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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1日
我的叔叔杰克贝尔登1941年获得中华共和国北京市荣誉市民后的头五年，他一直在为共和国最大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撰写文章。从1946年到 1956年，他尝试着在中国发行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而且看起来，他成功了。到了1961年，杰克叔叔又把精力投放在共和国开发的网络传媒上，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过唯一遗憾的是，在1956年前，他的文章在美国很难得以看到。直到大批美国旅行家和商人把这个古老国家的情况带回美国之后，美国人民才得以逐渐了解这个国家。当然，就我个人看法，在来走私的卫星信号接收设备在美国开始流行的时候，美国政府才终于没有能力压制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交流。
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叔叔就踏上了自己的旅途，第一次见到我的杰克叔叔是在1959年，那年我家也安装了一个卫星接收设备。而我第三天看到的卫星节目当中，就有对我叔叔的专访。我的母亲指着电视里面那个人说，“他就是你的叔叔。”
1964年3月，我受纽约时报委托，前往共和国，主要采访马上就要举行的奥运会。在共和国的卫星节目当中，这可是重点宣传的对象。在美国不少媒体当中，都把这次奥运会与1936年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据说那届奥运会是当时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届奥运会。而1964年奥运会，共和国方面将向全球现场转播绝大部分赛事。仅仅这一点，就让美国民众的情绪十分微妙。
之所以我被选中，除了我和普通的美国青年一样，对中国十分好奇，非常想了解这个国家之外。我的叔叔在中国的人脉，或许也能够让我在很大程度上提供更多深入的报道。这是我希望的，也是纽约时报的希望。
所以我搭乘轮船前往中国的港口城市上海，在那里与我的杰克叔叔汇合，然后又乘坐火车前往北京。奥运会的主会场就设在那里。
在中国，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火车。我是在下午9点左右坐上从上海前往北京的火车的。这是一种非常漂亮的火车，也是中国客货分离之后的标准客车。每小时时速可以达到180公里。晚上9点30分发车，第二天早上7点30分到站。所以火车车厢基本都是卧铺，旅客们可以很舒适的在火车上休息一晚，毫不耽误第二天的安排。而这个班次的火车可谓一票难求。
就我的观察，中国的上海现在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地而并非一个城市，历史上，这座城市作为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十分有名。但是这座城市本身已经面目全非。我拿着一份共和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这份报纸的第二版和第三版，与其说是报纸，更像是政府公告或者解释。今天的内容是针对中国民众对奥运会投资高达 1000亿人民币（也就是60亿美元）的质疑，对此，共和国政府的解释是，这里面的很多城市的体育场馆都是早就经过各地人大审批通过的，而且列出了相应的人大决议的文号。在公告的最后，政府认为“不同的统计模式，就会产生不同的统计结果。但是归根结底，共和国政府绝对不会拿着人民的税收去粉饰太平。”
据杰克叔叔所说，根据这些文号，共和国民众就可以在官方网站上查到相应的文件。
对此我并不太敢于相信。共和国政府的执政风格与美国政府的风格可谓大不相同。从那份公告当中，我仅仅看到了事实的陈述，即不争辩，也不具有煽动性。政府的态度只能称为冷淡。这样的一个政府，是不能让我本人喜欢的。
火车里面有空调，不过没有运行，工作的只有换气扇。因为车速快，火车是不允许开窗户的。而卧铺车厢当中，深谋远虑的安装了不能开启的车窗。杰克叔叔购买的是两人间的卧铺，车内布置又简单又漂亮，我本以为时差会让我睡不着，车体轻微的晃动和一路上乘船的晃动有很接近的感受。结果从晚上十点开始，我一气睡到列车进入终点站北京才醒来。因为车内和车外的温度相差很多，车窗玻璃上凝结了很多水珠，看不清窗外。拎着行李走下火车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自己身处在一个巨大的火车站内。
和美国的火车站相比，这个车站无疑过于庞大了。几十米高的车站穹顶漆成了纯白色，而地下通道之长，更是令人惊讶。普通行人的步行通道，以及针对残疾人的特别通道，设计得非常合理。我突然有种错觉，这应该是美国，而并非是中国。至少我身边站立着的，是杰克叔叔。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4日
今天下雪，风很大，我在纽约时报出钱租用的酒店当中没有出门。所以我就在网络上察看三天前《人民日报》刊登的公告文章所提供的资料是否真的存在。经过查询，我找到了这些人大决议文件。文件数量远比我想象的丰富得多，除了最终的决议之外，各次讨论都有相应记录文件，只要肯查阅→文·冇·人·冇·书·冇·屋←，就可以了解到中国人大的会议流程。
不得不说，这已经极大地颠覆了我对共和国的认识。我一直以为共和国和苏联应该非常相似，或者说和美国普遍宣传的一样，这是一个由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国家。人民仅仅需要服从就可以了。现在我依然认为，人民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不过至少中国共产党的公开程度，很接近美国。
