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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是围棋。
虽然小弟算命出名，但这不是他的正业，他的正业是围棋，三四岁起父亲就培养他，并且学有所成，十来岁时已经在上海城里找不到对手。我那时整天呆在家里，很苦闷，最后帮我走出困境的就是围棋，小弟每天陪我下棋、讲棋。棋道里藏着人道，事由因起，峰回路转，黑白世界里演绎的是人生起落沉浮。他在棋盘上让我看到了他的精彩，也让我悟到一些人生的道理。人在极度困境中很容易沉沦，也很容易拯救，所谓否极泰来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只有“否极”了，才会对“泰”有切实的认识和要求。
小弟用围棋给我解困突围，是润物细无声，日积月累，对我其实有很大帮助。因为是润物细无声，是不知不觉的，我不知，我父母也不知。于是，他们也在寻求良策让我走出困境。但他们寻来的“良药”，用在我身上却成了“毒药”。就是这一天，我父母交给了罗叔叔一个任务：给我找一个对象！罗叔叔满口答应。
这天来的人中，还有两个人是要介绍一下的，一个叫吴丽丽，她是我二嫂的表姐，二嫂死后又认我母亲为干妈，经常来我家玩。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当时军统上海站头目陈录公开包养的情人，二嫂死后她又跟我二哥偷偷相好上了，所以才认我母亲为干妈，这样可以经常来我家。我后来加人军统，靠的就是她这层关系，陈录。这是后话。
另一个人姓钱，是个银行老板，他是我母亲的远房表叔，他儿子叫钱东东，是我在艺校的同学。就在春节前没几天，东东被一个鬼子当街打死，我了解的过程是这样的：那天下大雪，钱东东在街上叫车，好不容易才叫到一辆黄包车，却被一个临时赶来的中年人捷足先登。东东气愤不过，追上去骂了他一句：“操你妈的！”中年人立刻跳下车，怒目圆睁，用怪异的口音问东东：“你操谁？”东东看对方气势汹汹，加上听他说话，才发现是个鬼佬，所以没有顶撞他，只是申辩道：“这车是我喊的。”鬼佬并不跟他辩论，继续说：“你操我，知道怎么操嘛，我先操给你看。”说完一巴掌向东东打过来。东东挨了巴掌，没还手，算是让了，求和了。不料鬼佬还不解气，又朝他抡了一拳，打在鼻子上，顿时流出鼻血。我认识东东，他性子暴得很，在学校经常跟人打架，这时尽管他知道对方是个鬼佬，可他的脾气哪里受得了如此挑衅，于是本能地回了手。两人当街对打起来。真打了，日本佬哪是东东的对手，没两下就被打倒在地。车夫见此情景，叫东东快跑。东东跑了，可是哪跑得过子弹，日本佬掏出手枪，朝东东开一枪，东东倒在地上，再也没站起来。
因为东东的关系，钱叔叔来了后主要是我接待的。说真的，我没想到他会来，因为事情才过去半个多月，他一定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后来我知道，他来是另有目的的，他想来认识杜公子，让他在黑道上寻人替东东报仇。我是无意中听到钱叔叔和杜公子的对话的，上菜了，我没看见钱叔叔，便四处找他。二哥说他应该在北厢房里，我便去那里找他，正好听到——
钱叔叔说：“我儿子才二十一岁，他的生活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就因为这句话。”他的声音听上去又丧气又麻木，冰冷的，“这句话满大街的人都在说，都没有事，可我儿子却因此丢掉了性命。我看见他躺在地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只手伸在半空中，像在等我去拉他起来。我去拉他，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我大声喊他，东东，你怎么啦，起来跟我回家吧。他一动不动，连流出来的血都凝固了，结冰了。他死了。我儿子死了。我无法接受，希望杜公子帮帮我。”
