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祚高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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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祚高门- 第7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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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应的,他们对于此前所公布的名爵官位的赏格也更加渴求起来。因为这是眼下唯一一条摆在他们面前,踏实可望的能够施展自身所长的一条道路。

    王师所采用的大规模围猎,是有着深厚的军事素养做基础,这是陇上这些势力们所不具备的。即便是强作效法,也只能流于东施效颦,反而抹杀了自身的优势。

    陇民的优势就在于个体的勇壮,当然并不是说他们的个人力量远远超过王师将士,王师因为有着更高一筹的组织联系,对于个人的武力强大与否要求便会适当降低。

    虽然陇民们在整体上的猎获要远远落后于王师队伍,但其中勇士事迹却层出不穷,频频有力搏狮虎乃至于单人勇杀熊罴的事情发生。而这些不断涌现出来的勇壮之士,也给陇民们在这场游猎中挽回了一定的颜面。

    对于这一类的勇壮之选,庾曼之也都充满了兴趣,并不因其人华夷与否便作高低对待,一概引入中军亲自接见勉励,除了原本的奖赏之外,还授予这些人牙门贲士的称号,高车骏马、夸武诸军。

    而这其中若有愿意投戎加入王师队伍的,起点便是兵尉营主的职位,或者直接收入自己的亲军督营,待遇可谓优厚至极。

    经过如此一番宣扬渲染,很快在陇民群体中便也树立起来一个概念标准,谁若以勇武而作自矜自夸,便先要看这人有无“牙门贲士”的称号,有没有高车骏马夸武诸军的经历。若连这些都没有,不过一个妄自尊大的弱鸡罢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场盛大的游猎也成了当下陇上最为引人瞩目的焦点事件,许多生活在荒蛮山野间的胡人小部落都闻风而动,不乏胡酋也率领各自部族勇士加入到这一场盛会中。

    因为这一点,整场游猎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甚至已经不再只独限于渭水河川。随着规模的扩大,不乏一些胡部聚居地包括晋民所生活的乡土也遭受到波及。

    这些参加游猎之众鱼龙混杂,多为勇武凶横之徒,虽然也有着一定的秩序约束,但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军法严明的王师军队。甚至就有的凶悍之徒为了增加猎获,专门搜索沿途周边一些弱小的胡人部落,直接夺取部落所饲养的牛羊、马匹之类,令人苦不堪言。

    对于此一类扰民过甚的恶件,庾曼之也并不视而不见,还是让人传告了一些命令,周边那些胡部若想免于侵扰,则就需要捐输一部分物货以补助游猎耗费,提前将物货运输到渭水河滨,王师接收物货之后,便会发放给这些部落一些信物旗令。

    凭此信物旗令,便可免收侵扰。若是有游猎队伍犯禁,这些部落都可凭此旗令行入中军乞告,王师自然会替他们主持公道。

    当庞大的游猎队伍浩浩荡荡抵达终点狄道的时候,整支队伍的规模已经扩大到将近十万之众。不独此前发出邀请的各方豪强悉数抵达,其他一些边远势力也都多有加入。

    直到这时候,许多事情已经根本无需再付诸言表,大凡稍具智力之人都已经很清楚,这一场游猎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游猎的过程中,诸多问题和纠纷也是层出不穷,但整体上没有造成太大的混乱。一场游猎下来,庾曼之这个王师督将在陇上的权威算是彻底树立了起来。

    而在狄道进行休整的时候,庾曼之也终于图穷匕见,开始公布各项行台政令。王师在归化统治任何地方的时候,首先排在第一点的便是人和地。

    政令中包涵这两个元素的,其中一条便是归籍拥甲告令,凡陇上之民无论晋胡之众,若能将自身所统部曲民众整编籍册、上交王师,自此之后便是王统治民,之后便不会受到王师的征讨打击。

