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良、王以哲，强调“兰州为西北大计划之最重要战略根据地，部务以适当兵力预先控制”，并将部队保持于庆阳、镇原之线，以便于红军“向固原、预旺、盐池、灵武求得确定的胜利，接近黄河，有利于尔后打通友邦之步骤”。
通过上述资料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时中共中央与张学良之间已经在西北大联合计划问题上达成了具体的协议，双方在关于计划内容、行动步骤、大致的实施时间乃至东北军与红军公开联合起事后在西北的经营范围，也都有了重要的默契。
第四件事，则是双方商定立即由张学良负责送中共代表邓发（化名杨鼎华），经甘肃、新疆，前往苏联汇报一切，安排援助事宜。其实，此事早在第一次延安会谈中就已经有所商定，这次不过是进一步将其具体化而已。而张学良为此积极筹划和帮助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张确实对此作出了明确的承诺。
邓发去苏联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在第二次延安会谈过了20天后，邓发才开始动身。根据约定，刘鼎于6月3日前往延安城外之川口与周恩来等见面并带邓发经洛川前往西安转去新疆。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此行并非仅仅为了送邓发转去苏联，以及听取刘鼎近期工作的汇报，根据中共中央这时的布置，周恩来此行还负有十分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向刘鼎说明中共中央主张推动张学良响应西南两广事变，并递交中共中央为此起草的具体行动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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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初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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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时已有消息说明西南不稳，两广之陈济棠和李宗仁已开始揭旗反蒋，因此中共中央极力主张东北军与红军迅速做好在西北发动事变的一切准备。为此，中共中央专门拟定了行动计划书，由周恩来当面交待邓发与刘鼎转交张学良。计划书中除具体分析了当前的西北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及敌我两军态势等综合情况之外，“并将彼我两军关系，西北国防政府与苏联、外蒙关系及缩短准备时间等，均具体开列给张，坚定其信心并促其实现”。在具体布置了这一工作之后，刘鼎与邓发即一同于5日返回延安，致电王以哲派车接应，然后于8日抵达洛川，9日中午飞到西安，10日即面见张学良。据刘鼎事后电称，双方“纵谈良久，彼此称快”。可见张对于中共中央的这一计划也颇为动心。随后，张学良当天就亲自驾机飞至兰州，前往兰州民政厅为邓发办好护照，再派飞机送邓发到兰州，又打电报并写信给盛世才，其热心程度尤为引人注目。
6月初，中共中央意外得知两广发生事变的消息，当即转告王以哲：“据报粤桂军揭抗日反蒋旗帜，组抗日革命军，陈济棠总司令，李宗仁副司令，桂军夏威部未遭湘军抵抗，七日进占衡阳，粤军张达部将与夏会合，继续北进。”“此间拟派代表南下联络。”《周恩来致王以哲电》，1936年6月9日。王以哲也明确主张中共方面应当派人前去西南活动。
这种情况颇使中共中央感到振奋。中共中央除迅速选派联络人员交王以哲送出，分别派往两广和河北宋哲元等处进行联络外，立即开始筹划和部署西北发动的实施步骤。毫无疑问，对于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的发动来说，西南的反蒋发动是对西北发动的最有力的支持。一旦西南、西北乃至华北同时举起“抗日反蒋”的义旗，南京政府必将难以招架甚至分崩离析。因此，中共中央专门通电二、四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称：中国革命已经开始进入“抗日讨逆的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西南的发动就是这一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它“可以得到最广大的最复杂的各种抗日反蒋的力量的拥护，从共产党起一直到帝国主义，可以发展到最广泛的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的创立”。“我们的策略是在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而共产党在目前阶段最重要的任务，“首先是加速西北的发动来响应与配合这一发动”。
在6月12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更进一步提到了以西北发动响应西南事变的问题，有人明确主张：推动张学良加快发展，加强对两广的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加速西北抗日反蒋运动的发展，事情很清楚，“西南若恶化，对西北发动有困难”，因此“战略方针要适当的考虑”。毛泽东也认为：西南事变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一大推动力，已经成为目前中心的一环，对西北发动有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发动可提早时间”，当然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并以胜利为前提。
据此，中共中央决定提前西北发动的时间，并将前此与张学良商定和进一步向张学良提交的计划书内容，于6月16日详细上报共产国际请求批准。电称：