杜公子说：“我怎么帮你？”
钱叔叔说：“我要给儿子报仇。”不等杜公子发话，钱叔叔又说，“我要杀了他！”
杜公子说：“那你怎么来找我？”
钱叔叔说：“我没人可以找，我一直在金融界混，身边没有这种人。”
杜公子明显生气了，说：“难道我是这种人吗？你听谁说的？杀人放火的事我从来不干的。”
钱叔叔说：“我知道。”
杜公子说：“既然知道怎么还来找我？”
钱叔叔说：“只有你才找得到这样的人，帮帮我吧，我给钱，要多少钱我都给。”
杜公子说：“钱？你认为谁会为钱去卖命？现在谁敢去找鬼佬的麻烦，躲都来不及！老兄，我很同情你，但我告诉你，没有人会为钱去杀一个日本人的，现在，除非你自己。”
谈话到此结束，钱叔叔很扫兴，最后连饭都没吃匆匆走了。这事本来跟我们家毫无关系，八竿子打不着，谁想得到，后来竟像变戏法似的，七变八变，变成了给我家招来灭门大难的祸水。要不是罗叔叔曲里拐弯地把我赶出家门，我也是必死无疑。
3
那天罗叔叔是最后一个走的，因为我父亲留下他说了点事，其实说的就是给我找对象的事。他走的时候已经九点多钟，夜深了，演戏的人都走了，看戏的人也走了，闹热的冯公馆一下安静了。我在天井里帮徐娘和小燕收拾东西，罗叔叔和父亲、母亲一行从父亲的办公室出来。罗叔叔看到我，把我叫过去，表情暧昧地说：“嗯，确实是长大了，完全是个大姑娘了嘛，今年是二十几了？”妈妈跟过来，抢先说：“二十一了。”罗叔叔的口气更神秘，“看来我是该履行责任了。”我以为他说的是让我去他那儿工作，说：“我才不当记者呢。”罗叔叔笑道：“谁让你当记者了，工作的事我就不管了，让你爸爸管吧，他在上海有那么多关系，肯定会管得比我好。”我问：“那你要管我什么？”罗叔叔看看我父母，母亲接住了话头，笑嘻嘻地对我说：“罗叔叔要替你介绍对象呢。”罗叔叔说：“关键是老天给你派了个人来，我上个月刚认识的，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耶鲁的高材生，写诗写小说，非常有才气，家里也不错，父母亲都是大学教授，仪表也是堂堂的。怎么样，有兴趣吗？”我拉下脸，说：“没兴趣。”罗叔叔说：“你见了就会有兴趣的。”我说：“我才不见，我不需要。”父亲笑了笑，饶有兴致地说：“你不需要，我们需要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的事。”我马上想到他们把罗叔叔留下来是在谈这事，心里顿时火冒三丈。我对罗叔叔说：“对不起罗叔，我对你的好意不感兴趣，失陪了。”说完，掉头离去。
我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也许把我的这种强硬态度理解为不好意思，第二天，罗叔叔就带着那位仪表堂堂的“高材生”上门来见我，我死活不肯下楼，父亲上来请我也不领情，让父亲非常生气。等那人走后，父亲对我大发一通火，我一气之下，把我和高宽恋爱的事情一五一十跟他亮出来，高宽的照片，一大堆信，都翻出来给他看。后来母亲也来了，我哭哭啼啼地告诉他们，我跟高宽是怎么恋爱的，我们曾经有多么好，好了有多长时间，现在又为什么分了手。但分手的原因我是胡编的，我说：“我把我被鬼子强暴的事跟他说了，他接受不了，就跟我分了手。”我说得有鼻子有眼，有时间，有地方，地方就是双鱼咖啡馆，时间就是那一天。我父母亲完全相信了，因为这是我这几个月来唯一一次出门，他们都记得这事。我这么说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别管我这闲事，管不了的，没人会再娶我的，死了心吧。
但我父母没有死心，他们背着我让阿牛哥去找高宽，他们想同高宽私下谈一谈，争取改变他。我后来知道，当时高宽已经接到命令要去重庆，阿牛哥找到他时他正在准备行装，很忙碌，没时间接待他，加上一听是我父亲要见他，一股恶气涌上心头，态度很恶劣，只说了一句：“堂堂的冯大人要见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什么富家子弟，他的女儿我高攀不上，回吧。”就关了门。高宽以为我嫁给富家子弟一事是真的，父亲听了高宽的“回音”，以为真是他把我抛弃了。很奇怪，那段时间，我违心撒的每一个谎言都能成真，无人能识破，这就是命。
