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文魁- 第175部分

　　　　一边写信，他一边也想，赵达究竟为什么要弹劾自己呢？是因为往日的仇怨，还是特意揪出个曹家亲眷来刷名声，从而扩大自己的威望，甚至妄图扩充校事的权柄？对于赵达那种人，是勋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之。不过还好，看起来他的弹劾只是一个契机而已，曹操剥夺了自己的兵权，虽因弹劾而起，却并非认同了弹劾的内容——否则就把弹劾抄送自己看啦。那么，自己除了乖乖听命外，又该如何应对呢？

　　　　话说自己这些年，对曹操是不是太过惟命是从了？他让自己往东自己就往东，让自己往西自己就往西，只要不悖大义，不逆统一进程，几乎从无违拗，顶多也就半真半假地犯几天懒，请几天假而已。其实自己的身份乃是朝官，非幕府之臣也，与曹操分属同僚、上下级，却并非君臣——当然啦，表面上是如此，却并不代表实际也如此——太过听话，会不会反为人所看轻？赵达胆敢弹劾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觉得自己肯定逆来顺受，不会给曹操脸色瞧，所以也牵累不到他？

　　　　这都是先入为主之害啊。曹操是何等货色，他得志后将会如何猖狂，这年月没人比自己更瞧得清楚——也说不定贾文和是例外——所以尽量不触其怒。你说孔文举，如今会想到自己迟早要掉脑袋吗？还有荀文若，如今会料到自己最终的下场吗？在他们眼中，曹操不过霍光也，只要不犯路线斗争的错误，只要不起意谋害曹操，曹操就不会也不敢拿自己怎么样。

　　　　只有是勋明白，曹操一代枭雄，非霍光那种官僚可比也，逆鳞不可触！

　　　　然而如今曹操的逆鳞终究还并没有奓起来，他的骄狂，得在平灭袁绍，一统北中国以后才会逐渐显露。人都是会变的，在变之前即当变之后来看，自己是不是太过小心了？

　　　　王必之流才需要如此小心，因为他除了忠荩外一无所长啊，因为他把自己彻底地依附在了曹操个人而非整个集团身上。自己不同，自己身为姻戚，略有所长，亦为曹操多立功劳，更重要的是，自己所要博的乃是在儒林中的名望，或者在曹氏集团中的名望，而非曹操个人的信重。

　　　　况且，最近收了不少小弟，你必须得让小弟看清楚，你是曹家分公司的老板，而不是曹操手底下一个业务员——哪怕是最受信用的高级业务员——他们才有继续跟随你而不是直接往母公司跳槽的动力啊！

　　　　想到这里，是勋不禁冷笑一声，当即下令：“召韦曹掾来。”

　　　　九月秋收的同时，有榜文张贴河东各县，言郡守将重开官校，暂任奏曹掾韦诞为学宫祭酒，召聚学子，读书讲经。为了吸引士人前去官校学习，榜文中还特意说明，凡入学者，将下发一套朝廷才刚定正的三经（《易经》、《尚书》、《诗经》）当教材，学足一年，即归己有，并且身为郑门嫡传的郡守也会亲往讲学。

　　　　汉代的郡国学校，始创于孝景、孝武时代的循吏文翁，至平帝元始三年，由王莽颁布制度，各郡国统一设立。但是汉末动乱，就连太学都开不成了，更何况各地的学宫呢？也就名士大儒刘表在襄阳复兴过一回而已，余者大多废弃。

　　　　是勋重修学宫，再开官校，就是要向曹操表明：你让我专注民政，好，我就专注民政；但我说过自己搞印刷术是为了教化，如今干脆就把主要精力全都放在教化上给你瞧瞧。赵达那种屁话，我知道你是不信的，我这番举动，就是要全天下人都不信他——这也算是对曹操一种无声的抗议。

