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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之间矛盾激烈，所以双方更需要外交沟通，避免问题激化到不可收拾的情况。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美国和苏联可不会拉上英国和法国来参加会议的。
这是一个初步的会谈，所以美苏都不认为能够达成什么真正的协议。但是世界局势如果一直这样混乱下去，也不符合美苏的利益。所以“北京会议”最终拿出了两个协议。一、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介入苏拉威西，中断人道主义危机。二、联合国达成了印度内战期间的禁运协议。共和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到了1962年7月，一度危急的世界形势开始变得缓和。几个冲突热点都被有效的控制住了，欧美股市随之上扬，与之相应的，就是中国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
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是个必然，而不是偶然。美国在50年代疯狂的扩张自己的核武库，苏联与美国在核武器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共和国躲在苏联背后，压力很小，而且共和国的核武器以长程为主，拥有射程能够覆盖美国全境的火箭。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认为共和国的威胁已经和苏联相差无几。美国国内也在检讨对华政策，检讨来检讨去，其结果就是现在已经失去了武力或者封锁共和国的最佳时机。且不说军事打击，单单是经济封锁，美国国国内一大票公司就会率先反对，更别说那些购买了共和国国债的投资者。现在欧美利率一路下滑，低利率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如果在经济上与共和国战起来，比较乐观的估计是，欧美股市最少得连续下跌两个月。
美国有人鼓吹过——“民主国家无战争”。实际上更准确地说，资本体系内的大国之间，很难发生战争，在这个时代，战争一起，大家一损俱损，想独善其身，太难了。
热战不行，冷战也不是一个好选择。剩下的就是“和平演变”。美国方面选中的对象就是司徒雷登入籍案引发的共和国“违宪”审判。如果可以介入共和国“违宪案”的审判，那就是伟大的胜利。如果能够胜利，那可比战场上的胜利要光辉百倍。美国政府专心解决古巴导弹危机，民间政治势力把大量热情投入“违宪案”当中。
这次违宪案当中，司徒雷登在共和国的代理律师提出，《宗教法》违背了宪法当中“言论自由”的条款。而且司徒雷登父母所在的“杭州基督教天水堂”，是一个经营性实体，应该属于“企业”，类似于“基金”之类的企业。所以，司徒雷登应该可以加入共和国国籍。
共和国的宗教法是陕西众主持的一部法律，其立法核心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本着保护人民“宗教信仰”的权力，所以对未成年人传教，属于“强制宗教推行”，一旦发现，就可以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宗教人士利用宗教进行违法活动，那么首先以十年最高量刑期为基础量刑，再加上违法行为的量刑。在共和国的司法案例当中，宗教人士违法，统统以该法律最高量刑为准。
在司法实践当中，天主教热爱猥亵男童的神父，数罪并罚，都是以枪毙为唯一判决。而那些敢于煽动群众起来反抗共和国政府的，以有组织的团伙行动，更是全部枪毙，无一漏网。
共和国建国之后，反西方情绪高涨，特别是人民接受教育之后，共和国巧妙的操纵舆论，把历史上各种“教案”拿出来实事求是的宣传一番，那些“挟洋自重”的家伙立刻就失去了民心。共和国人民对共和国重拳出击，清洗宗教，特别是西方宗教的行动，绝对支持。
不仅如此，唱诗班历来是使用少年的，这就违反了《宗教法》，共和国的《宗教法》根据追溯期，对教堂进行了无情扫荡，神父，牧师，宗教人士，统统被量刑十年，投入监狱，押送至新疆种树去了。
正式宗教待遇尚且如此，在建国后进行过的那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封建会道门更是重点打击对象。那时代正是土改的高潮，人民自然站在共和国这边。科学是一个伟大的体系，科学是可以证伪的，仅仅这一点，就比宗教高出十条街。而宗教失去了政治背景，加上共和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不需要通过信奉宗教来获得内心的依托，宗教的市场于是极度萎缩。中国这个本来就无神论的国度，宗教势力已经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严格来说，司徒雷登雇用的共和国律师团虽然反对《宗教法》，但是这些律师当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信宗教。与其说他们是在追求宗教自由，还不如说他们追求的是 “反抗共产党暴政的快感”。
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有个脑子犯浑的SB律师居然当庭举起了十字架，陈述宗教的“正义性”，法官秦武安轻蔑的看了他一眼，命令立刻休庭，然后秦法官命令法警将这个“非法在公共场合宣传宗教的现行犯”当即逮捕。这件事事实清楚，证人众多。当天下午就开庭审判，一审定案，该律师被判刑十年，当天晚上就扔进去新疆的囚徒火车，送去种树了。
