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来看望时，老严正在驿馆高枕而卧。
刘秀进门了，老严仍然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假装睡着。
刘秀也不客气，直接走进了卧室。
刘秀也知道老严是假睡，就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肚皮说：“子陵能耐，怎么就不肯帮助我治理天下呢？”
老严不答腔，一动不动地继续装睡。
过了好长时间老严才睁开眼，不紧不慢地说：“当年唐尧那么有德行，巢父、许由尚且洗耳不仕；现在人各有志，为什么非要强人所难呢？”
看看老严讲话这么决绝，刘秀无奈，只好惋惜地告别说：“子陵啊子陵，我难道真的请不到你吗？”
但是，刘秀并没有真正死心。隔了一天，刘秀安排侯霸亲自去请老严进宫，说是要叙叙旧情。
老严欣然应邀。
到了宫里，老严跟刘秀共话同学岁月，不再倨傲，从容自然。
哥俩儿回忆起当年“峥嵘岁月”，不禁感慨万端，争言抢语，抚膝击掌，开怀大笑，夜以继日仍嫌不够。
一天，趁着谈性未尽，刘秀问老严：“跟当年读书的时候比起来，我现在怎么样？”
老严目空一切地说：“陛下比过去略有长进。”
刘秀听了大笑，当晚留下老严食宿。
晚上，刘秀跟老严同睡在龙床上。
龙床是皇帝夜晚睡觉的地方，也被当做一哥权位的象征，向来只能有一个男人来睡。
就像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谁当皇帝都不会允许除了自己和老婆孩子之外的其他人，特别是男人来睡。
这儿，刘秀对老严例外。
刘秀自扯旗造反以来，放下身段延揽人才，诚心诚意接纳贤士无数，开放龙床这是唯一的一次。
当晚夜深，老严又是假装熟睡，一边打着鼾，一边故意把一只脚压在刘秀的肚子上，好大一会儿才移开。
不少史籍记载刘秀这次同学相会，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有趣的细节：
次日一大早，太史官急忙忙地来求见刘秀，说是占卜发现有客星侵犯御座，情况十分紧急。
刘秀笑着说：“朕与老朋友共眠，难道就上感天象了吗？”
随即，刘秀当面委任老严为朝廷高级参议（谏议大夫）。
但是，老严坚决不接受，既不道谢，也不告辞，拂袖而去。
文叔，我们相交至深，难道你真的不知我心？
假如想做官，我在上太学时就是了。
世道变迁，官场污浊，置身其中，确实非我所望。
我本闲人，追求的就是遁迹江湖，心游万仞！
无论是王莽、更始，还是你文叔秉政，你可以改变的是现象，难道你能够改变现象背后的官场文化？
对不起，你给我的这条道上人多，太挤！
老严来到富春江边，继续过起了田园耕种、滩水垂钓的悠闲生活。
后来，在公元41年，刘秀再次特别征召老严，老严还是不答应出仕。
再后来，老严寿终正寝，享年八十岁。
刘秀闻听老严仙逝，伤心至极，万端惋惜，下诏有关郡县赐给“钱百万，谷万斛”。
老严以极为平常的心态对待位极人臣的老同学，对待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表现出超凡脱俗的修养和坚如磐石的淡定。
他选择这种人生态度，是他自己的权利，固然不能要求大家都来学习，但比之于那些是非莫辨、黑白不分的世风，比之于那些手握国家公器为私人玩物、中饱私囊而为害百姓的官场油子和蛀虫，比之于那些为谋取官位和利益不择手段、追腥逐臭、蝇营狗苟的势利之徒，品位和人格简直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论之。
至今，在浙江富春江一带，还有严山、子陵滩、子陵钓台等名胜，穿越千年时光，仍然隐约记载着老严归隐自娱的身影，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村夫莽汉笑谈老严往事，心生无限感慨。
羊裘一袭，遗范千秋！