　　　　当然啦，抗议归抗议，是勋此举，政治上绝对正确，儒林中可刷声望，曹操又能拿他怎么样了？

　　　　河东郡内，世家大族很多，卫、裴、董、柳以下，家世二千石的就不下十家，子弟们大多在家中读书，虽有不少往赴许都太学，但年轻太轻的，家人还真不放心让他们跑那么老远，那么，去郡治安邑上官校，就是相当不错的选择。更别说低一等甚至两、三等的那些中小家族，家中藏书和师资都不足，子弟们也未必有资格、有门路上太学，如今听闻郡内官校重开，个个喜不自胜，奔走相告。

　　　　秋税收缴上来以后，官校就正式开课了，四方来聚的士人，下起十二岁，上到四十八岁，足有五百余名，这数字把是勋都给吓了一大跳。他事先已经拜访过各大家族，请出几名宿儒充任教授，又命法曹掾、精擅经学的乐祥总管其事——在原本的历史上，杜畿治理河东，即任乐祥为文学祭酒，负责文教之事。不仅如此，是勋还兑现承诺，自己隔一天就往学宫去开讲。

　　　　历代经学，可分为“我注五经”和“五经注我”两派学风。汉儒是“我注五经”，即先有经典，再钻研经典去探求其中的道理；宋儒则是“五经注我”，即先有自己的思想，再歪曲经典来加以诠释。是勋一直是奔着第二条路去走的，只是原本不敢太明目张胆而已，如今他师承也有了，名声也有了，一郡之内，唯他为大，那还有啥放不开的？

　　　　在学宫之中讲课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是勋就越是胆大妄为，甚至不惜彻底地扭曲经义。比方说，孔子曾经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直接骂孔老二主张愚民政策是不对的，应该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广大底层民众根本就没有接触知识的可能，强使知之，反而会出事儿。但是勋在讲这一句的时候，却干脆按照后世为给儒家洗白白而到处流传的不靠谱点逗方法，读成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倘若老百姓遵从你的政策，那便可以不加管束，倘若老百姓不肯遵从你的政策，那便需要先开发民智，教化他们。

　　　　如果说是勋当初私注五经，往里掺了一成的私货的话，那他如今在河东讲学，就足足掺了三成还不止。他要利用儒家经学，阐释自己觉得可以在这时代拿出来的崭新的思想，从而创建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正所谓和尚摸得我……啊不对，朱熹做得我便做不得？（未完待续。。）

第五章、汉语拼音

　　　　曹操南征袁术、刘备，以夏侯渊为先锋，直指寿春。袁术本以为官渡对峙，半年难决，故而听信了刘备的煽动，自合肥起兵，下成德，围寿春，谁料想刘馥守备寿春还不到一个月，曹操的援兵就到了。于是袁术大惊之下，临阵而走，逃回合肥，刘备知其人不可依靠，遂率部南下庐江，欲与孙策相呼应。

　　　　倘若袁术和孙策同时动手，说不定曹操就会抓瞎，但以这年月的通讯水平，就不大可能有军事配合如此默契的情况出现。孙策原本计划兵分三路，其弟孙权自丹徒渡江，以袭广陵，大将周瑜自柴桑率水师溯江而上，侵扰皖县——这两路都是虚的——自己亲率主力从中路得渡，接应袁术。然而左右两路才发，中军未动，就传来了袁术战败的消息，他干脆引军东进，直接去增援孙权。

　　　　太史慈在皖县阻挡周瑜，使孙军不能登岸，但因为缺少舟楫，周瑜开着船在江上来回乱蹿，子义立刻就抓瞎了。最后只好以不变应万变，分兵皖县、居巢，严密守备。魏延建议发一支奇兵自寻阳渡江，偷袭柴桑，被太史慈给否决了——想法很好，可问题咱没有足够的水军，哪儿那么容易渡江啊？

　　　　孙策主力放弃原定计划，转而东上，南来相合的刘备当场就蒙了，迎面便撞上了太史慈。关、张欲战太史子义久矣，撺掇刘备递去战书，来日单挑较量。太史慈得书不禁仰天大笑——信上写着关羽、张飞两个人名儿，要我一个打俩。哪怕是分开来逐一上也不成啊。你们以为我傻啊？当即批复应允。其夜却与魏延分道偷袭敌营。刘备大溃，败散无踪。

