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懂。你们不过是在履行职责嘛。”
“说得对。你多久才能出去？”
“还有18天。干吗？”
“我们可能要录你的证词。”
“在这里？”
“也许。”
“干吗这样匆忙？等我出去以后，我一定让你们录。”
“我考虑一下。”
我的访问对他就像一个短暂的假期，因而他并不急于让我走。我们聊了几分钟监狱生活，接着我就开始找门。
我在包娣小姐的屋子里，以前从未上过楼，楼上和楼下一样积满灰尘霉点斑斑。我打开每个房间的门，把灯开亮，匆匆巡视一番，便熄掉灯关上门。我走在走廊里，脚下的地板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有一道狭窄的楼梯通往三楼，但我有点儿胆怯，没有上去。
这幢屋子比我原先想的要大得多。也凄清得多。真难以想象她孤单一人住在这里的景况。我没有化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没有和她一起观看情景喜剧和电视布道会，没有多吃几个她做的火鸡三明治多喝几杯速溶咖啡，我感到深深的内疚。
楼下和楼上一样，没有窃贼光顾过的迹象。我锁好了后院的门。她走以后，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有点儿异样。她在这儿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宽慰，但知道她在家，在这座宽大的房子里，我的感觉总是十分良好，因为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向她求助。现在她走了，我仿佛已与世隔绝。
我走进了厨房，两眼盯着电话。这是一只拨盘式的旧式电话机，我真想拨通凯莉的电话。如果她接电话，我会想出话来和她谈谈。如果他接电话，我就不声不响把电话挂上。即使追查到这座屋子，那也没有关系：我并不住在这里。
我想念她，今天超过昨天。本周超过上周。
我必须见到她。
34
我和戴克驾着他的小面包，驶往长途汽车站。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清晨。天气清新宜人，空气中已透出一丝秋天的气息。感谢上帝，令人窒息的湿气已经在几个月前消退，10月的孟菲斯是一个可爱的城市。
飞往克利夫兰的双程机票，一张将近700美元。在一家价格便宜但安全的汽车旅馆住一夜，估计要40美元。我胃口不大，吃一点儿就可以对付，因而可以尽量把伙食的费用降到最低。这次是我们去取证，取证的一切费用将由我们支付。我向克利夫兰的法院书记官打听过，他们最低的收费是每天出场费100美元，外加证词记录和打字每页2美元。而这些证词往往会长达100多页。我们当然想用摄像机录下整个的过程，但由于费用更为昂贵，这决无可能。
飞往克利夫兰，看来也同样绝无可能。鲁迪·贝勒事务所根本就出不起这笔费用，让我飞往该市。我也决不能开着那辆破丰田，去高速公路上冒险。万一它在半路抛锚，我也得搁浅，取证将不得不推迟。戴克转弯抹角地想叫我开他的小面包，但开1000多英里，我对它同样缺乏信心。
灰狗公司的长途汽车尽管慢得怕人，但十分可靠，最终总能到达目的地。这当然不是我的最佳选择，但是，妈的，有什么办法！好在我有足够的时间。路上还可以看到乡村风光。我们可以省下宝贵的金钱。总之，我想出了种种理由，自我解嘲而已。
戴克开着车，一路很少开口。我想他心里多少有点不快，因为我们不能提供较好的条件。而且他知道他也应该去。我将要面对的是充满敌意的证人，而且有许多新的文件需要当场审阅。身边有人帮一手，那会好得多。
我们在车站旁的停车场相互道别。他保证照管好事务所，尽量拉来一些生意。他会尽心尽力，我对此毫不怀疑。他驾着车向圣彼得医院的方向驶去。
