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营养，放羊的任务交给了王淦昌，他乐此不疲。
放羊这事一举两得。一，奶羊产奶能够帮助他增加营养，增强体质；另外，奶羊要吃草，要到处去放牧，他自己就牵着它，在湄潭转来转去。
王教授穿了个袍子，牵着个羊，他还欣赏欣赏这个风景，他说挺好，在外面空气也好，所以他也蛮高兴的。
记得有一天嘛，天黑了，结果羊回来了，羊自己已经跑回家了，王淦昌没回来，王淦昌没回来，这个王淦昌夫人就老到门口去看看，怎么搞的，很晚了，王淦昌回来了，夫人就问他，羊呢，啊呀，王淦昌想起来，羊还丢在山上，羊还丢在山上，他说他要去找羊，夫人说，羊早回来了，说你在哪呢？然后那天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时候的交通非常地不方便，通讯也不方便，然后浙大还订了许多国外的、国内的一些学术杂志刊物，这种学术杂志刊物是隔一段时间来一下子，隔一段时间来一下子，来一次就是一堆，来一次就是一堆。那天正好来了一些资料，王淦昌看啊，看啊，看入神了，他也忘了，不光忘记了回家，当然更加就忘了羊了。
在湄潭的十字街头，牵着奶羊的大学教授王淦昌，一边走一边思考物理学的前沿问题，由于没有进行实验的条件，关于中微子的探测方法只能依靠脑力。
王淦昌的论文在美国发表5个月后，美国物理学家艾伦就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实验报告——《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
美国青年物理学家艾伦就是按照王淦昌先生的思路，成功地探测到了中微子的踪迹，这是当时是一个轰动世界的事件。艾伦也在他论文里面明确的讲，我的这个发现，所依赖的就是王淦昌先生的思路。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在1947年发行纪念刊《近百年来科学之进步》，王淦昌被列为贡献人之一。40年后，美国科学家莱因斯首先发现中微子，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对此王淦昌曾感叹说：“那时我只有三十几岁，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个黄金时代，但令人遗憾的是，那时的设备条件太差，许多好的思想和理论无法进行验证，如果条件能够稍为好一点，我相信我们会做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
与诺贝尔物理奖擦肩而过的王淦昌没有想到的是，十多年后，他的学生李政道会为自己弥补终生遗憾。
第七十三章别样的长征（21）（）
1957年，31岁的李政道与35岁的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度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然而，李政道在1944年的一个选择，差一点让他与后来的诺贝尔奖无缘。
1944年的那个夏天，李政道来到湄潭后不久，得知了母亲已从上海移居到重庆的消息。贵州紧邻四川，路途不是很远，李政道便前去看望母亲。回程的山路上，他乘坐的卡车失事，李政道背部受伤，被学校接回湄潭养伤。养伤期间，他得到了束星北精心的照料。
李政道去过束星北教授家几次，束教授都是很热情款待的。那时物质条件是那样的缺乏，特别是有一次，束教授家好不容易搞到一只鸡。能吃上个鸡呀，几个孩子都很馋，那时候小嘛。但束教授却把鸡腿给了李政道吃，而自己家的孩子没有鸡腿吃。那时束家的孩子小啊，所以印象很深。他们当时很气愤，心想，为什么不给我们吃鸡腿？我们是你儿子啊，没有得吃，而给他一个学生吃。现在我们就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这些教授们太爱才了。他们大概当时发现了，李政道有天才，所以对他特别地照顾，他们把自己的科学梦想寄托在一个学生的身上了。
国立浙大的老师对李政道的关爱，使他永远不能忘怀。
不久后，束星北教授接到国民政府军令部邀请，让他担任技术顾问，研制高科技军工武器，一心要科学报国的束星北就去了重庆。
这时候，全面抗战进入第七年，日军发动豫中会战、长衡会战后，又在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发动桂柳会战。
中国军队第4战区，在战区司令官张发奎指挥下，以桂林、柳州为中心对日军进行防御作战。与此同时，中国援缅远征军方面传来消息，特种兵严重缺员，国民党政府随即发出10万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就是十万青年，十万兵的运动，当然这里面有为小蒋接班储备人才的影子。
这场运动波及到全国大多数高等学校，说是大多数，那时在全中国未沦陷区，也能有几所大学？在国立浙江大学内，一批学生决定弃笔从戎，参加青年军。
李政道当时和普通民众一样，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嘛，是在这种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他是已经报名参加青年军了，是准备投笔从戎了。
一天，王淦昌教授收到一份从重庆发来的加急电报，发报人是自己的同事兼好友束星北，尽管王淦昌此时已是物理系主任，但束星北还是几乎用命令的口吻说：“你要看住李政道！”就在几天前，李政道写信告诉束星北教授，说自己要参加青年军，到抗日前线去。
当时束星北教授已经在重庆了，在国民党中央军令部里，在那里研制雷达呢。他听到李政道准备参军的消息以后，他是马上打电报给王淦昌教授，让王淦昌教授看住他，说这个年轻人不能当兵，谁都可以当兵，他不能当兵，一定给我留下来。
