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甚至不把负伤军人的康复搬上银幕，甚至也不提及战争的目的。对于日本观众来说，只要银幕上的人物都尽心尽力地报“恩”，这就够了。因此这些电影在日本是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品。这些影片的赞助者知道，它们不会激起日本观众的反战情绪。
第五部分德之两难处境
德之两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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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人生观包含在他们有关“忠”、“孝”、“义理”、“仁”与“人情”的准则之中。在他们眼里，“人的全部义务”就像地图上的各个地域一样被明确地划分为几个部分。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生是由“忠的圈子”、“孝的圈子”、“义理的圈子”、“仁的圈子”、“人情的圈子”以及其他许多圈子所组成。每个圈子都各有特别的详细规则，人们评价他人不是从他的整个人格来判断的，而只是说他们“不懂孝”或“不懂义理”等。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指责某人不公正，而是明确指出他在那个特定领域内没有达到公认的准则。他们不是指责某人自私或刻薄，而是明确指出在某个特定领域里那人违反了规则。他们并不援引什么绝对规则或万灵准则。那些被认可的行为是按该行为所属的领域而定的。一个人在“尽孝”是一种行为准则；他只在“尽义理”或者“在仁的圈子”里又是另一种角色——在西方人看来如此。甚至每个“圈子”的规则也不是以一成不变的方式确立的。当其中的条件变更时，可能会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对主君尽“义理”是要求绝对的忠诚，但一旦主君侮辱其家臣，家臣即使发起叛乱也不过分。直至1945年8“忠”要求日本人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人。天皇在广播中宣布投降，改变了对“忠”的要求之日本人来了个180度大转变，表示愿与外来者合作。
这真使西方人迷惑不解。根据我们的经验，人是“据其秉性”行动的。我们区分好人和坏人【原文为：Separate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b，语出《新约》马太福音25：32，耶稣把聚集在他面前的万民分成义人和该诅咒的人，就象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以后就以分别绵羊山羊学来比喻区别好人坏人。——译注】，是看他们是忠诚不二还是背信弃义，是和衷共济还是刚愎自用。我们给人贴上标签加以分类，预期他们以后的行为也将类似于其以前的行为。芸芸众生，或是慷慨之士，或是吝啬之徒，或乐善易处，或存心多疑，或属自由派，或属保守派。我们期待人们信仰一种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始终如一地反对相反的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欧洲战争经验
中，
后，
月，
有通敌者，也有抵抗者，但我们不认为在欧战胜利日之后通敌者会改变立场，我们这一推测完全是正确的。在美国的国内政治论争中，我们承认有诸如“新政拥护派”和“新政反对派”这样的不同派别，并判定当新的形势出现时，这两个派别还会继续按各派特有的方式行动。如果有人从篱笆的一边转到另一边——如异教徒变为天主教徒和“赤色分子”变为保守派——这种变化必须被确切地说成是转向，并有与之相符的新人格形成。
西方人对统一人格的信仰当然并不一定始终是正确的，但它决不是幻想。在大多数文化中，不管是原始的还是文明的，男男女女都想像自己是作为某类特定的人而行动的。如果他们对权力感兴趣，使以别人对自己意志的服从程度为基准来测定其失败与成功。如果他们的兴趣在于为人所爱，那么在无人可接触的情况下，其愿望就得不到满足。他们总是想像自己或是威严公正的或是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人，或是一个以家庭为生活中心的模范。他们通常根据自己的秉性来塑造一个完美的整体【原文为德文Gestalt，可音译为格式塔，意为组织结构或整体。——译注】。这为人类生活带来了秩序。
