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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实让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赵进依旧保持着对伙伴和亲信们的信任，但并不是毫无节制的宠溺和放纵，当任何人犯了错误，都会按照规则给予惩罚，这个惩罚既不会他们和太祖皇帝的关系而过重株连，也不会因为和太祖皇帝的关系而高举轻放。
按照规则办事，严格按照规则办事，是大汉帝国和从前任何一个华夏王朝的不同，但即便如此，从这种按照“规则”本身，依旧能看出赵进对他伙伴们的情谊和关心，即便这种兄弟情义仅仅保持在这一代，越是下一代就越趋向于传统的君臣关系。
“情义”“关心”这种充满温情的词汇本不该出现在一位帝王身上，尤其是赵进这种白手起家的初代帝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状况，我们只能把原因归结为“升龙谷伏击战”其心理的影响。
回到赵进做事的方法和节奏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赵进走出的前几步并不是太过稀奇，在明帝国的广大国土上，不止一个人做到了这一点，但这些人或者成为盘剥地方的恶霸，或者成为具有半官方身份的士绅，为自己和家族赚取钱财和土地，追求权势和享乐或者声名，他们的目标大都集中在家乡，一府已经是最大的极限。
赵进完全不同，他从始至终都在谋求实力的增长，谋求让他那个团体从各方面变得更强，无论是军事上，组织上或是经济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甚至在思想和文明上也作出了同样的要求。
在这种谋求增长不断变强的过程中，赵进击败歼灭了一个个被认为和他类似的敌人。
这些敌人来源组成各不相同，有徐州地下社会的暴徒，有形同政权的宗教组织，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还有把持经济利益的商会以及行会，在这样那样的民间武装中，明帝国政府和军方的影子在其中若隐若现。
随着一次次胜利，赵进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从古至今，无数人在一次次胜利中，在不断增加的财富和声望中迷失，或者沉迷享受，或者骄狂自大，或者失去目标，赵进消灭的一个个对手正是这样。
一个少年，一个出身并不那么富贵的少年，取得了不管怎么评价都可以说是辉煌的胜利，取得了在任何时空都值得艳羡的巨额财富，但他却没有迷失，克制了年轻人最蓬勃的**，去不断的积累，去不断的发展，让自己更加的强大，这就是赵进的冷静，不，这不能用冷静来解释，这是他的计划。
在赵进的成长过程中，还有一件事令人惊讶，那就是他的前瞻性，无论现在大汉帝国及其附庸的民众们如何自豪，华夏世界如何的兴盛，都没办法否认，在赵进成长的那个时代，明帝国作为一个帝国千疮百孔，可从一个帝国的标准来说还过得去，他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稳定统治了近二百年，而且还在几次对内对外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用当时的标准可以说是“中兴”，但这个帝国在方方面面都已经衰颓了，已经全面落后于当时的西方世界，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西方文明全面压倒东方文明就是个必然的结果。
作为后世的研究者，我们有详尽的资料，以近乎全知全能者的角度俯瞰历史长河，我们能得出明帝国那时候已经千疮百孔，我们能够得出欧洲实力在迅速的增长，但当时的人并不知道，赵进则敏锐的意识到了这一点。
怎么会有这样的胆量去挑战看起来不可战胜的庞然巨物，怎么会有决断去借鉴当时大部分人认为的歪理邪说，这是很难想象的，关于借鉴欧洲技术和某些理念细节上，某些史学研究者倒是提出了猜想，如今的教会系统尤其坚持认为这个猜测是真相，那就是赵进曾经秘密扣留过传教士或者来自欧洲的商船，从这些来自西方的人士上得到了很多知识，某些胆大妄为的教会一直在暗地宣传赵进和身边的人曾在少年时候因为某位圣徒受洗成了教徒，这种说辞一直被官方严厉禁止，而且从官方对教会的全面打压来看，这不可能是真的。
他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中优秀的部分，一方面将东方的优秀文化发扬光大，对东西方的优秀之处取长补短，加以改进和创新，在这里，就只能说是能者无所不能，赵进的前瞻性不光体现在对具体技术的采用上，还体现在具体细节的革新上，甚至可以直接说是发明，在他的整合下，大汉帝国的技术领先于世界，随着大汉帝国文化、经济和军事的全面爆发，科技也开始凌驾于整个世界，从原来的细节处改善，变成了领先时代。