史载严光年长刘秀二十来岁，哥俩儿是忘年交，哥俩儿虽然有不少共同点，但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哥俩儿上大学时能够相处到情同手足，可见相知相敬之深。
刘秀入世，从一个农村知青艰苦打拼，一直做到皇帝的位置；而老严出世，由品学兼优而浪迹江湖，甘做隐士逸民。
刘秀以极大的诚意邀请老严出仕做官，哥们儿共享荣华富贵；而老严选择终身与世无争，布衣粗食生活，是他的权利，也得到刘秀的充分尊重。
刘秀位及至尊不忘同窗情谊，表现出君王的恢弘大度和人文风范；而老严不事权贵，不贪利禄，笑看云卷云舒，也是十分的惬意！
刘秀会老严已经成为同窗情谊的千古传说和君民佳话，相信在今天，在世事浮躁、风起云涌的社会生活中，也会烛照不同人士尘封的心灵！
第四十章 吏治是篇大文章
在今天看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价值取向、基本追求和重要标志，很多国家都在朝这个目标艰难地前进，而在两千年前，刘秀已经有目的有意识地去做了，而且初见成效。
他明确要求，在国家法律面前，包括干部勤政廉政方面，大家都要平等地无例外地遵守；对于违规越轨者，无论开国元勋还是朝廷重臣，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皇亲国戚，都要一视同仁地严加追究。
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知道地方吏治好坏直接关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他又见多识广，认真研究过朝代兴亡，明白中央政府的勤政廉政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兴亡。
作为一个由普通农村知青，经过自己艰苦卓绝的打拼，一步步做到九五之尊的开国君王，刘秀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性上，都比一般皇帝更加清楚吏治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
他年轻时曾经被地方干部欺负过，也深刻体味过王莽大搞“劣币驱逐良币”引发的民怨沸腾、兵祸连接。
所以，他登基不久，就花大工夫整肃吏治，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为刘秀这方面的做法可以简单归纳为三句话：
一是恢复和完善自上而下的监察制度，二是大胆使用干吏从事监察工作，三是无论谁违法违纪都要一视同仁地严肃追究。
专门找茬的制度和专门找茬的人
王莽当政时，打着所谓的革新旗帜乱搞一气，在政治上黑暗和腐败透顶，过去行之有效的监察制度荡然无存。
王莽就像一只红了眼的打定主意要把野兔和山鸡偷偷往自己窝里叼的猎狗，无论如何也不喜欢旁边有猎人拿枪盯着。
他故意把整个社会政治生活都搞得乱成一塌糊涂，狠狠地涮了天下人一把，不让人们看清他的小动作，法纪、监察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刘秀一登基，就从制度上、用人上、查办重大案件上等多方面着手整肃吏治，首要之举就是恢复并且根据社会政治现实不断完善监察制度。
秦和西汉的前中期，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监察体系就比较完整了，主要负责人自上而下依次是御史大夫、监郡御史、郡守、县令长。
汉武帝刘彻时在全国设13部刺史取代监郡御史。
到了汉成帝时，他只顾得荒淫玩乐，国柄掌握在太皇太后王政君和王莽爷儿几个手里。
作为私心极重的猎狗，王莽等既想让人们说自己是顺从猎人的，勤勤恳恳的，又从内心里对猎人的监管恨之入骨，就来了个不动声色，狠狠地玩了猎人一把：下了猎人手中的枪！
王莽等人把帝国最高监察长官御史大夫明升暗降，晋升为三公，地位待遇提高了，经常参与朝廷的一些礼仪性活动，监察权却大大被削弱了：你就这样跟着皇帝玩，其他事少管点吧！