    而紧跟着的下一条便是宗主督护,豪强整编籍册,依照其拥民多寡,各自授以规模不等的督护称号,按照十户一甲的比例,可以拥有数量不等的武装。

    除此之外,此前游猎所行经的渭水流域被规划出来作为宗主共业田,由王师与这些宗主们共同经营垦辟,所得收获半归公库,另外半数则由王师和这些宗主们按照比例均分作为养军消耗。

    作为回报,这些宗主们必须要遵从王师的征发号令,跟随王师讨伐不臣。

    除此之外,另有诸多小节,人才之间的出入任用、商贾的往来贸易之类,林林总总诸多事项,一时也难述尽。

    若是一开始庾曼之在上邽便公布这一系列的政令,陇民们多半应者乏乏。虽然跟中州的诸多刑令制度相比,这些政令可谓是优越至极,但也不乏敏感明智之士能够感受到这当中隐隐包含着的祸心,担心会被一步步的施加更大约束和索求。

    可是浩浩荡荡抵达狄道之后,王师的威严已经彻底确立起来。而且此前在冀县所施行的那些权益规令,其中受益者比如起始的六部督护们,在这长达两个多月的旅途中,已经充分感受到这些临时权位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于是更加不忍放弃。

    在最强大的几方势力都没有发声反对的情况下,其他一些稍弱的势力虽然数量杂多,但也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于是,在十月深冬时节,庾曼之便集结陇上这一众所谓宗主们杀马以盟,就此确立陇上之后需要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秩序规则。

1253 帝王心事() 
相对于江北的风云变幻,江东的局面在这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则就要平缓的多。台城基本维持着旧年风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发生。

    留守台城的几位重臣,尚书仆射卫崇本就崇尚浮华座谈,乐得居任无事。中书令钟雅倒有几分勤勉政务的心思,与行台配合继续推行江东各郡县的吏治整顿。光禄顾众垂垂老矣,一年倒有过半的时间居舍休养。

    还有一些南北时流高望贤长,得益于江北王师的壮阔前进,于台内高位荣享,屡获殊赠,对当下的处境局面也都没有什么不满。

    这几年的时间里,建康城内倒也涌现出一些少进的时流,譬如清谈雅胜的沛国刘惔、风采出众的颍川荀羡、以及克己恭礼的济阴卞迪等等。这些人或任事台阁,或受辟公府,也都不乏贤名清誉,被视为未来台城的后备力量。

    但是这些留守建康的时流后进们通常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事功事迹的加持,尤其在广泛的时议层面,远远比不上年龄相近的洛阳行台同侪,因此只被视作是二三流的时选,即便有一些名气,也只是在小圈子里流传,并不能得到普世的认可。

    因为有着洛阳行台霸府的存在,一应王命诏令发于天中,建康台城难免有形同虚设的意味在其中。不过这种情境,倒是比较符合中兴之初那些玄虚人事所崇尚的清静无为之治,台阁宫寺任事者无案牍之劳,无黎庶乞告,但却天下咸安、海内无事。

    虽然这一局面的达成方式不符合往年那些侨门高贤的设想,但最终局面倒是比较符合预期,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殊途同归了。

    台城局面清静闲散近乎落寞,但是生民处境却日益改善,人心多有安定。

    江东虽是偏安之地,但从南渡中兴以来,却实在看不到什么偏安的画面。从早年的豪强作乱到之后的门阀弄权,动荡频频,而江东的生民也少有享受到长时间的安宁。一直等到数年前建康那场政变,沈大将军归国定乱,荡平内外,自此之后,江东才再也没有了刀兵动荡的忧患。

    虽然行台北伐、西征各项军事行动始终没有停止,但此一类的兵事却多只发生在远在黄河之北或者潼关以西,江东本土完全无受影响。

    当然也并不是说江东本土便全无戈事,类似会稽南部的山越、江州所在的傒蛮,仍然偶有骚乱发生,但是规模俱都不大,也根本没有扩散的趋势,便被各地守备的郡兵们给扑灭。

    随着江北郡县日渐平稳,多有侨民分批回迁,也让民间各种侨土纠纷越来越少。以沈氏为首的吴乡豪强们放免荫户、奴婢风潮也持久不息,这些人口被放免之后,又让地方郡县凭添众多垦荒的劳动力,地方上的经营越来越有成效。