　　　　另一方面，曹操解了寿春之围，收复成德，全军团团围住了合肥城，袁术守备浚遒县的大将张勋亦献城而降。但是合肥城防坚固，袁术困兽犹斗，攻之不下。郭嘉劝曹操：“袁术无能为也。逼之急则死战，迫之缓则必走，走而后击之，亡无日矣。闻孙策已向广陵，若广陵有失，徐州危殆，不如往救广陵。”

　　　　于是曹操暂释合肥之围，东救广陵，可是还没到呢，就听说孙策已经退回去了。原来孙权年轻。急欲立功，不待其兄赶到便先期渡江。结果陈登亲守江都城，先偃旗息鼓，示之以弱，候孙军半渡时突然杀出，孙权大败，仅以身免。孙策得报，即驻军曲阿，暂停北上。

　　　　曹操来到广陵，召见陈登，握着他的手说：“是宏辅前荐卿为无双国士，卿在徐方，江东小儿安得遽渡？言真不虚也。”即解身着绨袍相赐，说：“江岸风大，观卿面白，不可过劳，须知养生也。”

　　　　南线的战事就此告一段落，曹操给陈登增加了两千兵马，然后即率部返回许都。这时候徐州北部的战斗也彻底结束了，因为官渡之败，袁谭被迫撤了开阳之围，退回青州，臧霸率军收复了整个琅邪郡——刘备就算回来，他也没地儿呆了。

　　　　所以曹操回到许都以后，就琢磨着等秋收完了，应该派臧霸去攻青州，派曹仁去攻并州，从两翼袭扰袁氏，同时自己前往收复酸枣等河南诸县。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统一了西线的军令，让是勋把兵权移交给曹仁。

　　　　是勋自到河东，已经整整一年了，此前诸事繁冗，还要忙着练兵、打仗，空虚的心灵可以被各种懊糟事填满，如今只专注于“教化”，时间变得规律起来，于是长夜漫漫，便难免无心睡眠。他在仔细权衡之后，干脆给曹淼写了一封书信，用相当文艺的语气倾诉了自己的寂寞之情。

　　　　在他想来，以曹淼的性子，倘若孤身一人，是肯定会立刻跳上马背，疾驰到河东来跟自己相会的，但可惜雪儿年幼，无法脱身——这要是在两千年后，抱着孩子千里探亲算多大的事儿？这年月可还不成，小儿才满三岁（虚岁），谁放心让她长途跋涉啊。是复倒是四岁了，或许能堪远行，但曹淼就未必会愿意管巳跑来陪伴自己。

　　　　所以呢，曹淼或者让甘氏过来，或者为自己另择一妾，都足以排遣寂寞。反正是大妇下的指令，管巳也不好多说什么。

　　　　信递出去了，然后也便抛诸脑后。身为士人之大妇，曹淼自然不会直接拒绝丈夫的要求，但她可以拖啊，拖一天算一天，自己要是痴痴地干等，那是平白找罪受。

　　　　他现在一天处理公务、备课，一天前往学宫讲经，空闲的时间不少，闲下来除了深切地感受到下半身不幸福以外，就琢磨咱再发明点儿啥东西好呢？是勋既不是实务官僚，也当不成技术官僚，无论火箭、造纸还是印刷，他都只能给出个研究方向而已，一旦东西发明出来了，该怎样革新，怎样进步，那便完全使不上劲儿啦，也不可能成天跑去督着，只好寄希望于李才哥之类的工匠。

　　　　要不然，试着研究活字印刷？

　　　　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术产生在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中曾经记载过，有个叫毕昇的发明过泥活字。那段话是勋大致还能背得下来：“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

