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坑- 第17部分

“不是旧船翻新。新船船壳是钢铁造的，而且是蒸汽船，这个决不会错。现在国府怎么会让外国卖船给共军，既然不是外国船，又出了新船，那除了是他们自己造的，也没有别的解释。”姓赵的商人还是神定气闲。

“共匪，哦，共军居然能够造船。这说不过去啊。”“是啊。”……，众人都表示了怀疑。

倒是那位姓赵的商人还是毫不在意，“再看看不就知道了？如果共军能够造船，那么他们绝对不会只造那么几艘。我看到的几次，这些船运输的都是矿石和煤炭，汉阳钢铁厂炉火日夜不灭。按这个速度，只要再等一个多月，共军如果有更多船投入运营，那么肯定是他们自己造船，不用怀疑了。”

“赵兄，这该如何是好？共军如果能够自己造蒸汽船，那国军可……”有人有些害怕。

“要我说，国军被干掉没什么不好，除了横征暴敛之外，他们也干不了别的。既然官府都是横征暴敛的混蛋，至少相信能自己造船的官府吧。”赵姓商人说道，“我请大家来，倒不是为了这件事，现在国军吃紧，必然对咱们商人下手，所以我请大家来，是告诉大家，我是准备关了店门，去武汉那边避避风头。”

“……”所有商人一时弄不明白，既然武汉在共军手中，那么国军势必不会轻易放弃武汉，此时去武汉避避风头，又是何意。

不过也有机灵的，“赵兄的意思是，难道共军还要顺江而下？”

赵姓商人点点头，“除了这个之外，我向共军捐点钱，顺道买船。就是现在他们还没空卖船给我，至少以后有空了，总会卖船给我才对。”

“攻克武汉实在是太跃进了。”司得人闷闷不乐的说道。这是一次非官方的会议，虽然在武汉的各方大员们都列席了会议。但是这仍旧是非官方会议。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虽然红军势如破竹，但是毕竟四川还很不稳定，而河南根本没有什么基层组织。集结在武汉地区的只有红军两个军的兵力，相当一部分后勤供应靠的是四川的运输。虽然在湖北开始建设基层政权，可基层政权也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顶多是维持驻军的基本粮食供应而已。如果没有来自南方红军的干部，这些根据地恐怕都不会有现在顺利。陕西方面的干部也勉强维持了武汉地区的经济运行而已。

但这一步必须迈出，在日本人很可能发动侵华战争的今天，堵住光头西逃的路线是必要的。无论如何，光头无论对日是战是降，都只对光头有害。陕西政权都不用担心有什么问题。

南方红军带来的不仅仅是经历了残酷锤炼的组织，更重要的是，南方红军带来了全国范围内的谍报系统。和陕西不同，参与了大时代的南方红军拥有远超陕西的人脉。全国形势对陕西很有利。

但全国形势无论如何有利，地方上的压力始终很重。本该依托河南与四川的湖北区，则成了四川与河南地区所依靠的一个要点。蒋介石面对武汉方面的压力，无力去争夺河南的控制权。现在，武汉地区一面要保证对河南南部的支援，一方面要维持四川到湖北的水路贸易。武汉方面的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这次会议实际上被定位为“诉苦会”，所以没有成为正式会议。

会议也不是没有好消息，例如四川的人力资源已经被动员起来。土改政策也终于定了下来。河南方面的工作在没有外部影响的情况下，进行得颇为顺利。可别的地区的好消息，对武汉来说毫无意义。蒋介石致力于夺回武汉，湖北地方的地主们合作意向也近乎于零。虽然江西老区已经开始恢复，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何况，武汉地区还必须向江西提供武器援助。虽然汉阳钢铁企业逐渐附会生产，可光武汉地区本身就需要的海量物资，凭借一个汉阳远远不够。

