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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说明了中央教导大队的政治质量是相当高的，是足以担负保卫中央的光荣任务的。但是保卫中央的任务不但要求部队组织上纯洁，还要求部队永远保持思想上的纯洁，要求十分重视思想工作和党的建设，要求部队具有严格的纪律，否则是不可能完成保卫中央的任务的。甚至几十年以来，这支部队都坚持这一条原则而毫不动摇。
而在扩编后，部队思想上、纪律上所存在的问题，是与警卫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的。这就是由于部队成员来自不同单位，思想水平不一，对警卫工作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因而在扩编初期，部队思想上是不够稳定的。从中央工校调来的工人出身的部分同志，希望继续上学，不安心于警卫工作，错误地认为“好人不当兵”，扛枪、站岗没有前途。特别是在某些干部中，还存在着军阀主义作风，战士中存在着平均主义、自由主义和纪律松弛的倾向。同时，部队中有些同志，由于对时局形势和党的政策缺乏了解，因而存在着只要阶级斗争，不要统一战线的思想，对于国共合作表现不满，而部队所担负的警卫中央的任务和护送首长往返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正要求干部、战士要有明确的政策观念。
以上这些随着时局演变和部队扩编所带来的问题，必须及时加以解决，否则必将影响警卫任务的完成。
为了迅速有效地克服这些错误思想和违犯纪律的行为，中央教导大队便在部队中进行了关于党的路线、政策，关于工人阶级与武装斗争，关于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的教育。教育中着重从下面讲清道理，批判了各种错误的思想，基本上纠正了各种模糊观念，统一了认识。同时也严格整顿了部队的纪律。
通过教育整顿，部队的思想情绪渐渐稳定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也有了很大的改进，部队更加团结和巩固了，为以后的训练、生产、警卫任务的完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央教导大队一直在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成长进步。
1940年2月7日，天气格外好，中央教导大队的官兵们不停地忙碌着，因为这一天是大队成立二周年庆祝大会，毛泽东会来，吴玉章等首长会来。
很早，中央教导大队的官兵们身着整洁的灰色军装，佩带着手枪、步枪、轻机枪，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地站在枣园沟口内的操场上，等待着首长们的到来。
上午9时许，毛泽东、陈云、任弼时、李富春、张闻天、林伯渠、吴玉章等中央首长相继来到会场。每年开会，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中央首长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他们的大会，听听他们的情况总结，看看他们的成绩展览，出席他们的文艺晚会，和战士们一起吃饭、谈心、讲形势。每逢警卫战士们围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时候，总是欢歌笑语响成一片，营区内变成了欢乐的海洋。特别是每次会议之后，毛泽东都要给警卫战士们题词。看到毛泽东，官兵们想起了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去年2月7日，毛泽东等首长也参加了教导队成立一周年的庆祝会，并题了词。毛泽东那次题的词是：“有文有武”。
中央首长们刚到会场，中央教导大队大队长吴烈整了整军装，向部队发了一个立正的口令后，快步跑到毛泽东面前敬礼报告。毛泽东即举手还礼。毛泽东检阅了站在操场上的部队后，就登上了主席台，满脸浮着和蔼可亲的笑容。
吴烈向毛泽东报告说：“一切准备好了，大会是不是可以开始了。”毛主席说：“准备好了，就开始吧。”吴烈走到台前宣布：“中央教导大队成立两周年庆祝大会现在开始。”顿时，全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中央教导大队政委萧前作了简要的工作、学习和生产的报告后，吴烈对部队说：“请主席给我们作指示。”
这时，毛泽东在雷鸣般掌声中站起来，向大家挥了挥手，走到台前，笑着说：“同志们，你们辛苦啦！你们保卫党中央的工作完成得很好，也很艰苦。你们在生产运动中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超额完成两倍以上的生产任务，还给中央书记处等领导同志代耕，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说到这里，台下又响起了一阵掌声。
毛泽东接着说：“中央教导大队的全体同志，没有辜负党中央的希望。可以这样说，你们现在学会了两套本事，一能打仗，二会生产。有了这样的部队，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蒋介石反动派一定会被打垮的。”
稍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党中央希望你们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提高政治、文化水平，提高军事技术和警卫水平，克服困难，搞好生产，改善伙食，创造更好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
接着，林伯渠等领导同志也先后讲了话，对中央教导大队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最后，毛泽东亲手把中央办公厅奖给中央教导大队的一面红色锦旗授给了中央教导大队，上面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四个大字：“劳动冠军”。中央办公厅还给中央教导大队每人发了一套单衣。
同时，林伯渠同志代表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给开荒种地的干部、战士，颁发了“模范生产工作者”的光荣奖状。会场上不时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
