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之前的各个朝代，大骂隋炀帝者都不乏其人，很多大运河的受惠者非但对隋炀帝没有丝毫感激敬佩之心，还把他建大运河的初衷曲解为巡游享乐，文人墨客们一边泛舟运河，赏景吟诗，一边在享受大运河之便的同时，高声詈骂隋炀帝这个建造者倒行逆施、不恤百姓，其“端碗吃饭，放碗骂娘”的无耻做派实在令人齿冷。
隋炀帝在初登帝位后雄心勃勃，颇想成就一番事业，除了开疆扩土之外，对内更希望长治久安。在他看来，中国在之前已经历了太久的南北分裂，人心已散，国家的归属感不强，只有将南、北融为一体，才能有效地防止日后再行分裂，令华夏大地再次陷入内乱之中，给北方外族入主中原造成机会，再次上演“五胡乱华”时百姓民不聊生的惨剧。
而在杨广看来，修建大运河正是融汇南北最有效的方法。事实也证明，隋炀帝的眼光非常准确，在几大水系串通后，极大地增进了江南和江北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更大大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在中原文化被带到更北方和南方的同时，也把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和南方的水乡文化引入了中原，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互补化和共繁化，后来甚至还惠及到国际交流。
除了迅速破除了南、北百姓心中的隔阂外，大运河还大大提高了运送军队和补给至任何有潜在反抗危险地区的能力，加强了中央对东南地区的统治。
自大运河修成之后，北方的都城才能彻底将南方疆域纳入王朝的统治，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中，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步。隋炀帝开凿运河的第二个动机是希望通过强化南北运输能力来提高国家整体的经济水平，大幅改善民生和国力；同时还寄望于“以点带面”，带动运河沿岸的发展，这两点后来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众所周知，在漫长的农耕时代，人类文明向来是依河而兴，大运河出现后，直接导致了几十座沿河的城市拔地而起，直接造就了扬州（含杭州）、西安（含洛阳、开封）、北京（含天津）这些大都市的出现。
近千年来，这些城市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华夏后续的影响既深且远，这都是拜大运河所赐。北宋时的汴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城内有数十万驻军、数百万户居民，每日所需的物资是个天文数字，这全靠汴河运输才能支撑。而汴河就是隋朝时开掘的通济渠，当时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的漕运皆靠此一渠。
隋炀帝开凿运河，除了目光长远，欲建立泽被后世百姓的善业之外，还有第三个重要的目的，即要把江南的粮食大批运往北方，以便用来征伐辽东大国高句丽。
高句丽是当时大隋东面第二强大的邻国，屡屡犯境烧杀抢掠，在隋朝打服了突厥，并成功让其分裂之后，高句丽就变成了隋朝的首要大患，彻底征伐高句丽也就成了隋唐年间中原帝王的必修课。早在开皇十八年，隋文帝杨坚就曾遣高颖率三十万大军东征，但因军粮不济，败于坚城之下，三十万将士埋骨荒野，归来者尚不到三千。
有鉴于此，隋炀帝在立下征伐辽东的国策后，便将打通南北水运，保障军粮补给当成了必须实现的准备工作，南、北同时开工，耗时数年，终于将扬子江、淮河、黄河、滹沱河、桑干水等天下大河连为一体，彻底解决了“南粮北送”这一难题。
隋炀帝推行大运河工程主要有三个动机，这三点最终都实现了，大运河也确实泽被后世，造福万民，但为华夏百姓立下盖世奇功的杨广却最终身败名裂，被后人唾骂千载，这未免令人感到颇为心寒。
在如今的办公室文化中，一向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无错”，尸位素餐混日子者逍遥自在，毫无风险；做实事者反倒常因百密一疏，做事未达完美而被众多无所事事的闲人痛斥指责，甚至最后因之丢官受责，这无疑与过去达成了一种古今怪诞文化的统一。
当然，除了希望能让大隋变得国富民强外，杨广大修运河也未尝就没有半点私心。以他素来重视身后名的性格来看，很可能也希望藉着大运河这个泽被后世的工程在史书上留下千古英名。同志们记住一点，历史都是有胜利者来写的，大隋王朝经历二代一灭就被大唐王朝扣了个这样的千古罪名，漂唱，渐隐自己父亲的妃子，弑父杀兄，都统统给杨广在上了。
我从来就不相信什么真正的历史，小学教材都是货诱人的。众口铄金隋炀帝执政共十四年，与大多数人印象中不同，在前一多半的时间里，他都堪称是一位勤于政事的君主。杨广很少呆在京都的皇宫之中，更不会把精力放在与妃嫔嬉戏之上，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到了在全国各地巡游视察之上。