“至少铁制品的销路还是非常不错的。”沈茂虽然身为军队指挥官，只好尽可能的给大家打打气。36年10月，沈茂由四川军区政委，转任湖北军区政委。这个调任虽然体现了组织的重视，但是给沈茂的压力却也足够沉重。现在他手中的兵力仅仅能够维持现状，而河南军区与江西军区那含糊其辞的，需要湖北军区配合进行军事行动的电报与建议，都让沈茂感觉烦不胜烦。

刚刚控制湖北，军校系统自然没有建立起来。不过这也不是沈茂烦恼的源头。作为军区的一把手，沈茂有义务制定几个紧急备案。制定作战计划和相应后勤计划是一件非常繁重的工作，沈茂本人的工作已经非常多了，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做这个。很不幸的是，湖北军区的军队本身也有“工作组”的繁重任务。军队内部也不得不一手抓工业建设，一手抓地方政权的建立。所以干部都有自己的工作。那些暂时没有民事工作的同志，则要进行备战，并且准备随时应付突发事件。沈茂能够抓在手里面的军官，完全没有制定系统的作战计划和后勤补给计划的能力。

无论有何种实力，但是陕西众也是人类。沈茂自己都记不太清楚，上一次悠闲的喝茶是什么时候。自从进了四川，他就一直在处理繁杂的事务工作。刚理顺了四川的情况，制定出各种计划和条例之后。沈茂就被一纸调令派往湖北作战。一年多来，沈茂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见到，只寥寥的通了几次信。以沈茂的地位，真的想把老婆带在身边，也不是问题。可沈茂有个怪癖，他自己越是身居高位，反而对自己的要求越严格。

既然沈茂作了表率，其他高级军官自然不好意思把自己的老婆给接过来。虽然有人“善意的关心”过沈茂，想自作主张的把沈茂的老婆给接过来，结果沈茂知道以后，那人就不得不在党委会上作了深刻检讨。于是沈茂“毫无人性”的作风，自然而然的让不少干部对他有些疏远。

这次“诉苦会”，沈茂并不想发言，他闭上眼睛靠在椅子上，跟睡着了一样。实际上沈茂本人的确有打瞌睡的准备。他刚才做了一个决定，不管手下的家伙多么不争气，他每天都拿出两个小时，领着这些家伙把湖北省军区的后勤计划给做出来。不过白天的工作安排已经满了，沈茂不得不每天牺牲两个小时的睡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沈茂觉得自己有理由现在打会儿瞌睡。

在沈茂入定一般紧闭双眼靠在椅子上的时候，他不知道的是，武汉军区的司令员彭德怀和参谋长左权正在打量他。同样作为进军湖北的主力之一，彭总和左参谋长带领着红九军出潼关，走河南，一路南下。河南没有什么像样的敌人武装力量，激战是在武汉地区爆发的。但是守卫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军，在以老陕西红军为底子的两支红军夹击下，很快就崩溃了。彭总也是善于打硬仗的悍将，但是新部下们的战斗力仍旧给了他极大震撼。

进湖北的红军主力全部是陕西的老班底，战术训练完成到了团级水平。彭总私下听说，在军委会议上，红九军军长职务是在他和林彪两人之间选一个。之所为彭总能够获得任命，主要是彭总在土地革命上更有经验，林彪指挥作战能力极强，但太偏于纯军事方面。

但这也很难说林彪就落了下风。林彪现在就任陆军学院副校长，主要从事军事研究工作。彭总忘不了自己在陆军学院的短暂经历。学院的大图书馆和那个只向高级军官们开放的特殊藏书馆，给他留下的极其深刻的印象，数以万计的军事专著摆满了大图书馆中密密麻麻的书架。而提供各种战略战术具体研究报告的小藏书馆，详细地资料更是不计其数，这些针对性极强的文献资料在彭总这样的高级军事指挥官眼中，那就是无价之宝。