西方人很难相信日本人能够在没有精神痛苦的情况下从一种行为方式转向另一种行为方式，我们的经验中并不包括如此极端的可能性。然而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矛盾——我们所认为的矛盾——却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中，如同统一性深植于我们的人生观中一样。对于西方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懂得在日本划分的各个生活“圈子”中并不包括任何“恶的圈子”。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行为，这只是意味着他们不把人生看成善恶两股力量相争斗的舞台。他们把人的存在看成是一场戏，这场戏要求在一个“圈子”与另一个“圈子”之间，在一种行动方针与另一种行动方针之间，刻意保持平衡，每个“圈子”和每种行动方针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善的。如果每个人根据其本性行动，每个人就都是善的。如前所述，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道德箴言只是证明中国人是一个需要此类东西的民族，这证明了中国人的劣等性。他们说，日本人不需要包罗万象的伦理性戒律。若借用先前已引用过的乔帯。桑索姆爵士的话来说，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根据他们的见解，即使不用包罗万象的原理，他们也可以充分说明坏的行为。每个人的灵魂原先都闪耀着德性的光辉，就像一把利剑一样，但如不经常砥砺，它就会生锈。他们所谓的“身上之锈”如同剑上之锈一样可恶。人必须像爱护剑一样爱护自己的人格。但是即使生锈了，在锈层之下闪闪发光的灵魂依然存在，如再擦它一下，就可重新发亮。
日本人的这种人生观使他们的民间故事、小说和戏剧在西方人读来特别不得要领——除非我们能像经常所做的那样改写一下情节，使之适应我们的要求：人物性格的统一，善与恶的冲突。但日本人不是这样看待这些情节的。他们的想法是主人公陷入了“义理与人情”、“忠与孝”、“义理与义务”之间的冲突之中。主人公的失败是由于沉溺于人情而忽视了“义理”的责任；或是由于他无法同时既偿付在“忠”方面所欠之债，又偿付在“孝”方面所欠之债。他为“义理”而不能躬行正义（“义”）。他迫于“义理”而牺牲家庭。如此描述的冲突是属于两种本身都具
人，
有约束力的义务之间的冲突，这些义务都是“善”的。在两种义务之间作选择如同欠了太多债的债务人所进行的选择，眼下他只得先偿还一部分，而将其他部分置之不顾，但他偿还一笔债务并不能因此免除其他债务。
有关故事主人公生活的这种看法与我们西方人的见解适成鲜明对比。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被视为一个杰出的人，是因为他们“择善而行”，并同恶人作斗争，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德行取胜”。故事应以皆大欢喜来结局，好人应得好报。然而，日本人却对英雄人物的“轰动事件”的故事有一种永不知足的嗜好。这些故事是说主人公在对社会的债和对名誉的债难以两全其美时，最终选择了死作为解决办法。这样的故事在许多文化中都成了教人屈从悲惨命运的故事，但在日本，正好相反，它是显示进取心与坚定决心的故事。主人公竭尽全力履行。某一义不容辞的责与此同时轻视另一种义务，但最后他们还得与他们先前所藐视的“圈子”了结欠账。
日本真正的民族史诗是《47浪人的故事》。这在世界文学中没有很高的地位，但对日本人却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每一个日本小孩子不仅知道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而且还知道次要情节。这个故事经常被人讲述、刊印，还被改编成一套现代的通俗系列电影。47浪人的墓世代是令人向往的朝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去祭奠，留下自己的名片，于是墓地周围经常是一片雪白。
《47浪人的故事》的中心主题是对主人的“义理”。在日本人看来，它描写的是“义理”与“忠”、“义理”与正义之间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义理”当然公正地取胜——以及“为义理的义理” 【原文为“merely giri”。日译本为“一遍义理”，意力只是走走形式。——译注】与无限的“义理”之间的冲突。它描写的是1705年的历史故事，当时正是封建制度的鼎盛时期，根据近代日本人的梦想，那时的男人就是男子汉，在履行“义理”对毫无勉强之意。47位流浪的武士把名誉、父老、妻室、姐妹、正义（“义”）等一切都献给了“义理”。最后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忠”，一个个自杀身亡。
Section 2
浅野侯被幕府委任为两个掌管全国大名定期向将军问候仪式的大名之一，这两位司仪都是乡下大名，因此他们不得不请宫廷中身份很高的大名吉良侯在必要的礼节方面给予指导。浅野侯家臣中首屈一指的聪明人大石——故事的主人公——如果在场，本会劝导他谨慎从事，凑巧，他正在自己的领地里，而浅野侯又极幼稚，不知道得向高贵的指导人奉献丰厚的“礼品”。另一位求教于吉良的大名的家臣们却老于世故，给这位指导人送了大量贵重礼品。因此，吉良侯不好好指导浅野侯，并且故意让他穿错在仪式中该穿的服装。浅野侯就这样穿戴全错地出现在那天的盛会上，当他得知自己受辱之后，便拔剑刺伤了吉良的前额，人们企图制止已来不及了。报复吉良的侮辱是浅野侯作为一个体面人的德行，也就是对名誉的“义理”，但在将军的宫殿中拔剑却又是
任，
违反“忠”的举止。在履行对名誉的“义理”方面，浅野干得很出色，但他没有尽“忠”，为此他除了剖腹自杀之外，别无它途。他回到自己的宫邸，穿戴整齐以迎此严峻考验，他焦急地等待着他最聪明和最忠诚的家臣大石的到来。他们相视良久，当诀别之后，他就按规定的姿势坐定下来，将刀戳入腹部，浅野侯用自己的手结束了生命。没有一个亲属愿继承这位违反“忠” 的准则因而引起将军不悦的故人的位置。于是浅野的封地被没收，家臣们成了无主的“浪人”。
