓的居所一般比中国老百姓的舒适很多。
他们建造房子的费用飞到天上去，同样水平的房子之价不比中国相宜。在饮食那方面，我不认为他们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优胜多少。他们大胜中国的是人民的生活远为写意，用不着像炎黄子孙那样到处跑。陶渊明的生活不会在人均农地一亩左右出现。贫富平均化的社会成本高，炎黄子孙昔日的经验是他们付不起。
歧视土地的传统
贫富分化过甚社会不容易接受，而这分化最难接受的是源自土地或楼房的价格变动带来的那种。源自土地或楼房分配的贫富分化带来的印象，是既非天赋之能，也非勤劳所得。买下了房子，其价无端端地上升了几倍，不是不劳而获吗？其实往往要靠先用功，赚点钱，也要讲眼力，虽然幸运的因素存在。很少人会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与九十年代的中国，投资于房地产输身家的人无数。奇怪，社会不可怜这些人。
这里还有一个古典经济学派的误导：这学派认为租金或地价怎样变动土地的供应量也不变，所以在抽税的话题上土地要特别处理。这就带到后来对我们的孙中山先生有很大影响的十九世纪美国经济学者亨利·佐治的《进步与贫穷》那本书。该书提出单一税制，即是只抽土地或房地产的税。佐治是个了不起的宣传家，作为经济学者他不及格。
谋生计也不及格：他信奉买地必定发达，但晚年自己是个穷光蛋，葬身之地也要朋友帮忙。孙中山先生的经济思想主要来自《进步与贫穷》，对炎黄子孙或多或少有点影响吧。
出售土地是中国发展的资金来源我不要在这里谈思想、讲理论。我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改革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原因是在县际竞争这个史无前例的制度下，土地的使用搞出了精彩的变化（见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要是北京早就推出最近的楼房政策，中国今天会怎样不好说——一位朋友劝我不要说！
不仅土地的使用得宜大幅地提升了生产效率，政府出售土地是经改需要的资金的主要来源。记得五年前在上海，一位来自加州的经济学者问： 中国发展得那么快，资金从何而来呀？我打趣地回应： 九十年代初期不少外资到中国投资于房地产，九十年代后期房地产之价暴跌，这些资金转到中国人的手上。他拍案叫绝。我说的有说笑成分，但笑话中有真理。
早些时，记不起是一九八六年底还是一九八七年初，深圳的干部朋友邀请我到那里倾谈，因为他们读到我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大家坐下来，我开门见山地说： 不拍卖土地，让懂得建造楼房的外商赚点钱，你们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把城市建设起来。靠北京输血不可能足够。深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拍卖土地，今天是一千四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了。没有卖地的钱，今天在世界地图上不会找到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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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不利先兆
也要提及的是那次深圳会谈后，我对香港财政司彭励治说： 深圳的年轻干部虽然学问不足，但非常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