我以前从未乘过灰狗公司的车。车站很小，但很干净，挤满了星期天上午的乘客，大多是老人和黑人。我找到售票员，取了预定的车票。这张票化掉我的公司139美元。
汽车于8点钟准时开出，向西驶入阿肯色，然后向北进入圣路易斯。幸运的是，我设法避开了坐在我旁边的人带来的麻烦。
车上的座位已几乎坐满，只剩下三四个空位。根据行车时刻表，我们将在6小时后到达圣路易斯，下午7点前抵达印地安那波利斯，并于当夜11点到达克利夫兰，在车上要呆15小时。取证将于明晨9点钟开始。
我敢肯定，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里我的对手们此刻仍在呼呼大睡。不久之后，他们将起床漱洗，吃一顿香甜可口的早餐，接着就在后院里和太太一起翻阅周日的晨报，有人也许还要去教堂，然后再用一顿丰盛的午餐，打一盘高尔夫。等到下午5点钟左右，他们的太太会开车把他们送到机场，在那里与他们一本正经地吻别，然后再送他们坐进头等舱。一小时后，他们将在克利夫兰着陆，而且大利公司准会派人热情欢迎，开车把他们送到该市最佳的饭店。在饱餐猛喝了一顿之后，他们将聚集在豪华的经理会议室内，策划针对我的阴谋直至深夜。大约在我办完登记手续住进第6汽车旅馆或别的一家汽车旅馆的同时，他们将上床安息，而且已经是精神焕发，胸有成竹，为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
大利保险公司大楼位于克利夫兰一个富裕的郊区，这个郊区是当年富有的白人大规模迁出市中心的产物。我要出租车司机帮我在其附近找一家便宜的汽车旅馆，他对这一带了如指掌，把车停在广场客栈前。客栈隔壁是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对面则是一家录像馆。这一带布满了脱衣舞厅，快餐店，闪光广告牌，购物中心，廉价的汽车旅馆。不远处准有一个商店区。看来这里倒挺安全。
空着的房间很多。我住一个晚上，付了32美元现金。我遵照戴克的指示，要了一张收据。
我于12点2分上了床，眼睛瞪着天花板。这时我才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家汽车旅馆的帐房，谁也不知道我在何处。不会有人给我打电话，也不会有人来看我。
当然，我无法入眠。
打从我开始憎恨大利公司以来，我一直在脑海里想象这家公司总部的模样。我仿佛看见一幢高高的现代化大楼，许许多多的玻璃在上面闪闪发光。大门旁边是一个喷泉，旗杆林立，一块黄铜标牌上镌刻着公司名称和标识语句。到处都可以看到财富和兴旺发达的象征。
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大楼倒是很易找到，因为在混凝土入口处的上方用黑色的粗体字母写着：贝克盖普路5550号。但哪里也看不见大利公司的名称。事实上，这座大楼在这条街上毫不显眼。没有喷泉，也没有旗杆，而只是由相互嵌在一起的几座方块建筑物组成了一座庞大的五层大杂烩。它非常现代化，却又丑陋得令人难以置信。大楼的外部是白色水泥墙和涂黑了的窗户。
幸好大楼的前门做了标记；我跨进小门厅，门厅一侧放着几盆人造植物，另一侧坐着一个漂亮的接待员。她带着一副时髦的耳机，一根细细的电线弯弯曲曲地绕在下颏边，离她的嘴唇不过几英寸。在她身后的墙上，是难以归类的3家公司的名称：平孔集团、绿湖海洋和大利人寿保险。哪个属于哪个？每家公司的铜牌上都刻着一句忸忸怩怩的标识语。
“我叫鲁迪·贝勒，应约前来见一位保罗·莫耶先生，”我很有礼貌地说。