林彪素来爱看书。到了陕西之后，林彪本人虽然也算是要参加整风高级班的干部，不过他经常莫名其妙的失踪。早在江西时代，林彪本人就对整风之类的活动从来没有什么兴趣。每次彭总去陆军学院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时候，总是能够看到林彪沉默的坐在舒适的软椅上，聚精会神地翻看资料。不仅仅是林彪一人，南方红军的高级将领都在陆军学院分配了房子，那是52平方两室一厅的公寓，将领们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图书馆，公寓，兼做会议室的教室，三点一线，雷打不动。

作为新编红军当中排名前三十位之内的沈茂，彭总的评价不算太高。沈茂给彭总的感觉是细密规整。战前详细的侦查规划，冷静平淡的用兵，更像是一部机器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类在指挥作战。但沈茂给人的感觉就是“可信”。他指挥的每一场战斗都谈不上血战，死战，或者绝妙。沈茂指挥的战斗看上去更像是一场演习，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目标。部队伤亡控制在预计范围之内，他的部队每一次战斗结束后都保有余力，始终如一的井井有条。

彭总是员悍将，在他指挥下，部队势如破竹，大胜特胜。但是彭总有点郁闷的是，无论获得如何的大胜，他的进攻进度始终无法超过沈茂的部队。

如果双方不太融洽的根源或许是性格原因，那么彭总对沈茂的不满却是政治方面的分歧。沈茂曾经在军内的政治会议上明确指出，陕西和南方红军的分歧就在于双方的政治态度。陕西走的是工业化道路，为了推行工业化，才选择了革命。南方红军进行的则是农民革命，也就是地主出身的上层在造地主阶级的反。这是双方到现在为止的最大分歧。

彭总是知道陕西党内的成分，最穷的恐怕是高岗一人而已。就是如此，高岗也绝对是富农出身。而包括刘志丹在内的陕西本地早期党员，清一色出身于地主，甚至可以说是大地主家族。在陕西推行的土地政策当中，地主们绝不是照顾的对象，但是地主也绝不是要打倒的对象。

和陕西自己说的革命路线一样，凡是想维持旧土地制度的人，无论是地主还是封建宗族，统统在陕西的打击范围之内。但这个打击非常“不革命”，仅仅是从制度上摧毁这些家伙的生存根基，他们所代表的旧制度已经土崩瓦解。可这些人之中“聪明”的，主动投靠了新制度之后，都得到了不错的结果。

以陕西为例，因为旧上层和陕西党中央存在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所以这些人当中上过学的，大批成为新政府和军队当中的干部。对这个问题，沈茂的解释就是——这些人已经是党的干部，而不是地主的干部。没有理由把这些人彻底打倒。

彭总手下的参谋部就有不少出身陕西地主或者富农的军官，就算是以彭总挑剔的眼光来看，这些人也是合格的革命军人。不过这些人身上却存在着地主阶级的烙印，他们制定计划的时候，同样深入的考虑到政治因素，但这些人很像沈茂，是用一种冷酷算计的角度来考虑政治因素，而没有革命干部那种发自内心的革命激情。

这些人仅仅是为了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使用了现有的革命理论和手段。当遇到危机时刻，这些人同样会第一个站出来，带领着党员去炸碉堡。他们所作所为都与一流的党员没有两样。但是彭总仍旧感觉，他们仅仅是要做到一个党员该做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为革命奉献一切。

但这种想法，彭总并没有对别人说起。他本性光明磊落，所以有时候他也在反思，是不是自己对旧上层出身的同志有偏见。

和彭德怀不太一样，也许两人都属于作风细密的类型，左权对于沈茂的观感较好。不过左权也不认为沈茂属于有灵气的将领。甚至也不是一个有足够鼓动性的政委。左权甚至认为沈茂的个人资质也不过是中人而已。和南方红军那些才华横溢的军事政治干部相比，沈茂是弱了很多。但左权认为在现在的装备训练条件下，南方红军能够在军事上战胜沈茂的将领不超过三人。