本来，在秦和西汉的前中期，御史大夫的职责是监察、弹劾百官，等于是副丞相，但比丞相跟皇帝的关系更为密切：丞相是干活儿的，御史大夫是管人的，而且经常按照皇帝的意图去整治人。
刘秀登基后，没有恢复御史大夫的监察职责，而是建立起以御史中丞为最高长官的监察体系。
御史中丞本来是御史大夫的常务副职，现在刘秀赋予他独立领导全国监察系统的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权力。
可以说，从朝廷到皇宫，从中央到地方，除皇帝本人外，凡是朝廷命官，都属于御史中丞监察。
也可以这么说吧，在帝国皇帝的领导下，尚书令负责带领中央和地方各级干部干活，是管事的，相当于前朝的宰相、丞相，而御史中丞是负责监察包括尚书令在内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干部为人如何和干得怎么样的，是管人的。
朝廷有重要会议和活动时，御史中丞与尚书令、司隶校尉位高权重，可以区别于其他高级干部，享有专席独坐的权利和待遇，称为“三独坐”。
在中央除了位高权重的御史中丞，在地方，郡县主要负责人也实行一岗双责，并且形成制度，郡太守、县令长既是本行政区域的行政和司法长官，同时也是监察长官，负责对辖区官吏的全面监察。
郡守定期（一般是春季）或不定期视察属县、属国，颁布政令，劝民农桑，提倡教育，慰勉孝子，选拔人才，接受信访，平反冤狱，但其主要任务还是考察干部和整顿吏治。
这时候，对于违法乱纪的县令长、列侯和其他干部，郡守可以立即给予逮捕治罪。
协助郡守工作的专职监察干部是郡督邮，除了服务和接受郡守安排的工作，他还在每年定期（一般是秋冬季）或不定期对辖区进行巡视视察。
县令长的监察工作跟郡守类似，设专职监察官廷掾开展工作。
这样，刘秀以极大的诚心和决心来恢复和完善帝国监察体系，效果是显著的。
这种监察体系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是监察工作和监察干部地位高，权力大，报酬高；二是从中央到地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实行分级别、多层次监察，分工合理，职责明确，也便于对这项工作本身的领导和监督检查；三是实行日常监察跟定期巡察相结合，专门机关的监察跟封疆大吏一岗双责相结合，提高了监察效能。
如果把各级干部跟监察机关比喻成猎狗跟猎人的关系，刘秀就力挺猎人，大力加强猎人队伍建设，给猎人提供了包括猎枪在内的很好的工作条件，猎狗们要是想耍滑头，玩猫腻，偷偷把猎物往自己的窝里叼，是非常困难的，成本和代价也是非常高的。
刘秀大胆使用一批干吏从事专职监察工作。
监察干部权力大，责任大，对整肃吏治、推进工作的影响也大，刘秀极为重视，选派高素质、作风硬的干部担任，并且支持他们大胆工作。
这样的一大批监察干部胸怀饱满的政治热情，爱憎分明，自律严格，求真务实，言行必果，他们通过艰苦的努力澄清了吏治，转变了政风，促进了各方面工作稳健有序地开展。
杜林同志是以一代通儒的身份担任刘秀王朝侍御史的。
当年他宁愿砍头也不跟隗嚣玩，威逼利诱不能改其初衷，历尽千辛万苦逃离隗嚣的魔掌。刘秀很钦佩他的学识和德才，征召并委任他担任侍御史。
这是一位典型的杰出的知识型干部。
老杜学识极为渊博，他熟读经史，明了章句，察古知今；他品行极为高洁，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自律严格，无论在西州隗嚣那儿还是在刘秀这儿，从不为权贵和个人利禄折腰；他威信极为崇高，从贩夫走卒、草莽强盗，到文人雅士、达官贵人，对他的私德和公德都无比推崇！
刘秀是慕名征召他的。起初，刘秀亲自考察他。
一次，在洛阳，这两位知识型君臣展开长时间对话。
刘秀问及经学典籍、天文地理、前朝旧事以及隗嚣统治下的西州地区的情况，老杜都据实回答；谈及天下大势和治国方略，老杜也条分缕析，娓娓道来。
刘秀非常高兴，十分满意，对老杜极为敬重，当即赏赐他很多车马衣裘和金银财物。
就在刘秀考察老杜的同时，老杜也在考察刘秀。