高宽，一个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一个曾经深深爱我的人，都无法接受现在的我，要忍痛割爱，要分道扬镳，更何况那些未来的萍水相逢者。这是最简单不过的推理。所以我的现状，我的婚姻，一定让我的父母亲伤透了心，绝望了。为了确保我未来的婚姻，他们绞尽脑汁，用尽心机，决定另辟蹊径。很快，他们安排我出国去旅游，不可思议又不言而喻的是，还给我安排了一个陪客——阿牛哥。我听了马上猜到他们葫芦里藏的是什么药——他们是怕我嫁不出去，想让阿牛来收购我这个“废品”！陪我出国旅游是假，创造机会让我们培养感情是真。可怜天下父母心！
可对我来说，这无异于养了几个月的“伤口”又被扒开了，撒了一把盐。我欲哭无泪，既没有争辩也没有伤心，是一种心痛极了、失去反抗的麻木和冷漠。那天晚上，是我最后一次面对母亲，她看我无动于衷，催促我表态：“点点，你说句话啊，你怎么想的？如果你同意的话，你爹要给你们去办护照、签证，有一大堆事呢。”我看看妈妈，轻轻地说：“妈，让我想一想，我明天给你答复好吗？”妈妈劝我说：“你不要想得太复杂，我们就想让你出去走走，散散心，看看世界，交交朋友。”我说：“知道，妈你去忙吧，我好累，要休息一会。”妈妈走后，我觉得我的灵魂飞走了，剩下的只是一具空壳子。我真的感到很累，像又死了一次的累。
我可以想象，呆在这个家里我的伤口将不断被人以关心和爱的名义打开，因而永远不可能愈合。与其留下来受煎熬，不如一走了之。这天晚上，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家。我写了好几份留言，有的很长，都撕了，最后只留下一句话：
爸爸，妈妈，大哥，大嫂，二哥，小弟，我走了，你们不要找我，权当我死了。
就走了。像一只迷途的鸟永远飞出了巢。
当一个人真心要躲藏起来，别人是很难找到的。我连夜离开上海，坐车，又坐船，第二天傍晚才到达目的地：一个跟我家里人从来没有来往过的女同学家。这里离上海市区有四五十公里，没有汽车，没有邮局，没有警察，只有水牛、桑树、竹林、池塘、鸡啼、鸟鸣。同学的父母都是养蚕的桑农，我每天在鸟叫声中起床，吃过早饭出门，和同学一起去桑园摘桑叶，下午去河里摸螺蛳、网鱼，晚上天一黑就上床睡觉。新的生活方式让我变成了一个新人，没有过去的荣华富贵，也没有了过去的生不如死的苦痛，我在用疲倦和粗糙的生活抹平了痛苦，只是有时晚上失眠时，痛苦才会重新造访我。不过总的说，我对现状是满意的，如果允许，我愿意就这么一直活下去，直到老死。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出来时没带多少钱，同学家靠养蚕谋生，生活十分拮据。同学有两个哥哥，原来都在军队里，大哥还当了团长，每月给家里寄钱，在村里算是有钱人家。可是大哥去年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了，二哥的部队在浙江被打散，至今生死不明。我怎么好意思寄生在这么一个被悲伤的阴影日夜笼罩的农家中？我呆了不到一个月，便悄悄溜回城里，寻找新的出路。我找到另一个同学，小学同学，她是个犹太人，父母在教会工作，我想去教堂当修女，希望他们帮我联系。他们答应了，让我回家等消息。我又回到乡下同学家里，不到半个月，犹太同学托人给我捎来了南京拉贝先生办的女子教会学校通知我入学的报到书。这是我当时最向往的一条出路，看到这份通知书后，我激动得哭了。