如果是沈茂一人领军，彭总和左权自己搭伴，各一个军三万人，双方一日内或许能够打成平手，但是五日之内，沈茂的胜算超过七成。如果是十日内的战斗，沈茂的胜算在九成左右。

沈茂对于现有战术的应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左权曾经看过沈茂指挥下的一次营级战斗，面对武汉三个营的守军，沈茂突然接掌了一个指挥不力的营级指挥权，接下来，红军不仅正面压倒了国民党中央军，甚至还有余力派出包抄部队从侧后翼发动进攻。从始至终，战斗节奏都完全掌握在沈茂手中，他不仅完美的控制着红军，还有效的调动着国民党部队的行动。战斗过程看上去完全不够激烈。但对战术的应用方面，沈茂发挥的淋漓尽致。

无论沈茂是如何精通指挥，左权都无法将他和天才划上等号。沈茂的指挥清楚明白，井井有条，左权可以非常透彻的看懂。沈茂是那种把基本常识应用的符合常理的人。他从没有试图去创造什么，相识这么久，除了谁都能干的工作之外，沈茂业从没有干过任何一件有自己创意的事情。

不仅仅是沈茂，左权见过的陕西同志们，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思路。支撑陕西同志们的，是一套完整的社会模式。陕西同志们一直在追求的，也是对这种模式的有效运作。

左权很清楚，南方同志们和陕西同志们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此。

南方同志还理解不了陕西同志们的整套理论与模式。或许在摸索革命理论的过程中，南方同志往往有自己独特的发挥，从这个角度上，陕西同志是通过扼杀个性与制度化条理化创造来进行自己的革命。但左权也很深刻的感觉到，陕西同志貌似更有力量。

这不是某个人单对单的比较，现在是个人和整个完整系统的较量。陕西的完整系统将大批没有个性的人组合成一个强大的集团。在这个集团中，只要按制度来，就可以轻松的拥有强大的力量。很多在能力、意志、认识都远不如南方的同志，却通过组织性纪律性，达成超过南方同志的功业。

和南方红军在江西不同，南方红军组织的扩大化，往往会影响效率。而陕西红军的组织越庞大，它就越有力量。

不过那些真正有能力的强者，在这个集团中更容易上位。例如主席、例如总理，甚至包括他左权在内。TG的纪律性在整个组织运行中发挥的淋漓尽致。钢铁纪律的组织，在左权这等天才和沈茂这等实事求是的常人手中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而这就是现在红军战无不胜的根基。

诉苦会持续进行，虽然沈茂打定主意不发言，可这也不全由他决定。很快，事务性工作就开始提上来，沈茂只好打起精神参与讨论。

现在湖北革命两大关键一是土改，二是工商业。

湖北是个贸易相当发达的地区，作为水陆中心，湖北交通发达，商贾云集。汉阳钢铁厂开工以来，钢材质量一直不是很高，想提高钢铁质量就得加大投入。这又面临设备不足的问题。加上湖北属于战区，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各种贵重设备放在湖北也不让人放心。所以此时汉阳钢铁厂炼铁比例更大。各种铁农具和民用铁制品，以及各种钢铁小零件产量比例颇高。一部分民用品流入了市场，造成了各地商家的疯抢。

以铁镰刀和铁犁为例，汉阳钢铁联合企业的主管是陕西来的同志，按照陕西的管理模式，效率大大提高。加上那三条专用铁矿运输船组成的运输专线，成本比历史上低了一半不止。

新汉阳钢铁联盟以平价出售铁农具，本来只是一个刺激点。大概向市场表示共和国已经有了向市面提供商品的意向。但商人们追逐利益的勇气令人赞叹。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节，还有不少商人看到了商机，他们开始大量购买铁农具。向南方贩卖。

这两年南方气候不错，农民收成普遍较好。在普遍习惯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