共和国这样的严厉手段，一时间引发了轩然大波。
在现在的世界上，最无神论的国家就是共和国。除了中国之外的国家，要么是宗教国家，要么就极大程度的容忍宗教组织的存在。共和国通过宗教法，将宗教彻底压制在为数极少的区域内。
秦武安作为主审“违宪案”的法官，很快就名扬世界。全世界各大报纸争相报道此案，秦法官的照片不断上了各国报纸的头条。
共和国既然允许质疑宪法，早就被压抑的那些自由派，抱着“豁出去”的心情，开始拼命撰文在报纸，在电视台，在网络上发表支持宗教自由的言论。出乎外国的意料之外，这些人并没有被“中国共产党当局严厉打击”。
当秦武安偕夫人拜访自己的岳父蒋经国的时候，这位新任江江西省副省长的共产党员依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蒋经国仅仅向爱婿招招手，示意他坐下。电视里面是 CNN电视台，播放的是一群记者在法院前对秦武安的临时采访。
“秦法官，就我所知，共和国对于宗教是圈禁形式的，这就是贵国的宗教自由么？”一位CNN的记者用勉强流畅的中文问道。
“我们不仅仅不允许宗教人士在公共场合宣传宗教，而且不允许非宗教人士在宗教场所宣传无神论。既然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那么宗教就不应该介入公共生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宗教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秦武安答道。
“那么中国信仰的是什么呢？”这位记者紧接着问道。
“中国信仰的是历史，是科学，是人类自己所创造的东西。”秦武安继续回答了这个问题。
“那秦法官您信奉的是什么？”记者又接着问道。
“我？我作为法官，信奉的是法律。”秦武安微笑着答道。
采访到这里结束了，剩下的就是一堆评论员上场发表着幕后老板的意思。蒋经国这看向女儿女婿。“小秦，你辛苦了。这件案子可不好办。”蒋经国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我是法官，依法断案就行了。有什么不好办的。”秦武安回答了岳父的问题。
看着女婿坚定的态度，蒋经国也不想就这个问题说下去了。他来北京是参加工作会议，而不是特意来为女婿出谋划策或者进行慰问。女婿在这个时间还亲自上门拜访，这算是给足了蒋经国面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秦武安早已经做了决断。
蒋经国这次除了到北京参加工作会议之外，另一个目的是向中央当面申请，陪母亲去趟美国看望父亲蒋介石。当年蒋经国被苏联人直接送给了陕西，然后在陕西从低级官僚做起，升迁还算正常。现在终于做到了江西省副省长的位置上。
他的朋友曾经私下透露过，中央对他的评价是“一省之材”。往好了说，共和国那么多牛人，也不过是当过“一省之王”，蒋经国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算是种荣耀。往坏了说，蒋经国的地位终点顶多是一省省长。如果那个传言是真的，他势必面对这个结局。
不过这个传言是不是真的，还值得商讨。作为当年蒋家的地位相近的，就是前国家主席太祖，他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在太平洋战争当中，被友军，也就是美国军的炮火误击，重伤不治而亡。毛岸青从国家图书馆的普通馆员开始干，现在也不过是凭资历当上了分馆馆长而已。和他们相比，蒋经国还是很幸运的。
今年年初，蒋经国的父亲蒋介石身体不好，来信给蒋经国的母亲，希望能够在自己去世之前能家人再见一次。一直和蒋经国在一起的母亲也希望能够让父子团聚一下。不忍心让自己的母亲失望，蒋经国最后还是同意向中央申请此事。不过呢，那个传言或许也对蒋经国有一定的影响。既然仕途的终点或许早就被注定了，那么为自己稍微多考虑一点，也不算过份吧。
“违宪案”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极大热情。必须承认，共和国人民在1962年对于“宪法”无疑是陌生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还知道有宪法存在。但是宪法距离公民太遥远了，一中国文化传统而言，法律仅仅是工具，毫无力量可言。人大一直在努力普及法律，30多年来也有不错的效果。不过实际情况也就是仅此而已。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30年还是太短了。
“违宪案”的主审法官秦武安原籍江西，他家是没落文人出身，凋零的家族唯一的传承就是对文化的渴望，他的父亲秦承信坚信，读书可以改变家族的命运。所以稍微通点文墨的秦承信加入当年南方红军的原因很简单，他为了让孩子读书，借了高利贷，结果天灾人祸之下，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不得不选择了红军。秦承信本人在红军做会计，也兼文化教员，加入革命的时候，红军开始了长征，秦承信幸运得没有遇到肃反。秦武安和父亲母亲一起跟着长征的队伍，以红小鬼的身份历经了上万里的征程。
红军这个真正追求平等解放的组织，让秦承信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他本人很快就成为了坚定的共产党员，唯一遗憾的是，儿子幼年的学业怕是要耽误了。
等红军到了陕西之后，秦承信突然看到了梦寐以求的乐土。在陕西，只要你想读书，就有绝对的机会。工作之余，秦承信和夫人都上了夜校，秦武安沿着义务教育的阶梯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共和国政法学院，从普通的镇司法科科员，一步步成为共和国高院的法官。