　　　　有个相关印刷术的成语叫“灾梨祸枣”，那甭问啦，直白地告诉了大家伙儿，印板可用梨木或枣木刻成。可是毕昇用的“胶泥”又是啥成分？怎么配制？“薄如钱唇”的玩意儿手工得多精细？松脂、腊和纸灰的填料怎么配比？这些问题是勋想起来就头大。

　　　　要么用木活字？沈括那段后面还写：“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可见毕昇是尝试过木活字的，但最终放弃了。是勋知道，元代或者明代确实出现了比较实用的木活字，但相关记载都没有《梦溪笔谈》来得有名，他读都没读到过，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毕昇遭遇到的“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等问题该怎么解决？自己若不能给出个基本实验方向来，就现在李才哥那伙匠人的知识和头脑，肯定摸索起来跟瞎子一样啊！

　　　　唉，为啥别人穿越了就能造枪造炮，十年间统一中国，三十年征服世界，偏偏自己……为啥前世不知难而上，去学理工科呢？文科生穿来此世，确实有某些天然的优势，但也就抄点儿诗文歌赋而已。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真是难上加难啊。算了。还是搞点儿咱文科生能干的吧。

　　　　是勋曾经一度想要“发明”标点符号——这在穿越文里常见啊——然而此世的口语其实和书面语言还并没有拉开足够的距离，语音也较两千年后的普通话要复杂得多，汉语天生有一种音乐感，再配合各种语助词、语气词，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必标点，也不产生太大歧义，标点符号作用真没有后人想的那么大。顶多也就逗号和句号有用吧，可是点逗……古人早就会啊。

　　　　再说了，是勋如今想要歪曲经义，某些情况下还必须推翻旧有的断句，好方便曲解，所以……标点符号那是绝对不能发明的！

　　　　对了，既然想到语音问题，音韵学前一世还是多少学过一些的呀。是勋想到这里，赶紧去架阁上搜寻，很快便抽出了一套服虔所注的《汉书》，翻了半天，果然被他找到了——

　　　　魏晋之前，标注语音的方式很简单，基本上就是用一个音近的字去指代，所以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同一本书里可能出现类似于“财，读若裁；裁，读若财”的可笑情况。魏晋以后，反切兴起，据说源头就是服虔，然后从孙炎著《尔雅音译》开始，逐渐风行。简而言之，所谓反切就是用两个字，取上字的声母，再取下字的韵母和声调，用来标注一个新字的读音。

　　　　比起后世的拼音来说，反切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上、下字都含有一定多余成分，拼合时易产生障碍；其次，没有标准，同样表示声母f，可以用风也可以用丰可以用伏可以用发……第三，某些窄韵找不到可以标注的字。

　　　　古人为此一代又一代地做了不懈的研究，想出了各种解决的办法，然而在是勋看来——都不需要啥音韵学知识，只要懂得汉语拼音——那都不叫事儿啊。首先，部分文字，韵母天然接近声母的发音通道，从中很容易析分出纯声母来，比方说“夫”代f、“丝”代s、“特”代t，等等。还有部分零声母的字，最适合用来标注反切下字，比方说微、盎、埃，等等。

　　　　只要挑出这些字来，从其中寻找笔画最少或者最常见的，固定作为声、韵母的标记，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是勋还并不打算发明啥拼音字母（不管是用拉丁字母、注音字符还是用日文假名），因为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新概念可以抛，新符号则不易为士人所普遍接受。然而是勋相信，只要此方案能够大行于天下，过些年草书风行了，自然会有人给俭省成一种简单符号。

　　　　在此前提下，是勋还必须专门著文指出这年月还没几个人意识到的零声母问题、辅音语尾问题。再加上不以下字标准声调，而单列平上去入，一个字的新反切最多需要声、韵、尾、调四个文字或符号标注，虽然长了一点儿，但准确性大大提高。

　　　　这样一来，拼写障碍和统一标准问题就都解决了。剩下的窄韵、僻字……等先发现了再找办法补救吧。终究就连后世的汉语拼音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比方说“儿”、“二”这两个字，标音都是er，其实发音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