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强对付。这个办法我已经考虑了几个星期，并且在几天以前告诉了戴克。戴克一听，欣喜若狂。
假如德拉蒙德和他那伙人想窃听我的电话，那么我们就让他们听个够。我们一直等到傍晚才动手。我在办公室。戴克在街角的一个公用电话亭。他拨通了我的电话。我们已经排练过好几次，甚至还写了一个脚本。
“鲁迪，我是戴克呀。我总算找到迪安·古德罗啦。”
古德罗是个39岁的白人男子，大学文化，开了一家地毯清洗用具店。在我们的天平上他的分量为零，我们肯定不愿让他担任陪审员。但德拉蒙德例会相中他。
“在哪里找到的？”我问。
“在他的办公室。他到外地去了一个星期。他可是个大好人，我们以前把他看错啦。他根本不喜欢保险公司，说是一直和他自己投保的那一家争争吵吵。嗨，他认为该把他们的脖子勒紧点。我把案子的情况跟他谈了谈。他简直肺部气炸啦。他一定会是个很棒的陪审员。”戴克的话虽然说得不太自然，可是对于不明真相的人，听起来倒蛮可信。他大概是在照本宣科。
“真没有想到，”我对着话筒干净利落地说。我要让德拉蒙德每个音节都听得清清楚楚。
在挑选陪审员以前，律师和潜在的陪审员交谈，是一件无法想象、几乎决不可信的事。我和戴克一直在担心我们的计策可能过于荒唐，德拉蒙德不会上钩。可是又有谁会想到，一个律师会用非法的窃听手段偷听对手的谈话呢？我们认为德拉蒙德会中计，还因为他根本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我只不过是个无知的新手，而戴克，嘿，戴克不过是个地位卑微的准律师而已。再说，我们也想不出别的妙计。
“他对谈话是不是感到紧张？”我问。
“有点儿紧张。我把对其余几个人说过的话，也跟他说了一遍。我说我只是个调查员，又不是律师。只要他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谁也不会有问题。”
“说得好。你觉得古德罗会支持我们？”
“毫无问题。我们一定要让他当上陪审员。”
我对着话筒翻了几张纸。“你名单上还剩下哪几个人没有谈？”我大声问。
“我瞧瞧。”我听见戴克在翻纸的声音。我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我已经找过德蒙特·金、简·德赛尔、劳伦斯·佩洛蒂、希尔达·欣和拉蒂尔达·布朗宁。”
除了拉蒂尔达·布朗宁，这几个全是我们不希望进入陪审团的白人。我们假如能败坏他们的名声，德拉蒙德一定会拼命把他们排除在外。
“德蒙特·金这个人怎么样？”我问。
“非常坚定。有一次他甚至把保险公司的理赔员从家里赶了出去。我可以给他打9分。”
“佩洛蒂呢？”
“这家伙棒极啦。他简直无法相信保险公司真会杀人不见血。他全力支持我们。”
“简·德赛尔呢？”
听筒里又传来一阵翻动纸张的声音。“让我瞧瞧。她是个好人，但讲话不多。我想她大概认为这样谈不太妥。我跟她谈了一般保险公司的情况，并且告诉她大利公司资产值4个亿，我看她会站在我们一边。我给她打个5分吧。”
我很难忍住不笑。我把电话话筒紧紧地贴着脸。
“拉蒂尔达·布朗宁呢？”
“她是个激烈的黑人姑娘，不会帮白人的忙。在一家黑人银行工作。对我下了逐客令。她要是当上陪审员，连一个子儿也不会给我们。”
又是久久的一阵翻动纸张的声音。“你的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大约1小时前，我刚刚去过埃丝特·塞缪尔森家。她60岁出头，是个很讨喜的老太太。我跟她谈了多特的情况，谈了失去儿子有多糟糕。她支持我们。”
埃丝特·塞缪尔森的先夫在商会里担任过多年的官员。这是马尔文·香克尔提供的消息。不管办什么样的案子，我都无法想象会愿意让她担任陪审员。她对德拉蒙德的要求，会句句照办不误的。
“我后来又在办公室找到了内森·巴茨。他听我说是承办本案的律师，开始有点儿惊诧，后来态度就好多了。他恨保险公司。”
即使德拉蒙德的心脏此刻仍在跳动，跳得一定也很微弱。一想到是我这位律师本人，而不是我的调查员，在到处乱串，和潜在的陪审员谈论案情，他的动脉准会爆裂。不过，他目前对此是绝对无能为力，这一点他心里肯定明白。他要是做出任何反应，都会使他窃听我电话的违法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使他的律师资格立刻被依法剥夺。他或许还会受到起诉。
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乖乖地闭起嘴巴，设法阻止我们抛出的这些人进入陪审团。
“我还有几个人，要去找一下，”我说。“我们10点钟左右碰头。”
“好的，”戴克说，声音有点儿疲倦。他演得比开始自然多啦。
我挂上电话。过了一刻钟，电话铃声又响啦。一个听起来有点儿熟的声音说：“请找鲁迪·贝勒。”
“我就是。”
“我是比利·波特。你今天还来过我们店的。”
比利·波特是个男性白人，一家名叫西部汽车的商店经理，整天打着领带，穿着整齐。根据我们的标准，不太适合担任陪审员。我们不要他。
“是的，波特先生。谢谢你来电话。”