隋炀帝在即位的第三年便北巡榆林，直至突厥启民可汗的大帐；第四年又出长城，巡行塞外，直至五原；6o9年，他西行到张掖，接见了许多西域国家的使者；615年又北巡长城，威慑北胡，足迹可谓踏遍了西北各处。
杨广四处巡行并非为了游山玩水，而是希望沿途了解各地的风土民情，好让自己能够了解国情，合理执政，不为手下臣属所蒙蔽。其中一些巡游还伴随了开疆扩土，扬大隋国威，强化国防，在政治和军事上威慑周边各种势力等目的。此时的杨广雄心勃勃，眼光长远，态度积极，处处表露出一种明君的气象。
历数各朝君王，有几个皇帝肯为了国家的稳固发展而如此不辞劳苦？又有几个皇帝能在那个只有木轮车的年代，不畏艰辛地亲征到青海、蒙古、辽东等塞外苦寒之地呢？
然而在大唐建立之后，杨广四处巡行的勤政表现却被新朝刻意丑化，竟然将他的初衷歪曲成了性喜游乐，进而又变成了他劳民伤财，为了自己玩乐而不顾百姓死活的铁证。
令人遗憾的是，如今这种荒诞不经的说法居然已经成了主流言论，令大多数人都深信不疑。其实这种诋毁的破绽非常明显。就以西巡张掖而言，主要是为了打通丝绸之路，有着鲜明的开疆扩土、经营商贸的动机，又岂能偏颇地归结为游山玩水？
而且西部大漠边关的环境恶劣，当时的交通又极其不变，根本就不是游乐的好地方，杨广不疯不傻，跑那儿游玩做什么？其实隋炀帝在历次巡游中历经了不少艰难和危险，曾在海拔三千多米，终年温度在零度以下的峡谷中遭遇暴风雪，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大都失散，杨广自己也吃尽了苦头，狼狈不堪。
而615年北巡长城，则是因为之前征辽失败，所以希望藉此激励军队和百姓的士气，完全是一腔为国之心。此行艰难危险，最终杨广还被数十万突厥大军围在雁门，差点作了俘虏。可如今有些人居然说他这次巡游是为了去塞外游玩赏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哪个皇帝会到危险的边界上游玩赏景呢？脑子进水了不成？显而易见，为了糟蹋杨广的名声，很多人已然连脸都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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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一代英主】（）
唐朝那些事儿；第十二章【一代英主】
详查历史，隋炀帝四处巡游的初衷在《资治通鉴》中可略见端倪。濠奿榛尚在开凿江南运河的前一年，隋炀帝曾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蔡征答道：“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这则对话其实已经将隋炀帝一生中很多重要举措的动机都说得非常清楚了，杨广不愿意成为“坐深宫”的庸君，更不愿效南朝的“亡国之君”，而是想从根本上解决之前王朝“不能长世”的问题，所以才不辞辛苦地四出巡狩，希望遵循“天子有巡狩之礼”的古训，更好地履行帝国天子的职责。
积毁销骨隋炀帝虽然不是因为想去江南游玩而修了大运河，但他确实在大运河修好后，两次乘船沿运河巡游了江都，沿途征发船只数千艘，还动用了数千纤夫，规模宏大。这两次并不俭省的运河之航后来成了他劳民伤财的罪证，攻击他的人据此指责他巡游江南完全是为了享乐，一些无良学者甚至还据之推出了另一个更为荒诞的观点：
隋炀帝大修运河就是为了去江南享乐，因为只有行水路才能避免车行劳顿。
其实隋炀帝沿运河巡游江南，其核心目的并不是为了享乐，而是要沿途检阅运河工程，观察周边城镇崛起的情况，定下之后的配套建设方案，可谓忧国忧民，颇具责任心。一些别有用心者将他巡游江南的动机刻意曲解为贪图享乐，实在是一种罔顾事实的恶毒中伤。
杨广在即位之初曾远赴西域、蒙古和辽东，跋涉于酷热从杨广前半生的举动可以明显看出，他根本就不是那种把享乐放在第一位的帝王，他那几次塞外之行去的多为偏远闭塞的不毛之地，环境艰苦，根本就与贪安享欲挂不上勾。
如果杨广巡游天下只是为了玩乐，他又怎会不明白去江南要比塞上爽得多呢？
事实上，大部分谴责隋炀帝修大运河的人并不知道，修大运河的首倡者其实并非杨广，而是一向以勤俭爱民著称的隋文帝杨坚，隋炀帝不过是继承并发扬父亲的遗愿而已。
杨坚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督建了长约15o多公里的广通渠，史书上却也没有人谴责过他不恤百姓、劳民伤财，只是一味夸赞其治国有方，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杨广推行大运河工程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正确决策。
当然，隋炀帝不仅仅是继承父志，他本人也非常重视大运河的长远意义。
杨坚当政时开国未久，以休养生息为主，修运河的规模不大；而杨广在继承了富庶的大隋后，觉得国力已经足堪承受，所以才扩大了工程规模。
一部分人认为修大运河固然是件好事，但杨广不顾现实，急功近利，导致百姓负担过重，最终把一件好工程办成了导致百姓民不聊生的恶政……这种看法其实是有所偏颇地。