我们与东北军间的统一战线上层方面，业已坚定了张学良抗日反蒋的决心。……西北国防政府的局面，目前因两广的发动，华北宋哲元与四川刘湘等的酝酿，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宁夏、青海方面是打通我们与苏联地理关系的重要关键，目前还没有有利的情况，然而以红军与东北军两个西北主力起而举事，西北局面已能控制，西北国防政府已有他坚定的基础了。……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大体以红军一方面军经于甘北，二、四方面军经于甘南，以东北军一部入兰州，解决朱绍良，并控制兰州到哈密要道。因黄河的障碍，在结冰以前红军没有办法出至黄河以西或以北，因此只能使用东北军。西北国防政府应以兰州为中心，此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推张学良，我们则任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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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初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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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报告中，中共中央提出的主要困难就是经费和装备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中共中央担心的问题，也是历次谈判中张学良最关心的问题。两广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始终没有对中共中央的行动计划作出明确的响应，而是积极送邓发前往苏联，同时更主动派出自己的代表分别经上海和新疆与苏联进行联络，其目的也正是关心苏联的态度，担心事变发动后若无苏联的援助，几十万大军粮草弹药将无以为继。中共中央自然深知此种情况，因此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300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后，武器装备的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
6月16日，是中共中央在接近两年时间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电讯联系之后，正式恢复直接电讯联络的第一天。上述电报也是中共中央恢复电讯后给共产国际和苏联党发去第一份电报。在第一封电报中就详细解释迅速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实现西北大联合的计划，可见它这时已经成了中共一切工作的中心，并成为当务之急。其实，尽管此时中共中央在发动的时机方面要求共产国际给予指示，其内部已经就西北发动问题作出明确决定。其决定说：
甲、时局已起重大变化，这使中国革命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党的任务是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即实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
乙、西北国防政府已经有了迅速组织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
丙、西北发动的时机与部署，须以争取胜利为原则，依此原则并顾到各方面的条件。
这时，张学良在送邓发前往兰州后即转去南京，已不在西安。但周恩来仍为此致电王以哲，要求王以哲务必加紧准备，并约张学良回来后立即前来协商，以便提早完成西北发动的一切准备工作。电报明确说明：目前大局，两广发动后，宋哲元有加入说，云贵川湘亦在酝酿，大有造成全国抗日反蒋之可能，东北军发动时机业已成熟，一俟张学良先生回来，即须协商具体办法。西北国防政府之树立，此其时矣。吾兄乃东北军之柱石，务望对内部组织方面十分加紧。时局要求我们提早时间，大约一个月内即须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张学良归后，务请将以此意转告之。
但这时不仅张学良不在西安，而且王以哲也不在洛川。由于中共中央与张学良东北军的电报联系，仅由洛川67军军部一部电台负责传递，因此王以哲不在洛川，使得双方联络上不免出现时间差。再加上连天雨阻，不仅电报有时联络不畅，并且汽车也通行困难，结果这边中共中央急盼尽快发动东北军响应两广事变，创立西北抗日反蒋新局面，那边东北军为应付南京之军令，军事上仍在不断向陕北苏区推进，转眼间竟兵临“红都”瓦窑堡，使前线之红军与东北军随时可能爆发新的战争。形势一时竟变得十分严峻。双方又不得不为此而频频交涉。
还在6月11日，即张学良离开西安的第二天，东北军67军107师（师长刘翰东）、117师（师长吴克仁）及105师第3旅（旅长高鹏云）根据西北剿总发布的命令，分三路向蟠龙和安塞方向前进。由于这一带中共党政机关较多，后勤补给也多集中于此，红军和东北军和解后部队警戒和防务均已相当放松，加上主力部队已全部西去作战，而东北军推进之前又未打招呼，以致周恩来一面电告王以哲：我“党政贸易机关均不及准备，群众方面亦不无疑惧”，望“以后行动希能早日电知，俾得一致”，一面急调正在苏区东北方向准备对付汤恩伯中央军进攻的第29、第30军两军紧急增援瓦窑堡。但由于王不在洛川军部，西北剿总又是直接督令67军各师，王亦难加干预，故该两师仍继续前推。107师迅速占领了苏区后方之蟠龙镇，中共大批机关后勤机构和伤病人员来不及撤退和疏散，给整个苏区后方造成极大的震动。中共中央自然颇难理解。周于13日再电王称：“贵军此次前进事先既未通知，仓卒之间我方医院工厂党校迁移不易。且此种举动亦非双方捐诚之道。值此西南举兴，西北前途正须加巩团结，力谋抗日，如果重见干戈，决非大局之福。