第七十四章别样的长征（22）（）
王淦昌教授收到电报后，马上把受伤还未痊愈的李政道接到自己家中养伤，轻易不让出门，并苦口婆心的加以劝说，这才断了李政道从军的念头。但是，身在重庆的束星北教授依旧不放心，他最终决定把李政道接到重庆。李政道伤势痊愈后，在束星北推荐下，进入了在昆明落脚办学的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师从束星北的好友，物理学家吴大猷教授，继续攻读他心爱的物理学。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李政道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31岁那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离开浙江大学53年后，在浙江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李政道感慨地说道：“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
1944年10月22日，贵州遵义城北50公里处的娄山关，开来了一辆当时当地很罕见的小汽车。
驾车的是一名英国人，名叫李约瑟。他的身份是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副驾驶上坐的是他44岁的妻子李大斐。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考察4年前搬迁到此的国立浙江大学。
李约瑟原名约瑟夫？尼达姆，1900年出生在伦敦，23岁时获得剑桥大学冈维尔？凯思学院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又以研究生物化学而闻名。31岁时他出版《化学胚胎学》一书，被称为“化学胚胎学之父”。1937年，在三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李约瑟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他还特意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古代文人才有的号：“十宿道人”，而中国人记住的则是他的中文名字：李约瑟。
李约瑟在1942年到1946年的时候，作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个会员，作为一个生物化学家，搞生物胚胎学研究的一个学者，那么被英国政府派到中国来，进行抗战期间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考察。
1942年，李约瑟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来到中国，援助战时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他亲自驾车，走遍中国大后方的十个省，访问三百多个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六个月前，李约瑟已经到过国立浙江大学，但只是匆匆路过。这一次，他是受校长竺可桢的邀请，专程到遵义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李约瑟是中国科学社的名誉社员。
中国科学社是1914年，由赵元任、杨杏佛等7位中国留美学生发起。在哈佛大学学习气象学的竺可桢随后加入。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
第七十五章别样的长征（23）（）
国立浙江大学历经五次搬迁，最后落脚在贵州的遵义和湄潭两地，并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一定发展。校长竺可桢希望借助李约瑟，让世界了解流亡到大后方的国立浙江大学。留学过海外的竺校长深知，科学是要在互相学习和交流中，才可能得到发展的。
这一天下午，李约瑟按原定计划抵达遵义。这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出现后，立刻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李约瑟穿的是长袍，穿的就是当时中国人最常见的服装，蓝色的长袍，戴了付眼镜，个子很高，像个猿人一样的，当时他在英国人里面可能也算是个高个儿的。
当晚，竺可桢校长设宴为李约瑟接风洗尘。席间，李约瑟对贵州遵义的茅台酒赞不绝口。后来，李约瑟爱喝茅台成为人尽皆知的事情。李约瑟告诉竺可桢，准备利用这次参加科学社活动的机会，在浙江大学考察三天。第二天，竺可桢便将李约瑟带到遵义以东75公里外的湄潭校区，参观理学院和农学院。
湄潭位于贵州高原北部，素有“黔北粮仓”之称。县城外湄江环绕，风景秀丽，当时的浙大师生曾为此感慨：杭州天然美，湄潭亦天然。
10月24日上午，湄潭北门外国立浙江大学的饭厅被布置成临时礼堂，四百多名师生挤在这里，倾听李约瑟的演讲。李约瑟演讲的题目是《科学与民主》，担任翻译的是教育系主任郑晓沧。竺可桢最小的儿子竺安也现场聆听了李约瑟的演讲。
李约瑟演讲的内容当然也是超出了竺安的水平的，再加上是用英语演讲，当时竺安他们虽然学了那么多年英语；和现在的孩子们一样，口语并不行。但是在大礼堂听课，听李约翰做报告的这个印象还是很深的，也能听出个大意。