过去他对刘秀只是久闻大名，现在经过近距离接触，他被刘秀的君王气质、人文素养和恢弘大度所折服。
过去为了避难，老杜跑到西州地区，曾经宁死不要隗嚣的食禄，隗嚣为了请他出来做官千方百计，不择手段，也最终没能奏效。现在见到刘秀，老杜明白自己遇到了明君，决定跟着刘秀干，就欣然接受了刘秀的任命和赏赐。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老杜跟刘秀的学术思想是有着巨大差异的。
刘秀大力提倡今文经学。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犹饿死”，由于刘秀本人的大力提倡，特别是他登基后立即给予制度保障，学好今文经学可以做高官得实惠，所以，大家对今文经学大加青睐，而古文经学却乏人问津。
而老杜是学习、研究和传授古文经学的。
作为一名真正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学者，老杜无论年少时，还是后来到郡机关上班，无论在逃难避乱中身陷强盗的围攻，还是在西州隗嚣的威逼利诱和刺杀之下，他都手不释卷，经常认真研读经学，在彻悟理论、俯仰天地中神交古人！
老杜到刘秀的御史台上班之后，一些学者、学者型官员，甚至郑兴这样的著名大儒都慕名前来，要求拜他为师，学习古文经学，他高兴地答应了。
一天，老杜给卫宏等人讲学，拿出一卷他过去在西州得到的用漆写的《古文尚书》，让大家认真研读。
由于秦始皇的毁坏残害，长期不被官府重视，特别是由于即使学好了也不能升官发财，古文经学的师资和教材都跟学生一样奇缺。
这卷书是他的宝贝，即使在颠沛流离的绝境中，他也经常拿出来琢磨。
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曾经在兵荒马乱中漂泊，总是怕一不小心把这卷书弄丢了。我没想到今天能够遇到你们，希望你们把它妥善保管，把它流传下去，发扬光大。学习古文经学是枯燥无味的，而且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既然选择了，就希望你们不要后悔，不要懈怠，坚持下去。”
卫宏等人听了，更加重视古文经学。
正是老杜的大力倡导，加上郑兴、卫宏等学者身体力行，古文经学逐渐扩大影响，登堂入室。
难能可贵的是，刘秀的学术思想跟他的政治主张一样，非常宽容。刘秀在大力推崇今文经学的同时，也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允许和尊重古文经学的继承发展。他甚至还在公元28年1月主持过最高规格的会议，研究是否把它确立为官学，后来也多次安排有关人员研究过类似的议题，专修古文经学而走上仕途并且步步高升的也不乏其人。
必须说明的是，刘秀强化专职监察力量，并不仅仅为了查办案件，惩治干部，更重要的是，他寄希望于这种监察力量能够首先发挥校正施政行为、保障政策执行的职能。这在他重用古文经学大儒老杜上，体现得最为充分。
有一年，朝廷研究建立郊祀制度。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活动，非常重要的制度，是历朝历代彰显国体政体、宣布政治主张、表明政策导向、安排重大工作的平台和载体，是很有讲究的。
刘秀安排朝野各级干部，朝廷各有关方面认真研究，拿个方案来看看祭祀谁。
大家经过认真的反复的研究探讨和商量，除了杜林没有明确态度外，一致向刘秀建议：周朝郊祀后稷，我朝应该郊祀尧帝。
事关重大，刘秀单独召见老杜，想听听他的意见。
老杜认真慎重地对刘秀说：“后稷是周朝王室的始祖，所以周朝郊祀他。但是，尧帝并不是我们大汉皇室的始祖，大汉江山的建立跟他并没有直接关系，为什么要祭祀他呢？臣认为，我们应该郊祀我大汉朝的列祖列宗。”
刘秀认为老杜言之有理，当即决定采纳。
在这儿，尧帝到底是不是刘氏始祖并不重要，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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