“请稍等。”她按了一只按钮，等了一会，说，“莫耶先生吗？这儿有一位贝勒先生想见你。”她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他的办公室一定就在附近。我等了不到1分钟，他已在热情洋溢地和我握手寒暄。我跟着他绕过一个角落，穿过一段走廊，上了电梯。他几乎和我一样年轻，废话说个不停。我们在四楼走出电梯，地上铺着地毯，灯光暗淡，墙上挂着画幅。在莫耶不停的啰嗦声中，我们沿着走廊走去。他拉开一扇沉重的门，领我走进房问。
欢迎来到名列《幸福》杂志500家大公司排行榜的大利公司！这是董事会会议室，宽敞的房间中央是一张亮闪闪的椭圆形长桌，周围至少放了50张真皮座椅。会议桌中央的上方挂着一盏枝形吊灯，距离桌面不过几英尺。我左侧的角落上有一个吧台，有侧是一个咖啡盘，上面放着饼干和硬面包围。在食物的四周围着一群阴谋家，至少有8个，统统穿着一色的黑西装白衬衫黑皮鞋，打着条子领带。8对1。我身上的几个主要器官，本来就紧张得颤颤栗栗，现在则成了山摇地动的振动了。狄龙·基普勒啊，在我需要你的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即使戴克此刻在场，对我也将是莫大的安慰呀！
他们中有4位是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律师。1个是孟菲斯听证会上见过的熟面孔，另外3个则是初次相遇的陌生人。一见我到场，他们全部立刻闭上了嘴巴。有一会儿，他们全都不吃不喝不讲话，只是痴呆呆地瞪着我。我把他们正在进行的重要谈话打断啦。
T．皮尔斯·摩尔豪斯第一个活转过来。“进来吧，鲁迪，”他没话找话地说。我依次点头招呼B．杜威·克莱·希尔三世，小M．亚历克·普伦克和布兰登·富勒·格罗，然后和4位新交一一握手。摩尔豪斯大声地说着他们的姓名，我却立刻忘得干干净净。在基普勒的法庭上发生的那场小冲突中露过面的杰克·昂德霍尔，是大利公司的专职律师，也是指定的公司发言人。
我的对手们个个都是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在快速飞行和享受了轻松的晚宴以后，昨儿夜里准是睡得十分安稳。他们衣服笔挺，折线分明，就好像不是从旅行袋，而是今晨刚从衣橱里取出来似的。而我的眼睛却是又红又干涩，衬衫皱皱巴巴。但我的心里有比外表更重要的事。
法庭书记官到达以后，皮尔斯把我们领到桌子的一端。他把桌头的位置留给证人，然后就绞着脑汁，考虑如何安排每个人的座次。过了一会，他终于有了主意。我遵命坐到指派给我的座椅上，并且试图把它拉近会议桌。这该死的椅子足有1吨重，移动起来十分费劲。在我的对面，离我至少有10英尺远的地方，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那4位伙计，正在打开公文皮包，他们故意制造出来的噪音，要多响有多响。碰锁咔嗒作响，拉链嗤嗤发声，唰唰抽出档案，哗哗翻动纸页。几秒钟不到，桌上已乱七八糟地散放着一堆堆文件。
坐在法院书记官后面的那4位公司雇员，由于拿不准下面该如何动作，正不知所措地等着听从T．皮尔斯的使唤。他手上的文件和拍纸簿最后总算整理妥帖，终于开口道：“嗨，鲁迪，我们认为取证应从我们公司指定的发言人杰克·昂德霍尔开始。”
我早料到他会来这一手，而且决定要加以反对。“不，我不这样想，”我多少有点紧张地说。尽管置身于他乡异地，又处于敌手四面包围之中，我依然竭力使自己处事冷静。我不想从公司指定的人开始取证，这有种种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这主意是他们提出的。今天是我在取证，我不断地这样告诫自己。
“请重复一遍好吗？”
“你已经听见我的话了。我要从杰基·莱曼西支克开始，也就是那位理赔员。但我首先要看档案。”