乡下同学一直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虽然她曾多次问过我，我都敷衍过去。小痛才会叫，痛到极限时是无声的，麻木的，对谁都不想说，因为没有谁可以为你分担。直到这时，看到我捧着这份异常的入学通知书后的异常表现，她坚信我的生活出了大问题，才咬住不放地追问我：“点点，你必须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你跟家里闹什么矛盾了？”我无语又无语，有语也等于无语，“对不起，我真的不想说。”我要把我经历的那些事都带到棺材里去，跟谁都不想说。她又问我：“高老师知道这些事吗？”我摇头。她说：“你不是喜欢高老师吗？你应该跟他说说。”我想说，如果我还愿意跟他说就不会想去上这种学校了，可话到嘴边又变了。我说：“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我的心已死，今后活的不过是我的身体而已。”她用加强的口气说：“不会的，不会的，这不是我所了解的你，点点，你不是个弱女子，我一直欣赏你敢爱敢恨不服输的性格。”我说：“那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更相信，人不过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而已，很渺小，很脆弱，因为人世太复杂，太冷酷，太残忍。我到最后分手也没有跟她说明真相，真的不想说。我了解自己，我不需要安慰，我要行动，要去过一种崭新的生活：没有生活的生活。
第二天，我告别同学，踏上了去南京的旅程。我要去拥抱另一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又残酷地把我留下了。我提着行李，随着拥挤的人流走进月台，一个警察突然把我叫住：“你，站住。”我只好站住。
“你去哪里？”
“南京。”
“票呢，拿出来我看看。”
我递上票，让他看。就在这时，我无意中看到了柱子上的通缉令，惊呆了。警察看完票还给我，让我走，可我像是被钉在地上，动弹不了。
警察觉得奇怪，“你怎么了？”他发现我在看通缉令，顿时变得严肃地责问我，“怎么，你认识他？”
我当然认识，但怎么能说实话呢？我佯装走神，反问他：“你说什么？”他说：“问你呢，”手指着通缉令，“是不是认识他？认识他要说，可以领赏的。”我说：“我真想领这个赏，可惜没这个福气啊。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他说：“昔日上海滩上有名的漕帮主冯八金的儿子。”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上面不写着嘛，通匪，杀了皇军，罪该万死，全家人都死了，就跑了他一个。”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可能也不知道，瞪我一眼，对着通缉令上的头像饶有兴致地说：“跑，跑，看你往哪里跑，天网恢恢，插翅难逃。”
火车缓缓开走了，我在最后一刹那跳下了列车——我的心还没有完全死！可是我的家人，父亲、母亲、大哥、大嫂、小马驹、阿牛哥、徐娘、小燕、小龙、小凤……真的死了，没了，消失了；我家的房子也被鬼子霸占了，大门口赫然立着两个持枪的小鬼子，门楼上、父亲的汽车上、阿牛哥的摩托车上，都插着雪白血红的狗皮膏药旗，小弟屋前的那棵老柞木树被砍掉了，堆在弄堂里，长出了血色的蘑菇……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离家出走的第三天夜里！
4
下面的事是后来二哥告诉我的。
那天，是二哥介绍钱叔叔和杜公子认识的，两人在厢房相谈后心里都有气：钱叔叔愿望落空，心情郁闷，当即走了；杜公子也是心气不顺，找到二哥发牢骚，怪二哥给他介绍认识了这么一个“不识相的家伙”。二哥问他怎么回事，杜公子说：“神经病！他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