    这种地方事务的进步,江州的郡县反而将原本江东核心的三吴地区甩在了身后,这也是因为原本三吴之地开发便远远高于江州,如今江州后起发力,仍在奋力追赶。

    所谓府库盈实,户有余粮。有了稳定的生存环境,又有大片荒田可供开垦,生民自然不惜体力,耕织勤勉,乐颂盛世。像是往年那种成群结队的流民风潮,已经渐渐绝迹于江东。

    许多地方官员为了增加政绩,但又没有众多的亡户可供招抚,难免要将主意打到那些山野之间的蛮夷之众身上。将那些人众驱赶出山野,教以耕织,编户入籍。

    久乱之后,生民更知和平稳定的可贵,对于各种纷乱事迹更是深恶痛绝。即便是乡境之内有豪强不忿王法越来越严谨苛刻,损害他们乡资众多,但也根本就煽动不起来民乱。

    即便是偶有此类纷乱发生,甚至不待朝廷反应过来、调集兵众平叛,便不乏乡人直接将这些作乱乡豪检举扑杀。倒不是因为这些乡民更加的恭谨知礼,只是担心这些乡豪将他们久盼之下、来之不易的安稳生活打破。

    如是一种局面,即便是台城内有人不甘寂寞、想要以匡扶朝纲大义之名来振奋皇权威严,加强中枢权威而与洛阳行台角力,也根本就乏人相应。

    这一类的人事暂且不论忠奸如何,最起码的一点他们连皇帝那一关都过不了。

    洛阳行台创建最初一两年的时间里,不是没有人上书,谏言沈大将军势位过甚,强枝凌干,特别吴人出身的体格,未必能够获得北方时流的拥戴,建议朝廷还是需要再选任侨门贤才共领北伐事务。

    这一类的谏言且不论意图所在,最起码一点现实的障碍就做不到,那就是江东政变后,几家侨门深涉其中,但凡稍具才力者几乎无有幸免,也根本就挑不出来能够与沈大将军共同分担北伐事务的人选来。

    而这其中还有最重要一点,那就是皇帝的表态:“朕与梁公,私情以论,亲戚手足。在公而言,朕非厚德之主,屡有兵祸干阙,梁公数扶鼎业危亡动荡,擎国器于尘埃。古来贤臣,未过此数。

    当世之内,人臣之贤无过中兴诸人,朕之德力亦远逊先帝。先帝择梁公于微末,嘉赏重托,遂使社稷兴复达于中兴群贤难及之功。事实俱在,无由人非。朕非刚愎之主,亦难忍此类以谏言奸之论!”

    就连皇帝都如此旗帜鲜明的表示对梁公的支持,甚至不惜搬出肃祖,群臣即便还有什么遐思异议,便也都不敢搬在明面上去宣说讨论。

    只是私下里仍然不乏人作忧国忧民状,叹息此世本就不是王道昌盛的世道,此前便数有权臣凌越君主权威之上,到如今梁公沈维周更是加倍,恃亲恃恩恃功恃众恃才恃望,本身便已经达到历代权臣都没有达到的地步,如今皇帝又晦于见识,强阻言路。

    日后即便北伐功成,梁公也比羽翼更丰,待到鹰狼姿态毕露,天下更加无人可制吴儿。

    此一类的言论,皇帝不是没有听闻,而其私下里也有向亲近之人坦露心迹的时刻。

    “朕虽然不是雄才英断之主,但侥幸也有一二中人的材质。有识之士都能望见的前势,朕又怎么可能不知?自古以来鼎位更迭,本就不是始于本朝故事。当中凶险悲怆,让人不敢深思,大概德力俱不相配,天命岂能固守?”