延安的早春乍暖还寒，但中央教导大队的营区里却是欢歌笑语，一片沸腾。会后，毛泽东还为大队出刊的《战斗报》题了字，题字是“好好学习”。毛泽东给警卫战士的题词，在官兵们手中争相传看。那刚劲有力的笔锋墨迹，在阳光的辉映下闪闪发光。
通过这次大会，中央教导大队的官兵们不仅看到了自己的成绩和进步，鼓舞了完成任务的信心，同时也使大家看到了自己的缺点，更虚心地努力学习，继续进步。特别是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在大会上所作的指示，更深刻地教育和感动了部队，使大家认清了国内外的形势，清醒了头脑，增强了胜利信心，明确了努力方向，更加感到做一个党中央、毛泽东的警卫战士的光荣和任务的重大。毛泽东的指示，对解决扩编过程中部队思想上的问题，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会后，部队上下情绪高涨，许多同志感动地说：毛主席这样关心我们，亲临大会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指示，我们一定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努力生产、学习，认真搞好警卫工作，确保首长的安全，用实际行动来报答首长的关怀。
中央教导大队经过扩编和思想整顿后，虽然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但是随着警卫任务的加重和进一步承接中央警卫任务的需要，还必须继续扩大警卫力量。为此，于1940年春将骑兵区队扩充为骑兵中队，下设两个区队，在枣园担负中央社会部驻地警卫任务，同时担负巡逻、短距离的迎接、护送首长和看押犯人的任务。到1940年6月18日，又由晋察冀边区彭真警卫大队调来一个中队，编为第三中队，中队长方仲实，政治指导员冉法根，该队1941年在侯家沟担负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的警卫任务。1941年1月，又由晋察冀边区彭真警卫大队调来一个中队编为第四中队，政治指导员曾策，副中队长马英杰，在枣园担负中央社会部等机关首长的警卫任务。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反动派又于1940年底至1941年初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警卫营又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和首长的任务。1941年11月，警卫营第三连将在杨家岭保卫毛泽东等首长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中央教导大队。这时，警卫营改称军委警卫大队，主要任务是在延安王家坪等处保卫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和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供给部、抗大、解放社、安塞军委二局等。其余部队于1941年11月前往南泥湾进行开荒和打窑洞。
朱德差点儿中毒
中央警备团指战员们除了保卫首长们的安全警卫，心还特别细，特别是担心敌人在首长吃饭、喝水时放毒。
1940年的一天，警卫营的李树槐跟随朱德总司令从延安到前线视察。他去了一所抗日军政学校做报告，有个被日寇收买的勤务员在茶壶里放了毒药，然后提到讲台上，请朱德喝。李树槐是一个特别有心的人，他担心总司令的安全，于是用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茶水代替了那壶茶。
会后，那壶茶被六个人分喝了，一下子全部中毒，紧急抢救才脱险。原来茶里果然有毒。这并不是李树槐侥幸，而是已经习惯了，总司令出去不管吃什么，他都要先尝一尝，以保证总司令的绝对安全。
李树槐是原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李子洲的部下。新中国成立后的陕西省，有三个以人名命名的县，（刘）志丹县，（谢）子长县，还有一个就是（李）子洲县，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是为了纪念这几位陕北红军的创始者。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些高级指挥员需要一些语言通、地理熟的当地战士做警卫，高大英俊的李树槐，就当了彭德怀的警卫。陕西有个说法：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米脂县的姑娘漂亮，绥德县的小伙子精神。李树槐就是绥德的汉子，他的妻子张岚恰恰是米脂的婆姨。
红军渡黄河东征作战归来，彭德怀把表现出色的李树槐，推荐给德高望重的朱总司令当警卫。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成为延安很有知名度的人物。和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民学会”的著名诗人、《国际歌》词的中文翻译者之一萧三，写了一篇著名的报道《警卫英雄李树槐》，使李树槐的名字在警卫人员中不胫而走。
李树槐后来又当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卫士。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纪录片里有一个镜头，毛泽东步入会场，那个为毛泽东掀门帘的，就是李树槐。中共五大书记，除了任弼时，他随侍过四个。1953年，中央办公厅的行政处和警卫处合并，成立警卫局，这个警卫科便升格为警卫处，李树槐担任处长。第四章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第四章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成立中央警备团（1）
1941年11月，中央军委警卫营三连将在杨家岭保卫毛泽东等首长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中央教导大队。这时警卫营改称为军委警卫大队，大队长为王金，政治委员为宋家治。全大队仍为六个中队和一个防空队。但因人员不断被调往前方和各机关、学校，这时全营只有499人了。