欺诈案的核心是理赔档案，亦即总部理赔员保存的全部来往书信和文件。在一桩头绪清楚的欺诈案件中，理赔档案是对一个接一个反常现象所做出的准确得令人吃惊的历史描述。我有权得到全部档案，而且早在10天以前就应该收到。德拉蒙德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埋怨他的当事人办事拖拖拉拉。基普勒毫不含糊地下达了法庭命令：档案必须在我今晨到达后立即交给我。
“我们认为，最好先从昂德霍尔先生开始，”T．皮尔斯口气有点犹豫。
“你们怎么想与我无关，”找说，语气激动，义愤填膺。“我们要不要给法官拨个电话？”我嘲弄地问，十足的神气活现。
基普勒虽然不在场，他的权威仍是这儿的主宰。他的命令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我提出的6名证人，今天上午9时必须到场；取证谁先谁后，完全由我斟酌决定。在我同意他们离开之前，他们必须时刻听从我的安排。命令还给我开了一道方便之门：我在开始质询和深挖细找之后，如果必要，还可以追加别的证人。我当然要追不及待地威胁他们，给他大人阁下打电话啰。
“呃，我们，啊，我们，呃，杰基·莱曼西支克有点问题，”皮尔斯边说边紧张不安地瞧着已经向后缩到门边的4名公司雇员。那4位先生个个坐立不安，像接到统一号令似的全都低着头，在仔细研究自己的双脚。坐在我正对面的T．皮尔斯在竭力挣扎。
“什么样的问题？”我问。
“她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
我一听不由得张大了嘴巴。我确实是大吃一惊．猛然间变得无话可说。我两眼瞪着他，竭力使自己恢复镇静。“她什么时候离开公司的？”我问。
“上周末。”
“上周末？上周四我们在法庭上的时候，你知道这件事吗？”
“不。她是星期六离开的。”
“是因为合同期满？”
“她辞职了。”
“她现在什么地方？”
“她已经不再是公司的雇员了，不是吗？我们不能让她作为证人。”
我看了一下笔记，想挑出其他几个名字。“好吧。托尼·克里科怎么样？他是初级理赔稽查。”
又是一阵坐立不安和挣扎。
“他也走了，”T．皮尔斯说。“他在裁员时被裁掉了。”
我鼻子上又挨了一拳。脑子一阵眩晕，我不知下面该如何是好。
为了不让人和我谈话，大利公司真的把有关人员统统解雇了！
“怎么这样凑巧呀，”我不知所措地说。普伦克、希尔和格罗眼睛盯着面前的拍纸簿，不愿抬起低垂的头。真想象不出，他们在写些什么！
“我们的当事人一直在定期裁员，”T．皮尔斯说，依然是一脸的严肃。
“那个高级理赔监理理查德·佩洛特怎么样？我来猜猜，他也给解雇了吧？”
“没有。他在。”
“那么，拉塞尔·克罗基特呢？”
“克罗基特先生离开我们，进了另一家公司。”
“这么说，他不是被裁掉的啰？”
“不是。”
“他辞了职，像杰基·莱曼西支克一样？”
“对。”
拉塞尔·克罗基特是那封“愚蠢之至”的信件的作者，当时担任高级理赔监理。我一直在急巴巴地等著录取他的证词，心里既紧张又害怕，就像这次来克利夫兰的旅程给我的感觉一样。
“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呢？也裁掉了吧？”
“没有。他在。”
接着是一阵长得令人无法相信的沉寂。人人都在无所事事地忙碌，等待尘埃落定后再行动。我在拍纸簿上仔仔细细地列出了我接着应该做的事。
“档案在哪里？”我问。
T．皮尔斯把手伸到背后，取出了一叠文件，从桌面上推给我。这些文件复印清楚，上面缚着粗粗的橡皮筋。
“是按日期先后排的吗？”我问。基普勒在命令中提出过这一要求。
“是的，”T．皮尔斯说，眼睛瞪着大利公司的4名雇员，像是想把他们一把掐死。
档案有5英寸厚。我没有开拆。“给我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再继续。”
“行，”T．皮尔斯说。“那边有个小会议室。”他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