一个独裁而且公开的政党，这真的非常有意思。
中午的时候，电视里面正在播出新闻，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沈茂正在发表一次公共讲话。我曾经在美国接收过共和国的节目，也曾经见到过此人露面。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高级领导人一样，这个人也是本世纪20年代就起来造反的人之一。在电视上，这个人身穿一件很有趣的制服，不是西装，也不是军装，在镜头扫过列席会议的其他与会者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穿着与他相同样式的衣服。
这是退役军人的民用正装，这个人曾经是军人。
他的讲话速度很快，我能听懂其中的一部分。就在这一部分当中，这个人在阐述共和国对内政策，大概意思是“推行民主集中体制，反对法西斯倾向”。共产党的领导者反对法西斯主义，怎么都感觉稍微有点滑稽。
吃了午饭后，我就根据杰克叔叔的介绍，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网站上搜索，在最新的文稿当中，果然找到了这次的讲话。
讲话稿读起来很容易就理解了，共和国正在警告民众，法西斯主义有泛起的趋势。而公产党副主席沈茂所阐述的就是法西斯理念当中“超阶级”的问题。但凡是法西斯主义，无一例外的都会宣传“超阶级”，也就是整个国家由一个理想统合起来。对此，沈茂是嗤之以鼻的。他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现在的共产党无疑就是中国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农联盟的代表者。共产党是不可能背离这个基础。
而共产党执政的手段，就是“为人民服务”，而并非以“超阶级”理论来蛊惑大众。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政治洗脑，至少我对此并无兴趣。明天，我的记者审批就可完成，那时候，我就可以开始进行自由采访了。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6日
我一直不相信中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不过我现在稍微有些相信了。至少在共和国最大的民间交流平台——网络上，言论自由的程度令我瞠目结舌。不得不承认，美国本土的网络研发仅仅在开始阶段，个人电脑大多数都是从共和国进口的。网络更是极少数的专利。而在共和国，网络普及率高达25％，甚至更高。这些人都是共和国最富有的阶层，如果在美国的话，应该说他们就是社会中坚阶层。
在这些人为主的共和国网络上，你随时可以看到“五毛党”与“五美分党”的争论，当然根据叔叔的宝贵证词，从前年开始，又出现了“一卢布党”。
这些人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政治观点，“五毛党”代表了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绝对支持。但是叔叔稍微有些遗憾的告诉我，所谓的“五毛党”，更代表的是中国日渐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
“五美分党”则代表了民族虚无主义情绪，或者说更像是一群“对政治权力过度渴望”的失败者。
“一卢布党”党则是支持苏联经济模式的那群人，某种意义上，也像是社会上的另一种失败者。
除此之外，还有“五麻袋党”，“五卢比党”等少数派存在。
他们在网络上的争论火药味十足，特别是“五毛党”与“五美分党”之间的争论，我感觉更像是美国国内棒球联赛后，体育酒吧里面那些醉酒者之间的争论。无论什么样的问题，“五美分党”都能够归罪到体制问题，或者归罪于中国人的劣根性。所以我有些怀疑，美国情报机构是不是真的向这些人派发工资。而且说句较为客观的话，如果在美国，有美国公民这样诋毁美国，我认为他绝对享受不到在共和国这样自由发言的权力。
对此，叔叔倒是笑着承认，这就是他喜欢中国的原因，“中国是一个真正言论自由的国度。”
除了对于政治，对于国家施政的争论之外，网络上还有很多对于社会事件，特别是历史辛秘的描述文章。其描写很像是美国三流黄色小报的手笔。
对这些人，叔叔特别引用了共和国网络上的定语——“有良心的年轻历史发明家”。
我很奇怪，这等明显具有道德败坏倾向的人，为何能够如此肆意在网络上宣传自己的言论，叔叔用一句话做了结论，“真正的言论自由，从来都是如此。”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一贯支持言论自由。公民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力。不过我并不希望言论自由被这样的利用。不正确的言论或许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但是对不正确的东西，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但是在网络上，我明显没有看到有这样力度的监管。
上帝保佑，我竟然生出监管言论的念头。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10日
凡是接受我采访的中国公民，大部分第一时间都会有些警觉。当然也有非常热情地接受我采访的人。凡是警觉的，言谈都会比较谨慎，其余的则无一例外的批评共产党的执政。对此，我的叔叔希望我能够坚持记者中立立场。他在中国这么多年，对此的评价是，“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干涉记忆犹新，无论对共产党是否满意，他们的对外国干涉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当然，也会有希望外国干涉中国事务的中国人存在，但是他们在中国绝对是少数。而且是不受欢迎的少数。”