杨广确实是一个不恤百姓的帝王，也确实为了能早日征辽而要求了较快的工程进度，从而给河北被征集的民夫带来了压力，也因之累死、病死了不少民夫，但大运河工程的扰民程度其实远没有人们印象中那么大，影响的也无非一二省的百姓，百姓服徭役确实增加了负担，但也绝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苛残酷。
比起三征高句丽时动辄征发百万之众，远征千里，沿途尸骨无数，其扰民程度只不过是其零头罢了。
当时的大隋灭亡固然与修运河有一定关系，但还决计算不上是核心因素。大运河之所以被盛传劳民伤财，被后世很多人误认为是导致大隋民不聊生的主因，就是因为李唐王朝刻意丑化了这项泽被苍生的德政，并借夸大扰民程度的方法来丑化杨广。
其实杨广在决定开运河时对局势的判断并不算错，当时大隋的根基虽然虚浮，远没有表象上看起来那么强，但国力已经足以轻松支撑起大运河这个工程。
如果炀帝不征高句丽，或者说如果第一次征辽取胜的话，那仅仅是大运河工程根本不会动摇大隋的国本，反倒会在完成后很快带来巨大的积极效应，令大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飞速的进步。
这样就算隋朝最终亡于门阀这个隐患，那也是数代之后的事儿了，杨广此时也早就声名稳固，因为修运河的巨大功劳和他之前的赫赫武勋，被后人誉为了千年一出的绝代明君了。
毕竟各朝各代都只是丑化前朝的末代亡国之君，如果不是第一次征辽失败，如果大隋不是因之而亡，那杨广很可能在历史上成为千古一帝，大运河也会成为他标榜千秋的骄人政绩。
然而福泽万民的大运河工程最终非但没能给杨广带来好名声，反倒成为令他身败名裂的一项罪名，这种不公正的历史评断主要源自后世对他修运河动机的刻意歪曲。指责他修运河时急功近利、不恤百姓的说法虽然夸大了大运河给百姓的压力，但总还不算太过离谱。
可在一些野史、评书中，甚至承继了唐初对杨广的诋毁，**裸地对他进行污蔑，说他不顾江山和百姓死活大修运河，是因为梦见了江南的琼花，急着下江南去观赏；有的则说他贪淫**，想去江南游乐选美；更有一些人不遗余力地开动脑筋胡编乱造，所言荒诞不经，居然把修运河的原因归结为什么“搜括江南财富”、“耀兵江南”、“挖掉王气”之类，都是些毫无逻辑、毫无根据、毫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
总而言之，竭力想将杨广塑造成一个自私狠毒，仅仅为了自己沿途的舒适和游乐的享受，就不惜劳民伤财，搞得无数百姓家破人亡的残暴君王。其实这些谬论破绽鲜明，一看就是新王朝的胜利者在掌控了话语权后，对前朝皇帝的丑化。
今人只要稍加思考便能明白，把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动机归结为去江南游乐缺乏最基本的逻辑。如果杨广仅仅是为了去江都赏琼花才建大运河，那只建通往江都那一段即可，又何必南北运河一同开挖，设立修建数条运河的规划呢？
而且这种“游乐说”也并不符合杨广的性格，大运河的意义是如此深远，杨广又是一个如此虚荣好名，一心要做个名垂千古之英主的帝王，说他是为了能建功立业，名传后世才不顾百姓负担，坚持推行大运河工程，这还算符合这个人物的基本性格。
说他是为了享乐而修运河，未免就把杨广的雄心和气度看得小了。中国的历史评论向不客观，乾隆六下江南，其私游的成分比杨广要浓郁得多，却少有人诟病，而巡游动机主要是为国为民的隋炀帝却被骂得体无完肤。
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无非就是因为杨广亡了国，而弘历的子孙却继续统治中国，操控话语权罢了。
“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当把持历史书写权的人想要诋毁丑化一个人时，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曾为国家和百姓做过何等贡献，都能轻易将其塑造成社会渣滓。哪怕这个人做过再多利国利民的事儿，都可以将其动机曲解为“主要是想满足个人私欲”。
其实在大运河修成后，享受其便利和舒适者成千上万，杨广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既然有便利的途径，自然去江南时要顺便利用，难道隋炀帝只有放弃便利舒服的水路，放弃沿途的考察，自6路去江南，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么？
其实除了考察运河两岸，顺便了解江南的风物民情之外，杨广巡游江南也未尝就没有半点游乐之心；但就算有，也不过是附带的因素。爱迪生也曾用过自己发明的电灯泡照明，难道我们也要将他搞这项发明的动机归结为自己照亮方便么？
如今人们无限夸大游乐在杨广巡游江南动机中的比重，甚至将其归结为主要动机，完全没有任何的依据，无疑是在试图以偏概全，歪曲历史。
杨广的南巡固然规模盛大，劳民伤财，但这不过是他性格中贪慕虚荣、喜欢铺张、爱摆排场等因素发挥作用罢了，因此就妄然将他修建运河和巡游江南的动机从为国为民贬低为贪图个人享乐，进而将他的形象丑化为整日只思**玩乐的人渣，未免也太不公正。
而这种“成王”对“败寇”十分恶毒却又极其成功的造谣污蔑，更是令笔者不寒而栗。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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