    皇帝亲近之人本也不多,能够听到他这一番叹言的,无非卫皇后等寥寥几人:“后汉之延,三国并立,或有英流才士事迹可夸,无非暴虐世道、加害生民而已。世祖所以得国,概有其因,然则及后德行渐衰,诸宗亲所为,更无丝毫怀念社稷。天恩走转,祸于家门不止,更覆及天下苍生。”

    “诸夏未有之大祸生我家门之内,朕也非昏聩顽固之人,又岂敢再以德行自美。况中宗所以得位,本就立于人情苟且之际,无功无德可以彪炳于籍。我父因有雄才伟力,才能攒聚国势人情不崩。但朕却实在无有此等志力,顺承此位,冲幼之际便遭殃不断,历事越久,又怎么会不知鼎位之重,孤弱难撑的道理?”

    每每讲到这里,皇帝眉目之间却少有悲愤,可见自幼以来种种遭遇也让他越来越认清了现实:“世事真是欠于公允,朕本来就乏于志力,却无奈生于此家。我家姊夫才力、气概俱是优异之选,偏偏生长于吴乡偏远之地。人或谓其鹰狼不远,这又何尝不是世道当然之事?”

    “朕之往年,先受大舅摆布,后受母后斥教,未尝能有一日自主。就算如今再入于姊夫指掌,也不过只是旧俗常态罢了。世道余子讥我讽我,其中又有几人可以身捐难?朕非不爱大位,不爱祖业,无奈根基败坏,天眷早失,革鼎之患,不始于朕,祖宗有灵,也不会以此怨我。”

    “社稷传延至今,我这个所谓人主又岂敢再怀千万世之大愿?身前无功,但求身后有名。王业飘零江左,幸得姊夫这种志在寰宇的英才,因其身世所限,借我大义之名,收拾天下、再筑金瓯。典午失德之殃若能终于此世,即便是大位失守,我也能无憾此生。”

    皇帝能够神态平淡的讲述这些决不可道于别人的私密心事,但闻者听来却觉心惊肉跳,卫氏皇后即便久养于深闺之内,也明白这些言辞背后曲折绝不会像皇帝讲来这样平淡,其中之凶险甚至令人不敢深思:“即便陛下仁念在怀,梁公未必有感啊”

    皇帝听到这里,便不乏得意笑起来:“若真如皇后言,我能以胸襟小胜姊夫,这也实在可称快意事迹。但我闲来也有自忖,祖宗所留余泽,大概也不足为难他。如今天下势力半集在他手中,日后即便他难捺鹰狼志气,如何保全功名也是他该烦心的事情,即便不能顺取,骂名也该由他承担。我幼来命途多舛,平生少有安乐,如今才得几年悠闲,享乐尚恐时不我待,哪有余暇替他愁烦。”

    。。

    

1254 知足之乐() 
外人或言皇帝昏聩懦弱,不知自家鼎位早已摇摇欲坠,但事实上皇帝只是不愿意庸人自扰罢了。外间即便有抨议沈大将军的声音,但连堂堂正正面争于沈大将军的勇气都乏,又能奢望他们有几人是真正心怀晋祚社稷,恐于王业失守的社稷忠臣?

    再进一步讲,即便是他家姊夫权位被人颠覆,功亏一篑,那继而新起者成事之前或还高标大义,之后又会不会将他这个皇帝放在眼中?

    皇帝可是有着亲身体会,就连母子至亲,他的母后在世时明明已经归政于他,但每每还要对他耳提面命的训斥,继而酿成几年前的身死之祸。

    明白了这些之后,皇帝是真的懒于再将所谓大义名份滥借给那些心怀杂念但又才力不济之人。这可以说是一种理智的选择,也可以说是认命,但他以皇帝之尊,享国以来便难得自主,更有数次沦陷于兵祸之中,痛定思痛之后,又怎么敢对世道再报一二奢念妄想?

    最简单的一点,他家姊夫即便弄权专擅,但最起码还救了数次他的性命,与他还有着亲戚的情分。将大义名份借给洛阳行台,尚有希望完成讨伐胡寇、重塑山河的伟业。

    但若借给旁人,且不说那些人与他人情厚薄如何,最起码的一点,又会让江东政局陷入往年那种内耗撕扯的局面,此前种种壮功必将烟消云散。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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