保护少数者的利益不受侵害，本身就是民主的一大特点。我和叔叔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叔叔只是无奈的笑了笑，他解释道：“中国的少数持不同政见的人，他们的理念是要凌驾大多数之上。很明显，这已经不是保护少数人利益的问题了。”
对此，我相当的无言。如果叔叔的话是真的，中国的少数派和美国的少数派真的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呢。
叔叔继续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评论，“中国政府习惯性的对少数派不闻不问，不予支持，也不予压迫。而中国多数派对于少数派也是这样的太多在中国有句谚语，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少数派必须弄出更大的动静，才能够得到更多利益，所以中国的少数派更具攻击性。”
听了这个评论，我想起了叔叔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19日
今天我采访了中国奥委会的一位主任，他明显非常忙碌，桌子上＇'文'＇的固定电话＇'人'＇和他的移动电＇'书'＇话不停的＇'屋'＇在响。所以经过一番简短的充满了官僚主义风格的热情、严谨的发言之后，这位主任就把我打发走了。我不得不去旁听新闻发言人的例行新闻发布会议。
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我在大街上步行回旅馆。遇到了一例当街盗窃事件，失主在狂奔的刀贼背后平民追赶，而周围的群众自发的围堵盗贼。当盗贼被按倒在地的时候，群众自发的对其进行了殴打。
巡警赶到之后，盗贼终于被解救出来。巡警队围殴盗贼的群众讲解了一下基本人权的问题，对此我引用如下，“我知道大家对小偷恨之入骨，我们也支持见义勇为。不过呢，小偷盗窃罪不至死，所以大家以后下手轻点，把他打死了，自己也要吃官司。随便打打就行了。”
这位巡警也在我住的旅馆附近巡逻，我们见过十几次。所以我得以采访了他。对于我询问盗贼的权力如何被保护的问题，巡警倒是很坦然。“我们首先保障的是守法公民的权益不受侵害。群众自发的过激行为，我认为有净化社会环境的效应。”
对于我质疑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力是否应该得到保护的时候，警察对我说了句中国谚语，“不要光看到贼娃子挨打，你也要看到贼娃子吃肉。”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20日
今天是我第一次遇到游行的日子，上午十点左右，一群群的学生就打着标语上街了。起因倒挺简单，一个礼拜前，中国海外奥运圣火传递活动，在英国遇到了袭击。袭击者是泰米尔人。因为中国支持斯里兰卡政府，而斯里兰卡政府镇压了泰米尔人的起义，于是在伦敦的泰米尔人袭击了中国奥运圣火传递队伍。有一名队员身受重伤，还有三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轻伤。
所以学生上街游行了，游行标语竟然没有一条是针对肇事的泰米尔人的。“打倒英国反动派！”“鸦片贩子的后代都去死！”诸如此类针对英国人的标语充斥着游行队伍。
之所以有这样的标语，是因为英国政府对此事发表了傲慢自大的解释。认为这次袭击与英国无关，纯属于中国政府和泰米尔人的矛盾。而中国的新闻频道——中央四套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跟踪报道。英国议员纷纷表示有限支持泰米尔人，而英国警察方面则抱怨维持奥运圣火传递的工作过于吃力。当这些采访被播报之后，很明显激怒了中国的青年。
游行队伍只走出两条街，就遇到了共和国官员的劝阻。青年学生的代表向官员递交了请愿书之后，游行队伍就解散了。
我试图采访游行的学生，却因为我的相貌被无理的拒绝了。不少学生还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者”的口号。直到我表明了美国记者的身份，这才能够进行采访。学生们纷纷咒骂英国政府，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不过我注意到，“鸦片战争”是学生们最多提到的名词。这次的愤怒，并非简单的对这次袭击圣火事件的反应，而是对英国根深蒂固的敌视。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28日
中国人热爱体运运动，这是我终于能够体会到的一件事。每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起床前去锻炼。而中国的大学和寄宿学校，则按照统一的时间命令学生起床锻炼。
除了自发的，还有学校强迫执行的锻炼之外，军队一大早就起来跑操，宪兵（在中国被称为武装警察）们也在跑操。他们的跑操路线环绕着几条大街。不少自发起来锻炼的青年和少年们则非常习惯的跟在宪兵队伍后面跑步。
我在叔叔的带领下前往公园，在那里，好几个由上百个孩子组成的方阵在练习中国的武术。不仅如此，还有不少人拿着各种中国式武器在进行练习。刀、枪、剑、棍的挥舞，让我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不安。
在中国的清晨，我突然感觉到这个国家更像是一个准军事化国家。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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