除电请贵师军长刘停止行动外，务请我兄暂停前进，并请电告贵军请示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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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初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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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红军主力集中甘北作战，陕北后方空虚已极，东北军大举推进，特别是直捣红色首都瓦窑堡，不可避免地会在红军及苏区群众心理上造成极大伤害。因此，中共中央将这件事看得相当严重和急迫。然而，周恩来的几封电报却未能使局势出现转机。虽然在12日当天，正在洛川的刘鼎就有电报来，说明王以哲部向苏区推进事实为西北剿总命令，现已通知停止，军部允许暂待二三日俟张学良返归再定下一步如何行动。可是，中共13日得到的107师司令部何东升副官送来的公函，却仍旧声称，该部“奉命向蟠龙镇及永坪镇、瓦窑堡各地前进”，要求红军“予以方便”。
在整个形势极端有利于发动东北军参加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之际，公开与东北军重开战火，自然不是中共中央所情愿的。何况第29军和第30军因距离较远，回防亦赶不及，故周恩来等仍不得不争取和平解决此争端。为此，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不能不再三致函107师师长刘翰东，说明与张学良、王以哲前此约定之双方地域范围，要求该军务必停止继续向前推进。为了能够证明双方高层已建立统战关系，李克农这时不惜将王以哲与周恩来的通电直接出示给刘翰东等人，此举不免引起王以哲极度不满。而刘翰东也并不因见到王电即停止前进。他表示：无论从剿总命令角度，还是从指挥部下角度，都难以取消此次行动，不如红军适当配置兵力，迟滞东北军前进，“以释群疑”。李克农虽亲去蟠龙向刘说明情况，刘还是强调汤恩伯部正在大举西来，瓦窑堡终不可守，建议红军放弃，以便东北军能够取得宣传资本，不使南京方面怀疑。李则坚持东线之敌并无进占瓦市企图，“我军奉命决在官路坡、杨高坡、涧山地进行顽强防御，巩固瓦市”。这意味着刘师其实并不真的打算停止不进，红军亦不愿放弃瓦市，东北军和红军之间停息了几个月的战火，难免还会重新点燃。
6月15日，王以哲来电解释原委，并致以歉意，形势才又出现转机。据说此次东北军北进，完全是因为王以哲离开洛川，而西北剿总中蒋介石分子又乘张学良不在西安、王以哲不在洛川之机，发布进剿命令，并急催前进，致使前方东北军将领只得听令而行。故王以哲此时才得以在西安电令67军所属前进各师停止原地不动，并将此一情况通报给周恩来。17日，刘翰东果然发来信函，通知李克农107师已经收到王军长电令，并于现地停止前进。而后，刘翰东、吴克仁两师分别退出了进占的永坪、蟠龙两镇，使眼看就要发生的冲突终于得到化解。
然而事情却并未能因此了结。这是因为瓦窑堡这时事实上已经成为战区，不仅南面的东北军，而且北面的高双成部，特别是东面的中央军汤恩伯部都已距离瓦窑堡不远，瓦窑堡要确保不失几乎没有可能，这一点毛泽东也早已看得清楚。因为红军此时在陕北后方之兵力只有第29、第30军两个军，这两个军又都是新由地方独立团刚刚扩编而来的，即使撤回瓦窑堡一带驻防，不仅人员较少，而且战斗力也不强，要抵抗国民党军的进攻，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其实，毛泽东早在15日就已经作出中央机关全部随主力西撤的具体部署。命令称：“甲、东北军现三路向瓦窑堡前进，昨日其左中两路已抵安塞、蟠龙，右路达下步塔，今日可到永坪。清绥敌人亦有配合前进可能。乙、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搬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及军委各机关准备移至洪德城河连湾一带，其辎重先行，并以杨家园子及吴起镇附近为转运休息地点。丙、军委决定：（1）恩来留守东线，指挥东面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敌人，并布置中央及军委转移。（2）德怀负责布置洪德城河连湾一带机关（红校在内）期于本月底完成。（3）林彪负责指挥沿途搬迁的机关部队并定十六日开始。”
幸亏15日作出这一决定，并且没有因为东北军的后撤而停止执行此一决定，否则中共方面的损失不知将有何等严重。这是因为瓦窑堡仅仅4天之后就在猝不及防中被国民党军占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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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初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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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本来根据王以哲通报，中共中央已经得知，由山西西渡黄河的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部将于20日开始由绥德方向向瓦窑堡推进。王以哲同时还明确表示：希望红军在瓦市不保时能够首先让东北军进占，以便东北军可以借此来向南京表功，显示东北军并未搪塞南京命令，以此掩南京耳目。而在红军方面，既然已经估计到瓦窑堡必失无疑，把它交给东北军而不是交给汤恩伯，也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中共中央也很快答应了王以哲的这一要求。负责瓦窑堡防务的周恩来虽寄希望于汤恩伯部不会倾巢而来，这时也不能不做相应准备，明确通知东北军不要远撤，以便必要时能让东北军而不是让汤恩伯进占瓦窑堡。双方并且约定，一旦两军靠近时，应各自向天放枪，以资掩饰。至于东北军进入瓦市时间，则视红军东线情形具体商定。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因发现汤恩伯部仅派两团兵力西进，中共方面当天动员全部瓦市兵力“决心抗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