若就“义理”的责任而言，浅野家的家臣对亡君负有与他一样剖腹自尽的义务。如果他们愿行对其主君的“义理”而剖腹自杀，那么就像他们主君剖腹自杀一样，是表示向吉良抗议，抗议他对其主君的羞辱。但大石暗自决定，剖腹不足以表现他们的“义理”。他们的主人因被传从其身居高位的敌人身旁拉开而未能实现报复，他们必须完成这种报复，他们必须杀死吉良侯。但这只能以违反“忠”的方式会实行，因吉良侯与将军极为亲近，浪人们不可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官方的允许去合法地进行报复。在较为正常的情况下，任何图谋报复的集团都会向幕府报告某计划，说明他们完成复仇行动或放弃这一行动的最后期限。这种安排使某些幸运者得以达到“忠”与“义理”的统一。大石懂得这条道路是他及他的伙伴们所不能走的。因此，他将曾是浅野家臣的浪人们召集起来，但并不告诉他们刺杀吉良的计划。这些浪人共有三百多人，根据1940年日本学校里讲授这一故事时的说法，他们全都同意剖腹自杀。但是大石知道他们并不全都具有无限的“义理”—— 用日语的表达方式来说，即“真诚的义理，——因此在报复吉良的危险事业中并不是个个可靠的。为了分辨哪些只是“为义理的义理”的人，哪些是有“真诚的义理”的人，他向他们提出了如何分配主君财产的想法，作为一块试金石，试探这些人。在日本人看来，这是一种考验，就像他们并没有同意自杀一样，因为他们的家庭会从中得益。关于分配财产的依据，“浪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大管家在家臣中受俸最高，以他为首的一派主张按以前的薪俸分配财产。以大石为首的一派则主张平分。一旦完全证实那些浪人中谁不过是“为义理的义理”之辈，大石同意大管家的财产分配方案，并让那些取胜的人离去。大管家离开了，并因此而获得了“窝囊废武士”、“不懂义理的人”和无赖汉的坏名声。大名判定只有47人在“义理”方面坚定不移，可让其参与他的复仇计划。这47个与他合谋的人发誓、不让任何信义、爱情、“义务”妨碍他们去实现计划。“义理”将是他们的最高法则。这47人割破手指，血书立盟。
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迷惑吉良。他们各自散去，并假装成忘却一切名誉的样子。大石经常出入于最低级的妓院，并参与有失体面的争吵。在这种放荡生活伪掩护下，他与其妻子离了婚——这是任何一个行将犯法的日本人通常使用的，而且被认为完全是正当的手段，因为在最后行动这可使妻子儿女免受他的牵连。大石的妻子十分忧伤地与他分了手，但他的儿子入伙当了浪人。
整个东京都在议论纷纷地猜测复仇的事。所有尊重浪人的人当然都确信他们会试图杀死吉良侯，但这47人却完全否认有此种意图。他们装作是“不懂义理”的人。他们的岳父们对他们的这种可耻的样子感到义愤，把他们赶出家门，并解除其女儿与他们的婚姻。朋友也耻笑他们。一
天，
中，
喝得醉醺醺地正与女人们一起狂欢作乐的大石恰被一位密友碰上，大石甚至在他面前也否定对其主君应尽的“义理”。他说：“报复？这是一件傻事。人应该享受生活。任何事情也不如喝酒和玩乐痛快。”他的朋友不相信他所说的话，从鞘中拔出大石的刀，期望用它的闪闪光泽证明刀的主人是在撒谎，但是，刀上却满是锈斑。这位朋友不得不相信他的话，一气之下。在大街上踢了烂醉稍大石一脚，并把唾沫吐在他身上。
其中的一位浪人为筹措复仇的经费，把他的妻子卖入了妓院。这个女人的兄弟也是一位派他发现复仇之事已被妹妹知晓，于是就用自己的刀杀死了妹妹，并争辩说有了这一显示其忠诚的证明，大石便会把他列入复仇者行列。另一位浪人杀死了他的文人。还有一个浪人让其妹妹去当仇敌吉良侯的侍女与妾，使浪人们能获得宫内消息，告知他们何时可以动手。结果复仇完成之这位女人不得不自杀，因为她必须以死来洗刷曾侍候于吉良侯近侧的污点。
12月14目的雪夜，吉良举行了一次“酒”宴，担任警卫的武士们喝醉了。浪人们袭击坚固的吉良邸，砍倒了护卫的武士，然后直冲吉良侯的卧室。他不在那儿，但他的床上还有点热。浪人们知道他就躲在邸内。最后，他们终于发现一个人蜷缩在存放木炭的小屋内。一个浪人用其长矛戳过小屋墙壁，但当他投出长矛时，发现矛头并无血迹。其实，该矛确实刺中了吉良的身体，但吉良在矛头抽回去时用身上的和服袖子擦去了血迹。他的这一小伎俩当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浪人们把他拉出小屋。但他声言他不是吉良，他不过是大管家。在此关头，47人中的一个想起了吉良曾因被浅野侯在殿上刺伤而留下了伤疤，根据这一伤疤，浪人们认出了吉良，并要求他就地立即剖腹。吉良拒绝了这一要求——这当然证明他是个胆小鬼。于是浪人们就用他们主君浅野侯剖腹时用的刀，砍下了吉良的头，并合乎礼仪地洗净这个头颅。他们实现了愿望后，列队出发，把两次染过血的刀和割下的头颅送往浅野的墓地。
整个东京得知浪人们的壮举后掀起了一片狂热。曾怀疑浪人们的浪人家属及浪人的岳父们争先恐后地来拥抱他们，向他们表示敬意。一路上大藩的诸俟盛情款待他们。他们行至墓地，不仅供上首级和刀，而且还供上一纸致七君的禀告文，这份禀告文至今仍被保存着。【据福本日南《元禄快举录》，墓前禀告文是后人捏造的。——日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