演讲结束，竺可桢做简短的致谢词，随后便带着李约瑟到生物系考察。湄江边上，有一座名为唐家祠堂的院落，祠堂四周林木葱蔚，环境宜人。四年前国立浙江大学的生物系搬到了这里，但唐家祠堂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条件艰苦。
按照当时国立浙江大学实验条件，坦率地讲，只能说是土法上马，也可称作因陋就简，没有自来水怎么办，就在唐家祠堂外面弄一个支架，上面放一个大木桶，雇一个民工每天要挑二十多担水，既沉淀了，又通过竹管引到了罗宗洛先生的实验室，谈家桢先生的实验室，贝时璋先生的实验室，生物系就是这样来解决水的困难。
陪同李约瑟参观生物系的还有系主任贝时璋。李约瑟跨进唐家祠第一步后，便刻意放慢了行走的速度和力度，因为脚步稍重一点，这个实验室的地板就会颤动。如此简陋的教学条件，让李约瑟夫妇倍感惊讶，这里的生物实验室根本无法与他们所在的剑桥大学生物实验室相比。他们走进第一间实验室后，发现生物系的谈家桢教授正在与他的研究生围着几只五颜六色的瓢虫进行实验观察，内行的李约瑟立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第七十六章别样的长征（24）（）
谈家桢早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摩尔根实验室留学时，就开始以瓢虫和果蝇为实验材料，研究性遗传学和进化论领域的相关课题。
1937年，谈家桢被竺可桢校长聘为国立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刚入校门便随校一路流亡西迁。
西迁这一路虽然艰辛，但由于国立浙江大学选择的校址多为乡村，也给谈家桢教授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另一种便利。
当时浙大的教师，虽然没有很好的条件，但是他们充分利用了当地贵州所具有的现成的生物资源，学生们，下课以后，就到田野里面去捕捉各种各样的生物实验的材料，然后对这个材料进行深入地研究。
终年雨量充沛的湄潭，瓢虫种类繁多，数量充足。城外的树林里、湄江边，经常能看到国立浙江大学生物系的师生们捕捉昆虫的身影。就在李约瑟到来之前，谈家桢的瓢虫研究终于有了突破性的发现。
194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在唐家祠堂的实验室里，谈家桢观察瓢虫入神，忘记了回家。天色渐暗，他点起煤油灯，继续观察瓢虫，一个奇妙的现象出现了。对于当时的情景，谈家桢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瓢虫的鞘翅上，由黄色和黑色所组成的不同斑点类型中，在它们的第二代身上，它们父体和母体所显示的黑色部分均能显示出来，而黄色部分则被掩盖住。这种现象以前实验中从未发现过，我为之兴奋。”
谈家桢教授的这一发现，后来被称为嵌镶显性现象。两年后，美国《遗传学》杂志发表谈家桢的论文《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这一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学说和现代综合进化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由此谈家桢成为国际知名的生物学家。
李约瑟来参观的时候，谈家桢正在对自己的这一发现进行论证。
有形的物质条件和无形的物质条件都非常匮乏，都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生物研究，浙江大学的教授，居然做出成果来了。所以李约瑟是感到非常震惊的。他觉得他从当时浙大的这些教授，教师们的研究水平跟世界是几乎是同步的。
当时生物系在国内也是声名大震的，人们说中国生物学界的三巨头，贝时璋、罗宗洛、谈家桢当时都汇聚在了浙江大学。
湄潭的文庙大成殿是国立浙江大学的临时图书馆，李约瑟来到湄潭的第二天，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就在这里举行，出席大会的社员有39人。会上李约瑟作专题演讲《中国之科学与文化》，并聆听年会宣读的30多篇论文。其中数学系教授钱宝琮的学术报告《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引起了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关注。
会后，李约瑟专门拜访钱宝琮教授，深入交流中国古代科学。因为结识钱宝琮教授，李约瑟有了一个特殊的外号。
第七十七章别样的长征（25）（）
钱教授性格比较开朗，随便在什么情况下，都是谈笑风生。所以当李约瑟来的时候，他知道李约瑟名字叫尼达姆，他对孩子们说，你们要记牢，这个人呢喜欢火腿，怎么会叫喜欢火腿呢？尼达英语读音是需要，汉姆英语不就是火腿嘛。
钱教授是位名数学教授，他的英语远没有他的数学精确，他不晓得h不发音。他还认真的关照孩子和学生们，来的英国先生的名字叫想吃火腿，你们要记牢了噢！哈哈，教授也犯错啊。
这一天，被称为“需要火腿”的李约瑟，与钱宝琮教授一直谈话到深夜。
第二天，李约瑟即将踏上回程，就在出门的一刻，李约瑟突然做出一个临时决定，在湄潭多停留一天。
这首先是因为浙大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和基本上世界上的科学前沿，能够齐驾并驱的工作，这他在国内其他地方很少看到。
10月26日，暂住在湄潭卫生院的李约瑟一早起床洗漱后，就在竺可桢陪同下来到城内的双修寺，这里是浙大物理系所在地，物理系的两位教授束星北和王淦昌早已等候在那里。物理系与生物系同样简陋，转了一圈后，李约瑟情不自禁，感叹说：“在物