和赵进同时代的人，或许也有人看出了乱世将至，或许也有人看出了明帝国的外强中干，或许有人也在加强武备，或许有人在加强武备的同时也在赚钱，但在这里面，只有赵进用方方面面的法子让自己的实力更强大，远远领先于其他人的强大。
在没有获得官方身份前，在没有立起得到法理承认的旗号前，赵进的组织和武装充其量是幕僚和民团以及佃户，但考察其组织其动员力，却远比其他地下势力正规，甚至远比明帝国各级政府要正规和有效率，先进的击败落后的，又是这样的理所当然。
很多研究者把注意力放在一场场辉煌的胜利上，或者一个个商业奇迹，比如说，赵进亲自创造了几个巨大的商业都市，将祸乱明帝国的海盗变为合法的海运，建立了规模巨大的官办工场和农庄，这些胜利和奇迹固然值得赞叹，也是赵进走向顶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其实很多胜利和奇迹并没有那么重要的意义，当赵进完全控制徐州之后，取得天下就已经成了必然。
明帝国的领土千倍于徐州，人口也近乎千倍，更不要说徐州没有肥沃的田地，没有珍贵的矿产，作为明帝国交通主干的大运河又已经改道别处，容易泛滥的黄河是巨大的危险，没有可凭依的地利，因为几次黄河决口，运河改道，当地的人口也比同等规模的州要稀少，这些都称不上是什么基业。
徐州这边也不是一无基础，他有着当时明帝国规模最大的铁矿之一，众所周知的是，那个铁矿的女主人就是大汉帝国太祖皇帝赵进的第一皇后，她当时因为家业被人威胁主动和赵进建立了联系，在当时堪称巨大的铁矿和矿业为赵进军团提供了装备，而大量的矿工则比农民更适合成为职业士兵。（未完待续。）
大汉太祖赵进研究（4）
多发的灾难让徐州人民和明帝国的边疆民族一样强悍好斗，不畏生死，不蓄恒产，崇尚武力，这样的民间传统也是赵进组织强军的因素之一。
没有地利凭依从防守上是劣势，但如果保持进攻的话，就成了优点，随时可以开拔出相当规模的力量，当赵进有了一支拿得出手的力量之后，就可以向东威胁明帝国的财赋来源——两淮盐场，并且夺取了那边的广袤荒地，这荒地是为了给盐场提供煮盐的荒草存在的，这片两倍于徐州面积的荒地成了赵进最初的领地，赵进在那里设置了屯垦庄园，收拢明帝国的灾民，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让他们为自己生产粮食，并把这些奴隶变成了自己的士兵、工匠、甚至官员。
明帝国对士绅极为重视，但这种重视变成了对帝国本身的残害，想要依靠士绅们作为政权的延伸，所以给他们种种优待，不过这种优待在出身于士绅阶层的文官运作下，变成了只有权利没有责任的状况。
士绅们拿走了好处，所有的义务和责任都由平民承担，这就导致了极为恶性的循环，在赵进夺得天下之前，这种恶性循环已经快要摧毁明帝国的基础，并且导致全盘的崩溃，将士绅阶层看成统治的同伴和同盟军，却导致了这等恶果，这个教训谁都会看得很明白。
明帝国的军事阶层也是个笑话，过二百年的历史中，闪亮的将星寥寥无几，各处的驻屯军和世袭军官们变成了寄生在体制上的蛀虫，他们对于军事一窍不通，却成了侵吞军田的地主，这样的阶层和士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只吸取利益，不创造价值，不负担责任的废物。
无论文武都依靠不上，皇室依仗为伙伴的阶层本质上却是统治的摧毁者，明帝国的结局可想而知，在这个恶性循环下被不断压榨摧残的平民百姓，活得无比凄惨，被迫从自己的家乡离开流浪，破产破家，无处可去的民众在明帝国有个官方的称呼“流民”，官方对“流民”的态度很冷酷，往往是驱赶和置之不理，甚至会武装剿杀。
流民的组成中有很多是贫苦阶层，他们对税赋的变动和自然灾害没有任何的抵抗力，但也有很多自耕农，他们的抵抗力不比前者强太多，他们的土地和家产也是当地豪强的侵吞对象，讽刺的是，如果税赋变动和自然灾害加剧，中小地主也会破产破家，在这一阶层中，就有士绅，卫所的军户，也就是明帝国的军方农奴同样是流民的组成部分。
有了知识阶层和军事人员的加入，对体制充满了怨气的流民团队往往会成为威力巨大的破坏者，更不要说，在大明处处都有居心叵测的邪教存在。
从赵进拿起武器到他统一天下，亲身参与大部分战斗和战争的敌人都是流民和邪教团体，等到赵进的团体强大之后，很多战斗已经不用他参与了
众所周知的是，赵进的第二皇后木淑兰女士是闻香教，也被称为华夏正教教会的圣女，类似于教皇和大牧首的地位，现在的闻香教在教义上和佛教道教区别不大，而组织体系上很接近耶稣教会却更加先进，如今闻香教的教义随着大汉帝国的征服传播各处，且光明正大，但在明帝国时候，却是一个为了敛财和实现野心家目的的标准邪教，但这个邪教几次大的行动都是被赵进破坏毁掉。
我们不是要谈赵进和闻香教的纠缠，而是要阐述一个更大的话题，赵进在这一次次牵扯流民的战斗中壮大起来，之所以牵扯流民，因为每一次大的流民暴动背后总有邪教的影子。
流民本身没有什么战斗力，大量的流民人口会洗掠沿途村镇，流民的死亡会制造疫病，这就是他的破坏所在。
散沙一盘的流民面对稍有组织，装备相对精良的民团和正规军不值一提，但这是平常的情况，有邪教参与其中后就完全不同，以闻香教参与的几次为例，在流民流动的过程中进行极为残酷的筛选，吸纳马贼和盗匪以及流亡军士作为骨干，并且有制式的兵器作为装备，到最后会成为少部分精锐武装裹挟大队前进的行动，这样的情况，已经和明帝国所谓的“大军”很接近。