秦武安本人就是这个时代共和国中层的典型代表，他坚信自己的一切都是党赐予的。幼年的苦难，求学时代的艰辛，以及工作时期所经历的共和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时代鲜明的变化，强化了党的英明伟岸。无论出身如何，无论是否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共和国的中层干部们对于党的忠诚无以复加。对他们来说，所要信仰的一切都没有选择，也不必选择。因为他们已经遇到了最好的效忠对象。
司法系统本身非党员出身的人员比例巨大，加上司法系统本身也有更多的争论。秦武安对于各种制度也相对了解很多。在这点上，秦武安本人也承认，现在共和国的体制是凸现“长官意志”的体制，虽然法律条文上的确在追求正常人类能够运营的体制，但是共和国第一代领导者都在自己最辉煌的时期。强者集团所领导的体制，总是能够让人偶然反思的时候，陡然生出一种如坠梦里的感觉。无论何等艰难险阻，有着何等让人几乎无法理解的计划，党的第一代核心总是能够将困难克服，让美妙的前景变成现实。哪怕是那些口头上对共产党再不敬的家伙，他们真心所希望的，也不过是能够获得更多权力。推翻现在的领导集团，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想象之外。
甚至司法界大部分的“反党人士”也承认，只要共产党能够真的推行宪法里面的自由选举，那么他们绝对只投共产党的票。这些人所代表的阶层在当今的共和国政治版图当中，毫无代言人，才是这些人最痛恨的。共产党一视同仁的压制所有其他政治势力，才是其他政治势力不满的原因，这些年的发展，已经让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人认识到，现在的共产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秦武安最终被指定为“违宪案”主审法官的时候，他专门询问高院法的党委书记吴三石，党到底怎么考虑的。吴三石回答令人赞叹。“法律必须有不断的争辩，才能够让法律深入人心。这就是为什么会接这次违宪案的原因。党必须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宗教法》与言论自由并不冲突。这就是我们要通过这场官司向社会清晰表达的信息。”
虽然对党无限忠诚，不过秦武安这次真的被感动了。除了对党的忠诚之外，秦武安还有对法律的忠诚，吴三石的回答，无疑让秦武安的两种忠诚合二为一。对于这样的党，秦武安除了用心断案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回报呢？
民间，特别是网络上的讨论成了一种潮流，各种合情合理或者稀奇古怪的说法，充斥在网络上。人民日报也依照惯例，发表了专刊，解释了党的观点。“言论自由” 是公民的权力，所以公民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宗教法》是在宪法的基础上，在宗教事务方面制定的法律。人民当然有权质疑《宗教法》是否违宪。这是法律允许并且保障的范围内的言论。
在公共场合宣传宗教信仰，是《宗教法》明文禁止的。当然，这不等于说人民不能在公共场合宣传宗教信仰。依照宪法当中言论自由的条文，人民完全有权力在公共场合宣传宗教信仰。当然，司法系统也有权依照《宗教法》，对触犯法律的公民进行拘捕，判刑。
在中国，关于言论的法律只有一条，那就是宪法当中所规定的——人民拥有言论自由。
党的解释一出，不仅没有让讨论平息，讨论向着激烈化的方向突飞猛进。“激进自由派”阵营可以说炸了营，与党所预期的一样，激进自由派们或者直截了当，或者含蓄的指出——想保障言论自由，就不能“因言获罪”。这样的观点让“较为理智的自由派”痛苦不堪。
在网络上，立刻掀起了对“激进自由派”的反击。文明点的，就询问言论自由是否意味着“宣传颠覆国家，宣传法西斯主义，这些公认的错误观点，是否可以随意宣传，而不受到惩罚。”不文明的，直接对“激进自由派”破口大骂，然后询问，这样的辱骂是否也是言论自由。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自由派可谓颜面尽失。自由派不得不承认一件事——不管执政党是用何种手段上台的，只要持正论，走正道，平常的时候还看不出来。→文·冇·人·冇·书·冇·屋←但是遇到争论的时候，执政党无疑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人民的支持。
到了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之后，共和国在言论自由方面，无疑已经达成了大多数人民的共识。违宪案虽然依旧在审判，中国共产党所期待的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人民对宪法的热情明显提高，对于中国政治构架的热情明显提高，对于言论自由的认识明显深化。法制宣传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普及。
还有一个令党非常高兴，但是不能说出口的效果，一批“民主原教旨份子”，终于定型，并且开始在网络上活跃起来。
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上，依然认为对这些人的病，得治。沈茂立即发言。他对这些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这些人在网络上都是身处弱势的群体，以谩骂和捏造事实为手段，大概可以分为两种，“民主原教旨主义”和“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