其实打电话的是布齐。他同意助我们一臂之力。他现在和戴克呆在一起，两人也许正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挤在一起取暖呢。布齐去过西部汽车商店，跟波特谈过购买一套轮胎的事。这位精通业务的高手，现在正竭力模仿波特的声音。他们俩反正谁也不会再见着谁。
“你有什么事？”比利·波特问道。我对布齐说过，开头态度要装得生硬一点，然后再迅速缓和下来。
“有点事儿。嗯，是那桩案子，你知道。就是你接到传票的那桩案子。我是承办该案的律师之一。”
“这合法吗？”
“当然合法，但是请你千万保密。我代表一位可怜的小老太，她的儿子被大利人寿保险公司杀害啦。”
“杀害？”
“嗯。那孩子需要做手术，可公司错误地拒绝支付手术费。他在将近3个月以前，死于白血病。这就是我们起诉的原因。我们确实需要你的帮助，波特先生。”
“这听起来太糟糕啦。”
“我还见过比这更糟糕的案子呢，而且自己就亲手办过许多件。那些人真是罪大恶极呀，波特先生。我这样说请你别见怪。对方已经出了20万，要求和解结案，可是我方要价比这高得多。我们要求进行惩罚性损害赔偿，所以要请你鼎力相助。”
“我会被挑中吗？我的工作实在走不开呀。”
“我们将从大约70人里面挑选12名陪审员，我现在只能说这么多，请千万帮帮忙。”
“好吧，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我实在不想当这个陪审员，你明白吗？”
“我明白的，先生。谢啦。”
戴克返回办公室，和我一道吃了三明治。这天晚上他又出去两次，给我打电话。我们在电话上又谈到了一些人，这些人我们声称都和我们谈过话，而且目前都迫不及待地要对大利公司的不法行径给予严厉的惩处。我们要给窃听者留下一个印象：我们俩正在外面奔波，挨家串户，到处游说，违背职业道德准则严重到了使我一辈子都不能重操律师职业的程度。而且，所有这一切卑劣得令人战栗的勾当，竟然发生在挑选陪审员的前夕！
在即将进入第二轮接受询问的候选陪审员中，我们已成功地在其中三分之一的人身上投下了疑点。而且这些全是我们精心选择的最最可怕的人。
我敢打赌，德拉蒙德今夜将通宵难眠。
42
最初的印象总是至关重要的。在8点半到9点之间，陪审员陆续到达。他们紧张不安地跨过双扇木门，几乎是呆呆地东张西望，沿着过道向前走去。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生平第一次走进法庭。我和多特单独坐在原告席上，面向正在渐渐坐满的铺着衬垫的陪审员席，背对着法官的座位。我们的桌上除了一本拍纸簿，别无其他。戴克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他坐在靠近陪审席的一张椅子上。我和多特不时耳语几句，脸上尽量露出一丝笑意。可我的心却紧张得怦怦狂跳，无法平静。
过道另一侧的情况与我们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被告席上坐着5个身穿黑色西服面孔铁板的男人，十只眼睛全盯着把桌子堆得满满的一沓沓文件。
我的以弱胜强的主题是明白无误的，而这场战斗现在就要开始了。陪审员们首先看到的是，我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势单力薄，财力明显不足。而我的矮小的委托人又是那么脆弱，不堪一击。我们远不是坐在那一边的富豪们的对手。
由于已经结束了取证的工作，我逐渐意识到由5位律师来为被告辩护，是多么没有必要。而且是5位非常优秀的律师。令我惊奇的是，德拉蒙德竟然没有想到，这会给陪审团留下何等糟糕的印象。他的委托人一定是犯了什么罪，否则怎么会兴师动众，用5个律师来对付区区我一个呢？
今天早晨，他们对我不理不睬。我也离他们远远的。但从他们脸上的温色和轻蔑的讥笑的神情，我可以看出他们正为我和陪审员们直接接触而感到惊恐万状。他们既震惊又气愤，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除了窃取委托人的金钱，律师能犯的最大罪过，也许莫过于和潜在的陪审员直接接触。这和非法窃听对手的电话相比，严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装出了一副义愤填膺的蠢相。
法庭办事员领着陪审员们在一边排好队，然后在另一边随意地在我们前面坐下。在列人名单的92人中，今天有61人到场。有几位没有找到。2位已经去世。还有几位称病。3人以年事过高婉辞。基普勒又以不同的原因同意了几个人不做陪审员的请求。办事员每喊一个名字，我都做笔记。我觉得好像已经认识他们几个月了。6号是比利·波特，西部汽车商店的那位经理。据说此人昨夜给我打过电话，看看德拉蒙德如何对待他，那一定会是十分有趣的。
杰克·昂德霍尔和柯密特·阿尔迪代表大利公司，坐在德拉蒙德和他的伙伴们身后。这样就有7套黑色西服，7张面色严峻令人望而生畏的脸，虎视眈眈地盯着陪审席。放松一点儿吧，伙计们！我脸上一直保持着轻松愉快的神情。
基普勒走进法庭，全场起立。他向陪审员们表示欢迎，简短有力地谈了谈陪审员的作用和公民的义务。在他询问是否有人有足够的理由不愿担任陪审员时，陪审席上举起了几只手。他请他们每次一人分别走到法官席，低声向他陈述各自的原因。上了我的黑名单的5位公司主管中，有4人和他耳语了一番，他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我对此毫无惊奇之感。