在这样的力量面前，区区村镇的自卫力量和县城的官方武装就不值一提了，几次闻香教掀起的行动，如果没有赵进的出现，都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动摇明帝国在东南之地的统治。
当然，流民被赵进击败之后，对明帝国的统治造成了更巨大更深远的破坏，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事。
因为种种原因，毗邻徐州的淮安府和凤阳府的面积都十分巨大，而且这两府大多是平原地形，他们的平原面积差不多等于福建和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平地面积，但淮安府和凤阳府两地又没有和土地面积相称的人口，所以有大量的荒地存在。
赵进的一次次胜利并不是敌人杀光，实际上，当击溃邪教组织的武装之后，流民团体就没什么战斗力可言了，甚至没有邪教组织的裹挟，仅仅靠着粮食和安置就可以“击败”大股流民。
胜利给赵进带来了大量的俘虏，这些人口恰好补上了徐州的人力短板。
赵进的一次次胜利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威望，尽管他没有任何官方的名义，可实际上赵进很早就成为了徐州以及周围地域的真正庇护者。
以他的实力，拿到官方名义很简单，但赵进却坚辞拒绝，这也是他有计划的一个证明，从此处来看，赵进早早就有了取代明帝国的心思，他不愿意接受名义，就是不愿意被这些名义掣肘。
回到正题，赵进巨大的威望和实力让临近地域的官方和私人对其敬畏非常，对他含蓄低调的侵入往往报以容忍的态度，也有人开始反抗，不过这批人遭到了迅速和坚决的打击。
赵进对这些“无主”荒地的占有并不是掠夺式的，而是利益分享，愿意释放出部分的红利，相较于本地地主和商人低效率的经营，赵进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往往比出让的还要大，这让赵进支持者的群体迅速扩充。
还有一点，即便赵进有了压倒性的实力，他也从不明目张胆的行事，一切对土地和财富的占有都有官方的承认，一切的杀戮和打击都尽可能的保密，尽管这些占有和杀戮尽人皆知，但在官方的口径上，这都是合法的，无人可以提出指控，只要面子上过得去，也没有人敢提出什么指控。
赵进身上几乎没有年轻人的张扬和虚荣，许多英雄豪杰都是在这上面遭遇了挫折，但赵进却没有，他在应该张扬躁动的时候依旧保持着老年人才会有的沉稳。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这素质来自于王兆靖父亲王友山，或者还有部分董冰峰父亲董继科的功劳，这二位一位是徐州难得的高级文官，另一位则是中级武将，他们有丰富的官场经验和社会经验，会给赵进提出类似的建议，但这些说法并不那么让人信服，因为在那个时候，身为明帝国臣子还是既得利益者的的王友山和董继科，没有任何理由会对明帝国怀有异心。
要知道当时赵进的那些举动已经超出了赚取财富的范畴，更是实际上的割据。
明帝国政府的昏聩和无能在赵进的侵夺上反应无疑，地方官僚的反应是既然没有侵犯到实际的利益，既然城市还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既然地方上的有力人士没有任何反应，那么就没没有任何事发生，何必多此一举，况且大家都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好处，流民的危机被解除，灰色收入大幅增加，为何要去阻止。
在这样的情况下，赵进在明帝国的核心地带成功的实现了割据，他用的法子看起来和明帝国的卫所制度并无区别，但却将这些人口利用的极为高效，更关键的是，赵进建立了庞大的工商业，酿酒业、铁业、纺织业、造船业、盐业以及等等等等，这些规模巨大的工场一方面为他创造了巨量的财富，另一方面在工场中做工的劳力会被训练，会适应纪律，他们之间优秀的会成为赵进体系的骨干，其他人会是合格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大汉帝国是个实用主义的帝国，他对典籍是持轻视态度，对传统中鄙视的吏学和工商之学则很推崇，大汉帝国初代的文武官员，大多出身于赵进的工场，大多在法理上曾是赵进的“奴隶”。
这些被明帝国抛弃的难民本来会猪狗不如的死去，他们稍有姿色的妻女会被当成牲畜一样的贩卖，但他们因为赵进的收容有了温饱，然后在新的体系内有了自己的富贵和价值，自然会对赵进忠心耿耿，成为大汉帝国最坚实的基础。（未完待续。）
大汉太祖赵进研究（5）（完本，内有完本感言和新书计划）
几乎所有研究赵进心路历程的文章，到最后都会变成赵进成功事迹的展示，本文看起来也未能免俗。
一个十岁的少年，受过惊吓的十岁少年，接下来只在徐州这个穷苦荒僻的城市长大，活动范围没有离开居住的几条街道，他的父亲和叔父受过有限的教育，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