1942年10月，中央军委根据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延安地区的具体情况，为了确保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及刘少奇、陈云、彭真、任弼时、李富春、王稼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的绝对安全，担负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机关、广播电台、新华社和国际友人的警卫，决定加强警卫力量，充实警卫队伍，将保卫中央的中央教导大队和保卫中央军委的警卫营合并成立中央警卫团，隶属中央军委建制，对外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由吴烈任团长，萧前任政委，王金任副团长，刘辉山任参谋长，张廷桢任政治处主任，宋家治任总支书记，樊学文任供给处主任。在当时任命的连队干部中有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何有兴、杜泽洲、古远兴等人。
成立大会是在10月20日召开的。
一条醒目的红布横幅悬挂在侯家沟球场上空。球场的四周插着彩旗，会场布置得简朴、隆重而热烈。警卫战士张思德所在的军委警卫营（这年的深秋，军委警卫营刚从南泥湾执行生产和警卫任务回到延安，驻在枣园对面的侯家沟）和中央教导大队的干部战士，早早地来到会场，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会议的开始。
这天上午，天气特好。会场虽然坐着黑压压的一片人，却十分安静。
1942年10月初，经军委总参谋部研究，决定将中央
军委警卫营、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警备团（外称十
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图为成立时部分战士合影
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叶剑英参谋长亲临大会，并向全团指战员们讲话作指示。叶剑英说：“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和军委，警备团是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部队，警备团是‘钢盔团’，任务是非常重大、光荣而艰巨的。因此，必须团结一致，提高革命警惕，认真工作，刻苦学习，百倍努力地完成警卫任务，确保中央各负责同志的绝对安全。”首长们发完言后，全团的指战员们深刻地认识到警卫部队的任务重大而艰巨，促进了全体指战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提高了团结一致、努力工作的精神，激发了完成警卫任务的决心和信心。
会后，班长张思德带领全班走回驻地时，中央军委警卫营教导员淳杰走过来对他说：“你让副班长带队回去，咱俩聊一聊！”张思德有些疑惑地问：“教导员，有事吗？”淳教导员说：“今天大会上宣布合编的命令，你听到了吧，我现在不是教导员啦，是警备团的总支书记，不过，你要叫呢，就在前面加个老字，叫老教导员也可以。”张思德说：“教导员，不，老教导员，有什么任务你就吩咐吧！”淳教导员说：“今天，不是给你什么任务，而是给你说一个新情况。”当教导员说要把张思德这个班分散补充到各个连队去时，张思德十分干脆地说：“服从党的需要，上级叫咋干就咋干，没有啥意见！”淳教导员继续说：“合编后，由于工作需要，干部、班长的编制减少了，你要到班里当战士，这个——没问题吧？”张思德十分诚恳地说：“当班长是革命的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的需要，作为党中央的警卫战士，责任重大，无比光荣。请教导员放心，我保证当好一名战士。”
当晚，张思德和副班长陈耀商量后，开了通信班的最后一次班务会。会上，大家虽然都有点依依不舍，可是，当听到张思德班长也要改为当战士，都感到有点意外，但一看张思德自己呢，却没有丝毫的埋怨和不快。张思德分到了一连二排四班当战士。虽然这样，张思德的工作热情一直没减，工作勤勤恳恳。由于工作出色，他还被中央警备团评为“即知即行的模范”。
毛泽东的警卫员和张思德的战友孙振法曾写文章回忆说：
我是1942年和张思德同志认识的。那年冬天，我奉命去中央警备团报到。当时团部驻地在延安枣园村对面不远的侯家沟村。报到后，经吴烈团长介绍，认识了张思德同志。开始，我在三连，他在一连。不久，又一起抽调到毛主席的警卫班。我们几个在接受任务时，团长指着张思德、王宝成、王意生、邵振才四位同志对我说：“他们都是老红军，你是小八路，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今天调你们去枣园警卫班，保卫毛主席，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又是很光荣的。在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也要坚决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现在由田书元同志带你们去。”于是我们几个人都激动地站了起来，表示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在警卫班里，我和张思德等同志朝夕相处，彼此都比较了解。尤其是，我知道张思德是放牛娃出身，和我一样有共同的苦难经历，使得我们两人之间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彼此的接触也就多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张思德同志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的人。他小时没有上过学，到部队后也因为经常处于战争环境，难以受到较多的文化教育，只是有时临时参加一点学习和有关的培训，因此接受的文化教育也很有限。但是，尽管如此，由于他的努力，仍然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能作笔记。他有一个包袱，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