这一过程化去了一些时间，我来此机会研究研究陪审员。从他们座位的情况看，我们大概仅需考虑前三排。这三排坐了36人，而我们只需要12名陪审员，外加2名做候补。
在被告席后面紧靠着的座位上，我看见有两个穿着考究的陌生人。我想一定是陪审咨询顾问。他们正仔细注视着陪审员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小小的计谋不知对他们的全面心理分析起了多大作用？哈，哈，哈！我敢打赌，两个疯小子在挑选陪审员的前夕，居然找陪审员们谈心，他们以前从无必要在分析时考虑这样的因素。
法官大人又打发掉7名候选的陪审员，剩下的还有50人。他接着又概述了案情，介绍了案件的双方及双方的律师。巴迪没有到庭。巴迪在他那破烂的福特车里。
基普勒接着又提出了几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陪审员们假若需要做出某种反应，他请他们举手。你们有谁认识原告或被告，律师或证人？你们有谁买了大利公司的保单？你们有谁官司在身？你们有谁曾经状告过保险公司？
有几位做出了反应。他们举起手，接着站起来与法官大人交谈。他们很紧张，但在两三个人开了头之后，冰层便开始融化。有人幽默了一下，于是大家全都轻松了许多。在短促的瞬间，我曾几次默默地自言自语，我属于这里。这我也能干。我是一个律师嘛。当然，我没有说出口。
基普勒给过我一张他要问的问题清单，我想了解的问题全部列在上边。这无可厚非。因为他也把同样的一份给了德拉蒙德。
我做着笔记，注意观察人们的表情，凝神静听他们所说的话。戴克和我一样干。这令人很不快，但陪审员们并不知道他是我的人，我对此倒颇为庆幸。
时间在基普勒发问的过程中缓缓逝去。等他结束时，已经过了将近两小时。我的心又开始紧张地怦怦跳动。现在是鲁迪·贝勒在真正的庭审中发表第一篇讲演的时候啦。这篇讲演将很简短。
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审判席前，朝他们热情地笑了笑，开始讲出已经练习过上千遍的那段话。“早上好。我叫鲁迪·贝勒，我代表布莱克全家。”头开得不错。在法官反复推敲了将近两小时后，他们巴不得听到一个不同的声音。我望着他们，热情而又真诚。“基普勒法官已经问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非常重要。我想问的他全问到了，所以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实际上，我只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诸位有谁能举出任何理由，说明自己不宜担任本案的陪审员？”
我没有指望会有人作答，我也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他们一直看着我，已经看了两个多小时，我只想对他们问声好，再朝他们甜甜地笑一笑，如此足矣，决不啰嗦。人世间最令人讨厌的莫过于喋喋不休的律师。再说，德拉蒙德多半还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谢谢诸位，”我微笑着说。我又慢慢转身面对法官高声说，“法官大人，我认为陪审团很不错。”我回到座位上，一边轻轻拍了拍多特的肩膀，一边坐下。
德拉蒙德已经站了起来。他故作镇静，竭力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姿态，实际上却全身都在冒火。他做了自我介绍，开始谈论他的委托人。他告诉陪审团，大利公司是家大公司，而且每年的盈余都很可观。它不该因此而受到惩罚，你们明白吗？这对你们有影响吗？他是在对案子本身进行辩论呀，而这是很不妥当的。不过，他虽已贴近警戒线，却还没有越界，还不能向他开火。我拿不准是否要表示反对。而我已经下定决心，只有在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我才会表示反对。他为自己设置的这条界线十分有效。他那流畅的语言，在乞求人们的信任。他那花白的头发，在显示他的智慧和经验。
他又谈了某些方面的事，听众毫无反应。他是在播种，接着就酿成大乱。
“下面，本人将要提出的，是今天最重要的问题，”他满脸严肃地说。“请诸位仔细听。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长长的、充满戏剧性的停顿。长长的吸了一口气。“诸位有谁已经接触过本案？”
法庭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他的声音仍在空气中震响，久久不肯消失。他提出的不是问题，而是指控。我朝他们的座位上望去。希尔和普伦克正在朝我张望，摩尔豪斯和格罗在观察陪审员们的反应。
德拉蒙德像冰柱一样冷峻地站着。谁要是胆敢第一个举手说：“我！原告律师昨儿晚上到过我的家！”他会马上饿虎扑羊一样朝他扑过去。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